2.2 文献综述

由文献检索结果来看，与“档案资源结构”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因此无法以其为依据来展开文献综述。但是，由于本书主要聚焦于来源意义上档案资源结构的变化，即公共档案资源和私人档案资源之间的关系和规则的调整问题，它主要表现为私人档案要求打破公共档案的“独断性”和“中心性”，从而谋求其在档案资源领域中的合理地位以实现自我对话和相互对话，故而本书的研究综述也是以此为逻辑而展开的。

2.2.1 基本背景阐述

根据第2.1节所建立的概念框架，可以确定本书的研究对象是“现代国家范畴内的现行档案资源”。在这里，由于对公共档案资源和私人档案资源的理解是建立在现代国家的基本范畴内，因此，要对两者的关系进行理解，就必须将其所处的基本背景“现代国家”作为认识起点。

自近代以来到20世纪中后期，是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巩固与发展的时期。美国著名史学家约瑟夫·斯特雷耶（Joseph Strayer）在对现代国家的兴起和发展轨迹进行研究时提出，那些一直持续至今的第一批欧洲国家制度，是在1100—1600年的法国和英国形成的，其基本特征为：中央政权以公民授权作为合法性保障，与地方势力展开博弈，最终建立起能够用于组织、控制大规模人群的强有力的国家机器。而今天我们看到的任何现代国家，都是以欧洲国家模式作为模板。这表明，近乎所有现代国家的建立和发展都是一个以建立起强大的中央政府为依据的中央集权的过程，托克维尔（Tocqueville）对此进行了深刻描述：“我敢说没有一个欧洲国家的政府不是不仅越来越中央集权，而且越来越管小事情和管得越来越严。”“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中央集权已在各处以千百种不同的形式扩大了。战争、革命、征服都促进了中央集权的发展，所有人都为扩大中央集权出了力。”伴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行政官僚”以其独特的优越性而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国家和社会的主导组织形式。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将官僚组织的发展作为现代国家的根源，这种组织形式主要依靠知识理性，因而其具有纯技术、高效率与普遍适用性的显著优势，具体来说，各项任务均以职能分工为依据进行分割和分配，各部门或组织间边界清晰、职责分明，工作具有常规性和可预测性。这些优势促进现代国家普遍采用官僚制度，进而建立起国家行政官僚。国家行政官僚的建立与继续发展，政府和官僚系统紧密相连，衍生出以相应的司法、财政、外交等机构和制度为特征的国家行政官僚体系，这个异常庞大的行政官僚体系是中央政府强大稳定的结果，也反过来构成对强大稳定的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撑。总的来看，从近代一直持续到现在，不论地域大小，也不论社会制度，各个现代民族国家在形成、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都受到欧洲模式的影响，尽管中央政府扩张和集权的程度不尽相同，但是都以“强大稳定的中央政府以及以相应的司法、财政、外交等机构和制度为特征的行政官僚体系”为基本特征，并且这种行政官僚体系不断从中央政府向社会扩散，社会各级组织和社会团体都变得行政官僚化。

“文件”是人们从事社会管理活动最基本的方式之一，它让所有的场合都形成了现成的规则和公式，没有书写的记录和官方文件作为支撑，很难建立永久的、非人格化的制度。现代国家所建立的强大的中央政府和庞大的行政官僚体系对“文件”工具的依赖性更大，因为行政官僚制度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行政措施、决议和规定都是以文字的形式提出和记录，甚至在某些必须以口头讨论的例子中也是如此。这个原则至少适用于初步讨论、提案、最终决议以及各种命令和法规。见之于文字的资料和官员的持续管理，两者共同构成‘办公室’。这是现代任何有组织行动的核心焦点”。总的来看，在现代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随着行政机器不断发展以及行政职能与事务的愈加复杂，业务效率和行政管理成为关注重点，而文件能够有效支撑和强化快速发展的各种官僚制度，其重要程度与日俱增，这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证据性）文件生成和保存的数量在不断攀升，这不仅为现代档案管理提供了主要内容，为设置独立性现代档案机构提供了必要性，为档案工作成为独立的社会分工进而实现档案的工作职业化创造了条件，也为档案学教育和档案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土壤。当然，这也导致行政效率成为现代档案系统的主要考虑要素。谢伦伯格（Schellenberg）总结设置国家档案机构的四个原因，除文化原因之外，其余三个原因都和政府事务密切相关，分别为：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实际需要；维护政权合理性的需要；政府公务的需要。布莱邦（Braibant）对此称，独立性的档案事业是为满足国家事务的需求而产生的，档案是一个国家、行政机构的记忆，一个不懂得保存自己档案的国家和行政机构，正如一个健忘的人那样，既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往哪里去，根本无法工作。

现代档案理论和实践都是在现代国家背景中生成和发展的，并在现代国家权力中取得了独立性的合法和合理地位，这必然导致其对政治权力的依附和维护，具有无可否认的政治性。这种政治性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被视为理所当然，甚至是档案事业的生命所在。特里·库克（Terry Cook）对此的总结为：“档案事业在传统上是由一个国家建立，为这个国家服务，作为该国统治结构和机构文件的组成部分。”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理解，一个国家的档案也就是该国制度、政体和政权的“分泌”并且必须反过来为这些要素服务，那么，公共文件和档案构成档案资源的主要内容并成为档案工作者的主要工作对象也就顺理成章了。正如鲍蒂埃（Bautier）所言：“在国家职能里产生的文件，是一个政府档案工作者要从事的第一任务，即使并非唯一任务，但也是主要任务。”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也建立在公共档案本身对国家和社会具有重大意义的这个价值认知基础上。谢伦伯格（Schellenberg）对此称，政府文件，不论是从它的金钱价值来看，还是从它的历史重要性来看，都是本国的一部最珍贵的汇集。

综上所述，现代国家背景中的档案（资源）带有明显的政治性特征，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公共档案资源构成档案资源的核心甚至是全部内容，公共档案本身也成为档案系统所关注的核心对象。到20世纪中期以后，相继有学者开始意识到档案资源背后所深藏的权力要素，以及既有档案资源体系对社会中的个人和群体的记录和记忆的忽视和排斥，他们在这个基础上，开始不断反思和追问“这是谁的档案和记忆”“应该保存谁的档案和记忆”“谁来保存档案和记忆”等一系列问题。

2.2.2 对公共档案的批判性研究

1970年，深受美国社会运动影响的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在美国档案工作者年会上发表演讲称：“我们社会中的文件、文档和档案的生成、保存和利用，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财富和权力来决定其分布。社会中最有权力或是最富裕的元素拥有最大的能力来发现、保存文件，并且决定什么可以向公众开放利用——这意味着政府、商业以及军事占主导地位。”津恩指出了档案工作者对根深蒂固的权力的无意识默许，以及其对边缘阶层、穷人、无文化的人，甚至是普通群众的社会偏见和忽视，对此，他号召档案工作者应该创造一个全新的文献材料世界来反映普通社会公众的生活喜好和需求。津恩关于档案资源以及其历史选择的权力不对称关系的论述揭示了档案事业所固有的政治性本质，正式打开了对“公共档案资源的中心地位”展开批判的大门。虽然津恩的观点在当时的档案界引发了广泛讨论和巨大争议，但是几十年过去，越来越多的档案学者开始意识到，档案系统对于权力，尤其是政治权力和精英阶层的偏向。“那些弱势的或是边缘性的群体不会生成文件，即使生成了文件，也不会保存在档案馆中”，因为“社会中的权力群体在档案上享有特权，只有他们的声音才会更多地被记录下来，并如此频繁地被历史所重申”，这导致的结果即为：只有关于社会的特定的文件和声音具有特权，而其余的则会被边缘化；只有公共档案资源才会被纳入档案资源体系，而私人档案资源则会被排斥或遗弃。

伊丽莎白·卡普兰（Elisabeth Kaplan）称，普遍对于档案的认知就是将其作为历史真相的载体，这种看法说好听点是“过时的”，说难听点则是“危险的”。因为档案文件不仅仅意味着“发生”，它是由个体或组织所生成、使用的，并反过来支持这些个体或组织的价值和使命，所有的这些过程都不能实现政治或者是文化上的中立。可见，档案与政治天然相连，政治权力也往往依赖档案的工具性。过去并不客观存在，它只存在于人的记忆和文字记录中，当记忆和记录达成一致时，不论什么，都可以被称为是“过去”。对此，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其小说《一九八四》中写道：

“谁能控制现在就能控制过去，”奥勃良说，一边慢慢地点着头表示赞许，“温斯顿，那么你是不是认为，过去是真正存在过的？”

温斯顿又感到一点也没有办法。他的眼光盯着仪表。他不仅不知道怎么答复——“是”还是“不是”——能使他免除痛楚，还不知道到底哪一个答复是正确的。

奥勃良微微笑道：“温斯顿，你不懂形而上学。到现在为止，你从来没有考虑过所谓存在是什么意思。我来说得更加确切些。过去是不是具体存在于空间里？是不是有个什么地方，一个有具体东西的世界里，过去仍在发生着？”

“没有。”

“那么过去到底存在于什么地方呢？”

“在记录里。这是写了下来的。”

“在记录里。还有——?”

“在头脑里。在人的记忆里。”

……

过去存在于记忆和记录里，而在对过去的处理上，“我们不能自我欺骗而忽略知识对于权力的服务，忽略知识在对权力的服务过程中是怎么被收集、存储、编目和保存的”。事实上，文件和档案的生成、保管和利用实际上都是社会权力的表达，它甚至发生在归档之前，因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选择什么东西应该被归档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权力的表达。对此，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称：“没有对档案的控制，政治权力也就无从谈起。”在这个意义上，档案工作者所做出的每一个关于保存什么档案的决定，都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性，也就是说，尽管档案工作者宣称自己是“公正的”，但是实际上，只有政治阶层或权力阶层才可以决定谁的档案材料可以被保存。斯蒂芬·克里滕登（Stephen Crittenden）称，社会层面落后的文件保管程序及其所带来的档案领域的“巨大鸿沟”都加剧了档案领域的这种无所作为和自我粉饰。德国档案学者汉斯·布姆斯（Hans Booms）对档案的这种政治性深表忧虑并称：“这种政治性会使国家意志价值凌驾于社会和文件定义之上，这是传统国家档案范例的最糟后果，也是必然后果。”档案系统的政治性偏见会直接反映在档案资源领域，突出表现为对公共档案资源的过多投入以及相应的对私人档案的有意或无意的忽略和排斥，这实质上催生了公共档案资源在档案资源体系中占据绝对主导和中心地位。古尔德·科尔曼（Gould Colman）在对档案资源的文化代表性进行研究后称：“档案领域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就在于其政治性所带来的偏见，而这种偏见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我们保存了大量的政府文件，尤其是国家政府的文件，而忽略了其他文化层面的大量汇集。”这种带有政治导向的资源偏向使档案资源在整体上呈现或隐或显的“档案鸿沟”或“档案空缺”。Hugh Taylor、Terry Cook、Sue McKemmish、Anne Gilliland、Eric Ketelaar、Randall Jimerson、Andrew Flinn、Verne Harris、Stephen Crittenden、冯惠玲、马林青、连志英等各国前沿档案学者，尤其是后现代档案学者，都意识到且承认这种“鸿沟”或“空缺”的存在。南非档案学者凡尔纳·哈里斯（Verne Harris）用“碎片的碎片的碎片”来形容社会上所保存的档案资源，称：“我们所保管的文件，经常是管理者的声音，那些下层社会的声音要么被官僚机构所过滤，要么直接被忽视而缺失。”档案事业对政治性的过多依附，最终引发档案领域的反思性自我拷问——“我们真的应该花费那么多努力来保管大量的体现官僚主义的官方档案，而不是保管体现人类生活的文件，体现艺术、音乐和情感的档案，体现人类为正义和人权而斗争的档案，甚至是体现这个星球本身的档案”？这一反思性自我拷问的提出在档案领域里面非常特殊，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因为该命题本身具有重要的转折性意义，更因为它标志着档案领域首次突破国家、地理等要素的界限，转而在专业系统内部达成了国际一致，即开始重点关注档案资源的“多元性”或“多样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档案新范式的到来。

2.2.3 对私人档案的建构性研究

大约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私人档案资源开始逐渐受到国际档案学界的关注和重视。1950年，法国巴黎举行的首届国际档案大会直接将“私人档案和经济档案问题”纳入会议主题，这是首次在国际意义上体现对私人档案的关注。后来，1956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第3届国际档案大会也同样直接将“私人档案问题”纳入会议主题。国际档案大会对私人档案资源的关注和重视毫无疑问地有效指引了各国对私人档案的积极关注。

我国对私人档案的研究处于“起步晚、发展快”的态势。20世纪50年代，在完全公有制的背景下，私人档案本身相对敏感，因而所涉研究较少。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行以及1988年《档案法》的颁布和实施，人们对私人档案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以“私人档案是国家档案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基本理念，学界对私人档案的研究热潮也就此铺开，相关议题主要集中在“什么是私人档案以及如何管理私人档案”等实践操作性问题上，针对私人档案的特殊类别的实例分析也较为常见，最为典型的当属家庭档案。

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牵头实施的“世界记忆工程”（Memory of the World, MOW）在各国逐步展开和推进，“记忆”和随后的“认同”概念逐渐进入国内外档案学者的视野，它们为认识和研究档案与档案管理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启发人们对档案、档案事业和档案工作者的职能进行反思，在实质上“表达了档案学者对未来严肃而认真的思考”。弗朗西斯·布劳因（Francis Blouin）对此称：“社会记忆观已对档案工作的完整性和理论基础提出了质疑，它将导致对档案的重新认识和界定，因此我们必须明确档案工作的局限和界线。而社会记忆，这种新的看待过去的模式，则超出了档案的范畴，它是从情景的视角来证实过去。”

我们记忆什么与我们如何记忆是直接相关的，即记忆的内容和记忆的载体、媒介和技术方式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包括档案在内的文献记录是被普遍认可的一种记忆形式。社会记忆的载体形式和传承方式有很多种，在这其中，物质文化载体是实现社会记忆跨时空和跨群体传播的重要依据。正如肯尼斯·福特（Kenneth Foote）所言：“不像那些短暂出现或刚出现马上就消失的口头或非口头行动，具有物理耐久性的实体、人工品和文献能够跨越人、地点和时间的限制。”同样，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也表示：“历史是上千年的和集体的记忆的证明，这个记忆依赖于物质的文献以重新获得对自己过去事情的新鲜感。”以记忆理念为基础，国内外档案学者试图在“记忆”和“档案”之间建立起理论关联，加拿大档案学家休·泰勒（Hugh Taylor）对此首先进行了尝试，他提出：“档案是一种文化遗产和集体记忆的体现，我们必须改变自满的、停滞不前的状态而将档案放在一个动态的社群社会中进行考察。”档案在文化记忆、个人记忆和基因记忆的遗忘、构建、重构和恢复中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是寻找遗忘记忆和发现过去记忆事实真相的重要载体，这个理念最终在第15届国际档案大会上达成国际共识。约翰·施瓦兹（Joan Schwartz）和特里·库克（Terry Cook）称：“记忆，和历史一样，根植于档案中。没有档案，记忆将会摇摇欲坠，过去的知识也会消退，共同经验所带来的荣誉感也会消散。”后来我国冯惠玲教授将档案与记忆的这种关系总结为“档案记忆观”，其主要内涵包括：档案是一种社会（或历史、集体）记忆的载体（或工具），是建构社会记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要素；档案馆是社会记忆的保存场所，档案工作者有责任通过自身的业务活动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记忆的建构、维护与传承；档案工作者的观念、工作原则与方法对社会记忆的真实、完整与鲜活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记忆与认同天然相连，故在论及档案与社会记忆时，“档案与身份认同”也不可避免地要进入视野。我国冯惠玲教授从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对档案在身份认同中的价值进行了考察，她认为：从纵深度来看，档案是贯通古今的历史长卷，可以为身份认同的历史主义分析提供追踪性、连续性的素材；从横断面来看，档案是覆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全景式图像，可以为身份认同的结构分析提供多视角、多层次的素材。由此，档案进入了集体记忆建构，继而进入身份认同，成为身份认同建构中结构性方法和历史性方法的有力支点。在其基础上，笔者以家族档案为切入点，将“档案与身份认同”的解释框架阐释为“档案-集体记忆-身份认同”，其核心观点为：档案并不直接产生认同，而是通过构建、重建、强化集体记忆来实现其认同价值，档案不是为了公众实现身份认同而生的，但是其身份认同价值却是档案的凭证属性和记忆属性综合作用的结果。具体来说，档案记录是原始的、可信的、经过固化沉淀并以合规方式传承下来的核心部分，可以为人们“寻求身份”和“获得认同”提供合法性凭证，深化和凝固身份认同的厚重感。而身份认同的实现又给档案增加了新的社会价值，有利于档案社会价值的实现，推动了档案信息资源的进一步开发。

总的来看，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外档案学界在档案和“记忆”“认同”之间建立了强有力的关联——档案是关于塑造和分享记忆的，借助记忆，社会群体得以找到认同并由此获得力量——这在实际上赋予了私人档案以合理的社会和文化价值，标志着私人档案在档案资源体系中合理地位的确立。正如利维（Levy）所言：“我们在以一种非正式的以及无意识的方式来管理个人档案，这些充满着各种珍贵的人工制品和记忆是他们留给我们的百宝箱。”这预示的理念为，档案的价值是文化性的和人文主义的，而不是官僚主义的，因为“私人文件也许从来都不会作为‘业务活动’的‘证据’，但是这类档案资源提供了社会记忆所需要的宝贵信息”。现在，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并认可：档案，不管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都能够“帮助当下和未来的人认识、回忆、重构‘过去’”，都能够“作为民主、文化、社群和个人认同的基础”。有学者将这种关于档案和记忆、认同、历史等问题的讨论统归为对“档案权利”的一种追寻。总的来看，在记忆和认同的框架下，私人档案开始建立并拥有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它被视为建构社会记忆和建立身份认同的重要素材和依据，属于国家档案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理所当然地被纳入档案资源体系中。

2.2.4 建立公共档案与私人档案的统一框架

伴随着国内外对公共档案的中心性的批判以及私人档案的合理性地位的确立，一系列新型档案资源理念应运而生——“档案应该更广泛地反映其所生成的社会”“档案应该反映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档案应该属于群众，并且为了群众，甚至是由群众而产生”“档案文件必须反映社会多样性和复杂性，而不应该只支持某个单一世界观或单一群体的需要”“档案应该保护所有公民的权利和利益”“确保社会档案保存工作的平衡”——这些档案资源理念都强调多元档案文本和叙事方式共存，并试图建立一个同时囊括公共档案资源和私人档案资源的总体档案资源体系，以此来建立全方位的社会记忆。因为某个具体的国家往往是由多族群、多社群所组成的多元文化统一体，故而反映其历史变化的档案资源也应该是多元而丰富的。

1970年，鲍蒂埃（Bautier）教授在第12次国际档案圆桌会议上首次提出了“总体档案”（total archives）的概念，他指出：“对于档案馆来说，这种对国家、地区或城市文献遗产进行保护的范围不限于公共管理活动所形成的文献，非公共组织集体、经济企业、家族和个人所形成的文献也同样应该引起关注。档案工作者应该将其责任放大到全部档案历史遗产，而不考虑它的时间、材料和法定地位。”在“总体”的框架下，档案资源就“不仅仅包括那些正式生成的、由专门档案机构进行管理的公共档案资源，还囊括社会上那些被忽视的，甚至是非正式生成的私人或私有档案资源”。而只有这样，社会中多元化的证据文本、记忆保存实践和机构、官僚统治或个人动机、社群视角与需求、文化与法律构建才能得到平等的认可和尊重。伊丽莎白·卡普兰（Elisabeth Kaplan）认为，这种资源体系在促进社会多元性和推动被权力精英所边缘化的群体的认同凝聚上具有重要作用。

总体档案资源理念将档案工作者从业务导向的、附着于权力群体的管理者角色中脱离出来，转而放置于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阐释。特里·库克（Terry Cook）认为：“档案工作者是建构社会和历史记忆的积极因素。在此过程中，他们不仅有义务保护或记录过去，还有责任把未来的需要和期望铭记于心，唯其如此，才更能反映社会的价值而不只是某些重要用户或传统用户的价值。因此，档案工作者要牢记自身的历史责任，增强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主体意识。”他警示档案工作者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价值和定位，称：“我们实际上在塑造受我们管辖的文献遗产的未来。我们在决定什么将被记忆什么将被遗忘，社会上谁将留名于史谁将被忽视，谁将发出声音谁将无声无息。”事实上，档案工作者在选择和鉴定把哪些文件放入档案机构时，便已然参与到社会“记忆什么或是遗忘什么”的构建中。在这个意义上，档案工作者应该以“社会记忆的积极构建者”为自身定位，将“保存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记忆”作为其历史使命与社会职责，而不是仅仅服从于社会和政治权力对于过去的未来记忆的塑造，支持那些权力和精英群体对于历史话语权的控制，他们“不应该仅仅支持接收和保管只反映社会某一个层面的大量文件，他们应该以保护全面社会记忆的目的来参与到文件的生成和塑造过程中”。更明确地说，他们应该“仔细考虑如何决定什么样的文件将成为档案，并尽可能地减少个人偏见来确保其保存的文献记录了社会的所有方面”。曾任美国档案工作协会主席的兰德·吉姆森（Rand Jimerson）更是直接地指出，档案工作者应运用其权力——决定什么文件应该为后代保存下来，并且向研究者解释这些文献——来满足社会所有成员的利益。他主张档案工作者，不管是个体还是群体，必须确保他们所保存的文件记录了社会所有群体的生活和经验，而不仅仅是政治、经济、社会和精英阶层的。档案工作者应该树立一种服务于社会中所有群众的利益的职业伦理，打破社会权力精英对于信息和文件的“控制”和“操控”，给予那些边缘的和沉默的群体以平等话语权，实现社会平衡，并且这种职业伦理势在必行。这些论述表明，档案工作者的社会职能或历史使命已经超越了詹金逊式的“被动接收者”和谢伦伯格式的“参与式文件鉴定者”，转而成为“社会记忆的构建者”，肩负着守护社会记忆完整性的历史使命。这样，档案工作者所面临的不仅仅是从各种公、私机构生成的各类数不胜数的公共文件中挑选出用以永久保存的档案，而是构建一个总体档案资源体系，这实际上预示着档案工作者在档案鉴定上的职能实现了向社会层面的大幅扩展。特里·库克（Terry Cook）对此的总结是：“档案工作者应该明白他们将哪些群体和哪些事情从档案记忆中排除，以及为什么要排除，然后，他们应该建立关于鉴定的策略、方法和标准来纠正这种情况……在鉴定文件时（包括保管期限和文件处置），档案工作者应该尽量避免文化偏见和预设，即档案鉴定应该像对待那些在官方机构文件中所体现的权力声音一样来照顾到那些边缘化的，甚至是那些‘沉默’的声音。”

为了使我们所保存的档案资源能更广泛地反映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不是体现统治者或者其他精英阶层的意志，部分档案学者开始将“社会视角”或“社会方法”应用在档案鉴定策略中。这条路径最早可以追溯到德国档案学者汉斯·布姆斯（Hans Booms），他是第一个直呼在档案领域应用“社会方法”的档案学者。根据布姆斯的理念，“社会”应确定其自身的价值规则，而档案则必须如实地反映这些价值规则。他提出：“如果确实存在一种有资格赋予档案鉴定合法权力的人或事物，那就是社会本身，是社会所表达的公共舆论——当然是在能自由表达的情况下。”布姆斯在传播学的理念之上，坚持“公众舆论体现社会价值”的理念，他主张档案工作者在对各类公众舆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制订一个完善的文献计划（Documentation plan）。文献计划自被提出以来，一直争议不断，其本身也从未在实践上真正落地实现，由于该计划本身在操作上的困难，布姆斯本人也在20余年后对其进行了批评和修正。1991年，布姆斯提出，应以实现社会需求和愿望的重要文件形成者的职能，也就是社会机构的职能来体现社会价值，而不是以公众舆论为基础，这样布姆斯形成了其“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的思想。总的来看，布姆斯虽然延续了让档案走出“公共档案”的思想脉络，其本人也呼吁“国家档案馆不仅有责任接收记录政府机关管辖区域内的官方活动的文件，也有责任接收非官方文件”，但是其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却又限于政府机构，导致其扩展档案馆接收范围的论述仅仅停留在口号层面。

另一种试图用文件记载更广泛地反映人类社会活动方方面面的档案鉴定方法是“文献策略”（documentation strategy）。1984年，海伦·塞缪尔（Helen W.Samuels）等人率先提出文献策略概念，后来塞缪尔又对其进行了详细阐释，即文献策略就是“形成一个计划以确保一个持续进行的问题、活动或地理区域有足够的文献保存下来”。文献策略试图从社会范畴中寻找鉴定的基点，它突破了传统鉴定过多注重文件形成机关的组织结构和文件外在形式的做法，转而强调通过对多机构之间的“合作研究”来将政府文件、私人手稿、特殊载体的图片和出版物融合在一起，综合反映社会的主要议题或职能。但是，由于文献策略在主题选择和确定参与机构上的困难，特里·库克（Terry Cook）称其最适宜于私人手稿和非法人文件，而不是政府或机构文件，这样，文献策略可以视为对传统鉴定方法的补充。到20世纪90年代初，塞缪尔将“机构职能分析”引入文献策略中，认为鉴定不应该是对具体文件进行校验分析，而是应该重点分析文件的生成背景，这样，鉴定的着眼点就转向依据文件形成机关的职能来判断其文件和档案的价值，这与库克后来所提出的宏观鉴定存在理念上的一致性。

同样秉持着“档案价值由社会决定，档案应该反映整个社会”的理念，特里·库克（Terry Cook）在对来源进行重新解释的基础上形成了“新来源观”，即主张赋予文件全面的来源，也就是说，档案的来源不仅应该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机构或职能来源，更应该包括文件的形成过程及背景，这就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关注“文件的内容”转移到关注“文件的运动过程”，从关注“文件的表层信息”转移到关注“文件的深层信息”。在新来源观的基础上，1989年，库克提出“宏观鉴定”（macro appraisal）策略，即对形成文件的社会职能，也就是将组织的背景和工作文化，以及公民如何与其进行互动、如何受其影响等要素来作为文件价值判定的依据。这样，宏观鉴定将档案工作者的关注重点从对单份文件的特征和内容分析转移到对文件生成的功能、流程和业务以及文件生成者核心职能、活动和客户之间的交互，进而从中寻找更广泛的档案价值。通过把焦点放在社会治理和“公民-国家”互动这个双向职能作用上，而不只是关注政府职能，宏观鉴定促使档案工作者能够为未来挑选和保存更广阔、更丰富的档案材料。虽然在很多情况下，“公民国家”的交互重点非常明显，但是，它们并不总是代表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边缘化的群体并不属于主流的民主共识，库克称：“除了散落在民间的私人文档外，边缘群体的声音很少能在公共机构的项目里得到体现，边缘群体的声音只有在和公共机构得到交互时，他们的声音才能得到倾听，因此，档案工作者必须细细聆听，才能确保这些声音得到倾听。”

上述这三种鉴定方法虽然在具体策略上并不尽相同，但都是以建设总体档案资源体系为目标，因而其在基本预设上都不谋而合，即：将社会价值列为档案鉴定的基点（尽管它们对社会价值的理解有所差别）；将社会本身等同于社会结构，并通过社会职能体现出来。这三种方法的使用都大大拓展了档案工作者的社会职能或历史使命，即超越了詹金逊式的“被动接收者”和谢伦伯格式的“参与式文件鉴定者”，转而成为“社会记忆的构建者”，肩负着守护社会记忆的完整性的历史使命。但是，这些方法在达到预期目标上仍力有不逮，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这背后的原因其实并不难理解。

一方面，社会职能往往建立在已经被识别的文件的基础上，即文件已经生成并建立了全宗或文件汇集，这所反映的假设仍然会指向那些更偏向于权力阶层的组织结构和等级架构，而那些普通群体或边缘群体的档案可能根本没有机会进入鉴定层面，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生成和保管文件。库克本人也称：“档案鉴定通常反映了国家机构、商业机构、宗教场所、学术机构和其他权力阶层所建立的权力关系。”

另一方面，这些策略都以将各类具有保存价值的私人档案资源收归到国家档案馆或其他记忆存储机构中进行集中管理为目标，这种方式会涉及所有权和管理空间等一系列实践层面的具体困难。特别是在数字时代，企图从容不迫地将具有档案价值的数字信息集中到一个保存机构中进行保管，已经变得相当不切实际。在这个基础上，试图用传统的档案建设策略来解决当下档案资源建设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已经不太现实。

因此，如何建设同时囊括公共档案资源和私人档案资源的总体档案资源体系在理论上仍然有相当大的想象空间和创新余地，而要回答该问题，就必须要对当下档案资源实践的发展进行充分和科学的分析。

2.2.5 既有研究总结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一方面，尽管与“档案资源结构”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但是与该主题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却比比皆是，这印证的结论就是：档案资源的结构问题就像“影子”般深植于档案理论和档案实践的发展脉络中，但是也正因为其像“影子”般理所当然地存在，所以它常常被忽视，甚至根本不会进入我们的关注视野之内。事实上，档案资源结构直接关乎档案资源建设的基本内容，不仅对于微观馆藏档案资源建设和宏观档案资源调控都具有重大影响，还是档案事业自身稳健发展并充分发挥其社会积极作用的关键要素，一旦对该问题认识不够或是处理失当，很有可能导致档案资源的“永久性遗失”和社会的“永久性失忆”，引发不可弥补的遗憾。因此，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档案资源结构，并根据社会和时代的发展适时适当地调整档案资源建设策略，才能让档案资源广泛地反映其所生成的社会，进而创建记录社会所有群体的生活和经验的档案遗产；才能确保本国档案资源建设的稳健发展，进而为本国档案事业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才能充分发挥档案资源对社会的有用性，进而建设富有活力的档案社群。在上述背景下，提出“档案资源结构”的概念并对其进行系统性分析和理论性建构便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另一方面，从既有研究中可以发现，从20世纪中期开始，国内外档案界在公共档案的批判性研究、对私人档案的建构性研究以及试图在档案鉴定理论上将两者纳入统一框架中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并形成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撇开这些理论本身不谈，这种研究趋向实际上表明：档案领域开始以“不信任”的态度来对档案现状进行审视，并坚信在现状之外尚有更好的选择。由于所有的档案问题几乎都是以“档案（资源）”开始，并且以“档案（资源）”来结束，在这个逻辑下，潜藏着的问题便应运而生——当今档案资源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历史性变化？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档案资源建设实践又该如何对其进行应对？——当这些问题相继抛掷在我们面前时，我们才发现，既有的理论成果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有多么力不从心和缺少说服力，因为档案学研究的传统似乎更热衷于回答“how”这种方法性问题，而在面对“why”的问题时就往往显得尴尬而局促。具体来说，既有研究仍然侧重于档案系统内部，也就是从管理方法层面来探究应该如何加强对私有档案资源的管理，包括“怎么管”和“如何管”等问题，但是由于缺少对背景和原因等内容的深层次分析，所提出的技术和方法也往往缺少针对性和依据性而在实践层面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要有效回答那些研究问题，提出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便显得相当必要，因为对于那些问题的回答往往需要我们跳出档案领域内部的思维框架，转而将其置于社会发展系统中，采用关联性和发展性的视角来充分考虑档案系统和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这也是本书最终选择将“结构主义”作为方法论的主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