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框架结构

1﹒2﹒1　研究目标与研究任务

在综合已有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拟完成以下研究目标和研究任务：

（1）梳理现代管理与后现代管理的关系，尝试挖掘后现代管理对现代管理的建构功能；以人性结构与微观权力两个视角建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管理范式的整合机制，缓解现代管理学的内部危机，提升管理学可能具有的境界。

（2）澄清管理与人性的内在关系，客观评价管理研究中的人性假设，并以人性结构替代人性假设来考察管理活动的基本性质与管理理论体系的构成，建构更加符合人性并确保人之主体性与目的性的管理理论。对管理学道德维度及艺术维度进行拓展，并从逻辑知识层面，将社会心理学中的情感价值系统导入管理研究并清晰界定其内涵及作用，提升情感、情绪、直觉、信念等非理性因素在管理研究与管理实践中的价值，由此将“人类的价值与意义”这一科学无法解决的根本问题导入管理学考察之中，深化管理理论研究的人文主义维度。

（3）将Foucault（1977）提出的“微观权力”与GeertzClifford （1983）提出的“地方性知识”导入组织与管理分析之中。这种微观权力与知识有利于揭示组织管理中更为真实的问题，从而为未来管理研究提供更加切合现实的新分析路径。此外，由于员工是地方性知识的具体承载者与微观权力博弈的主体，我们试图通过这种研究取向将员工推向组织管理的核心地带，消解现代管理中管理者与员工的对立立场及对抗情绪并解决员工边缘化问题。

（4）在范式整合的过程中建构管理学研究的中国话语，确立中国管理学存在的合法性，并从以和合精神、泛家族主义、礼治秩序、伦理本位等中国儒家学说为主流的文化脉络出发，结合管理研究的后现代潮流，大体构筑中国管理理论创新的整体性轮廓。

（5）选择典型的案例企业，揭示中国本土优秀企业在化解效率与人性悖论，探索组织与管理范式创新方面的成功经验。将儒家伦理、后现代主义与互联网思维相结合，挖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企业经营中的管理智慧，以企业经营的实践经验来细化和检验本书提出的管理范式本土化创新与后现代整合的理论框架。

1﹒2﹒2　框架结构和逻辑脉络

本书主要研究思路是：以后现代主义为理论视角，梳理和检视管理思想演化的基本规律，揭示管理理论范式分裂及其生发的“效率与人性”的逻辑悖论和理论困境。接下来，以效率与人性两条逻辑主线所形成的科学主义范式与人文主义范式为分析对象，以反思和批判“现代性”基础假设的后现代主义为分析视角，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国本土优秀文化传统为理论资源，以管理悖论的化解和管理范式的整合为目标，以建构中国本土化的管理理论为归宿，深刻描绘管理思想百年演化的内在规律及未来趋向（见图1—1） 。本研究的理论旨趣是发展具有立足本地“生活世界”“意义系统”和具有“本土契合性”的中国管理理论，从而解决全球化背景下管理研究的“文化乡愁”和“学术殖民”问题，开启为中国本土组织和管理研究“寻根”和建设“精神故园”的思想之旅。

本书第一章、第二章通过对研究背景和管理思想史的梳理，揭示“管理范式的后现代审视及本土化研究”的必要性、重大意义及研究思路、逻辑脉络、内容体系、研究立场、研究方法等基本问题。接下来围绕研究主题，析出三个方面的研究：研究一是管理理论的后现代审视（第三到六章） ，审视的结果是管理理论存在范式分裂（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 ，由此尝试以后现代主义智慧（ “非理性解放”与“微观权力” ）从人性结构和权力逻辑两个角度对之进行整合；研究二是管理理论的本土化研究（第七到九章） ，从本土化的缘起、理论框架和思想范例三个维度进行剖析，目的是建设本土化的管理理论并挖掘其对于（研究一提出的）管理范式创新和整合的意义；研究三是经验与案例研究（第十章） ，结合中国领先企业（海尔、李锦记）的成功管理经验，揭示中国本土企业管理范式创新的当代经验，研究其对于化解效率与人性悖论以及管理范式创新和整合（研究一）的本土价值，挖掘其对于构建本土管理理论和发展中国企业管理模式（研究二）提供的经验智慧和理论启示。

本书从人性假设、分析层面、理论范式等多个角度对西方管理思想史的百年演化进行梳理（第三章） ，从现代性的主题（ “理性化” ）分化及其在组织中的延展出发，揭示西方主流管理理论的科学主义、行为主义、系统论、文化论等各种思潮背后存在着两大问题（第三章） ：一是围绕效率与人性形成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范式，并且这两者呈现日益分裂的趋势，这是管理理论难以走出“丛林”状态的深层次原因；二是两大范式分裂的结果是科学主义成为主导性的研究范式，人文主义精神在管理研究中日渐式微，效率逻辑压倒人性逻辑，管理研究的方法论是逻辑实证主义，主流研究方法是定量的实证研究。科学主义范式的垄断地位进而导致管理研究中的意义虚无（需要为组织和管理赋予意义和建构精神故园） ，以及管理的学科合法性与其实践相关性日渐脱节（需要面向本土企业实践）等诸多问题。也就是说，对西方管理思想史进行后现代主义审视的结果是：主流管理理论呈现“分裂”的“块茎”状态；人性在组织管理中出现“异化”问题，情感、伦理、价值、信念等非理性因素在管理研究中被边缘化；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相脱节，完全移植复制式的中国管理研究无助于指导和改善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需要建立在本地人的“生活世界”和“意义系统”之中。

那么如何解决管理理论发展的这些复杂的元问题？从第四章开始，本书尝试以后现代主义视角解决上述两大问题。第四章分析了“非理性解放”与“微观权力”两者分别在人性结构（第五章）和组织逻辑（第六章）层面对于现代管理范式提供的整合视角。第五章将东方的德性元素（对应第八章“文化传统与本土管理学的理论向度” ）嵌入西方理性、感性二元人性论中，与后现代主义者倡导的“非理性解放”相结合，建构了理性、德性、感性三位一体的人性结构，替代旧有“片段化”的人性假设，在剖析管理学的学科属性基础上，对其理论体系进行了整合性重构。第六章则借鉴中国本土的和合精神、实用理性等思想资源和组织运作的历史智慧（对应第八章“文化传统与本土管理学的理论向度” ） ，与后现代主义者倡导的伦理技术相结合，从微观的生物性权力视角观察组织及其管理逻辑，揭示组织存在理性计算系统与情感价值系统两种行动系统，在组织多元主体微观博弈的具体场域中构建两种系统的组织内耦合机制。

以上主要以后现代主义理论解决了管理范式的分裂与整合问题。接下来，从第七章开始尝试解决第二个问题，即管理理论的本土化问题，同时从本土范式创新层面深化解决第一个问题。第七章集中论证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儒家思想等文化传统之间的契合之处，揭示在后现代视角下管理学进行本土化研究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对于解决第一个问题的特殊价值。本章指出，中国本土的文化资源及其组织运转的管理智慧具有鲜明的人文主义特质，提供了管理范式创新的思想资源（第八章） 、历史经验（第九章）和当代实践（第十章） ，将本书第一个问题（后现代整合）与第二个问题（本土化研究）的解决有机且紧密地贯通起来。第八章集中对和合精神、家族主义、礼治秩序及伦理本位等中国独特的文化／历史／社会脉络进行深入分析，以“文化自觉”和“主位研究”的立场，以根植于本地生活形式的意义网络来发展中国管理的组织、领导和控制等各个维度（并非新瓶装旧酒，使用这些西方概念仅仅是为了能够与主流管理理论进行对话） ，勾勒出既具本土特色又能与世界管理知识接轨的本土化管理理论体系的基本轮廓。本章指出，本土化管理理论体系是具有自然系统特质和后现代管理意蕴的人文主义范式，但并不与西方技术理性主导的科学主义范式相冲突，在和合精神指导下能够发展出一种融通科学和人文的整合性组织治理范式，从而将第二个问题（本土化）的解决与第一个问题（范式整合）的解决更进一步地结合起来。第九章则以新中国成立后的“鞍钢宪法”为例，研究了管理范式进行本土化创新的思想典范和历史经验。选择“鞍钢宪法”是由于它是传统与现代交汇下的管理理论自主创新时期产生的管理思想精华。本章建构了管理移植的动态演化模型，揭示了管理思想的发展是中西方交叉影响、互相作用的过程，中国的管理研究完全可以通过本土化创新为世界管理理论发展做出贡献。第十章则是对上述两个问题的解决提供现实的经验支撑，同时对为解决上述问题而建立的理论框架进行实践检验。

本章选择海尔、李锦记为当代中国企业成功范例，研究其对于化解效率与人性悖论以及管理范式创新和整合的本土价值。本章尝试在儒家学说与后现代主义的对话下，深刻揭示海尔的平台型企业、价值观管理的变革机理和运作机制，以及李锦记运用家族主义智慧进行公司治理和自动波领导的过程。研究指出，海尔的组织变革和李锦记的家族经营，借鉴了西方后现代主义“去中心化”“去权威化”和“价值返魅”等思想提供的前沿管理理念，根植于中国本土的特殊情境，嵌入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的儒家思想对其具有深远影响。儒家伦理能够与现代市场经济和组织理性结合起来，对互联网时代实施价值观管理和在公司治理中节制资本的消极力量具有建设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