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良知理性”是儒家人文主义的坚实基础

这本书的作者胡国栋博士是山东人，出生于离孔子故乡不远的鲁西南。成长过程中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寻梦依稀故园情” ，使他决定以中国儒家思想和西方科学哲学为理论基础，在企业中根植人文精神，并建构中国管理的精神家园。在过去七年中，他孜孜不倦地往这个方向努力，这本《管理范式的后现代审视与本土化研究》所收集的诸篇论文，代表了这个阶段的科研成果，他努力的大方向是值得嘉许的。

德国古典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在他所著的《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结论部分指出：西方的工业资本主义制度正如一具“铁牢笼” ，人类社会一旦采取了资本主义机制，在工具理性的驱使之下，一定要烧光最后一吨煤，才会停下来。胡博士想要以儒家的“良知理性”（实践理性）矫正西方的工具理性，使组织的运作秩序建构在人文主义的坚实基础之上，这个大方向也是正确的。

根据我在《尽己与天良：破解韦伯的迷阵》一书中的分析，先秦儒家诸子开启出以“仁、义、礼”作为核心的伦理体系， 《大学》和《中庸》则试图找出它在“性”与“天道”方面的形上学基础，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一套支撑住华人生活世界的“先验性形式结构” ，形成了儒家的文化形态。

到了宋明时期，儒者对于儒家文化传统的诠释，衍生出以“道问学”作为主要内容的程朱一系，和以强调“尊德性”为主的陆王一系，中国人的“良知理性”也分裂为二，后者主张“致良知” ，前者则被人视为“理学正宗” 。

今天我们要想整合中国人的“良知理性” ，一方面要以“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为基础，建构“含摄文化的理论” ，说清楚儒家伦理与道德的结构；另一方面要用荣格心理学的核心概念，阐明儒家伦理与道德的形上学基础。更清楚地说， “礼制秩序”只能说明中国本土组织的“控制机制” ，我们要想了解中国本土组织的人文特质，必须先在理论上整合中国人的“良知理性”不可。

组织管理的现代性研究固然有主题分化与范式分裂之弊，然而，只要对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有相应的理解，懂得如何用“多重哲学典范”恰当地解决我们在社会科学本土化上所遇到的难题，则现代性的研究也是整合“良知理性”的必要手段。唯有先经过彻底的“现代化” ，能够客观地了解中国人自己的“良知理性” ，所谓后现代的论述，才不至于落入浮游无根的漫谈，而能够进入源源不绝的创生化境。这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学术路径，“任重而道远” ，以胡博士求学之诚、用功之勤，只要能够持之以恒，必定能走出自己的一条光明大道！

黄光国

台湾大学终身特聘教授

亚洲心理学会会长

2 0 1 6年9月1 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