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未来研究展望

本书聚焦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管理理论的范式反思与重建问题，二是中国特殊情境下管理学的本土化问题。这两个基础性问题都是多年来管理学术界颇有争议和亟待攻克的重大理论难题，笔者目前的学识水平远未达到能够澄清其中所关涉的一切问题并予以圆满解决的地步。在梳理大量中西方经典文献的基础上，笔者将理论建构、模型分析、逻辑推理、隐喻研究与跨文化比较研究综合运用，尝试为两大问题的解决提供具有一定说服力的理论观点或某些具有启发的研究思路。尽管笔者竭尽所能尝试在理论创新方面有所建树，但由于研究能力和创作时间的双重限制，该研究依然存在一些逻辑瑕疵和研究局限，这些问题同时也是笔者今后拟进一步展开的研究空间。

其一，理论建构方面，本书第五章从理性、德性和感性三位一体的人性结构出发建构了管理科学、管理伦理与管理艺术构成的管理理论体系并以此整合管理理论的两大范式，第六章则继续将由此抽象的管理哲学层面问题落实到组织管理中的逻辑问题，厘清了组织的理性计算系统与情感价值系统，其中前者对应第五章“理性—智力结构—科学性—管理科学”层面的科学维，后者则是“德性—意志结构—道德性—管理伦理”层面的伦理维和“感性—审美结构—艺术性—管理艺术”层面的艺术维两者的合一。那么，组织管理的情感价值系统是如何体现管理伦理与管理艺术的呢？尤其在中国独特的社会情境中，组织非正式的情感价值系统在管理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问题更加值得探讨，并且同时推衍出另一问题：如何在中国特殊情境中规范设计组织的情感价值系统以发展中国特色的管理伦理和管理艺术理论？对此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仅是对管理理论范式整合性重建的深化，同时也是进一步推进中国情境下管理理论本土化创新的需要。

其二，本书指出目前的管理理论在总体上处于功利境界的科学管理时期，拓展和深化管理的伦理之维以提升其道德境界，是目前管理理论发展的迫切任务。也就是说，管理科学与管理伦理的融通是近期管理理论发展的基本走向。西方主流管理理论的人性根源是具有工具性和经济性导向的技术理性，而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的人性基础是和合精神所蕴含的具有伦理化特征的实用理性。技术理性是一种韦伯所谓的形式理性，而实用理性则接近于韦伯所谓的价值理性。那么，如何在技术理性与实用理性结合的基础上融通管理科学与管理理论以发展具有实践效用导向的管理理论？对此问题的研究也是管理学范式重建与本土化研究的双重需要。

其三，本书从中国独特的文化／历史／社会脉络中大体构建了由和合治理的治理模式、礼治秩序的控制模式、家庭隐喻的组织模式和德性领导的领导模式组成的本土化管理理论框架，但由于时间所限，相关理论的建构尚比较粗糙，诸如礼治秩序与法治秩序的关系及其在中国特殊情境中的整合、家庭式组织中的专断倾向与现代企业管理的民主精神之间如何调整、德性领导中的教谕式调解如何促进组织中的理性计算系统与情感价值系统的耦合等理论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其四，作为以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研究，本书借用了哲学、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乃至美学中的诸多概念和术语。由于不同学科有不同的学术规范和表达规则，作为一种探索性的初始研究，本书在以严谨性和规范性著称的管理学中难免存在诸多不足。尤其在一些强调管理学作为一门“科学”之纯洁性的学者看来，在管理理论中引入其他学科的基础概念和研究范式需要慎之又慎。本书的基本观点之一是，管理学是服务于管理实践的应用学科，凡涉及人之“文化—心理”结构部分的知识体系，均难以用量化的自然科学标准来衡量之，因而未来的管理理论应该鼓励多元研究范式，在“学科”而非“科学”的范畴中发展其理论体系，使管理研究中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并行不悖，构建能够更好地服务管理实践并以此来提升人之生活质量的新理论。但无论何种研究范式，规范性与严谨性都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作为探索性的初始研究，本书在此存在的不足也是今后持续努力之方向，不同学科之间恰当和审慎的对话和融合需要积数年之功，在管理学范式理论及本土化理论的后续研究中，本书将着力阐释并完善“德性”“生活世界”“家族主义”“和合精神”“人性结构”“礼治秩序”等术语在组织与管理理论中的内涵界定及相关理论框架，以使管理理论的跨学科研究取得更加令人信服的成果，同时深化和拓展具有中国特质的管理哲学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