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艺学研究的两大趋向

传统的“自然语言观”和“词物对应论”，是强调文学作品与世界、与心灵关系的模仿再现与表现理论的语言学基础，从传统语言观到“符号任意性”和“词物分裂论”的转换，在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引发了关注文学作品语言的一种广义的“形式主义文学观”和“语言学诗学”的产生，促使了“词与词”的关系取代“词与物”的关系成为文学研究的重心。

西方古代知识论和一直盛行到18世纪的艺术模仿说，甚至后来的文学再现和表现理论，都是建立在传统的“自然语言观”和“词物对应论”之上的。这种强调语词与事物、语言与情感之间的内在相似性、一致性的传统语言观，并非如20世纪一些语言哲学、诗学所攻击的那样没有任何正确合理的东西，因为对于具体的言语活动来说，从来离不开“词与物”的对应问题，但它的确也有消极之处。这种语言观往往把语言与实在、语言与思想的对应看成是原子式的，而不是从语言的整体结构出发寻求语言与世界的一致性关系，并且无论哪一种对应论，都往往树立了说话主体的特权，往往把语言的意义与单义化的世界或说话主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语言被看作实在的“图画”或表情达意的工具，没有自身独立的内在价值，并且工具论的语言观也倾向于把实在、思想“现成化”。好像思想能够先有一个“无词”的存在，然后才经由言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似的。语言被看成是对于既定观念的传达，它对思想的能动构成作用被忽视了。这种从“物”本身而非语言本身出发的语言理论，“意义”与“真理”没被清楚地区分。建立在这种词物对应论基础上的美学语言观，也同样具有与此类似的特点。人们总是根据被模仿、被表现之物来对模仿、表现之物进行审美价值判断，使得文学本身的价值得不到充分界定。不但如此，建立在词物对应基础上的美学语言观向客体化和主体化两个极端化方向发展时，还导致消解文学的形式和存在的危险。

而正是随着“语言学转向”以来一种广义的“形式主义诗学”的产生，随着把语言研究转向语言系统本身，语言以及运用语言的文学才真正完成了追求独立自主的“解放”运动，真正确立起自身的价值而不再是任何别的东西的“影子”和附庸。而那种把语言从“逻辑和语法”的重压中解放出来的“审美化语言观”，在文学研究领域同样引发了一场深刻的革命。

那种广义的“形式主义诗学”，从俄国形式主义到英美“新批评”，再到法国结构主义，尽管存在着许多具体的差别，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文学艺术归结为一种“语言事实”，强调文学语言的本体地位，致力于发现使文学成为文学的那种特殊的语言形式或结构规律。而那种诗化、审美化语言观，从把艺术看成赤裸裸的内心直觉和情感表现，强调艺术整一性的克罗齐，到把文学视为自我解构、空洞无物的能指游戏的德里达，可谓相距万里，其他各种观点之间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具体差异，但他们也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他们都认为，语言具有更根本、更原初的反逻辑功能，都纷纷用反逻辑的“艺术”“文学”“诗”“修辞”或者“审美”来解释语言的本性。如果说“形式主义诗学”主要是把文学艺术归结为一种“语言事实”，“文学即语言”，把诗性看成语言的一种特殊用法特征；那么，“审美化语言观”则倾向于把人类的整个文化、整个存在都看成是语言性的，而整个语言活动都具有反逻辑的诗性功能，“语言即艺术”。前者还主要是文学理论界的“内部事件”，而后者则涉及整个哲学文化行为，从属于哲学审美化的整体趋势。当然这两种倾向之间并非没有相似之处，审美化语言观从来没有否认文学是语言，形式主义诗学也是把“诗”看成语言功能“之一种”，它们之间的交叉渗透在一些理论派别（如后结构主义）或理论家身上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但从总体上看，在文学研究领域的确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倾向，这两种既相区别又相联系和补充的理论倾向，共同构成了当今文学语言研究错综复杂的全景，为20世纪的诗学、美学观念和方法带来一场深刻的革命。

因为把文学归结为语言形式，文学研究也就是语言研究，“诗学”与“语言学”的结合势在必行，因此相应于“形式主义的文学观”，便有一种广义的“语言学诗学”理论。在这种“语言学诗学”视野中，一个语言学家不懂文学和一个文学研究者不懂语言学都同样是“不合时宜之人”（雅各布森）。而把语言的本性归结为“诗”，“诗”将不再是一种特殊的文体，“诗性”也不再是文学语言的特有属性，这必然导致“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界限的消解，这一变化，又使得当今的“文学理论”与“文化理论”之间渗透与交融。把“文学文本作为哲学来读”或“把哲学文本当作文学来读”，正是当今文学理论与文化理论相互渗透的表征。“语言学”与“诗学”的结合，把文学语言的研究推至传统理论未曾达到的专业化水平，“文学理论”与“文化理论”的渗透，使得审美化的语言观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向我们敞开了语言、存在与审美，哲学、文学与美学统一起来的动人前景。如果说前者构成了文学研究可操作性的技术层面，向人们贡献了文本分析的技术，那么后者则让我们看到了文学研究作为一种精神科学的灵魂，为我们贡献了文化批判的意识。文化批判固然可以导向多种目标，但它最终的目标无疑应该是有利于人类的诗化、审美化生存。因此，它们二者共同迫使人们不能再对语言本身的“审美性”漠然无知，也不能再对文学本身的“语言性”熟视无睹。从语言的角度研究文学，与从文学、美学的角度研究语言，对文艺学研究来说，都同样富有启示作用。但这两种倾向分开来看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如何在当今的文学研究领域实现二者的有效结合这一问题，已变得十分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