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幻觉”理论与“语言学转向”

在西方哲学所走过的所有历程中，大概没有哪个世纪能比20世纪更具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人们不再相信存在着终极性的“自然”或现实，也不再相信具有自主性的主体意识，实在、本质、真理与人道主义和个体价值的自由理想一道，都成为那种被称为“幻觉”和“迷梦”的东西。反主体性、反实在论、反形而上学之类的幻觉也因此成为一种弥漫开来的世纪情绪。在这种文化情绪中的诗人和作家，个个都像处在“梦醒时分”，忽然发现这个世界上到处写满了“谎言”，所谓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性”、浪漫主义文学的“真诚性”，所谓“自然的”“独创的”“作者”“意义”“价值”等概念都不过是一种“幻觉”和“欺骗”。而那些激进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也正往往是以揭破这些幻觉为己任。“反幻觉”可以视作20世纪以来的当代西方诗学文化的一种重要的精神倾向或特征。我们就把那种具有反幻觉倾向或特征的诗学文化理论统称为“反幻觉理论”。对于这一类诗学文化理论虽然以前还没有人直接用“反幻觉诗学”或“反幻觉理论”来命名过，但对于（小说、电影、戏剧等）艺术领域中的反幻觉倾向却早已有人作过描述。“元小说”曾被人描述为反幻觉小说，“结构式”电影时常也被称为“反幻觉的电影”。布莱希特所主张的那种具有“间离效果”的戏剧，也可以说是一种反幻觉的戏剧。反幻觉艺术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在艺术作品的内部，暴露艺术作品的形成过程和构成规则，让读者或观众不断注意到自身的阅读和观看行为，破坏那种逼真的、身临其境的阅读和观赏幻觉的形成。它会让读者或观众不断地意识到，自己在阅读或观看中面对的世界并非真正的现实世界，而是一个用语言和特定规则技巧组织起来的人工世界，所谓“真实”，那不过是用语言和形式建构起来的幻觉和效果。这种反幻觉的诗学文化理论的产生，不仅有与这种反幻觉的文学实践相策应的一面，有它的社会现实根基，有它的哲学精神源头，而且更有它的语言哲学基础。如果说它的精神源头可追溯到尼采，那么它的语言哲学基础则可以说是20世纪西方“语言学转向”中的反对词与物天然对应的理论。

在西方哲学史上有一种古老的语言观。这种观点认为语词与事物、名称与实在之间存在着自然或天然的对应。从古希腊的“拟声说”，到中世纪的语言创世论，再到18世纪的“感叹说”和哲学词源学，无不是想为语言确定一个自然或天然的起源。尽管在西方历史上也有语言约定论的思想，但这种约定论，也强调语词与事物、符号与观念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倾向于一种广义的“词物对应论”（这里的“物”既指物质的对象也指精神的实体）。正是这种“词物对应论”，使得传统的“约定论”与“自然论”并不从根本上相对立。因为不管是“自然的”对应还是“约定的”对应，都坚持语词与事物、言语与思想之间的内在一致性、相似性。不管认为语言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大多倾向于“自然的”优于“人为的”，大多倾向于追求词与物之间的“自然”合一性。尽管这种“自然”不一定就是“天然”，也可能是由人为的习惯造成的。“自然语言观”和“词物对应论”结合起来共同作用，是西方从古代至近代语言观的基本理路，它们也共同构成了从“世界”或“心灵”出发判断文学的意义和价值的模仿再现与表现理论的语言哲学基础。

而20世纪以来，这种传统语言观被认为是滋生各种“幻觉”和“欺骗”的基地。语言学转向最深刻的变化之一，就是以新的眼光重新审视词与物之间的联系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问题，对传统的词与物天然对应的“神话”进行了处心积虑的揭批。在这场反幻觉运动中，弗雷格和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卡西尔的象征形式哲学，索绪尔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都从不同的方向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努力。但在这几条线索中，真正标志着与传统语言观的彻底决裂，率先给这一古老观念以致命的重创，并对那种反幻觉的诗学文化产生重大而直接影响的，是索绪尔语言学的“符号任意论”。索绪尔以其符号任意性原则打破了词与物天然对应的“神话”，揭破了人能控制语言的“迷梦”，在当代西方哲学文化领域产生了无穷的后果，也直接促使了那种具有“反幻觉”倾向的诗学文化理论的产生。因此，如果不了解“符号任意性”这一语言哲学基础，也就无法真正了解20世纪以来一直具有重大影响的“反幻觉”理论的来源和精神，也难以真正了解那种以“反幻觉”的激进姿态出现的诗学文化理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摆脱了“幻觉”，达到了他们所期望的“科学性”，并且也无法看清这种反幻觉理论对于今天的生态文化建设具有什么样的致命危害性。这也正是我们这里要对它进行一番批判考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