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综述 翻天覆地的三十年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要走俄国人的道路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就在不断探索我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至辛亥革命，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长期希望学习西方，但始终行不通。正当他们陷入彷徨的时候，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了，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
（一）什么是俄国人的道路
毛泽东在这里说的“走俄国人的路”，主要有两层意思。
第一，在目标层面，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
十月革命已经指明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党的一大的第一个纲领中，也揭示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奋斗目标。不过，由于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不可能全盘搬用苏俄式的革命方式。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提倡过建立城市苏维埃、开展城市工人运动，但这样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国生产力不发达、农村人口众多、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主要角色，以及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空间影响分布不均衡等具体国情，走了一条工农武装割据、在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的道路。由于中国的生产力不够发达，不可能一步到位地实现社会主义，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但是，新民主主义阶段归根结底仍然是以向社会主义阶段发展为依归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在于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成为像苏维埃俄国一样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在路径层面，必须经历革命。革命的领导者是无产阶级及其代表政党，革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从鸦片战争到民国初年，革命的指导思想一直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十月革命后，随着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马克思主义不断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所接受，他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了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民主革命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党史学界一般把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的这段时期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一样，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但两者之间又有明显的界线。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曾有过精辟的分析：“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现在还不应该破坏一般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制，要破坏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就叫做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但是这个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必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2]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属于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又是什么呢？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革命领导权与指导思想的不同，成为新旧民主主义的重要分水岭，这也使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走俄国人的道路”的色彩。
（二）为什么要走俄国人的路
为什么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走俄国人的路”？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它是近代以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找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毛泽东说：“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3]洪秀全建立了太平天国，却无法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康有为、严复参与了维新变法运动，戊戌维新却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镇压下失败了；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革命成果很快被袁世凯窃取；袁世凯复辟帝制，在举国一致的声讨中狼狈死去，民国的政权却又落入了段祺瑞、黎元洪等代表大地主大资本家利益的北洋军阀之手；孙中山在民族资产阶级与其他爱国志士的支持下，掀起了二次革命与护法运动，但都没有取得成功。尽管这些尝试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进步，但它们并没有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没有使中国人民真正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封建军阀的统治。
不但如此，被先进的中国人所学习的西方列强，不断对中国发动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导致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日益激化。洪秀全在领导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部分地借鉴了基督教的教义，却终未获得信奉基督教的列强的同情；康有为、梁启超希望学习日本，日本却成为在戊戌前后侵略中国最积极的国家之一；辛亥革命期间，孙中山希望取法于欧美的共和政体并获得西方国家的支持，但西方国家却把橄榄枝伸向了更能维护他们侵略权益的袁世凯；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参会，要求收回被德国侵占的一切特权，列强却把德国在山东所攫取的权益非法地让与日本。中国外交的这些失败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正如毛泽东所概括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4]正是由于“先生老是侵略学生”，一些曾经崇美亲欧、幻想列强能对中国主持公道的知识分子，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危机面前醒悟过来，开始反思欧美的资本主义道路，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替代方案。此时，俄国经由十月革命建立的苏维埃国家，正是他们的希望新所在。
十月革命之前，在华的外国传教士，以及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派中的一些人，曾经介绍过马克思、列宁的部分思想，但这些介绍相对来说比较零散，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也较为微弱，就整个中国来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还不太多。十月革命的爆发，使李大钊这样的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受到启发。他们发现，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在经济文化落后、封建压迫严重等方面的情况，与中国完全相似；既然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高一阶段的社会形态，而十月革命在俄国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了现实，那么，中国自然也可以走俄国人的道路，实现救亡图存、国富民强的目标。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谈判失败，中国人民对欧美列强的反感空前高涨。此时，十月革命发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号召、苏维埃俄国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运动的支持，与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咄咄逼人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显然更容易对深受帝国主义侵略之苦的中国人民产生吸引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文化运动阵营开始产生分化，越来越多的先进分子选择了俄国式的革命道路。
毛泽东探索改造社会道路的经历，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20年，湖南人民驱逐军阀张敬尧之后，一些当地士绅提出“联省自治”的口号，发起了湖南自治运动。毛泽东也加入了这一运动，号召建立“湖南共和国”，以湖南为起点，在中国推行资产阶级联邦制。由于军阀的横暴干涉，湖南自治运动始终名不副实，这使毛泽东认识到温和的改良主义在中国根本行不通，只有革命才是唯一的出路。1920年12月，毛泽东在给好友蔡和森、萧瑜等人的信中总结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5]其中“山穷水尽”一词，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先进分子在尝试其他道路屡遭失败之后的感触。在给蔡和森等人的信里，毛泽东还阐述了中国必须走俄国式道路的三层理由：第一，资本家有议会、政府、军队、警察、银行、工厂等国家机构与生产机关，并握有教育权。所以，不能指望资本主义政权会支持共产主义的教育与宣传。第二，资本家是不可能自发信仰共产主义的，“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第三，用和平方式去实现共产主义目的即使能成功，也要经历长年累月的时间，这段时间里无产者仍然深受剥削压迫，何况无产者本身就有革命的要求。所以，改良道路行不通，必须诉诸“俄国式的革命”[6]。此时，毛泽东终于找到了最适合中国的道路，即通过俄国式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毛泽东也完成了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探寻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苦历程，正是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寻求真理、探索中国发展方向的一个缩影。
2.俄国式的道路是辛亥革命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和无产阶级队伍壮大的必然产物
人类的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一定的经济基础与物质条件的产物。近代以来，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与资产阶级领导下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失败，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有密切关系。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与封建专制政权的统治之下，中国的民族资本不可能得到充分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也具有力量软弱与政治上不成熟的特点，无法成为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无法担负领导民主革命的重任。但是，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社会阶级关系出现新的变化，这样的变化，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软弱与不成熟的缺点，却改变了中国的阶级力量结构，形成了中国无产阶级发展壮大的局面，从而为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奠定了阶级基础。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之后，无论是南京临时政府还是北洋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行了鼓励垦荒、鼓励实业等措施，为民族资本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制度环境。民国初年，在一系列国内外条件的综合作用下，出现了客观上有利于民族资本发展的局面。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强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1915年，全国反对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掀起了抵制日货、声讨日本侵略者的运动，其间，开始提倡国人支持和购买国货。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提倡国货的运动再次声势浩大地进行。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1912—1922年之间的10年，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一个难得的黄金时代。据统计，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工业无论从设厂数目、投资规模看，还是从增长速度方面看，都是其产生以来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从1914年到1919年，民族资本共新设厂矿379家，平均每年63家，新投资本8580万元，平均每年1430万元，年平均设厂数和投资额均比此前19年间增长一倍以上。从1913年到1920年，民族产业资本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54%。民族资本在全国产业资本中的比重，由1913年的16%增至1920年的22%”[7]。
当然，这样的黄金时代是短暂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列强忙于欧洲战场、无暇东顾的基础之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最初几年，西方资本家喘息未定，中国的民族资本暂时还有继续发展的空间。但是，1922年之后，恢复了元气的西方列强，又重新向中国展开了经济侵略，中国的民族资本再次出现严重危机。总体上，民族资本始终未能得到充分发展，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始终未能担负起领导民主革命的重任。
不过，民国初年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除了带来民族资产阶级实力的变化之外，还导致了另外一个阶级——无产阶级的发展与壮大。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无产阶级先于民族资产阶级产生。早在19世纪40—50年代，一批破产失业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就已经被外国资本主义在华企业雇用为工人，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无产阶级。1894年，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约有10万人，到1914年，增加到100万人以上，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已经达到200万人以上[8]。
中国的无产阶级是世界无产阶级中的一个群体，和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具有共性：他们都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都同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都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正因为他们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无产阶级要求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正如毛泽东所说：“无产者既已觉悟到自己应该有产，而现在受无产的痛苦是不应该，因无产的不安而发生共产的要求，已经成了一种事实。事实是当前的，是不能消灭的，是知了就要行的。”[9]此外，中国的无产阶级也有特殊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中国无产阶级同时受到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生活处境比欧美国家的无产阶级更加艰难，改变自己悲惨境遇的愿望更加急迫，要求走俄国式道路、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热情也就更加高涨。因此，中国无产阶级成为组织性、革命性很强的阶级，担负起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任，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通过走俄国的道路，彻底实现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也就成了历史发展的必然。
注释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62-563.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69.
[4]同①1470.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6.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6.
[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24.
[8]同①25-26.
[9]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