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改革既要积极又不能蛮干
目前，改革已经成为社会热潮。热潮固然是好，但也可能会掩盖存在的问题，越是在热潮中，越是需要有冷静的头脑。必须意识到改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做好攻坚克难的准备。同时，推进改革还应当吸取历史上改革的经验教训，采取务实的态度，制定正确的策略。
改革需要实打实
现在，改革成为“一把手工程”，不会再有人不识趣地跳出来表示反对。然而，过去存在的一些消极的思想认识，却并不会就此烟消云散。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思想认识依然存在，并且影响到当前改革的成败。
误区之一：幻想回避改革
这种观念在前些年非常流行，几乎占据主流地位，尤其是在经济领域。我们连续30多年快速增长，创造了世界大国中前所未有的增长奇迹。GDP增长甚至一度超过10%，这几年略微降低了一些，最低也在7.4%[1]，仍然大大高于其他大国的水平。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似乎表明原有体制整体上是成功和高效的。难道还需要大费周章地搞改革吗？于是出现了一种观念：只要稳稳当当地保持每年8%的增长速度，问题就自然都解决了，根本不用费力气去搞什么改革。现在已经没有人会公开这么说了，但这种想法依然大量存在。
在这种观念之下，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改革一度被忽视，而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宏观调控，主要是“刺激”上。在中国市场化改革初步完成以后，出现了常态性的需求不足问题。对需求不足问题，有学者认为没关系，补上就行。[2]无非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比如松一松银根，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多往外放点贷款，自然就平衡了。这当然是一种简便的办法。可是，需求不足产生的原因除了经济周期之外，还包括结构问题，对此只有靠结构改革的办法才能根除，经济刺激只是一时“把数对上”，结构问题有可能会进一步加重。经济增长速度保住了，但产能过剩、通货膨胀等问题也突出了。“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这属于饮鸩止渴。因此，在借助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调控手段的同时，更要依靠改革消除结构问题，焕发持久的增长活力。
在矛盾最尖锐的住房问题上，同样有类似的观点。有人认为，现在我们城镇户均住房套数已经达到1.02套，现在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城里多是一孩化，孩子结婚后等两边父母都不在了，一下就会有3套房，我们应该发愁的是将来房子太多的问题，眼下的住房结构性短缺可以不理。可是，未来是虚无缥缈的，当前许多人正急等米下锅，青年结婚没有房子，你能让他等个三五十年吗？而且这种对未来的预测纯属主观臆断，固然会有人口减少、住房相对变多的因素，但别忘了我们还有城镇化的因素，上亿农民工正住在工棚宿舍、楼梯间、地下室甚至群租“蚁巢”里，居住条件亟待改善，未来还可能有更多的农业转移人口。所以我们必须立足于当前的问题进行改革，即“今天的饭不能等到明天再吃”。
改革是难以回避的。现在每年都是高增长，可是，如果不改革，增长速度很可能会掉下来，通货紧缩、大量失业并非天方夜谭。问题之所以能消失，是因为大家在想办法、花大力气解决，如果只是摆在那里而不花力气解决，恐怕再过一百年也还是那些问题，甚至有可能变得更严重。
误区之二：企图避重就轻
图省事是人的天性，由于改革依靠人来推动，人的这种天性也会影响到改革的行为模式。改革事项众多，任务有轻有重，方式有简有繁，于是有些地方就倾向于避重就轻、避难就易。比如卫生体制改革，医疗的改革太难，因为医院普遍负担沉重、医患矛盾又实在突出，怎么改都很难让大家满意。于是有学者想到一条捷径：不如将多数资源和精力放在预防上，只需花很少的成本，大家又不用受病痛折磨，岂不皆大欢喜？然而，这种避重就轻的办法注定难以奏效。治病和预防不是替代关系，再怎么预防，总还是有一定比例的人得病，比如人老了自然更容易得病；一部分人因意外事故也需要救治。预防可以加强，但不能因此忽视医疗，因为这是绕不过去的坎。当年“神医”张悟本就是迎合了人们的心理，他的“神作”《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引来众人追捧，看上去多简单哪，只花一点点钱，还不用打针受罪，只要吃好饭就能舒舒服服治好病。在他的推荐下，一时间，长条茄子和绿豆竟成了抢手货。可是，事实证明这办法既荒谬又害人。
还有个别地方不愿意改革，而采取了修补、糊裱、粉饰的办法。某县有一座举世闻名的古桥，游客反映“桥是好桥，只是桥下河里的水已经污染成了酱油色，臭气刺鼻”，尤其是外国游客更加难以忍受。该县进行“治污”，将臭河改道十里以外，另引清澈自来水灌入桥下河道，于是河就干净了。避重就轻，这个事情“就”得也太轻了。即便河流上游不是你的管界，你也可以请求上一级政府协调治理，就算不能完全治好，也总可以利用古桥的影响力给他们施加压力，多少会有些作用，可是现在，居然花钱把问题都掩盖起来了。这样的做法虽然听起来离谱得出奇，但近年来在报端上屡有见闻，比如在公路边建长墙遮蔽贫困村；马路上用黄色油漆画盲道；给保障性住房画“窗户”；用绿漆涂荒山作为绿化；撒麦子来充当草坪；混凝土地上种庄稼作为“复垦”，类似奇葩做法，纯属劳民伤财。
误区之三：“奉旨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改革的共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但对某些基层的官员来说，他们对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解未必有这么深。于是，“奉旨改革”之下，个别干部就成为矛盾的结合体，一方面，在改革行动上小心翼翼，不可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走一步路，如同初进贾府的林黛玉；另一方面，在改革态度上热情洋溢，亦步亦趋地连颠带跑，如同吹竽队伍里的南郭先生[3]。
2014年初，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对改革事业进行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和督促落实。此后“深改小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省级、市级，甚至不少县级、乡镇级和一些职能部门、企事业团体也蜂拥进入改革的大门，唯恐落在别人后面，“村村有计划、家家出方案”，一时间人欢马叫，热闹空前。然而，这种热闹中是存在隐忧的。首先，中央层面要对国家改革负总责，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它是掌舵的。然而，下级政府面对的主要是执行政策的问题，而且越往下级就越以具体事务为主，把握方向的权力就越小，到了最基层，事情就那么几件，是否也有成立深改小组的必要呢？其次，一些职能部门也纷纷成立深改小组，然而，当前的改革大多是需要多部门协调的，如果每个部门都单独成立深改小组做方案，岂非成了“片面深改”？因此，改革不能跟风，必须根据实际需要来，否则就成了做样子。
当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是从基层改起的，小岗村几个农民在生存压力之下孤注一掷，凤阳县、安徽省给予支持推广，随后便如星星之火一样燃遍了整个中国大地。而在当前的改革中，一些地方热衷于等文件、听传达，随时打听着上级的动向，往往是上级政府说什么，就照葫芦画瓢，也制定一个本级的方案。个别的甚至出现“抄作业”现象。这种照本宣科的方式，表面是坚决跟随领导，实际则完全背离了深化改革的本意。改革固然要按照上级的整体部署，更要发挥本级的主观能动性，根据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制定更切实、更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
误区之四：为了改革而改革
在改革成为一个“好词”、社会对改革充满期待的情况下，特别要警惕一种倾向：为了改革而改革。一些地区和部门的官员并没有站在足够的高度上，也缺乏深思熟虑，只是为了吸引大众眼球，引起上级领导重视，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盲目推出改革政策，甚至“看到什么改什么、想起什么改什么”，从不在乎这中间造成的财富浪费，也不考虑人民群众为此付出了怎样的代价。这样做唯一的“好处”就是有充分的动作证明自己“一直在改革和创新”。
高考是一个“改革”比较多的领域。10年之内，某省高考方案曾经历了4次变化，先后用了“3+2”、“3+小综合”、“3+大综合”、“3+学业水平测试+综合素质评价”等5个方案。周边省份也没有闲着，甚至这个省淘汰的高考方案又被另一个省捡起来。频繁的“改革”让老师和学生们感到无所适从，老师不会教了，学生也不会学了。这让人经常想不明白，在招生制度、招生比例不改变的前提下，仅靠考试科目和分数比重的小增小减，究竟能有多大的新意？换汤不换药，无非是平白折腾老师和学生罢了。如果改革的时机还不成熟，不允许我们对高考制度做实质性的调整，何不乐得清闲一会儿呢？
前几年有一些地方热衷于“大变样”，甚至将“大变样”视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突破口和重大改革措施。以某县为例，为了完成市里布置的任务和尽快改变落后面貌，将“大变样”作为最大的政治目标来抓，成立“大变办”（即“三年大变样”指挥部办公室），提出了“城市要大变，首先在拆迁”；“大拆促大建、大建促大变”等口号，制定了“11168”工程，包括拆迁10万平方米、推进10条主干道建设、新增绿化面积100万平方米、打造6大景观点、建设8大精品工程。在短短的10天之内，完成33万多平方米的拆迁任务，1 000多户群众土地被征用。其强大的执行能力令人刮目相看，然而，与此对应的却是，一些群众房屋被拆，只能住在临时窝棚里，普遍不理解也不欢迎这样的改革。[4]为了改革而改革，效果甚至还不如不改革。
明确改革的目的
改革本身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那么，我们是为了什么而改革呢？简单地说，改革是为了使我们发展得更好。但这样又过于笼统和主观化，究竟什么算作是“好”呢？“好”首先当然是钱更多，钱多了，才可能享受到更高品质的物质文化生活，但仅仅钱多一点却并非是足够的。就以我最熟悉的某县来说。我曾先后11次到那里，亲眼见证了它的发展。从2007年到2013年，该县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从2342元提高到4622元，增长将近一倍，但年纯收入4622元平均到每个月仍然不到400元。这样无非是有了廉价化纤衣服和塑料凉鞋穿，每年可以多吃几顿肉而已。另一方面，每年外出务工16万人次，数万留守儿童饱受亲情割裂之苦，嗷嗷待哺。由于缺乏劳动保护，导致职业病多发，仅矽肺病[5]重灾区5个村就有矽肺病人138人。原来这里山清水秀，河水甚至是漂亮的蓝绿色，现在一些河段已经明显遭受污染。近年来这里艾滋病疫情呈快速增长趋势，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发病者累计报告数达到1 587例。这样的发展如果算个总账，很有可能是赔本的、倒退的。所以，这种发展模式必须改，而方式只能是靠改革。[6]
从国家层面来说，我们可以将改革的目的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经济持续稳定增长。30年多来，中国社会不断发展进步，国际地位不断提高，靠的就是我们的增长奇迹。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把经济增长放在最靠前的部分，经济增长速度成为政府和社会最关注的指标，往届政府屡屡提及“保8”、本届政府提出“区间管理”，都是立足国情的明智之举。中国有近14亿人，吃饭是最大的政治，如果经济不能持续稳定增长，“蛋糕”做大的速度不够，会直接导致蛋糕不够分的问题。一旦经济增长遭遇严重困难[7]，过去增长红利下被遮盖的各种矛盾就会凸显出来，甚至难以收拾。因此，必须通过改革，在短期内进行更有效的需求管理，缓解需求不足的结构矛盾；在长期获得新的增长动力，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反过来说，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又会给改革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实现两者相辅相成的良性互动关系。
人民获得更多实惠。蛋糕做大了，还有个分蛋糕的问题。经济增长了，人民获得的实惠未必一定增多。如果分得不够均匀，或者机制设计不够合理，在一定时段内某些领域的状况还会更差一些。比如，我们有26亿城镇农民工还不能享受到平等的市民待遇，在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领域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难以完全享受到社会进步的物质成果。再比如住房，近年来这一问题日渐突出，让不少居民望城兴叹、望房兴叹。之所以造成这种状况，主要原因是我们原来有些机制不够合理，这不仅影响到人民的生活满意度，也阻碍了国家整体文明进步的步伐。这需要通过改革，改掉原来那些不合理的机制，使改革红利人皆有份，给各社会群体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将社会格局从“鸭梨形”变为“枣核形”，甚至改变主要人群的整个生活面貌。
保障人民权利权益。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文明程度和治理水平不断获得提高，人民的权利权益获得了比以前更好的保障。然而，在我国现有的发展水平上，社会上还存在着不少侵犯人民权利权益的现象，如在前面提到的某县征地拆迁中，政府没有和老百姓签订任何拆迁补偿协议，就擅自扒掉1000多户居民的住房，农妇哭诉自己完全是“被迫自愿”。随着人民群众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对此类问题的反应越来越强烈。这就必须通过改革，使政府和民众建立起新型契约关系，对政府“法无授权即为禁止”，对民众“法不禁止即为授权”，从而“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通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保障民众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陈情权利、监督权利等各项基本权利不受侵犯，使社会更加公平和稳定。
合理利用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我们是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环境承载能力脆弱的国家，但此前我们在发展中资源消耗大、对环境破坏严重，这种发展难以长期持续。2013年，我国石油进口依赖率达到58.1%，土壤污染总点位超标率达到16.1%，地表水中污染最严重的劣Ⅴ类水占比达到10%，其中海河流域达到39.1%[8]，全国100个大中城市雾霾天气全年平均达到29.9天，耕地逼近18亿亩红线，海洋渔业资源枯竭，“楝树开花，黄鱼不来”[9]，极少数渔民越界到别国海域偷渔……“杀鸡取卵”式的发展怎能持续？“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这就必须通过改革，将资源环境成本内化于发展中，切实转变增长方式，用制度保护环境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改革不能蛮干
说起改革，人们往往强调其难。大家说，中国历史上影响比较大的改革有十几次，然而这些改革当中成功的极少，要么当时就引起保守势力反扑，改革者被一锅端；要么是改革者死后遭反攻倒算，改革成果付诸东流。即使是商鞅变法，变法虽然成功了[10]，但商鞅却被灭了族。以致有人总结为“维新变法难成功，改革志士无善终”，云云。
以上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中国是个历史厚重的内陆型大国，相对别的国家来说，具有更强大的惯性，因此变革不易。然而，却也不能因此说改革就一定失败。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激进的十几次变革绝大部分都失败了，只有商鞅变法成功了；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些力度很大的改革，因为采取了恰当的改革手段，比较平和地就成功了。其中最典型的是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改革。赵匡胤能当上皇帝是因为“黄袍加身”的陈桥兵变，当时这种兵变已经有了200多年的传统，往往是武将强势，把废立皇帝当成家常便饭，几十年换十几个皇帝，甚至“一夫夜呼，乱者四应”。赵匡胤假借酒醉和石守信等大将们商议，用厚金赎买的办法削去其兵权。谈笑之间，革除了绵延200多年的弊端渊薮。此后直到宋朝灭亡，再也没有出现过臣属过于强大以致威胁君权的忧患。方法手段是温和的，效果却是改天换地的。
改革的成功或者失败，不能搞简单的“历史必然性”，不能根据其结果来进行“事后诸葛亮”式的分析。那样既不公道，也不利于总结经验教训以便日后改进。改革如此，人生如此，就连人们平时做事也是如此。少年时一次捉鱼的经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捉鱼，但苦于缺乏工具，很少能有斩获。终于有一次遇见一个天赐良机，大概由于枯水，我远远望去有一个很小的水洼和河面完全分隔开来，里面赫然就有几条鱼。我按捺不住心中狂喜飞奔过去，然而，就在我跑过去的途中，一条鱼儿奋力挣扎，蹦跳跃入河中；在我俯身过程之中，又有一条鱼儿从我身边跃走。眼见只剩下一条鱼，我心中又急又慌，手忙脚乱去捉，然而鱼儿身体异常滑溜，左支右绌未得，仓促之间竟然让它从手指上弹开，进而也跳入河里游走了。事后我懊悔不已。此事纯属经验不足，假如我能耐心潜进，待其不备突然进攻，可以得到3条鱼；假如我飞奔到达以后，能不怕弄脏衣服直接用身体堵住鱼的去路，可以得到2条鱼；假如在下手的时候能更果断一些，至少也可以得到1条鱼。然而，就是因为经验不足、策略不当，竟至一无所获。人生事莫不如此，事后都可以说一切注定，但事前、事中不同的选择和策略，决定着截然不同的结果。
戊戌变法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王朝改革。阅读这一段历史，常常令人扼腕叹息。戊戌变法是国家陡遇两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华民族处于存亡之际的奋力一搏，也是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最后一次机会。戊戌变法一定失败吗？或许未必如此。甲午战争惨败，给大清朝野上下带来最强烈的刺激，“图强”成为全社会的共同呼声，此时改革客观上具有十分有利的条件。但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等维新派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一是没有处理好政治权力的关系，大权在慈禧太后手里，光绪皇帝是经她许可和授权开展变法的，但维新派唯我独尊排斥一切，将变法变成“帝党”与“后党”间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11]，捎带将所有老臣和地方实权派一并推到自己的对立面，权力天平陡然失衡。二是变法措施大而无当。短短百日之内，光绪皇帝颁布的实行新政的命令多达四五十道，具体措施洋洋洒洒数百条，大多数新政措施未经思考论证，根本不具备可行性。督抚中不遗余力推动新政的只有一个湖南的陈宝箴，然而，对不切实际的变法措施就连陈宝箴也持批评态度。[12]如此改革，能无败乎？短短103天，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宣布实行训政，维新变法仅如昙花一现，转瞬即败。
戊戌变法的失败说明，推进改革必须要有务实的态度。改革必须判明形势，知道自己的斤两，了解潜在的难度，明白自己的行为边界。应当凝聚社会共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尽可能地减少改革阻力。应当充分考虑各阶层的实际利益和承受能力，避免将中间力量推到敌对方而导致失衡翻船。在改革方案设计上，不能仅凭一腔热情，贪大求全、草率盲进，而是应当深入调研、通盘考虑、逐步推进、稳妥善后。
[1]数据出自国家统计局，7.4%是2014年我国GDP增长率。
[2]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运行中同时存在着“买”和“卖”，如果“卖”大于“买”，就会出现需求不足，只要通过扩大政府支出或者增发货币，就可以弥补上缺口，实现供需平衡和稳定增长。
[3]南郭先生捧着竽混在乐队里，人家摇晃身体他也摇晃身体，人家摆头他也摆头，脸上装出一副动情忘我的样子，看上去甚至比别人吹奏得更投入。而实际上，他并没有在吹竽，他也根本不会吹竽。
[4]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见http://tv.cntv.cn/video/C10326/17e6faec368849d7d6ba93b037c4e577。
[5]矽肺病是严重的职业病，游离的二氧化硅通过呼吸道在人的肺泡上堆积，导致肺组织纤维化。它单向发展，无法治愈，很多矽肺病人年纪轻轻就窒息死亡。随着河南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此病近年来为大众所知。
[6]其中多数问题并不是当地自己可以解决的，必须依靠全国层面的改革。这愈加说明了改革的全局性和复杂性。
[7]市场经济具有强大的创造力，但某些时候也具有很强的破坏力，有时甚至扩散至经济之外。1929年的全球大萧条直接导致了希特勒政府的上台。中国由于政府重视和调控得当，还从未遭遇过经济危机，社会对此普遍缺乏想象力和承受力。因此，对经济危机的警惕和防范，从来都不能放松。我们既要杜绝“GDP主义”，也要杜绝忽视GDP的做法。
[8]《2013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发布：“‘水陆空’污染状况堪忧”，见http://fj.people.com.cn/ocean/n/2014/0606/c35424521363355html。
[9]宋代诗人范成大诗句里曾写道“楝子开花石首来”。石首鱼即黄鱼，是我国浙江舟山渔场的重要渔产。自古以来，每年春末夏初，楝树花开，黄鱼上市，千年不改。然而谁能想到，由于有人抓住“石首”的致命弱点，采取赶尽杀绝的“敲鼓”捕捞，现在楝树空自开花，而黄鱼不再来。萧春雷：《楝树花开，黄鱼不来》，载《中国国家地理》，2010（10），海洋中国专辑。
[10]战国时期共二百多年，前面的一百年是魏国称霸，秦国饱受魏国欺凌。经商鞅变法，局势彻底逆转，秦国不但尽复失地，而且吞并了包括魏国在内的东方六国。
[11]维新派扬言“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直指荣禄。荣禄是什么人？他是“后党领袖”，是慈禧最为器重和信任的人，维新派此举无异于直接向老佛爷宣战。而且，维新派的枪口也瞄错了，荣禄并不是铁杆的顽固派，他只是反对康有为的变法方案而已。政变后，正是荣禄全力保护光绪皇帝和参加过维新的官员，并主张“乱党既已伏诛，而中国一切变法自强之事，亦当择其紧要者次第举行”。参见冯永亮：《荣禄与戊戌变法》，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3）。
[12]唯变法事体极为重大，创办之始，凡纲领、节目、缓急、次第之宜必期斟酌尽善，乃可措置施行。杨锐等四员，虽为有过人之才，然于事变尚须阅历。”这封致总理衙门的电文旗帜鲜明地表明了陈宝箴对激进变法政策的不满。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37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