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第16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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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政党的组织逻辑

和人类合作的一般逻辑相通,政治精英需要与他人合作才能实现执政治国的目标,这是单靠个人努力达不到的。[25]于是对于政治精英来说,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与谁合作和如何合作。

(一)合作对象

政治精英会跟什么样的人合作?过去政党政治学界一贯强调的是共同因素,也就是只有那些政见相同、目标一致的人才会相互合作,基本上也就是政治精英之间的合作。可将此种观点称作“共同目标论”。英国政治思想家柏克(Edmund Burke)是这个观点的典型,也可能是制造这种观点的源头。[26]这个观点流传甚广,所有的团体理论或集体行动理论都以此为前提假设。但是,如果说柏克生活在一个贵族精英当政的时代,这个观点在那时或许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以后时代的情况则表明,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换言之,政治精英并不一定是依据政见和目标来选择合作对象的,真正的选择机理仍有待于发现。

实际上,政治精英如何选择合作对象,首先取决于在具体的情境条件下,他能接触到什么人,有条件跟哪些人合作。这里所说的接触不一定是面对面接触,其本质是联系交流,具体形式则跟具体条件特别是交通和通信条件密切相关。比如,在法国大革命前夕的三级会议上,来自布雷顿(Breton)这个地区的代表,因为同属一个地区的原因聚到了一起,结果发现他们在地区事务和国家政策的基本问题上都共享着某些观念,便又从其他省份招募观点一致的代表,从而形成了“布雷顿俱乐部”(在三级会议迁往巴黎之后成为著名的“雅各宾俱乐部”)。[27]在这里,俱乐部的这些政治精英相互合作,首先就得益于三级会议和同属于一个地区为他们提供了相互接触的机会和条件。

但接触只是政治精英选择合作对象的外在条件,而不是内在机理,因为政治精英不可能和所有与其有接触的人都进行合作。到底选择跟什么样的人合作,实际上取决于政治精英认为,在他所接触的人中,跟哪些人能够成功合作并有助于实现执政治国的目标。至于说如何才可能成功合作和实现目标,显然不同的政治精英可能会有不同的判断,并且采取不同的做法。但是通常来说,合作就意味着交易,只有各方都满意的合作才有可能成功,进而推动目标的实现。

在现实中,尤其是在社会上政治精英们政见分歧明显的情况下,大多数政治精英会倾向于认为,政见相同和目标一致有助于合作成功和实现目标。所以政治精英通常是首先根据政见相同和目标一致的标准来寻找合作对象,也就是寻求政治精英之间的合作。故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Alexis-Charles-Henri Clerel de Tocqueville)说,一国的人们在利益上相互对立,那不会导致政党的形成,而只会导致国家分裂;但如果人们在一些公共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那就会产生真正的政党。[28]而政治精英之间合作的结果,就是任何政党最先都是一个精英团队(最早产生的政党也是精英型政党),并且不管以后如何变化,政党始终都有一个精英团队——作为政党的内核。

但是按照政治精英选择合作对象的机理,其合作对象也可以不是政治精英。因为对于政治精英来说,不管什么人,也不管是不是政见相同和目标一致,只要在具体的情境条件下,跟这些人能够合作成功并有望实现目标,那么合作就是可取的。由此我们就看到了三种现象。

第一,群众型政党。和精英型政党全是政治精英之间的合作不同,群众型政党还包括政治精英与其他普通人的合作。这些普通人当然谈不上是政治精英,他们未必和政治精英政见相同和目标一致,甚至可能根本就不能理解政治精英的政见。但是政治精英还是选择和他们进行合作,原因只在于,这种合作可以帮助政治精英实现执政治国的目标。因为在群众型政党最先出现的时期,正是选举权扩张的时期,所以政治精英必须主动走出去跟普通大众接触,与其建立合作关系,这样才能获得充足的人力资源和选票资源(对于下层出身的政治精英来说,可能还需要借此获得资金资源),从而实现执政治国的目标。

第二,个人化政党(personalistic party)。相比于群众型政党,这是一个更为新近的现象,意为一个政党只为一个政治精英服务。[29]由于过去政党政治学界充斥着政党“代表功能论”的教条,所以许多人对这种现象表示迷惑不解,或者视之为政党的异化或衰落现象。其实出现这种形态的政党一点都不奇怪,它也只是政治精英选择合作对象机理运作的产物。我们已知,一切政党都是一定的政治精英通过寻求与他人合作而建立起来的,只不过对个人化政党来说,这里的政治精英是一个人,而且他寻求合作的对象比较特殊,仅此而已。比如,意大利力量党(Forza Italia)被看成是个人化政党的典型,被看成是为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一个人服务的工具。但实际上,贝卢斯科尼也寻求与其他政治精英合作,从而在该党内构建了一个精英团队,比如除贝卢斯科尼本人外,还包括议会两院党团的领导人、全国协调人等。[30]此外,贝卢斯科尼是在其控制的媒体帝国和足球俱乐部基础上创建意大利力量党的,这些商业和社会团体就相当于是该党的基层组织。[31]这就意味着贝卢斯科尼与这些团体中的民众也进行了合作。但这些人并不见得都是与其政见相同和目标一致的,他们也不是政治精英。不过贝卢斯科尼很清楚,在商业控制的基础上,他和这些人一定能够合作成功且有助于实现目标,所以合作是可取的。后来事实证明也是如此:通过意大利力量党(并与其他右翼政党结盟),贝卢斯科尼四度担任意大利总理。

第三,付薪的政党雇员(party employees)。这也是一个比较新近的现象,主要存在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政治精英雇佣一些人为政党工作,其实就是与之进行合作。但这些雇员并非与自己政见相同和目标一致的政治精英,实际上这些人只是把受雇当成一种职业,因此几乎可以为任何政党工作(这被称作流动性[32])。既然如此,政治精英雇佣他们(与其合作),就一定不是因为政见和目标,而是因为这些人有一些专业技能,比如调研能力、写作能力、公关能力、组织能力等,可以从事公众舆论监测、政策议题和竞争对手调研、政策主张的制定和传播、舆论塑造、组织动员、资金筹集等工作,[33]从而有助于提升竞选成功的机会。

总之,政治精英选择跟什么样的人合作,根本上是看他(们)认为合作能不能成功和是不是有助于实现执政治国目标。至于政治精英寻求合作的这些人,可能被赋予正式的政党成员身份,以寻求长期稳定的合作,也可能不赋予这种身份,而是称其为积极分子、志愿者、外围组织、支持者、雇员等。所有这些只表明政治精英跟他人合作的方式和程度有所不同,是因具体情境条件而异的,但并不违背政治精英选择合作对象的机理。

(二)合作方式

和人类的一切合作一样,政治精英跟他人合作也是有困难的,这就产生了对组织(organize)的需要,也就是政治精英需要采取各种手段措施来整合合作者的行动,从而使合作(集体行动)成为可能。

组织当然是政治精英的任务,也只有政治精英才有这个动力,因为跟他人合作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其目标的实现。这也就是政治精英是政党的组织者的原因所在。而政治精英的组织任务,不仅要力促合作成功,还要竭力维持合作。因为政治精英的执政目标,通常不是采取一次性集体行动就可以实现的,不管是和平竞选还是进行体制外活动,均是如此;即使已经实现了执政的目标,也还有可能出现反复,比如任期届满、倒阁下台、重新大选、政权被推翻等;此外,执政的政治精英需要与他人持续合作才能治国。所有这些就使政治精英要努力维持合作,以便为实现目标而再次或多次发起集体行动。

具体来说,政治精英组织合作的过程(如图1所示)是:首先根据执政治国的目标,结合具体的情境条件,制定集体行动的任务;其次是进行任务分工,并在集体行动的整个过程中进行控制协调,使所有合作者均按照统一部署来开展行动,防止各行其是的行动,从而发挥出集体行动的整体功效,推动目标的实现。这样组织的结果,就是形成具有一定形态的政党组织体系(organization)——这就是人们对政党的直观印象。其中,任务分工产生政党组织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各种和各层次的角色机构),而控制协调则塑造着政党组织体系的整体结构(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此外,为降低因合作而产生的交易成本,政治精英通常会使任务分工和控制协调常规化和制度化。[34]这就导致政党有可能会形成比较稳定的组织形态,表现出持续性特征。

图1 政党的组织过程

但是法兰西学派提醒我们,这样的组织过程是一个围绕权力而进行博弈的过程。就这里来说,这种组织博弈体现在:在确定情境条件和集体行动任务方面,政治精英之间无论是否存在分歧,都会进行博弈;在任务分工和控制协调方面,政治精英之间以及他们与其他合作者之间也会进行博弈。比如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大会上,普列汉诺夫、列宁、马尔托夫等政治精英在确定当时的形势和任务(包括背后的理论基础),以及在组织体系构建等问题上,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和博弈。[35]

政党的组织博弈不可能处处相同,组织的结果自然也就有所差异:有的成功实现了合作,构建起政党组织体系,并顺利开展集体行动;有的合作失败,没能构建起政党组织体系,自然也就谈不上开展集体行动。人们往往更关注前者,却容易忘记还存在后一种情况。

此外,对于那些成功构建起组织体系的政党来说,由于政治精英面临的或者说他们自我确定的情境条件不尽相同,由此所确定的任务以及所进行的任务分工和控制协调等等,也必然不尽相同。比如,列宁主义模式的共产党采取绝对命令服从和刚性纪律的控制协调方式,但并非所有政党均如此。这就造成多样化的政党组织形态。过去政党政治学界倾向于把群众型政党看成是政党的标准形态[36],从而很难理解其他形态的政党,甚至难以接受政党形态的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没有摸清政党的这个组织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