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献使用问题

北京大学中文系　傅刚

古代文学研究者与专门的古代文献专业的研究者有所不同，专门的古代文献研究者可能以文献整理为主要目的，而古代文学研究者则是在文献清理的基础上为古代文学史的研究服务。现在的文献已经与文学和语言分为不同的学科了，似乎文学研究不需要做文献的工作，而在文学研究中使用了文献的学者，有人甚至会嗤之以鼻。有的人甚至说文献研究只是基础工作，是为文学研究服务的。就如现在学校里的后勤人员一样，是为研究教授做服务工作的。这样的怪论应该占有相当的市场。事实上也有人曾经对我的研究说过，傅刚的版本研究不能算做学术研究。这样的想法与中国重玄谈有关，所谓人人都怀荆山之玉，个个都有要整齐系统、建立自己理论的雄心抱负，因此，理论研究一直被空谈家们视作统帅，我们似乎只能做小卒。而且这个小卒一过了河，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当然，我们要说这是极其浅薄的看法，是不懂得研究的人的看法。诸位只要观察自20世纪初以来的学术研究，就可以看出，到底什么样的研究才能传世，才能为后人所利用。远的不说，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那些理论家们如服装秀一样的观点，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而真正为学术界所利用的，仍然是那些基础的、与文献相关的研究。无论是史学界，还是文学界，都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各位不要为那些浅薄的人所迷惑。

文献的重要性，其实不需要我在这里饶舌，对于专业文献研究者来说，我这里可能是班门弄斧，自暴其陋识。我想还是结合本人的研究，谈一点我们古代文学研究中如何使用文献的问题。

古代文学研究现在应该是争奇斗艳，不仅名家辈出，而且大师辈出。吴小如先生说过这样的话：以前有学问的人很多，但大师很少，现在大师很多，但有学问的人很少。不幸，有不少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略有成就，就俨然以大师自居，这也可能与所学愈少，胆量愈大有关。文献是一门需要长期积累、学习的专业，所以我们文献出身的人，很少有以上所说的那种自以为大师的。传统的文献范围，主要是目录、版本、校勘、考订，但到今天，文献又扩大了范围，当代的电子文献，增加了更新的内容。起码年轻的学者，如果不懂得电子文献，恐怕对他的研究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在继承传统文献学术的基础上，一定不要放松对电子文献的学习和把握。《汉学师承记》卷一“阎若璩”条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是乾隆皇帝曾经问徐乾学一个典故的起源，徐一时不能答。徐以语阎若璩，阎若璩当时举宋人陈良之文。又过十五年，阎氏读《唐书》，乃知出自唐人。又过五年，阎氏读《后汉书》，乃知出于后汉时。（注：《汉学师承记》卷一“阎若璩”条记：“尝语弟子曰：曩在东海公邸夜饮，公云：‘今晨直起居注，上问古人言‘使功不如使过’。此语自有出处，当时不能答。’予举宋陈良时有《使功不如使过论》，篇中有秦伯用孟明事，但不知此语出何书耳。越十五年，读《唐书·李靖传》：高祖以靖逗留，诏斩之，许绍为请而免。后率兵破开州蛮，俘擒五千。帝谓左右曰：‘使功不如使过，果然。’谓即出此。又越五年，读《后汉书·独行传》：索卢放谏更始使者勿斩太守，曰：‘使功不如使过。’章怀注：‘若秦穆公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于此。甚矣学问之无穷，而尤不可以无年也！”）这样的故事，在今天就不会再发生了，因为我们只要将主题词输入电子版《四库全书》，几秒钟问题就全部解决了。这就是电子文献的作用。但是，我也常想，我们在几秒钟内完成的工作，所得到的收获，一定比那位清人多吗？我们研究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古人通过不断地读书，在读书中发现问题的乐趣，我们还有吗？通过电子文献竭泽而渔，生命的速度加快了，人生的体验减少了，意义何在呢？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是不合于历史进步主义的，请诸位批评。当然，电子文献帮助我们解决了查读资料的速度问题，也更加全备，但我们能够全然依靠电子文献吗？当然不能，因此，我们一定要在读传统文献的基础上使用电子文献。比如说，虽然我的记忆力不好，看过的书经常忘掉，但是我可以借助电子文献帮助我检索我需要的资料。因此研究的心得，只能从读书中来，而不可能通过检索获得。我曾经看过一本将要出版的书，我帮他审阅一下，结果我发现，这位学者使用的材料，有很多都是通过电子文献检索而得的。通过电子文献检索的材料，能够看出吗？当然能，而且十分明显。那位老兄，在讨论一问题时，一整节都是用资料堆积而成的，分析十分简单粗疏。这也是因为电子文献的检索太容易了，养成了他懒得再分析的毛病。一般说来，研究者使用资料，应该是在大量的资料中，挑选有代表性的、有意义的材料进行分析，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仅通过电子文献检索，便会将所有的资料都堆积在一起。甚至有的材料可能会有矛盾，但因为表面上看差不多，就都放在一起了。这很容易看得出来。所以我劝各位，电子文献当然要会用，但仍然要以读书为主。此外，电子文献，毕竟是经过了今人的输入，其中的谬误肯定不少。即以最好的《四库全书》来说，也经常会发现有错谬。所以我们可以借助，而不能依靠它。

读书，读什么书呢？当然要读好书。这并不是废话，因为尤其是现在，许多人并不知道要读什么书，什么书是好书。比如“二十四史”，我们当然要读中华书局版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整理本中，只有中华书局版经过了数十位学者数十年的整理校订，所以可靠。如果你不用整理本，那你就要用清代的殿版，那也是清人整理的结果。至于有的人什么书都用，甚至称只要读读白话翻译本就行了，对于这样也称作学者的人，你还能说什么呢？

古人读书，最重择取，观谭献《复堂日记》所论读何种版本的子书即可知。谭献说：“浙江书局刻诸子，《荀子》，谢墉、卢文弨本。《贾》、《董》，皆卢本。《法言》，秦恩复本。《中说》，明世德堂本。《老子》，会稽章氏原本校聚珍官本。《文子》，聚珍本。《管子》，明赵用贤本。《孙子》，孙星衍十家注本。《商君书》，湖州严万里本。《韩非》，吴鼒、顾广圻本。《墨子》，毕沅、孙星衍本。《吕氏春秋》，毕沅本。《淮南》，庄炘本。《尸子》，汪继培辑本。《晏子春秋》，孙星衍本。《列子》、《庄子》，皆世德堂本。予欲广之，《韩诗外传》，赵怀玉本。《吴子》，孙星衍本。《盐铁论》，汪继培本。《新论》，孙冯翼辑本。《潜夫论》，汪继培本。《抱朴子》，孙星衍、严可均本。《说苑》、《新序》、《中论》、《傅子》、《正论》、《申鉴》，未见善本。又欲广以《太玄》，万玉堂本。《论衡》足本，闽中周季贶藏。《文心雕龙》，黄叔琳本、顾广圻校。《金楼子》，鲍以文本。《刘子》，无善本。《风俗通义》，有钱校本。”以上所举多为子书，于此既见前人整理的成就，亦见古人读书慎于选择。古籍流传至于后代，讹谬日滋，非整理不能卒读，然书坊往往为射利而粗制滥造，学者，尤其是初学者如何选取好书，确非易事。故清末张之洞鉴于此而请缪荃孙为编《书目答问》，为学者指点迷津。缪书反映了当时书籍整理校勘的成果，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有新的要求，故范希曾又作《书目答问补正》。然时至今日，这些古籍整理更为繁荣，这些书在今天，已多有当代学者整理本，如中华书局所出《新编诸子集成》，是当代学者整理古籍的成果，我们若读子书，当然要选择中华书局版。不过当代学者虽然已经整理有不少，也还有许多没有整理者，如《金楼子》，我们研究古代文学的人，都要使用的，但现在尚未见有好的整理本出现（近时许逸民先生刚刚出版一部整理本，填补了这个空白）。还有一些整理本，限于整理者的水平，恐亦未能让人信服，故仍须以清人整理之善本为主。集部在清时相对不如经史子，但亦有好的整理本，如《文选》的胡克家本、《玉台新咏》的吴兆宜注本和纪昀的《考异》本、《庾子山集》的倪璠本、《陶渊明集》的陶澍本等，当代学者重视集部，整理水平也较高，如中华书局所出“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出“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文革”前所出“文学理论研究丛书”等，都是公认的善本，我们当然要读这样的书。至于今天，各家所出书水平已大大降低，不仅作者水平不够，编辑水平尤其低下，无可如何，相比之下，还是只能用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

读书靠什么读呢？当然要靠目录，这就是老一代学者一直告诫我们的话，目录、版本，是学术的门径。这是因为古代有许多书都已经失传了，而当时的目录却还有记录，并且有的目录的体例严密，对书的性质作过介绍，这样我们通过看目录，就可以了解那些书的情况。更重要的，古代的典籍太多了，只有通过目录，我们才能知道哪些书是有价值的书，是值得我们阅读的。清人的《书目答问》，就一直是学者们利用的最好的目录书，我们今天仍然要使用它，对我们的研究有着非常大的作用。

我写过一本《〈文选〉版本研究》，就大量使用了历代相关的目录，对我了解古代《文选》学著述，有着非常大的帮助。我以前读研究生时曾经上过目录版本课，是由著名学者胡道静先生上的，但当时并没有多少体会，直至我自己亲身运用了它，才知道目录和版本有多重要。因此，各位做研究，一定要做一个文献的工作，不管是年表、版本整理，还是目录调查，都会加深你对学术研究的理解。只有做过这个工作的人，才能知道这工作的价值，否则，你和那些理论家谈，只能是对牛弹琴。

目录和版本在中国古代学术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在解放后的学术界，受到了冷落，这坏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过近几年来，目录和版本却受到了大大的重视，有关目录版本的书，很好卖，价值也高起来了，这是与当前正在兴起的古籍拍卖相关的。其实挺悲哀的，不是因为学术研究发现了它的价值，而是因为利益的驱动。不过这也说明目录版本本身确实具有价值，不同的是，它本应发挥在学术研究中的，却被发挥到了古籍买卖中。当年杨守敬到日本，据说就是依靠森立之的《经籍访古志》才发现了大量藏在日本的中国古籍。杨守敬先生是了不起的学者，他利用他渊博的文献学知识，为购藏流于国外的中国典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主持影印的“古逸丛书”，让多少中国学者获益！当杨守敬将藏在日本的典籍买回国后，日本的学术界大为震动，正如其后的岛田翰购买了中国陆氏的皕宋楼藏书一样，中国的学者也大为震动而痛心。这其间也是目录学起了大的作用。

目录的重要，学习古代文史的人都深有体会，故新生入门，老师往往教以《汉志》、《隋志》以及《四库全书总目》，读此目录之书，不徒以知书名，更在于明学术源流，故章学诚说：“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先秦至西汉成帝时，学术发展颇为繁荣，朝廷已列经学博士，朝廷、地方均有学校，有官学，有私学，然各家学术之源流，未必清晰。对先秦学术派别，因文献未经整理，未能判明，即西汉当代学术，亦未能区分，故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国家藏书，将先秦以来五百多家一万三千多卷图书加以区分，部次为六大类，编为《七略》（《七略》者，首为《辑略》，后班固将《辑略》散入《六略》中），是以先秦以来书始可读，而各家之区分始明，此其大端者。至具体应用及理解，则因人而异。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叙论》说：“目录学者，将群书部次甲乙，条别异同，推阐大义，疏通伦类，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之专门学术也。”此着眼于“即类求书，因书究学”，自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一个重要内容。即类求书，其实说明了古代目录编辑体例是以类相从。以类相从，告诉我们查验古书，尤其是佚书时，必明其体例，始能明其性质。试举《隋志》若干例以明之。

《隋志》：

其一，诏、表、奏、启何以居赋、诗等文体后？

据《文选》，朝廷文书，一般居于前列，但《隋志》却列于后，解释是，《隋志》总集部以各体总集居前，单体总集居后。单体总集似以有韵无韵区分。自赋以下至连珠，当为有韵之文。自诏集以下当为无韵之笔。诏集前的梁代杂文，亦是有韵之体，概念合于《文心雕龙》。

其二，昭明太子《文章英华》系于谢灵运《诗英》之下，但正文中明明著录有萧统的《古今诗苑英华》，为何不系于《古今诗苑英华》之下，而要系于《诗英》之下呢？

按，《梁书》本传记萧统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诰文言，为《正序》十卷，五言诗之善者，为《文章英华》三十卷，《文选》三十卷。据此，则《文章英华》乃五言诗集，与《古今诗苑英华》不同。又，钟嵘《诗品序》说“谢客集诗，逢诗辄取”，《诗品》评诗专以五言，此证谢灵运《诗英》正是五言诗。又按，《古今诗苑英华》，与《文章英华》当不是一书。萧统有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称“往年因暇，搜采英华，上下数十年间，未易详悉，犹有遗恨”。唐僧慧净撰有《续古今诗苑英华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唐僧惠净撰。辑梁武帝大同年中《会三教篇》至唐刘孝孙《成皋望河》之作，凡一百五十四人，歌诗五百四十八篇，孝孙为之序。”据此，《古今诗苑英华》为历代诗选，至梁朝止，故慧净续书亦从梁始。

其三，《西府新文》是何种书？

按，之所以如此问，是《隋志》中以《西府新文》置于诗集中，而据题目，似应为文集。辨曰：《颜氏家训》记：“吾家世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梁孝元在蕃邸时，撰《西府新文》，讫无一篇见录者，亦以不偶于世，无郑卫之音故也。”据此是萧绎于荆府辑当时在西府所作诗为集，其书则是萧统命萧淑所作。

其四，《古乐府》八卷。

乐府自是一类，不应杂于诗间，故姚振宗说：“后文既有乐府歌诗，自为一类，则此八卷，当列后与彼为伍。”然据《隋志叙》说“合其近密”体例，当与其上钟嵘《诗品》参看，似或为古乐府之评一类。

其五，《毛伯成集》一卷。

毛伯成是东晋征西参军，据此似应列于别集中，不知为何列于总集？姚振宗说：“此与别集类之。一卷不知是一是二，或毛集多寄存他人诗，亦有似乎总集与？”按，姚氏所猜测有理，此自应是总集。今德国藏有敦煌写本《毛伯成诗》残卷，详情待查。

其六，《善文》五十卷。

按，此书性质不详，但既附于启类之间，当或为启事，亦合于杜预身份。《玉海》卷五十四引《史记·李斯列传》集解、《史记·高祖本纪》索隐均言《善文》载秦末隐士遗秦将章邯书，而未言出自哪一种《善文》，严可均《全秦文》径注为杜预《善文》，未知何据？《晋书·华廙传》载华廙“集经书要事，名曰《善文》，行于世”，是其时有二《善文》，裴骃《集解》及司马贞《索隐》所引，未必是杜预之书。

其七，《秦帝刻石文》一卷。

按，此书附于《上封禅书》之下，注宋会稽太守禇淡撰。有人以为即秦始皇在会稽的刻石。其实此书附于“封禅书”下，当是秦始皇于泰山的刻石文，与封禅有关。

不过诸位如果留心的话，我发觉近几年来学术界略有一些变化，那就是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受到重视，有许多原先高唱西学的学者，悄悄开始了贩卖国学的勾当。其实已经有少数人摇身一变而成为国学的学者，甚至是大师了。于是那些人也开始弄起文献来了，也开始读起古书来了，这是好事，也是不好的事。好事是国学的确显示了它本身的价值，不因你的批判而消亡；不太好的事是，这些人会把传统学术研究也弄得一塌糊涂。他们并不真正懂得文献，以为很容易，其实在所有的学问里，最不容易的，当然是文献了，它得需要你付出多少努力啊！关键是这些人会破坏文献学最基本的规则，这个破坏的后果应该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大家要警惕。

文史研究中，目录、版本、校勘号称文献学研究的三把钥匙，故明目录则知学术途径，明版本则知善于择取，明校勘则知书本之正误及可读不可读。对文史研究者来说，这三者是不能轻视的。但当代诸多学者往往嗤之以鼻，这是非常要不得的。前人对此有许多重要的经验和论述，下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例证，据明陆深《金台纪闻》记，明初南京有位医生替病人看病，一天一位病人拿着药方走了，这位医生匆忙追出门嘱咐道：“煎药时要放一块锡。”名医戴元礼在旁听了感到奇怪，药引为什么用锡？便上前请教。这才发现那位医生所据的医书，“锡”字刻错了，本应当是“饧”字，也即糖。（注：陆深：《金台纪闻》（《宝颜堂秘笈》本）：“金华戴元礼，国初名医，尝被召至南京，见一医家迎求溢户，酬应不间。元礼意必深于术者，注目焉，按方发剂，皆无他异，退而恠之。日往观焉，偶一人求药者既去，追而告之曰：‘临煎时下锡一块。’麾之去。元礼始大异之，念无以锡入煎剂法。特叩之，答曰：‘是古方尔。’元礼求得其书，乃‘饧’字耳，元礼急为正之。呜呼，不辨饧、锡而医者，世胡可以弗谨哉！”）那位医生不察，开错了药方。当然，医书如果错了，可能会害人，而一般的经籍如果错了，不会直接害人的身体，但却会害人的精神。比如《沧浪诗话》“诗有别才，非关学也”句，曾受到黄道周、朱彝尊、毛奇龄、汪师韩等人的攻击，认为严羽否定学对诗的作用是非常荒唐的。郭绍虞在查考了《诗人玉屑》后，证实“学”字是“书”字之误。而黄、朱等人虽然提出质疑，但没有据版本考校，所以最终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例子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非常重要，因为一个字的错误，便造成了一个论点的误解。因此，我们决不能轻视文献的作用，同时，还要知道如何正确地使用文献，了解作用的规则，决不能打着重视文献而歪曲文献的旗号为自己错误的观点作掩护。这也许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