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历来异说纷纭。明高儒《百川书志》六史部野史类云：“《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百川书志》作于嘉靖十九年（1540），这是明人关于《水浒传》作者最早的记载。又郎瑛《七修类稿》二三云：“《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根据陈善的序文，《七修类稿》作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晚于《百川书志》二十六年。这两条材料是比较可信的。第一条说明《水浒传》是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第二条也是说罗贯中编，但又说“予意旧必有本”。“旧本”是什么？当即他所提到的施耐庵“的本”。所谓“的本”即真本之意。高儒、郎瑛都未明确肯定施、罗二人是《水浒传》的本来作者，原因何在？我认为，在他们看来水浒故事的真正作者是说书艺人和杂剧编撰者，施、罗二人是在这些创作的基础上厘订、加工、编纂成《水浒传》的。如郎瑛《七修类稿》二十三，在谈到《三国》、《宋江》的编者罗贯中之后，接着说：“昨于旧书肆中得抄本《录鬼簿》，乃元大梁钟继先作，载宋元传奇之名，而于二书之事尤多。据此，见原亦有迹，因而增益编成之耳。”所谓“原亦有迹”，除施耐庵“的本”外，即指那些民间或城市艺人关于水浒故事的艺术创作。其实施耐庵“的本”，何尝不是根据群众艺人的艺术创作而完成的！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四十一云：“今世传街谈巷语，有所谓演义者，盖尤在传奇杂剧下。然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世率以其凿空无据，要不尽尔也。余偶阅一小说序，称施某尝入市肆，阅故书，于敝褚中得宋张叔夜擒贼招语一通，备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润饰成此编。”他根据的某“一小说序”，所谈施耐庵的撰写过程，未免简单轻率，但他指出施耐庵的真本，是“阅故书”，在讲唱文学的基础上润饰而成的，却是道出了事实的真相。那么，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即施耐庵曾搜集、整理水浒故事，成为《水浒传》，并对《水浒传》原书做过一番审订、校正工作，罗贯中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编纂和加工。

施耐庵生平事迹不详。明惠康《识余》云：“世传施号耐庵，名字竟不可考。”《兴化县续志》载有淮安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说他名子安，生于元贞二年，至顺二年举进士，曾在钱塘做两年官，著有《志余》、《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侠传》等书。按：《元史·选举志》，仅载天历三年，元统癸酉，各举行廷试一次，至顺二年并未开科。又《钱塘县志》记载过去的知县也无施耐庵其人。所以，此墓志显然是伪作，不可信。最近在江苏兴化、大丰两县发现有关施耐庵的新材料，如《施氏家簿谱》、《施氏族谱》等，但专家们对这些材料的真伪尚有争论，很难遽下结论。

罗贯中的生平事迹，比施耐庵稍清楚些。元遗民贾仲明《续录鬼簿》记载：“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续录鬼簿》作于明永乐二十年（1422），上推到元至正甲辰（1364），是五十八年，贾仲明在五十八年前曾亲自见过罗贯中，和罗是“忘年交”，罗至少比贾长二十岁，可以推论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又据《少室山房笔丛》记载罗贯中是施耐庵的“门人”，因而进一步可以推论施耐庵的时代应比罗贯中稍早，约为元代后期人。至于说罗是“太原人”，与郎瑛、胡应麟所记为“杭人”、“武林人”不合，那可能罗原籍为太原，后来迁居杭州。本来元中叶以后，大量北方作家流寓南方，罗贯中应是其中的一员。

如上所叙，《水浒传》是在群众艺术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我们要了解《水浒传》的创作，必须了解《水浒传》以前有关水浒题材的文学形式的流传情况。比较早的是周密《癸辛杂识》续集记载有龚圣与所作宋江三十六人的像赞序：“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周密是宋末人，高如、李嵩当和他同时，龚圣与是淮阴人，与“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宋史·徽宗纪》）是同一地区，足见南宋时淮阴地区水浒故事流行的情况。

这些故事，经过“街谈巷语”，人们口口相传，愈演愈奇，愈传愈广，当时的说书人便取之以为讲唱的题材了。如宋罗烨《新编醉翁谈录》卷一小说名目，说“公案”类有“石头孙立”，说“朴刀”类有“青面兽”，说“杆棒”类有“花和尚”、“武行者”等。他们讲唱时可能已有底本——话本，可惜我们今天看不到了。他们各讲述其所长，分门别类，都不相干，其故事内容也不相联贯，但却为《水浒传》的成书准备了条件，为《水浒传》的写作提供了素材。如百回本《忠义水浒传》第一回开卷即说：“话说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点，天子驾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贺。”就明显是宋人的口气。这种宋人口气的叙述，作品中还可以见到，说明《水浒传》有不少是取材于当时的话本。成书于元代的《大宋宣和遗事》是专写水浒故事的，是有关水浒故事的集录，文言口语间杂。据汪仲贤《宣和遗事考证》，其文言部分多节录《南烬纪闻》、《窃愤录》、《续录》等书，口语部分大抵采自话本。全书从杨志押送花石纲起，到征方腊止，中间有孙立等往太行山落草，宋江杀阎婆惜、得天书，三十六名将造反等，梗概虽极简略，但《水浒传》故事的初步规模已经具备。可以认为它所采取的话本是元人所讲水浒故事最早的底本。这部书在水浒故事的创作上有很大发展，为《水浒传》成书奠定了基础。

水浒故事广为流传，也为元代戏剧家摄取作为自己创作的题材。现在保存在臧晋叔《元曲选》中有关水浒题材的戏剧共五本，即无名氏的《争报恩三虎下山》、李文蔚的《同乐院燕青博鱼》、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康进之的《梁山泊李逵负荆》、李致远的《都孔目风雨还牢末》。也是园藏《古今杂剧》和《孤本元明杂剧》中也有五本，作者皆不可考，即《鲁智深喜赏黄花峪》、《梁山五虎大劫牢》、《梁山七虎闹铜台》、《王矮虎大闹东平府》、《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此外，《录鬼簿》中尚有存目十余本，计高文秀八本，李文蔚二本，杨显之一本，红字李二三本，康进之二本。这些戏有的内容与《水浒传》并不相同，有的则可以在《水浒传》中得到印证，成为《水浒传》中某些回的重要情节。这类戏不但为《水浒传》增加了新的故事，而且提供了新的思想。如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等戏剧都出现了梁山泊农民起义根据地的雏形：

寨名水浒，泊号梁山，四下方圆八百里，东连大海，西接济阳，南通巨野、金乡，北靠青、齐、兖、郓。有七十二道深河港，屯数百只战舰艨艟；三十六座宴楼台，聚数千家军粮马草。

建立根据地是农民起义发展的重要阶段，元剧作者描写了这个根据地，是他们对水浒故事发展的贡献。这类戏剧还把原来的三十六名将，推演为“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凑成一百单八人的基本队伍。更重要的是在《争报恩》中提出了“替天行道”，在《李逵负荆》中提出了“替天行道救生民”的行动纲领。这正是《水浒传》的中心思想，《水浒传》的中心思想即萌芽于此。《水浒传》所描写的正是农民起义军建立革命根据地，依靠庞大的革命队伍，遵循明确的政治纲领，才“风高敢放连天火，月黑提刀去杀人”的。郎瑛所谓《水浒传》的创作“原亦有迹”，是有根据的。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水浒故事的演变过程，《水浒传》是在吸取前人创作的基础上形成为长篇巨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