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曲“四大家”与王实甫
元泰定元年（1324）周德清所撰《中原音韵·序》里有如下一段话：
乐府之盛，之备，之难，莫如今时。其盛，则自搢绅及闾阎歌咏者众。其备，则自关、郑、白、马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观其所述，曰忠，曰孝，有补于世。其难，则有六字三韵，“忽听、一声、猛惊”是也。
这就是后来所称元曲“四大家”的缘起。元代是我国戏曲发展、繁荣、昌盛的时代，作家辈出，灿若群星，仅《录鬼簿》所载就有作家152人。在众多的作家中仅举四人为代表，这无疑是极大的推崇。此后，元曲“四大家”的提法，始终没有变化，一直沿袭至今。但是，对于“四大家”究竟应包括哪些人，以及对他们该作如何评价，明清以来却有着激烈的争论，尤其是“四大家”中是否含《西厢记》作者王实甫，更是引起许多人的不平。
明周宪王朱有燉，宣德九年（1434）在其所撰《继母大贤》杂剧序言中曾写道：
予观近代文人才士，若乔梦符、马致远、宫大用、王实甫之辈，皆其天才俊逸，文学富赡，故作传奇清新可喜，又其关目详细，用韵稳当，音律和畅，对偶整齐，韵少重复，为识者□。……故为传奇，当若此数人，始可与之言乐府矣。
朱有燉这里所说元代著名作家虽然也是四位，但与周德清所述却显然不同。尽管朱氏将王实甫名列其中，但却把关汉卿和白朴摒弃在外，乔梦符和宫大用反而被纳入。乔、宫的杂剧创作虽有一定成就，却不能与关、白相提并论，更不能超越其上。由于这一提法不够全面公允，所以未引起后来戏曲评论家的重视。
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不仅承继了周德清关、郑、白、马之说，而且第一次明确地采用元曲“四大家”的提法，并竭力推崇郑光祖，王实甫不仅不被包括在“四大家”之内，反而极力加以贬斥。他说：
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马之词老健而乏姿媚，关之词激励而少蕴藉，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
何良俊论曲以“蕴藉”、“简淡”为上，力诋语词的浓艳，有“浓盐赤酱”之喻。他认为“郑词淡而净，王词浓而芜”。他肯定郑光祖曲词“蕴藉有趣”、“语不着色相，情意独至”，“清丽流便，语入本色，然殊不秾郁”。对于王实甫虽然也称赞其“才情富丽，真词家之雄”，认为《西厢》其妙处亦不可掩，但从总体上，却认为“《西厢》全带脂粉”，“首尾五卷，曲二十一套，终始不出一‘情’字，亦何怪其意之芜颣耶”！有些质朴浅显晓畅易懂的语句也被指责为“语意皆露，殊无蕴藉”，“全不成语”。
何良俊的看法，得到沈德符的赞同。他在《顾曲杂言》中写道：
《西厢》到底不过描写情感，余观此剧，尽有高出其上者，世人未曾遍观，逐队吠声，咤为绝唱，真井蛙之见耳。
何良俊曾认为，《西厢记》同所唱的时曲一样，不过是“情词”，“元人之词，往往有出于其上者”。沈德符的这一段话，不过是何说的转述和翻版而已。他在“四大家”的排列顺序上，也将郑光祖列为首位，并且进一步作了发挥，认为“元人以郑、马、关、白为四大家而不及王实甫，有以也”。
何良俊的主张尽管得到沈德符的赞同，却遭到许多人的反对。首先表示异议的是王世贞。他在《艺苑卮言》中说：
何元朗极称郑德辉《梅香》、《倩女离魂》、《王粲登楼》，以为出《西厢》之上。《梅香》虽有佳处，而中多陈腐措大语，且套数、出没、宾白，全剽《西厢》。《王粲登楼》事实可笑。毋亦厌常喜新之欤？
王世贞对《西厢记》极为赞赏，认为“北曲故当以《西厢》为压卷”。他指出何良俊褒郑抑王的倾向，乃是犯了“厌常喜新之病”，郑光祖诸作不仅不在《西厢》之上，相反《梅香》却是剽窃《西厢》而来。梁廷楠在《曲话》中对王氏此说作了进一步发挥，他指出：“《梅香》如一本小西厢，前后关目、插科、打诨，皆一一照本模拟。”并举出情节关目相同者二十例，认为这是对《西厢记》的有意模仿，而“不得谓无心之偶合”。此外，他还列举《梅香》引经据典的曲词及以“四书语入曲”的句例，指出：“如此等类，直是一幅策论，岂复成声律耶！又况其出自闺阁儿女之口也？”这是对何元朗所谓“郑词淡而净”的有力驳斥。
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虽然也引述了周德清关于元曲四大家的论述，但是他在论及元曲的发展时并未局限于“四大家”。他指出：
曲者，词之变。……而诸君贯酸斋、马东篱、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才情，兼喜音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也。(37)
王世贞论述元曲代表作家，并未把王实甫排除在外，而是将他与关、马、白、郑并提，认为他们“咸富才情，兼喜音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长”。经过他们的共同创造，才使元曲得以同宋词相媲美。王世贞的看法是公允的，因而得到许多人的赞同和呼应。
程巨源在《崔氏春秋·序》中，本王世贞说，将王实甫与关汉卿并称，对其所作《西厢记》作了充分的肯定，而对何元朗贬低《西厢记》的言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他说：
二公皆胜国名手，咸富才情，兼喜音律。今观其所记，艳词丽句先后互出，离情幽思哀乐相仍，遂擅一代之长，为杂剧绝唱良不虚也，而谈者以此奇繁歌叠奏，语意重复，始终不出一“情”；又以露圭着迹调脂弄粉病之。夫事关闺闱，自应秾艳；情重怨旷，宁废三思；大雅之罪人，新声之吉士也。遂使终场歌演，魂绝色飞，奏诸弦索，疗饥忘倦，可谓词曲之《关雎》，梨园之虞夏矣。以微瑕而颣全璧，宁不冤也。……然语有之：“情辞易工。盖人生于情，所谓‘愚夫愚妇可以与知者’。”今元之词人无虑数百十而二公为最；二公之填词无虑数十种而此记为最。奏演既多，世皆快睹，岂非以其情哉！《西厢》之美则爱，爱则传也。
程巨源将王实甫与关汉卿同称“胜国名手”，以之为元代“词人”之“最”；称赞《西厢记》“擅一代之长，为杂剧绝唱”，比之为“词曲之《关雎》，梨园之虞夏”，认为《西厢记》“美”而博得观众的“爱”，由于爱则得到广泛的流传。程巨源于《西厢记》的赞扬及其对何元朗的驳斥，表明他对贬低王实甫的强烈不满。
与程巨源相同，王骥德也对何元朗贬斥《西厢记》为“调脂弄粉”的说法表示异议。他在《新校注古本西厢记·考》中说：
《西厢》……其质本香奁金荃之遗，语自不得不丽。何元朗《四友斋丛说》至訾为“全带脂粉”，然则必铜将军持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而始可耶！
在《曲律》一书中，他又写道：
《西厢》组艳，《琵琶》修质，其体固然。何元朗并訾之，以为“《西厢》全带脂粉，《琵琶》专弄学问，殊寡本色”。夫本色尚有胜二氏者哉？过矣。
王骥德认为《西厢记》词语艳丽与本色兼备，而曲辞的艳丽乃是由作品的内容所决定的。何元朗非难《西厢》“全带脂粉”，“其本色语少”，未免过于苛刻，失之偏颇。王骥德曾经校注过《西厢记》，对《西厢记》有较全面深入的研究，对王实甫在元代曲坛的地位和贡献有较公正的评价。正是在此基础上，他对元曲“四大家”的传统说法提出质疑。他说：
世称曲手，必曰关、郑、白、马，顾不及王，要非定论。(38)
王骥德的看法与沈德符的意见是截然相反的。他认为王实甫应与关、郑、白、马一样，同被列为元曲大家，“世称曲手”“顾不及王”是不公平的。但是，王骥德也有矫枉过正的地方。他曾经说过：“四人汉卿稍杀一等。第之，当曰王、马、郑、白。”(39)王骥德论曲“以婉丽俏俊为上”(40)。他过分地推崇王实甫和马致远，将王实甫比作李白，马致远比作杜甫，而对语主本色当行的元剧奠基人关汉卿却加以贬低，将其由元曲“四大家”之首而排除在“四大家”之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是极不公正的。(41)
与王骥德略有不同，胡应麟所持态度则比较审慎客观。他认为关汉卿虽然“字字本色”但“藻丽神俊大不及王”，元时“所推关下即郑”，“王实甫……声价本出关、郑、白、马下”，可能是因“元世习尚颇殊”，“元人以此当行”。对于元曲“四大家”和王实甫究竟如何评定，他主张“公论百年后定”，需要经过历史和时间的检验。
此后，许多人在论及元曲大家时，都将王实甫与关、马、白、郑并提。吴兴祚在为毛西河《论定西厢记》作序时写道：
元……所传遗剧，如东篱、汉卿、德辉、仁甫彬彬称盛，然欲如《西厢》之经文纬质，出风入雅，粹然一归于美善，仍亦罕有。
吴兴祚给予《西厢记》以高度评价，将它与元曲“四大家”的作品并誉，既称颂了王实甫的功绩，又肯定了关、马、白、郑的地位，评定是确当的。杨恩寿《词余丛话》引张度西语，也是将实甫、东篱、汉卿并称。近人王国维在《录曲余谈》中也将王实甫与“四大家”并列。他说：
士大夫之作杂剧者，唯白兰谷（朴）耳。此外杂剧大家，如关、王、马、郑等皆名位不著，在士人与倡优之间，故其文字诚有独绝千古者……
尽管关、王、马、郑与白朴的出身和社会地位不同，王国维仍赞其为“杂剧大家”，并肯定其文字“独绝千古”。
《西厢记》是元剧的瑰宝，是元杂剧的代表作，王实甫以其规模宏制的巨著，为元剧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与关、马、白、郑等人一起，奠定了元剧发展的基础，他们的作品共同构成了元代剧坛万紫千红的局面，标志着元剧发展的高峰。因此论及元剧代表作家，应将关、王、马、白、郑并列，只举关、马、白、郑为“四大家”而将王实甫排除在元剧大家之外，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符合元剧发展的历史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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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据张深之本。详见本书《体例·题目正名与总目》。
(2) 隔，《莺莺传》与《董西厢》作“拂”。
(3) 天一阁本《录鬼簿》著录《西厢记》，题目“郑太后（君）开宴北堂春”，正名“张君瑞待月西厢记”，杨朝英《太平乐府》卷六所收孙季昌作《集杂剧名咏情》〔滚绣球〕曲有“西厢待月张君瑞”句，与众不同。
(4) 金圣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卷一。
(5) 另见傅惜华编《西厢说唱集》。
(6) 任讷《曲谐》。又祁彪佳《远山堂剧品》和《传奇汇考标目》著录有无名氏《小春秋》（南五折）一本，不知是否与《西厢》有关？待考。
(7) 此书今无传本，万历三十年（1602）徐
编《徐氏红雨楼书目》曾著录。祁彪佳《远山堂剧品》列入“雅品”，注为“北四折”，其品语曰：“传情者，须在想象间，故别离之境，每多于合欢。实甫之以《惊梦》终《西厢》，不欲境之尽也；至汉卿补五曲，已虞其尽矣；田叔再补《出阁》、《催妆》、《迎奁》、《归宁》四曲，俱是合欢之境，故曲虽逼元人之神，而情致终逊于谱离别者。”
(8) 参见金圣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
(9) 单宇，字时泰，号菊坡，正统四年（1439）进士，《明史》有传。
(10) 又明刊《西厢记考》引戏曲家梅鼎祚语：“《西厢记》人称为《春秋》，盖曲止有春秋而无冬夏，故名。”语气则更加肯定。
(11) 李贽《焚书·杂说》。
(12) 《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3期。
(13) 《江海学刊》1960年2期，《光明日报》1961年1月29日、4月30日、10月22日。
(14) 《文汇报》1961年3月29日，《光明日报》1961年7月9日。
(15) 见《明刊本西厢记研究》。
(16) 另见蓝凡《〈西厢记〉第五本非王实甫所作》（《复旦学报》1983年4期）、蔡运长《〈西厢记〉第五本不是王实甫之作》（《戏曲艺术》1988年4期）。
(17) 吴金夫《〈西厢记〉应为关汉卿所作》（《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4期）。
(18) 见《四友斋丛说》。
(19) 弘治本《西厢记》附录原无标题，《雍熙乐府》题作《西厢十咏》，刘龙田本《西厢记》题作《打破西厢八嘲》，咏“王家”一首题为“王实甫”。
(20) 都穆（1458—1525），字玄敬，吴县人。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
(21) “点鬼簿”刘世珩《西厢记考据》引作“录鬼簿”。《点鬼簿》即为《录鬼簿》。参见本书《附论·〈点鬼簿〉与〈录鬼簿〉》。
(22) 见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卷六。
(23) 刘龙田本题为《西厢别调》。
(24) 详见本书《续书与改作·增补本》。
(25) 王世贞《艺苑卮言》初成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隆庆六年（1572）最后定稿。
(26) 陈泰《重校西厢记·总评》、蒋一葵《尧山堂外纪》、李调元《雨村曲话》、梁廷楠《曲话》等皆转录了王氏此语。《雨村曲话》、《曲话》所述与《艺苑卮言》原文有出入。
(27) 王世贞《艺苑卮言》又云：“贺方回〔浣溪纱〕有云：‘淡黄杨柳带栖鸦。’关汉卿演作四句云：‘不近喧哗，嫩绿池塘藏睡鸭。自然幽雅，淡黄杨柳带栖鸦。’青出于蓝，无妨并美。”所引《西厢记》曲词为第三本第三折〔驻马听〕曲。据此，王氏似又将前四本属关，与其王作及“汉卿所补”说相矛盾。这可能是王氏无意中沿袭“《西厢》久传为关汉卿撰”旧说之误。蒋一葵《尧山堂外纪》照录王氏原文，李调元《雨村曲话》转述此语则将关汉卿改作王实甫。
(28) 胡应麟还将王实甫误作王和卿，“以先关卒，故《西厢记》未成而关续之耶”。起凤馆主人曹以杜在《元本出相北西厢》卷首所载《新校北西厢记·考》中也沿袭此误。这又一次表明王作关续说并无根据，不过是推测而已。
(29) 徐氏所引语与《太和正音谱》原文略有不同。
(30) 见槃薖硕人《增改定本西厢记·序》及《凡例》。
(31) 周宪王本《西厢记》今未见传本，此书是否存在过，学术界有争论。
(32) 梁廷楠曾对王作关续说有所怀疑，认为“汉卿所撰曲多至六十余本，其目不载《西厢》，且续本多鄙陋不伦之句，尤可疑也”。但他仍称“王实甫作《西厢记》，关汉卿续之”。并将其作为“一曲而数人合作者”的例证。
(33) 见《顾曲麈谈》、《螾庐曲谈》。
(34) 毛奇龄《论定西厢记》。
(35) 天一阁本《录鬼簿》原作“德名信”，学术界一般认为系“名德信”的倒置，亦有认为是“名信德”之颠倒者。
(36) 《全元散曲》王德信名下载有《〔商调·集贤宾〕退隐》套曲，从曲词中可知作者曾做过官，后来退隐还家（“想着那红尘黄阁昔年羞，到如今白发青衫此地游，乐桑榆酬诗共酒”），而且生活颇为富足闲适（“有微资堪赡赒，有园林堪纵游”），至少活到六十岁（“百年期六分甘到手，数支干周遍又从头”）。此套曲《雍熙乐府》不署撰人，《北宫词纪》署王实甫作。但从曲中所述作者身世处境来看，与贾仲明悼词所言出入很大，也与大多数元剧名家不同。此曲究竟是否为王实甫作，尚需进一步查考。
(37) 李调元《雨村曲话》转述王世贞此语时，曾认为“贯酸斋、张可久、宫大用只工小令，不及马、王、关、乔、郑、白远甚，未可同年语也”。但是他仍是将王实甫与马、关、郑、白并重的。刘熙载的《艺概》也据王世贞说将上述九人作为“北曲名家”之“尤者”。但刘氏似将王实甫与王和卿误为一人。
(38) 《曲律·杂论上》。
(39) 《新校注古本西厢记·考》。
(40) 《曲律·杂论下》。
(41) 明万历以后，有些人由于以为《西厢记》第五本为关汉卿所续，就认为关不及王，这也是一种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