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彭玉平教授新著《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将付梓，问序于余。我对王国维与词学皆非专门之家，不敢轻置一辞，但我想谈谈与此书及作者的因缘际会所闻所感，聊助读者之兴。
大约在十年前，我读了玉平一篇研究王国维《人间词话》的论文，我素知他倾心词学，以为这只是他研究晚清词学偶尔及之，不以为意。后来有次茶聚，他很郑重地跟我说，拟用若干年时间集中研究王国维词学，我听了依然不以为意。据我所知，对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研究早已是近代文学批评中的显学，相关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汗牛充栋了，此中还有叠床架屋或标新立异之作。他完全可以自开一境地，何必要在这个已经被过度开发的领域花费精力呢？
数年之后，许多重要学术刊物密集而持续地刊发了他的王国维研究论文。而每一论出，往往令人刮目，在王国维及词学研究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我从而体会到，学术研究的推进未有止境，“显学”并非不可挑战，一旦有勤敏的学者沉潜其间，或可发现竟然有宝藏未被开掘过，甚至未受关注过。在外行人看来，王国维研究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玉平从中竟能不断发现柳暗花明之境。十年过去了，他把这些论文整合为专著，我拜读一通，深有感慨：他在王国维研究上，可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且有后出转精之妙。其中的功力与艰辛，岂容易道哉？
我总以为，学术研究必以文献为基础，或以新材料生发新问题，或从原有文献读出新问题来，这可以说是铁门槛。玉平之治学原先注意理论建构，新世纪以来，明显有所变化，这便是非常重视原始文献的发掘和整理。他对陈廷焯及《白雨斋词话》的研究就是在发现新文献基础上提出新看法的。当然，最集中反映其学术研究转向的还是王国维词学研究。他以文献的发现和梳理切入为研究起点：曾到王国维的故乡浙江海宁去寻访其留下的历史印迹；亦曾前往国家图书馆，借阅观摩王国维的诸种手稿，寻找一种与静安晤对的感觉，并将王国维遗留在手稿上的修订、圈点、标注都一一抄录下来。他曾在王国维的《壬癸集》中偶然见到王国维给清末大儒沈曾植的七封手札，而诸种《王国维全集》均未收录……这种种看似妙手偶得，其实是辛苦访书的合理回报，而此后的种种体悟发见，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
学术研究首要在识力，文献只是基础。对于原有史料的细心研读，从而得出新的见解，往往最见学者之功力。玉平之可贵，主要不在于他的功夫，而在于其识力和卓见。他善于发掘出一些常见文献所蕴含的学术价值，如《静庵藏书目》对王国维早期诗学观念的影响、《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在王国维词学中的终极意义等问题的发现，都是“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例子。《人间词话》的文本有手稿本、《国粹学报》本和《盛京时报》本三种版本。玉平指出，王国维1915年在《盛京时报》发表31则本《人间词话》，从时间来看，《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代表了王国维词学的终极形态。这个版本此前已为学术界所知，但基本没有引起注意，更无一篇专门研究的文章。而玉平发现，王国维不仅在这个版本中缩减了论词条目，更重要的是调整了理论指向：在《国粹学报》本中带有西学话语色彩的条目，基本上被删除。比如王国维这段话：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这段几乎所有的文学批评史研究者所赞赏引用的话，居然最后被王国维删弃不用；此外，还有优美与宏壮、理想家与写实家、主观与客观等条目也都被删略。这确是令人意外又引人深思的。按玉平的解释，这种删弃直接而且强烈地表现了王国维“去西方化”的理论意识。此前研究王国维词学的学者，多强调他受到西学的影响，玉平通过考察《人间词话》的版本变化，考察西学对王国维思想影响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指出后期王国维出现了“去西方化”的转型。王国维作为最早将西学引入中国传统词论者，最终又将之删略，不欲存其痕迹，确是有一种丰富意味和启迪意义的。又如，学界多认为王国维早年钻研西方哲学、美学理论，喜欢康德、叔本华、尼采三位大哲，他正是以西学来反观中国的诗词批评，故而才有了古今独绝的《人间词话》。但在玉平看来，王国维的思想底蕴实际上并未跳脱中国古典美学的传统，《人间词话》纵使言及西方文学概念如主观诗、客观诗等，也只是一种借鉴和化用，王国维其实是停留在中西哲学美学的会通之处。玉平的结论是，中国古典诗学才是王国维词学的主要源头，西学只是以话语的方式点缀其中、佐证其说而已。玉平以实证的方式把王国维放在那个时代语境之中，由此入手，勾勒出王国维早期文学观念的形成过程，调整对王国维词学的认知格局，展现出一个更为丰富复杂而有变化的王国维。
读到这里，引发我的遐想：《人间词话》的手稿本、《国粹学报》本和《盛京时报》本三种版本代表王国维不同时期的词学思想。按理说，《盛京时报》本为王国维晚年所删定的版本，代表他最终定型的词学思想，但为什么反而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阐释呢？这确是一种有趣的现象。我曾经提出过，中国文学批评上有一种集体认同，即集体对客观事实有选择性的接受。集体认同的结果与其说是一种事实，不如说是某时代与多数人的观念趋向。集体认同的力量极大，甚至超出作者本人的意愿。按我的理解，《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虽然是一种众所周知的客观存在，却不是多数读者与学者所接受所喜欢的“终极形态”。无论王国维如何删略，多数读者总是固执地把“意境”说与“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优美与宏壮”、“理想家与写实家”、“主观与客观”融为一体。王国维之所删，敌不过读者之所赏。这就是一种集体的认同。在我看来，读者激赏王国维的“意境”说正在玉平所说的“中西哲学美学的会通之处”，而不是“去西方化”回到纯粹的传统词论。王国维《人间词话》接受史正说明：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在本土理论与西方理论的关系上，存在非常复杂的关系。像王国维这种先知先觉者，先是引进西学，然后欲登岸舍筏、过河拆桥，消解西学痕迹，无奈桥就筏成，方便大众，遂广被接受而不可弃离。由此可见，“去西方化”并不是一厢情愿的事，这是令人深思的。
本书分为文学观念、词学本原、词学接受与学术因缘四部分，就我本人而言，对学缘部分更感兴趣。王国维的学缘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具有重要学术史意义的新命题。本书通过十个个案，比较全面地考察了王国维的学术因缘，对其文学、词学、学术思想的源流做了勘察分析。其中如龚自珍、沈曾植、罗振玉、罗振常、梁启超、陈寅恪、胡适与王国维的全面学缘关系分析，应是本书首次全面论及。陈寅恪虽然未涉词学，但他与王国维在文史互证的方法上、文体观念上颇有承传之迹，也同样值得关注。读到王国维与梁启超、胡适、陈寅恪等学者相知相敬相重相推的故事，竟令人深思久之，引发无限羡慕和向往之情。
说到学缘，我自然想起与玉平的同门之谊。我们先后在复旦大学求学，师从王运熙先生。1996年他到中山大学工作，自此成为同事。在学生眼中，他是兼具风度和深度、魅力和实力的老师。在我看来，他是那种天分很高又很用功的学者。他对于学术研究可以说是痴迷的，写作时几乎将一切都置之度外，可以连续好几天不下楼。他书房里的桌上、地上堆满书，要踮着脚尖才能进得去，还不许家人收拾整齐。写论文时，却能乱中取胜，信手找到需要的书籍。我和玉平出于同门，但我比他痴长近十岁，性格也迥乎不同，不过，在对学术的敬畏与追求上可谓莫逆于心。师兄弟间切磋互补便成为生活中重要而有趣的部分。平时奇文共赏，相析疑义，读书有得，共享欢愉。每一文初成，则请对方挑剔摘瑕，持论甚严，出语甚直，彼此从不以为忤。读书之余，品茗饮酒，互相调侃笑谑。也常结伴山水之间，得浴沂咏归之乐。曾二度同游雪域，尼洋河畔的夭夭桃花，珠峰本营的皑皑白雪，留下几许欢言笑语。犹记布达拉宫广场，一群少年欢聚，我们也戏摹其狂态，两掌互抵，然后乘势一跃，双脚向后踢起。同行友人匐身抢拍，我们俩一起飞身跨越布宫的“雄姿”便成定格。
玉平到中山大学工作，转眼已近二十载。来时还是玉树临风的翩翩少俊，如今已知天命，而我已近耳顺之年了。我和他常感叹岁月流逝之速，惕然而惧。曹丕曾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我们常互相砥砺，以为学术虽非经国之大业，然亦可为不朽之盛事。真正学人之所追求，非求田问舍之利，非予夺生杀之势，也不在一时之荣名，唯在于名山事业耳。这也是近二十年，我们常常议论的话题。
我以为，对于玉平而言，名山事业是可以期待的。经过多年的潜心努力，他的王国维研究已获得学界的普遍赞誉，被视为近年该领域的代表性成果。其《人间词话疏证》一书，先后被中华书局收入“中国文学研究典籍丛刊”和“中华国学文库”，可视为能“自传于后”之著作了。而他在这本新著中投注更多的心血，寄寓更多的思想，我对它自然有更高的期待。
甲午冬日
于康乐园郁文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