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学术史的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一些社会学、历史学学者首先开始致力于家族研究，代表性的成果有吕思勉《中国宗族制度小史》[6]、陶希圣《婚姻与家族》[7]、高达观《中国家族社会之演变》[8]、费孝通《乡土中国》[9]等。特别是陈寅恪先生率先从“地域—家族”的视角治中古史，于地域、家族与时代学术文化之关系尤为着力，其《隋唐制度渊源论略》《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及《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等著作，[10]对研究中古家族与学术文化之关系实有开启山林之功，沾溉后世学者良多。同时，钱穆先生治中古学术文化时也专意开一家族角度，其《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一长文，[11]高屋建瓴，对治中古家族学术文化者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其后，唐长孺、岑仲勉、王仲荦、毛汉光、余英时等前辈学者，以及池田温、谷川道雄、崔瑞德等外国学者研究中国中古学术文化时，皆留意于对家族及其文化学术的研究，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界对中古家族的研究渐趋繁兴，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12]、冯尔康等《中国宗族社会》[13]、常建华《宗族志》[14]等通论性著作中均有对中古家族的专题论述。而专门性的研究成果则更多，如李卿《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宗族关系研究》[15]，岳庆平《汉代家庭与家族》[16]，阎爱民《汉晋家族研究》[17]，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18]，杨际平、郭锋、张和平《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19]，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20]，方北辰《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王永平《六朝江东士族之家风家学研究》？，郭锋《唐代士族个案研究——以吴郡、清河、范阳、敦煌张氏为中心》？等，显示出历史学领域内中古家族研究的繁兴局面。
与史学界相比，古代文学界对中古家族与文学关系的专门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才出现了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瑏瑣，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曹道衡《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等几部从世族、士族与文学关系的角度研究六朝隋唐文学的综论性专著。随着近年来中古家族文学研究的渐次升温，不少高校的博士研究生开始将此领域作为研究方向，并产生了一批可喜的成果，如梁静《中古河东三姓研究》、王建国《东晋南迁士族与文学》、王春元《两晋南朝琅邪王氏家族文学研究》、姚晓菲《两晋南朝琅邪王氏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杜志强《兰陵萧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张天来《魏晋南北朝家族观念与家族文学》、李建华《唐代山东士族与文学》、王伟《唐代京兆韦氏家族与文学研究》、孟祥娟《隋唐京兆韦氏家族文学论考》等，[28]可以说21世纪前十年，汉唐家族文学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显示了富有生命力的发展前景。在这一大背景下，作为面向全国高校的文学史教材，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二卷）》（第二版）[29]在中古文学史段，首次设专节论述“文学家族、宗族与伦理”，表明家族文学已经进入高校文学教育的课堂，渐成普及化之势。
综观近二十年的家族文学研究可以发现，汉唐家族文学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魏晋南北朝，唐代家族文学专门研究成果相对薄弱——这种薄弱与唐后家族文学研究相比同样存在[30]——仅有李浩《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李建华《唐代山东士族与文学》（博士论文）、王伟《唐代京兆韦氏家族与文学研究》（博士论文）、孟祥娟《隋唐京兆韦氏家族文学论考》（博士论文）等寥寥数部。另有若干唐代研究著作虽不是家族文学专著，但也对此多所涉及，如景遐东《江南文化与唐代文学研究》[31]中对于唐代江南文学家族的研究，童岳敏《唐代私学与文学》（博士论文）中对于唐代家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近年来，景、童二人皆注目于家族文学的研究，景遐东《唐代江南家族诗人群体及家学渊源》[32]、童岳敏《唐代文学家族的地域性及其家族文化探究》[33]等文章，显示出二人新的学术动向。同时也有若干博士、硕士以唐代文学家族为个案，做了一些有意义的研究工作；还有一些学者也发表过若干与唐代家族相关的论文，但这些并不能从整体上改变唐代家族文学研究薄弱的现状。
与研究成果的薄弱相比，理论突破则更欠缺。我们看到，家族文学的现有成果多集中于个案研究。个案研究属于特殊性、微观性研究，虽然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推导出普遍性规律，但这种研究方法的先天限制，使研究者不会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对一般性、宏观性的家族文学理论的探讨或思考上。反过来，理论的不足又直接限制着个案研究的深度。当前家族文学研究热实际上就是这种个案研究热，或者说还是一种浅层次的热，亟须在理论建构上进一步推进，以使这种研究热度保持可持续性。目前对于古代家族文学研究的理论探讨文章较少，其中较为重要的有罗时进《关于文学家族学建构的思考》、张剑《家族文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及文献问题——对宋代以降家族文学研究的若干思考》、李朝军《家族文学史建构与文学世家研究》等。罗时进先生力倡建立“文学家族学”，他指出，文学家族学研究应是“文学与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学科相交叉而派生的研究方向，是文学研究力求吸纳不同知识体的思想资源以深化本体研究的路径和方法”。这种研究应该包括六个方面的基本内涵：一、家族文学的血缘性研究；二、家族文学的地缘性研究；三、家族文学的社会性关联研究；四、家族文学的文化性关联研究；五、家族文学与家族文人生活姿态及经济关联性研究；六、家族文学创作现场和成就研究。[34]文学家族学的建构是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罗时进先生从六个大的方面框定了其研究内容，对这一学科建设具有奠基意义。
张剑指出，家族文学的研究应包括两项基本内容：“文学的家族”的研究和“家族的文学”的研究，并进一步指出“文学的家族”研究“既有家族史研究的一般性内容，又有自身的特殊性。所谓一般性内容，主要指家族‘四态’，即结构形态、环境生态、活动状态、发展变态。所谓自身的特殊性，即应突出其中的文学因素，家族文学研究中对家族‘四态’的探讨，其目的应在于回答家族文学的生成问题”。“家族的文学”研究“绝不能满足于家族成员作品的简单汇集和评价，而要致力于贯串着家族意识的整个文学生态和一般文学史的基层呈现。”[35]张剑强调家族文学研究中的家族意识和家族立场，并提出了“结构式研究”的研究方法，是家族文学理论建设进一步深入的体现。
李朝军认为应该加强家族文学史的研究，指出“建构家族文学史不仅可以增添一个新的文学史类型，体现相关研究领域学术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对文学世家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方法意义”。[36]李朝军关于家族文学史的学术构想显示出其开阔的理论视野。虽然上述三文均对家族文学研究具有极强的理论建设意义，但却都以唐后家族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唐前家族形态与唐后有着明显不同，其与文学发生关系的内在学理也不尽相同，所以三文并不完全普适于中古家族文学研究。唐前家族文学研究的理论建设，至今未见有专门系统性成果，与丰富的个案研究相比，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理论建设的薄弱，导致中古家族文学研究大多是“家族＋文学”式的机械对接，停留于对现象的笼统描述，既难以揭示家族文学发生的内部机制，也难以厘清其外部界域，这亟须引起学界的关注。
唐代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顶峰时代，唐代家族文学是构成唐代文学的重要基石，但是至今却既无一部系统性、综合性的断代家族文学研究成果，也无系统的理论研究成果，这种薄弱的研究现状与其在文学史，特别是家族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相符合的。基于以上认识，本书选择“唐代家族与文学”为研究对象，意在为填补唐代家族文学整体研究这一学术空白做出自己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