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非形式逻辑的兴起及其对我国逻辑教学的影响

一 非形式逻辑的兴起及其背景

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在我国的逻辑教学中，传统逻辑实现了两个转变。一是在专业教育中转型为数理逻辑，即用数理逻辑取代传统逻辑；二是在通识教育中转化为逻辑导论，即在传统逻辑的基础上吸收现代逻辑。国际上以北美为例，上述转变完成于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

从20世纪70年代起，北美开始出现一种新的逻辑学发展趋向并扩展到全球，这就是非形式逻辑的兴起。非形式逻辑从字面上看是强调和“形式的”特别是“形式化”的区别，实质上是强调关注逻辑和日常思维及社会生活的关系，强调关注逻辑的社会功能。

当时的美国社会包括一部分逻辑学者对逻辑的社会功能产生困惑，这也是这一逻辑发展新趋向在北美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弗雷格、罗素到哥德尔，逻辑学已发展为一门纯形式的数学学科，现代逻辑就是数学逻辑。这门科学与人的日常思维的距离越来越远。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正是美国国内外矛盾丛生，整个社会特别是年轻人充满困惑的年代。逻辑学，作为一门产生并服务于人的日常思维的学科，能给当代美国人的解惑以何种帮助？《逻辑与当代修辞学——理性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Logic and Contemporary Rhetoric：The Use of Reason in Everyday Life）的作者卡恩（Howard Kahane）在该书的前言中提到，正当他要学生复习那些“精巧的谓词逻辑的量化规则”时，一个学生以一种颇为反感的口气质问，他花了整整一个学期所学的这些东西与约翰逊总统有关使越南战争升级的决定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卡恩所提到的这个问题是成立的，并且是尖锐的，是逻辑学家不能回避的。特殊地，数理逻辑可以说，我不回答这个问题；一般的，逻辑不可以这么说。这一问题不仅是针对“数理逻辑”的，也是针对“导论”的。在逻辑导论的教科书中，太多的实例都是逻辑学家为说明某种学理编出来的。这一背景促使非形式逻辑作为一门学科，作为一个新的逻辑学分支的产生。

和非形式逻辑密切相关并同时产生重大影响的另一个概念是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和非形式逻辑不同，批判性思维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种教育学理念。批判性思维的含义比非形式逻辑宽。批判性思维不限于逻辑思维，但其实质部分是逻辑思维。作为逻辑思维的批判性思维，或作为批判性思维的逻辑思维，就是日常逻辑思维；这种思维的逻辑，有形式的，也有非形式的；大量的是非形式的。和非形式逻辑相比，批判性思维更强调逻辑知识和技能（形式的和非形式的）通过训练转化为思维素养。非形式逻辑和批判性思维结合，在北美被称为一种新浪潮。

推动这一浪潮的动力，除了上述非形式逻辑兴起的原因以外，还有美国面临的发展素质教育的压力。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教育评估系统连续对美国这一世界公认的教育大国的教育现状发出警告。据研究数据显示，和以前相比，一方面，现在的美国大学生所学的知识更多更新，但另一方面，他们解决问题的思考能力明显低于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且有继续下降的趋势。美国人这样总结自己的教训：我们应当教学生如何思考，但我们只是教学生思考什么。这是美国人意识到并强调在大学教育中能力培养高于知识传授。这一背景使批判性思维的理念对美国的大学教育产生重大影响，由此产生两个重要结果。

第一个结果，以“批判性思维”命名的课程及教材成为美国大学通识教育中和“逻辑导论”并列的一种显示出生命力的新模式。和“导论”模式相比，“批判性思维”更注重日常思维实际，更注重非形式论证，更注重思维训练及其素材的选择。“批判性思维”对逻辑知识的覆盖，较不关注它们的“新”或“旧”，“现代”或“传统”，而更关注它们和人的日常思维和逻辑素养的实质性关联。

第二个结果，出现了一种以测试批判性思维能力为目标的综合能力标准化考试模式，即以美国的GRE、GMAT、LSAT等为代表的考试模式。这种考试的逻辑部分就称为Critical Reasoning（批判性推理）或Logical Reasoning（逻辑推理）。在逻辑教学史上，这种逻辑试题是一种全新的创造，它的科学性经受了时间和技术的严格检验。什么是逻辑思维素养，如何有效测试此种素养，在这里得到了生动的说明。这种逻辑试题，是批判性思维理念的实体形态。研究这样的试题，或许比研究繁多的定义更能理解什么是非形式逻辑和批判性思维。

南佛罗里达大学的托马斯的《自然语言中的实际推理》（Practical Reasoning in Natural Language）被看成是非形式逻辑的奠基性著作。此书展示了分析、评估出现于自然语言语境如书、论文、随笔、演说、社论、交谈中的实际推理或论证的技巧。从地域上说，非形式逻辑起源于北美。在其发展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是加拿大温莎大学的约翰逊和布莱尔。他们的《逻辑的自我辩护》（Logical Self-Defence）是第一个强调非形式推理具体例子的导论性教科书之一。1996年开始，《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列上了“非形式逻辑”词条，并解释为“一种发展能够用于评估、分析和改进非形式推理的逻辑的尝试，而这些非形式推理不仅出现在人际交流、广告、政治辩论、法律论证之中，而且存在于报纸、电视、互联网和别的大众媒体所刊载的社会评论中。”

非形式逻辑最早被我国大陆学者了解是在1984年。当时，美国田纳西大学诺尔特（John Nolt）在中国旅游期间顺访南京工学院，在该校作了一个报告，介绍了非形式逻辑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发展。诺尔特后来说，虽然中国的哲学教授对西方逻辑学新近的发展（如模糊逻辑和蒙太古语法）了解不少，但没有一个人听说过非形式逻辑。诺尔特本人可能不知道，直到1988年，中国出版的《哲学大辞典·逻辑学卷》仍然把他的一部重要著作“Informal Logic：Possible Worlds and Imagination”书名中的“非形式逻辑”译作“非正统的逻辑”。诺尔特这样表述此次中国行给他的印象：“在中国的大学里，非形式逻辑的教学和发展有巨大的潜力（分析材料并不缺乏；普通中国出版物中最为频繁使用的论证模式似乎是诉诸权威）……如果中国人参与到非形式逻辑领域，他们将无可怀疑地带来他们新的理念，这将在实质上丰富我们的学科。”^[50]

二 非形式逻辑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

我国非形式逻辑的传播和发展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谬误研究。

谬误是传统逻辑教材中重要的非形式内容。从1988年开始，谬误研究在我国和非形式逻辑结合。一批在非形式逻辑框架内研究谬误的论文和专著发表和出版。如武宏志、丁煌的论文《谬误研究对传统逻辑的意义》和《当代谬误研究评论》，先于1988年和1989年分别发表于《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和《哲学动态》。丁煌、武宏志所著《谬误：思维的陷阱》一书于1990年由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黄华新、汤军所著《雾区的寻觅：谬误学精华》于1990年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90年代末起，香港学者黄展骥在大陆连续发表数十篇论谬误的文章，他的谬误分析突出了非形式逻辑的两个精神要点：脱离形式有效性标准；集中自然语言论证分析。特别是他对歧义谬误的分析很有新意。

第二个阶段是非形式逻辑的专门研究。

虽然“非形式逻辑”一语在研究谬误的著述中就已提到，但介绍非形式逻辑的专文是在90年代出现的。首篇介绍非形式逻辑的论文是南开大学王左立于1990年1月在《逻辑与语言学习》上发表的《非形式逻辑——一个新的逻辑学分支》。之后华东师范大学阮松于1991年7月在《哲学动态》发表的论文《非形式逻辑的兴起及其哲学意蕴》；随后，他在《逻辑与语言学习》杂志上开设专栏，连载“非形式逻辑讲座”，内容涉及非形式逻辑的兴起、论证的评估、预设、非形式谬误以及论证的建构等方面的内容。1996年，他在《南开学报》第6期发表《西方的非形式逻辑运动与我国逻辑学的走向》一文，介绍了非形式逻辑主要研究的11个方面的问题，并对中国当代逻辑学的走向以及非形式逻辑与传统逻辑、现代逻辑的关系提出了看法。

刘春杰1991年出版的《论证逻辑研究》是一部系统研究非形式逻辑的专著。该书整合非形式逻辑、批判性思维、论辩和谬误等互相关联的内容和方法，展开讨论了论证的各个方面，分析了传统论证理论中未曾考虑的一些重要问题，如论证的终点、论证的预设、论证的运动等，而且对一些老问题析出了新意。有学者认为，这部著作是传统论证理论的现代化。该书于2003年获第三届金岳霖学术奖（逻辑学）三等奖。

2003年，中山大学梁庆寅与其学生赵利合作撰写的《非形式论证的评价方法》（哲学动态，2003年第4期）提出，非形式论证是与形式论证相区别的逻辑论证，并进一步认为前者是非形式逻辑研究的内容，而后者是形式逻辑研究的内容。他们认为，非形式论证的结构常常是不明显的，因此，非形式逻辑是一种不严格的逻辑。论证评价方法是非形式逻辑的核心内容，文中他们重点介绍了沃尔顿（Douglas Watlon）的谬误评价法、托马斯（Stephen Thomas）和格林南（Wayne Grennan）的矩阵评价法以及诺尔特（John Nolt）的可能世界评价法。

语用论辩学派是当前非形式逻辑的非常有影响的学派。语言学家们分别于1991年和2002年引入了两本语用论辩理论经典著作：（1）爱默伦和荷罗顿道斯特著《论辩、交际、谬误》（施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2）爱默伦和荷罗顿道斯特著《批判性论辩：论辩的语用辩证法》（张树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为了展现逻辑学家视角下的语用论辩理论，熊明辉和赵艺共同翻译了凡·爱默伦和汉克曼斯的《论辩：分析、评价与表达》一书，该书中文名更名为《论辩巧智：有理说得清的技术》，由苏天辅先生校对，2005年新世纪出版社出版。

2006年，华东师范大学晋荣东在《论非形式逻辑的现代性特征》一文中提出，非形式逻辑是现代逻辑。他认为，作为新的逻辑分支，非形式逻辑是一种具有现代性特征的逻辑：从其兴起的动力说，它是一种旨在应对现代性问题的逻辑；从其发展的方式看，它是一种体现着逻辑自身现代性的逻辑；从其在中国的引入历程讲，它是一种对传统逻辑的现代化具有示范意义的逻辑。

根据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上“非形式逻辑”词条，演绎主义、谬误理论、论辩术与修辞学均是非形式逻辑的理论前提。2007年，梁庆寅与其学生江龙发表了《论辩术的新发展及其对科学论证的贡献》（哲学研究，2007年第6期）一文，他们讨论了从古希腊的论辩术到当代的语用论辩术以及沃尔顿的新论辩术的发展。然后，他们重点讨论了沃尔顿的新论辩术对科学论证分析与评价的贡献所在。

自2003年至2008年，延安大学武宏志发表了关于非形式逻辑的一系列研究论文。这些论文共计十余篇，分别发表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湖南科技大学学报》、《延安大学学报》、《青海师范大学学报》、《佳木斯大学学报》、《榆林学院学报》、《求索》杂志和《法商研究》杂志。这一序列论文系统地介绍和探讨了非形式逻辑产生的背景，相关核心概念的含义，它在对象、内容、方法等方面作为一门新学科所面临的挑战及其创新性的应对，以及这门学科和我国逻辑教学的关系。2009年，武宏志、周建武和唐坚合著的《非形式逻辑导论》（上、下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对近十年来非形式逻辑研究的系统总结。武宏志教授是我国最早关注西方非形式逻辑的兴起，并在这一领域中研究著述最为丰富的学者之一。

2005年至2008年间，中山大学熊明辉在《哲学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中山大学学报》、《学术研究》等国内权威刊物以及第六届国际论辩大会（ISSA 2006）公开发表论文多篇，主要讨论了当前非形式逻辑的研究对象及其发展趋势，讨论了当前非形式逻辑视野下的论证评价理论及其逻辑困难，探讨了阿姆斯特丹大学凡·爱默伦和荷罗顿道斯特共同创立的语用论辩理论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结合北美的非形式逻辑理论给出了一个以自然语言论证的分析与评价为中心的论证评价框架，并提出了一个“广义非形式逻辑理论”的基本思想。

第三个阶段是和批判性思维结合。

非形式逻辑的前两个发展阶段侧重于研究，而和批判性思维的结合则侧重于教学。

我国的逻辑教学在20世纪80年代完成了传统逻辑向数理逻辑（针对专业教育）和逻辑导论（针对通识教育）的转化。到90年代中后期，在逻辑专业教育稳步发展的同时，在当代曾数度辉煌的我国逻辑通识教育却出现了停滞乃至萎缩的现象。不少院校原来为中文、法律、新闻、财经、政治、教育等院系开设的逻辑课或被取消，或被缩减课时，一部分青年教师转换专业方向，甚至调离教师岗位。曾有重要社会影响的我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的逻辑考试，被许多重要专业，如法律、中文等取消。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相关的教学没有提供令受众，包括学生和决策者信服和满意的教学效果。这从整体上涉及我国逻辑学通识教育的方式。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的综合能力标准化考试模式传入中国。1995年，我国的工商管理硕士（MBA）全国统考率先采用美国GMBA的综合能力考试方式，其中，逻辑测试是核心部分。这种逻辑测试的目标和内容，和逻辑通识教育有着实质性的联系。这种考试模式立即在我国显示出强大生命力。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目前我国17个培养管理型人才的硕士专业全部实行综合能力全国统考，每年有20万考生为应试通过各种方式接受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强化训练。

上述两方面情况促使我国的逻辑学工作者从进一步发展和改革逻辑通识教育的角度，关注批判性思维，关注非形式逻辑和批判性思维的结合。

国外批判性思维教材种类版本繁多，如何准确把握批判性思维的理念，正确处理与逻辑导论和非形式逻辑的关系，编写出在中国的课堂上有理想效果的教材，是有志于在中国逻辑教学中填补这一空白的中国逻辑学者面临的挑战。经过近十年的探索，批判性思维已成为和逻辑导论并列的我国逻辑通识课的另一种模式。目前开设“逻辑与批判性思维”课程的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延安大学、燕山大学等。推出的主要教材有：武宏志和刘春杰所著《批判性思维——以论证逻辑为工具》（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谷振诣和刘壮虎所著《批判性思维教程》（“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杨武金所著《逻辑与批判性思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2010年3月，《批判性思维——以论证逻辑为工具》的修订版——《批判性思维——论证逻辑视角》（武宏志和周建武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面世，该书吸收了批判性思维和非形式逻辑研究的新成果，比第一版内容更为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