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欠发达地区农业现代化研究评述

一 国家政策对欠发达地区农业现代化的新要求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也首次被纳入粮食安全战略中，同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新思路的提出进一步强调了粮食生产向可持续农业发展的转变。当前，我国粮食主产区主要为欠发达地区财政穷县（王宇，2015），这要求欠发达地区农业现代化应该在保障粮食供给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围绕市场需求变化，通过合理的城乡布局、农产品结构调整和特色产品发展来增加农业主体收益，激发区域农业主体参与农业现代化的积极性和潜力。

2015年，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绿色化”将引领原有“四化”的发展思路（杨维汉、赵超，2015；贺东航，2015）,“五化同步”要求欠发达地区农业现代化强调生态农业战略、新型工业战略、文化旅游战略，注重生态文化的引领、体制机制的保障以及三产联动发展（刘昭云，2011）。同年7月，为加快推动互联网与各领域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层次的融合创新，充分发挥“互联网＋”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重要作用，国务院印发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明确地将“互联网＋”农业作为重点发展领域，要求利用互联网提升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培育一批网络化、智能化、精细化的现代生态农业新模式，形成示范带动效应，加快完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培育多样化农业互联网管理服务模式，逐步建立农副产品、农资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促进农业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

传统农业主体仍是欠发达地区参与农业现代化最主要的生产力量，但是在加强新型农业主体培育的背景下，其农产品市场空间越来越小和市场竞争弱势地位越来越明显，欠发达地区农业主体已成为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关注的重点对象（蔡昉，2016）。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又提出“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完善农业现代化与农民利益联结机制，将产业融合作为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的手段”的要求，赋予了欠发达地区农业现代化兼顾三产融合发展，并与精准扶贫政策相统一的新使命。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发布，要求欠发达地区农业现代化要关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围绕市场需求建立农业主体利益联结机制，使区域农业现代化从追求“追踪能力中心”（traceability-centric）价值转化为农业主体创造“收入中心”价值（Qiang Chen,Weili Han,2015），提高资源组合配置效率和匹配各项创新性的改革制度，充分发挥改革创新引领农村、农民和农业的动力作用（郭茹、原伟鹏、刘新平等，2017）。

二 欠发达地区农业现代化研究动态

（一）主要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研究评述

最佳农业生产实践与互联网、无线传感器、大数据、移动互联、物联网等技术结合，实现农业信息化是国外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明显优势（M.H.Anisi,2015）。美国农业信息化在农业信息多媒体传播大众化、农业应用软件专业化、农业信息应用系统化、农业信息服务标准化的基础上，正大力开展农业虚拟化研究，统领世界农业信息化发展潮流（刘丽伟，2012）。日本和德国的农业信息化也正由单项农业信息技术应用向集成化、高自动化和高智能化方向发展，大大促进了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的融合（日本将其简称为“6次产业”或“第6产业”）。强调农业布局规划、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是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显著特征。发达国家的实践发明，农业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来自城市化的威胁，合理地区分城市农业和城郊农业的功能，通过有效的地理布局和发展规划能使两者在保障粮食安全与食物供应环节中发挥更大的潜力（Ina Opitz,Regine Berges,2015）。社会经济地位越高（频繁地接触扩展服务（extension services）、高等教育、土地所有权等）和互联网访问信息越大的农民，越认可可持续农业实践的重要性（F.F.Tatlldil,I.Boz,et.al.,2009）。农民实施保护性农业（conservation agriculture）的共同动机是土壤肥力保持，共同挑战在于作物管理、机械和产出绩效。对环境的关注度和信仰对农民在保护性农业上的态度差异具有很好的解释性（M.Casagrande,J.Peigné,2015）。然而，这类社会变量正是我国欠发达地区农业现代化的最短板。虽然发达国家的经验为促进欠发达地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参考，但是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发展各自有着符合本国社会、经济、文化的独特协调机制和内在逻辑（李春海，2011），有关经验在我国欠发达区域内可能不具有推广条件。

（二）我国农业现代化研究评述

以数字化、精准化、智能化为特征的农业现代化有利于解决我国涉农信息传递、农业商业模式创新、农业生产智能化、质量保障、农业资源优化配置、农村创业创新等问题（陈晓华，2015）。我国正在推行的“互联网＋”农业行动计划为欠发达地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契机，有利于打造“信息支撑、管理协同，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升级版（王文生，2015）。“云计算、移动通信、大数据、物联网、智能化”等技术的进步，为欠发达地区以低成本的方式实施“互联网＋”农业提供了技术支撑。如何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农业，使农业实现快速发展，从而填补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并能和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同步，是摆在欠发达地区农业现代化面前的重要课题。

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10月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完善农村及偏远地区宽带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为解决欠发达地区长期存在的数字化、网络化问题提供了政策保障。然而，技术进步和互联网基础设施投资并不能解决我国欠发达地区农业现代化的根本问题。欠发达地区农业现代化还面临着生产规模小（韩秉智，2015）、结构不合理、产业链条短、农业生产基础薄弱，比较优势发挥不充分、科技创新力度不够（王铁，2015）等多个问题和农民互联网操作技能、农产品交易信息监控、农业产业链整合（王艳华，2015）等多方面的挑战。为此，欠发达地区农业现代化软环境建设和农业主体企业家精神（Shu-Chin Huang,2014）亟待加强，要努力改善农业基础条件，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农业科技创新和政府支持力度（赵树峰，2015），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李宾、孔祥智，2016），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和立体农业（赵芝俊、陈耀，2015），从延伸农业产业链、坚持可持续发展、激活农村人力资源潜力（王铁，2015）等方面提出系统化解决方案。特别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政府金融支持与农业现代化存在紧密关联（李宾、孔祥智，2016），而我国工业从农业获得正外部性和向农业输出负外部性均最多，欠发达地区农业现代化进程要正视农业生产的多功能性，完善外部补偿机制，促进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胡志全、朱殿霄、侯丽薇等，2016）。

（三）替代性食物网络对欠发达地区农业现代化的启示

“替代性食物网络”（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AFNs）源于对健康安全食物的追求，是对主流工业化农业生产与长链销售模式导致的生产过剩、质量下降、乡村环境恶化等问题的反思，它强调社会性、生态性和本土性原则，推动着区域农户与消费者信任关系的改善以及食物体系“信任共同体”的重建（徐立成、周立，2016）。AFNs在我国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Theresa Schumilas,2014），其实践形式主要包括慢食运动（Slow Food）、社区支持农业（CSA）、巢状市场（Nested Market）等（陆继霞，2016）。

AFNs所强调的社会性、生态性和本土性原则与当前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新思路、精准扶贫、“五化同步”、农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政策导向存在明显的内在契合点。欠发达地区在无法满足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前，可依托农产品的典型性（typicality of products）和区域农民智慧（savoir faire）建立起与地方风俗和伦理紧密联系的AFNs，从而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公平互信的城乡良性互动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培育农产品竞争优势，突破区域农业现代化的瓶颈。特伦蒂诺（Trentino）、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等地食物供应链系统的发展经验表明，AFNs 可以激活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链（Askegaard,Kjeldgaard,2007; Blasi,Clara Cicatiello,2015）。

然而，AFNs在我国实践中仍面临着重建信任成本高、生产者与消费者对接难、扩大市场规模难、政府角色缺失等问题（陆继霞，2016），未能形成足够强大的力量与主流工业化食物生产体系相抗衡。特别是，数量庞大的欠发达地区农业生产者由于缺少主导组织、外部推动力、谈判能力及竞争力等诸多原因未能充分参与AFNs之中（陆继霞，2016; F.F.Aidarbako、A.A.Barlybaev,2016）。可见，AFNs对欠发达地区农业现代化的促进作用还依赖于针对性的发展路径规划，用以增强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利益相关者在AFNs中的角色扮演和作用发挥，缔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农人和传统弱势农业主体与区域农业现代化的利益联结关系。

三 欠发达地区农业现代化研究的不足

国内外农业现代化现有研究主要以发达区域农业发展为基础，侧重于对农业信息化问题、问题成因、竞争优势演化规律和解决对策等方面的研究和总结，缺少专门针对欠发达地区特殊情境的农业现代化路径研究，特别是关于欠发达地区农业生产现代化突破口、发展模式、“互联网＋”对农业现代化支撑作用以及管理政策方面的实践研究还未系统地开展。从目前掌握的文献看，欠发达地区农业现代化路径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1）欠发达地区当前处于“粮食安全保障”思路调整、“互联网＋”农业推进、“五化同步”、精准扶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重大国家政策（或战略）的叠加期，现有研究未系统地考虑国家重要涉农政策叠加对欠发达地区农业现代化的导向或促进作用，特别是对“互联网＋”技术对于农业现代化的支撑作用以及“绿色化”发展对农业现代化的统领性强调不足，同时较少地关注农业现代化与区域农民利益联结机制的构建以及农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

（2）“互联网＋”对农业现代化的作用具有很强的地域根植性，欠发达地区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其薄弱的农业现代化基础制约了区域农业竞争优势的培育和现代化进程，而现有研究较少地考虑欠发达地区农业现代化的特殊性，缺少根植于欠发达地区农业现代化基础薄弱、财政投资有限等弱势情境的针对性。

（3）现有的“农业现代化路径”本质上是参照发达地区农业现代化实践，围绕农业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优化、技术进步、主体培育等提出的欠发达地区“补短”对策，有关解决方案缺少面向我国农业主产区多数为欠发达地区的针对性，也缺少从长期的视角探索“农业现代化路径”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发展逻辑及可持续发展动力方面的研究。

（4）AFNs与日本“6次产业”发展经验相结合对促进欠发达地区实现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由于农业现代化水平具有显著的时空惯性（王录仓、武荣伟、梁炳伟等，2016），导致区域农业发展形式、发展水平、竞争优势差距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因此，将AFNs与“6次产业”的发展经验引入欠发达地区，还需加强国家涉农政策导向、欠发达地区情境以及区域农业现代化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实践主体特征间的深层逻辑及可持续发展动力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