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2017年拉美地区经济发展展望与中拉合作走向
刘学东[1]
摘要：2017年，尽管仍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拉美与加勒比地区经济在经历了连续两年的萎缩之后，终于开始走出衰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17年12月最新经济预测，此地区经济预期可达到1.3%的增长速度。在分地区上，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预期为0.1%。南美地区为0.8%，中北美地区则可达到2.5%。中拉合作潜力巨大，双边应具有全局视野，找准双方经济合作的契合点，最大限度地促进双边合作。中国与拉美各经济体之间的合作不能遵循一个固定的模式，更不能使用同一指标衡量中国与拉美各国之间的合作状况。
关键词：经济发展；中拉合作；拉美与加勒比地区；经济结构
2016年以来，尽管国际市场大宗商品的价格开始低位反弹，但却一直在低水平徘徊，起色不大。因此，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大宗商品、原材料和石油出口的拉美地区在未来较长时间内，经济形势很难有较大改善，将依然呈低速发展状态。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市场的持续波动以及主要经济大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实施，会使已然非常脆弱的经济复苏变得更加困难。在此期间，不少拉美主要经济体发生的执政党更替，使其执政理念出现了较大的转变，故在短期内对经济的正常发展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拉美地区经济发展现状与趋势进行分析，以便对中拉之间的多边与双边合作前景有较为客观的、清晰的认识。
一 拉美地区各经济体之间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以及政治差异
从整体上看，拉美地区大多数国家语言相近，并且在历史上都经历了相当长的殖民时期，各自独立之后实行的经济政策也几乎相近。20世纪40—70年代，在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Comisión Económica para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CEPALAC，当时为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即ComisiónEconómica para América Latina,CEPAL）倡导的“进口替代”经济发展战略指导下，拉美国家都或多或少在工业化进程中取得了一定成就。因此，一个根据语言定义的非严格意义上的地域概念，逐渐展现在世人的视野中。实际上，拉美几乎涵盖了除美国和加拿大以外的整个美洲大陆以及加勒比地区大部分经济体。目前的拉美地区，不仅语言上已经超出了拉丁语范围，在经济发展和政治格局等各个方面，也都呈现出巨大的差异。
（一）语言和风俗习惯的差异
严格地说，拉美地区是指那些以拉丁语系（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法语）作为其政府用语的国家。1948年，这些国家组建了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CEPAL）。该组织最初的20个成员国包括南美地区10国，中北美洲地区7国，加勒比地区3国。其中，巴西官方用语为葡萄牙语，海地属于法语国家，其他18个经济体使用西班牙语。1984年，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决定接收加勒比13国作为成员国，并将机构名称改为现在的称谓：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英文简称ECLAC，西班文简称CEPAL）。由于这些国家基本上都将英语作为其官方用语（苏里南为荷兰语国家），由此可见加勒比13国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拉美国家。另外，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拉美经委会”）也没有包含所有加勒比岛国或地区，比如英属维尔京群岛和美属维尔京群岛以及波多黎各等。
鉴于语言文化以及社会发展历程的不同，各个国家在风俗习惯上也存在较大差异。比如，处于南美地区的阿根廷、智利、巴拉圭和乌拉圭等国，由于其人口基本属于非西班牙后裔，故大多数居民基本延续了欧洲国家但又迥异于其当初宗主国的生活习俗。而同属南美国家的巴西、玻利维亚和秘鲁等国的人口，则以当地印第安人或者与其他民族的混血后代为主。特别是在地广人稀以大农场经营为主的巴西，由于在葡萄牙殖民时期输入了大量非洲劳工，便成了拉美地区人口最多，同时地域面积、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社会与传统。而玻利维亚和秘鲁，则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印加文化的传统。
同样，中北美地区国家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别。不仅如此，即使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文化习俗也存在差异。比如墨西哥：尤卡坦半岛以及与危地马拉接壤的南部各州，玛雅文化的影响非常明显；在瓦哈卡和维拉克鲁兹州南部地区，由于在殖民时期输入了大量非洲劳工，故当地居民的生活习俗与巴西人有相似之处；围绕墨西哥城的中部各州，居民的日常生活处处被打上阿兹特克文明的烙印。而如果来到北部地区，又会让人感觉来到了美国的中西部，甚至当地的农业生产方式，尤其是玉米的产量，也基本达到了美国的现代化水平。不仅如此，这个拥有50多个民族的北美国家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其自身极强的包容性，对身份的认同也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例如，根据墨西哥社会学家阿图罗·瓦曼（Arturo Warman,2003）的研究，“印第安人”这一概念就曾发生过很大的变化：1910年革命时期，参加战争的大量农民属于多民族的混血后代，当时被认为是土著印第安人（Indio），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概念已经发生演变，他们不再被称作“印第安人”，而是成了真正的墨西哥人的代表（Mestizo）。因此，如果采用1910年革命时期的观念，可以说土著印第安人是当时革命的骨干力量。而如果用现在的认识来区分，参加1910年革命的土著印第安人便是寥寥无几了。
位于加勒比地区的13个岛国，不仅在语言上与拉美国家不同，且土著居民在经历了西班牙、英国、法国和荷兰等国的殖民统治之后，亦所剩无几。目前，这里的居民基本上以当时输入的非洲奴隶劳工与其他民族结合的后裔为主。
（二）拉美地区的政治差异
拉美国家脱离殖民统治走上独立道路之后，纷纷建立了总统代议制政体，但其民主发展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且各个国家的情况也不尽相同。20世纪以来，军事政变以及由此成立的军人政府，不时打断许多国家的经济社会正常发展进程，有的国家尽管政局相对稳定，却在很长时期内无法实现执政党的轮换，出现了一党或者一人长期执政的情况。
1.军事政变与军人政府
20世纪以来，拉美不少国家特别是南共体国家（比如阿根廷、智利、巴西、乌拉圭和巴拉圭等国），都经历过相当长的军政府统治时期。这不仅使这些国家正常的经济发展受到影响，也使其民主化进程受到冲击。其中，智利在1973年爆发了由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领导的军事政变，推翻了当时民选的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左派政府，开始了长达27年之久的军人统治。
1930—1983年，阿根廷数次经由军事政变而处于军政府的统治之下。1930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给阿根廷经济带来极大冲击。由于其经济高度依赖对外贸易，世界经济与贸易的萧条导致其财政收入大幅下降，经济发展速度大不如前，失业率直线上升，民怨沸腾。在这种情况下，军人出身的乌里武鲁（José Félix Benito Uriburu）发动政变，取代了当时宪政总统伊波利托·伊里戈延（Hipólito Yrigoren），由此开始了阿根廷长达50多年断断续续的军人执政时期。这一时期的最后一次军事政变发生于1976年，通过利用国家重组运动（Proceso de Reorganización Nacional），由魏地拉（Jorge Rafael Videla）等3人组成的军事委员会推翻了伊莎贝尔·贝隆政府（María Estela Martínezde Perón），由此开始了又一次军政府统治。1982年，随着马岛战争的战败，军政府权威扫地，军政府统治在1983年宣告结束。
在巴西，军人政府始于1964年。当时巴西经济陷入高通胀，时任总统若昂·古拉特（João Goulart）与以右翼势力为主的反对派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总统签署的炼油厂和土地国有化命令，以及正在酝酿中的巴西新宪法成为军事政变的导火索。以大资本家、大庄园主、知识精英为主的保守派开始组织“与上帝结伴争取自由的家庭游行”（Marcha de la Familia con Dios por la Libertad）。在部分军人的支持下，卡斯特洛·布朗库（Humbertode AlencarCastelo Branco）取代古拉特行使总统职权，由此开始了巴西军政权时代。1985年，在军事政变后第一次进行的、只有非军人候选人参加的大选中，坦克雷多·内维斯（TancredoNeves）获胜，巴西重回宪政轨道。[2]
2.政局相对稳定的国家
墨西哥，可以作为此类国家的代表。1910年反独裁革命战争后，由于军事力量干政以及其他一些国内外因素的影响，墨西哥政局在20多年里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在1934年之前，由于军人或者军人背景因素干扰之下，没有一届总统能够顺利完成六年任期。卡德纳斯（Lázaro Cárdenas）上台之后，通过成立全国性的工人和农民组织，依靠工人和农民的力量改变了军队干政局面，从而减少了政局波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但墨西哥的民主进程并未完全走向正轨，很长时间内处于一党执政状态，革命制度党（Partido Revolucionario Institucional,PRI）自1928年成立以来（当时称为国家革命党，即Partido Nacional Revolucionario,PNR）连续执政72年之久，一直到2000年才实现了执政党的轮替。除此之外，古巴不仅成功取得了左派革命的胜利，并且一直将其政治体制延续至今。
（三）21世纪拉美国家政治发展趋势
进入21世纪以来，拉美国家的政治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一方面，大多数国家基本脱离了军人干政状态，民选政府逐渐成为主流，选举已经成为人们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另一方面，还有不少国家朝着逆民主化方向发展，选举流于形式，甚至出现了个人执政地位固化的现象。
20世纪80年代，作为拉美经济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新自由主义政策曾大行其道，但其实施效果却并不理想，拉美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并没有达到人们期望的水平，民众生活甚至受到很大影响，许多国家甚至出现了下降，贫富差距也一度有所扩大。不少拉美国家在对新自由主义政策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做出了许多调整：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政府，都增加了民生方面的支出；实行了许多改善医疗卫生、教育、住房条件和增加就业机会的措施；通过再分配过程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政府的社会职能因此逐步得到了强化。
与此同时，有的国家在这方面走得较远，不少带有民粹主义思想的政客（大多数情况下属于传统上的左派势力），利用民众对现行政策和经济形势的不满情绪赢得了选举，上台后加大在民生方面的开支，通过充分发挥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使弱势群体在很大程度上获益。但是由于力度过大，这样做带来的后果也显而易见。政府开支增加过快，很大程度上超过了其财政支付能力，导致财政赤字不断增加，影响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从长远来看反而不利于人们生活的改善。
拉美国家经济结构较为单一，抵御外部风险能力差，在世界经济繁荣，能源、原材料等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时，执政者还可以勉强实现其民生目标。但是，每当世界经济不振、大宗商品价格走低时，拉美国家的经济运转就会受到严重冲击，往往出现经济增速减缓甚至负增长、失业率上升、财政赤字扩大、债务增加、通胀高企、本币贬值等连锁效应。经济下行背景下，政府开支远远超出其承受能力是许多拉美国家执政党轮替的直接原因。而更加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拉美各国的经济结构问题：过度依赖单一能源、原材料出口的经济模式，导致了拉美国家经济（乃至政治）的脆弱性。[3]
此外，部分拉美国家在其政治发展进程中遇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即带有左派色彩的政党通过民主选举途径获得执政地位后，往往利用修改宪法的方式将其执政地位长期化、固定化，从而使民主进程受阻。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尼加拉瓜，目前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1.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美洲自由贸易区建设
进入21世纪以来，在拉美政治中除了政府通过增加民生开支赢取支持率的情况外，还出现了两个政治阵营对垒的局面：一方为由古巴和委内瑞拉发起的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另一方为美国倡导的美洲自由贸易区。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Alianza Bolivariana para América,ALBA）是一个非官方称谓，其正式名称是“我们美洲人的玻利瓦尔联盟—人民贸易协定”（La Alianza Bolivariana para los Pueblos de Nuestra América-Tratado de Comercio de los Pueblos,ALBA-TCP），它是一个成立于2004年的区域性国际组织，由古巴和委内瑞拉发起、部分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组成。该组织试图以左派执政理念为基础，增加各成员国之间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互助与合作，战胜贫困和社会分隔，并与美洲自由贸易区抗衡。目前，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共有12个成员国，除发起国古巴和委内瑞拉外，后来又分别吸收了安提瓜和巴布达、玻利维亚、多米尼克、厄瓜多尔、格拉纳达、尼加拉瓜、圣基茨和尼维斯、圣露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苏里南10个国家。
2010年4月，在委内瑞拉举行的第九次美洲玻利瓦尔联盟首脑会议中，成员国共同签署了“巩固新独立的加拉加斯声明”，其主题是寻求战胜外国干涉、不屈服于帝国主义指令，并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时任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表示，玻利瓦尔联盟的目的是“通过革命途径和社会主义旗帜实现独立，因此该联盟代表着自由、革命与社会主义”。
美洲自由贸易区（El Área de Libre Comercio de las Américas,ALCA）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扩大版，包含34个成员国（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有32个成员国，加上加拿大和美国，共34个成员，不包括古巴）。其目的是通过逐步降低各国之间的贸易关税和投资障碍，建立一个包含有8亿人口和21万亿美元经济总量的美洲大陆贸易自由区。对该贸易自由区持积极态度者认为，通过降低关税，可以进一步改善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提升各经济体的专业化生产水平，增强区域整体竞争力，加强基础设施投资，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然而，该协定自始至终都受到了来自多方的指责，比如巴西前总统卢拉和阿根廷前总统基什内尔曾分别强调，他们并不反对自由贸易，但实现真正的自由贸易需要各参与国协调行动，使美国最终取消对农产品的补贴政策，并保证市场准入。围绕美洲自由贸易区最激烈的争论，集中在知识产权和专利问题上。如果按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规定，拉美地区的科技发展将更加困难，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度会越来越大。
由于上述分歧，在2005年于阿根廷马德普拉塔（Mar de Plata）举行的第四次美洲峰会上，各参与国无法形成统一意见，由此导致在最后的声明中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提法：一种观点由巴拿马提出并得到美国的支持，强调重新开启美洲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重要性；另一种观点由南美国家共同体和委内瑞拉共同提出，认为面对美洲各个经济体之间事实上存在的不平衡关系，将无法实施美洲自由贸易区计划。由于各个参与国无法达成共识，所以把重启自贸区建设的主张写入了会议的最后文件。鉴于此，会议结束时，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对阿根廷总统、该次峰会主持人基什内尔表示了无奈：“对这里发生的一切，我感到惊奇，与预期相差太远。”此后，美洲自由贸易区建设进入危机期，基本上被宣布了死刑。
自2014年以来，随着国际原油价格的大幅下滑，委内瑞拉也渐渐陷入了经济危机之中，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正在考验着现任政府。因此，不管是美洲自由贸易区计划，还是美洲玻利瓦尔联盟，都基本处于瘫痪之中。
2.拉美国家政治局面未来走向展望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无论在军事政变频繁发生的20世纪，还是在政府不断加大民生开支和两大阵营对垒的21世纪，拉美各国的政治都表现出了较大差异，左右两大执政理念同时存在，并且难分优劣。目前，受到国际市场原材料和大宗商品价格下滑、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以及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提高利率及其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等因素的影响，拉美大多数国家出现了对外贸易下滑、货币贬值压力增加和通胀持续高企的不利局面，很大程度上加大了现任政府的执政困难。在那些由左派执政的国家，因在扩大民生开支方面走得较远，所以经济危机表现得更为突出，面临空前的执政困难。有的国家，比如阿根廷进行了执政党的轮替，有的则出现了政治经济局势混乱，比如委内瑞拉。而巴西从表面上看是由于总统失职被弹劾，实际上很大程度是经济衰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等因素导致政府失去民意所致。
相比之下，墨西哥的情况有些特殊。除受到上述不利因素的影响之外，美国政党轮替以及特朗普的意外上台，使墨西哥经济政治形势雪上加霜。因此，如何面对国内外各种困境，使不利因素转为有利因素，是墨西哥现任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
然而，尽管在拉美国家同时存在左右两种不同的执政理念，但其经济与社会政策却表现出巨大的相似性，即都支持自由贸易并且都在努力加大民生开支。因此，在较长时期内，拉美国家虽然可能会发生执政党轮替，而实施已久的基本经济与社会政策，却很难会有较大范围的调整。
二 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现状及展望
对拉美地区经济形势的判断和经济发展的展望，这里可通过以下三个角度进行观察：第一是当前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第二是各经济体产业结构现状，尤其是对外贸易的特点；第三是该地区21世纪以来年均经济发展速度分析。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各国之间都表现出较大差别，每个经济体各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并且从长期来看，这种差别将会继续存续下去。
（一）拉美各国经济发展现状
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不仅体现在不同国家之间，在同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之间也同样具有差异性。比如，根据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16年的数据统计，按现行价格计算，传统拉美20国经济总量在全部33个经济体中占主导地位，为98.6%，而13个加勒比岛国仅占1.4%。如果从国别来看，巴西国内生产总值达1.796万亿美元，位居拉美第一，占全地区总额的39.1%；墨西哥以1.05万亿美元位居第二，占全地区总额的22.8%；阿根廷处于第三位，其国内产值为33国总和的11.9%。换句话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总量约73.7%来自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3个国家。如果考虑到第四、第五位置的哥伦比亚和智利，居于前五位国家的经济总量占到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85%以上。[4]
不仅在经济总量上各个国家相差较大，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看，也具有一定差异。2015年，33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9886.3美元，加勒比国家的数据稍高，为9909.0美元，传统拉美国家稍低，为9886.1美元（见图1—1）。
图1—1 2015年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当时价格计算的美元数值）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提供的数据整理，其中委内瑞拉数据是2014年。
从图1—1可以看出，201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的国家有11个，接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数量的1/2，其中巴哈马最高，为22817.2美元。同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也超过2万美元，位居第二。其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的国家分别为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巴巴多斯、智利、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圣基茨和尼维斯、乌拉圭和委内瑞拉（2014年数据）。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5000—10000美元的国家共12个，分别为巴西、哥伦比亚、古巴、多米尼克、厄瓜多尔、格林纳达、墨西哥、秘鲁、多米尼加共和国、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圣卢西亚和苏里南。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5000美元的经济体共有10个，它们是伯利兹、玻利维亚、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牙买加、尼加拉瓜和巴拉圭，其中海地最低，仅有790.8美元。
（二）拉美各国经济结构概况
除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外，各国的经济结构也完全不同。整体来看，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工业化水平较低。由于长期被殖民的历史，工业尤其是制造业无法得到正常发展，所以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一直占比较大，通常在60%以上。第二产业尽管在20世纪40—70年代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期间获得了较快发展，墨西哥、巴西、智利和阿根廷等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更是突飞猛进，但在重要性上却一直无法与第三产业相提并论。这种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导致初级产品和原材料出口始终在拉美国家对外贸易中占主导地位，而工业品特别是生活必需品则一直依赖进口。具体到各个国家，这种情况又存在一定差别。
首先，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与气候优势，旅游业成为加勒比大部分经济体的支柱产业，这一点在其经济结构上表现得非常明显。除了几个矿产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比如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牙买加等，由采矿业带动的第一产业在经济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之外，其余大多数国家的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都占据了绝对优势，通常在80%以上，其特点是以旅游业为支柱，带动其他服务业的发展。[5]
其次，大多数中北美洲和南美国家的经济结构则呈现出另外一种特点，包括农业和采矿业在内的第一产业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其出口也基本以第一产业产品为主。这些经济体中，有的依靠地广人稀的优势，在农业方面发展较快，出口基本以农产品为主，比如中美洲的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南美的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巴拉圭等；有的利用其丰富的矿产资源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比如委内瑞拉；还有的在两方面都具备优势，比如巴西、阿根廷、智利和秘鲁（见表1—1）。
目前，秘鲁有7类产品在世界贸易中占据首位，分别为鱼粉、鱼油、芦笋、藜麦、漆、西米面粉与古柯叶；处于第二位的产品有16种，主要是铁铜铅锌以及其他矿产资源。根据2015年数据，铜矿石、制成铜、鱼粉、铁矿石4类产品的出口额共占秘鲁出口总额的31.2%，秘鲁上述4类产品的对华出口额分别占秘鲁该类产品出口总额的55.3%、52.9%、74.4%和94.1%。阿根廷和巴西的玉米生产与出口都排在世界前列，其中巴西玉米年产量仅次于美国与中国，居第三位，阿根廷则排名第六。由于巴西、阿根廷两国国内需求较小，大部分玉米销往国际市场，所以玉米出口分别处于世界第二和第四的位置。此外，这两个国家都具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巴西的铁矿石储量也较大。
表1—1 2016年拉美主要国家三大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1 单位：%
注：1.数据都是以各国本币现行价格计算得出。
2.秘鲁的数据为2013年。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委员会数据整理。
与拉美多数国家的工业化水平、经济结构、出口产品结构相比，墨西哥体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墨西哥工业化水平较高，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其对外开放步伐较快，来自外部产品的竞争使其工业化进程一度受到较大冲击，甚至出现倒退。当时，随着外债危机的加深以及其后果的扩延，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实施，墨西哥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大，从贸易自由逐步发展到金融自由，直到最后的全面开放。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大带来了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自由市场机制淘汰了大量低效产业，尤其是那些在“进口替代”政策实施期间受到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大力保护的制造业；另一方面，造成了部分产业的生存危机，不少有潜力的企业在全面开放政策和进口产品的冲击下不得不关门歇业，大量此类企业陷于倒闭浪潮之中。为降低外来商品（当时主要是中国产品）大量进入墨西哥市场对本国工业带来的冲击，1993年4月，墨西哥宣布对中国十大类别的4000多种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同时开征高额临时反倾销税，涉及商品约占中国对墨出口额的3/4，特别是鞋类和服装类，其最高税额达1000%以上。[6]
与此同时，1994年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共同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式实施。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后，一直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前，在国际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上，墨西哥产品的竞争环境相对宽松，北美自贸协定在促进墨西哥对美出口方面效果明显，最初的6—7年墨西哥对美出口每年都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2002年之前，美国进口市场上墨西哥产品一直紧跟在加拿大产品之后，占据第二位，且两国间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随着中国的崛起，特别是中国正式成为WTO 成员国之后，墨西哥产品与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逐渐白热化，墨西哥产品很快处于劣势。2003年，即中国加入WTO后的第二年，中国便取代墨西哥，占据了美国市场第二大供应商的位置。
面对来自中国的激烈竞争，墨西哥并没有放弃努力，经过一段时间调整后逐渐走出了对美贸易的低谷。2009年以来，墨西哥对美贸易逐渐恢复了北美自贸区成立之初的活力。2015年，墨西哥对美出口额超过加拿大，重新占据美国进口市场第二大供应商的位置。
可以看出，自北美自贸协定实施以来，墨西哥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从未发生过变化，其出口产品总额的80%以上一直以美国市场为导向。而在同期，美国对墨出口占墨西哥进口市场的比重却在逐渐减小。1994—2000年，美国对墨出口在墨西哥进口市场中的份额持续增长，并保持在70%以上的高水平；2001年以来这一比重逐渐降低，2015年已降至47.26%。同一时期，墨西哥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则形成了进出口双双增长的局面：2003年，中国正式取代日本成为墨西哥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15年，中国在墨西哥进出口两个市场分别占到了17.71%和1.28%的份额，比1993年分别提高了17.12个和1.19个百分点。
北美自贸区为墨西哥产品带来了优越的竞争条件，墨西哥的产业结构因此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国际市场上，尤其是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越来越明显，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汽车产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墨西哥汽车产量和出口量双双创下历史最高水平，分别达350万辆和280万辆，成为世界第七大汽车生产国和第四大出口国。在墨西哥出口结构中，明显可以看出其制造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根据墨西哥经济部提供的数据，协定中第84章、第85章和第87章所涉及的产品，包括机器、电器设备及零部件、组合机器及多功能机器、通信设备、音像设备、电子元器件、照明设备、机动车、拖拉机、轮车，以及其他地面行驶车辆和零部件与配件等，在墨西哥出口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2008年，这三部分产品的出口量占当年墨西哥出口总额的25.1%,8年之后的2016年，这一比重上升至34.8%，增幅接近10个百分点（见表1—2），总额1301多亿美元，仅汽车产业就达606.3亿美元。
表1-2 2008-2016年墨西哥主要出口部门在出口总量中比重 单位：%
表1-2 2008-2016年墨西哥主要出口部门在出口总量中比重 单位：%续表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墨西哥联邦政府经济部数据整理。
制造业的不断壮大和出口总量的大幅增加，使墨西哥的经济结构在拉美国家和地区中独树一帜。同时还应看到，墨西哥农产品以及以此为基础加工品的出口也正处于明显上升期，啤酒、西红柿和牛油果等产品逐渐走向世界，越来越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2016年牛油果出口总额达19.4亿美元，整个农业部门的出口创汇能力也已经接近于旅游业和侨汇收入，成为墨西哥目前外汇净流入的三个主要来源。[7]
（三）21世纪以来拉美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比较
拉美地区经济波动幅度较大，尤其是在“进口替代”战略实施结束之后更是如此，这种情况既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又有非经济方面的原因。前面提到，为应对债务危机导致的经济困境，在“华盛顿共识”的一整套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指导下，拉美地区实施了一系列旨在促进经济发展的改革措施，如大幅削减政府开支、解散国有企业、减少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增加外贸领域的开放程度、解除对资本自由流动的限制等。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相反，通货膨胀、本币贬值、实际工资减少、失业率上升等问题，却一直困扰着拉美各国。
1.21世纪的两个发展阶段
进入21世纪以来，拉美地区的经济发展基本上经历了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各个国家的表现差异较大。2012年之前，许多国家，尤其是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等南美几个主要经济体在对外贸易和吸收投资等方面，与中国的合作不断加强。这些经济体抓住机遇搭上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快车，不仅在农产品、原材料和能源出口方面从中国巨大的市场获得了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且同时接收了中国“走出去”战略的配套资金。因此，许多南美国家在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速度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
随着中国经济减速并进入新常态以及对原材料、能源等产品需求的逐渐减少，再加上全球经济不景气等因素，导致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价格进入下行区，并在2016年年初达到低谷。其时，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一度跌至每桶30美元以下，与2014年最高时的120多美元相比，几乎下降3/4。另外，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宣布其货币政策正常化并开始逐步调高利息，导致美元纷纷离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而流回美国。面对这一严峻形势，许多国家由于货币贬值幅度较大不得不提高利息，而本币贬值又直接引起了通胀水平的上升，故导致了财政压力的增加和债务水平的提高，加大了这些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融资难度。因此，南美主要国家在2013年之后，经济发展速度逐渐下降，有些经济体通胀水平失控，货币贬值严重，甚至走向衰退。阿根廷更是在这种压力之下出现债务违约，失去了从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的途径。
中北美洲国家在21世纪的发展，则展现了与上述南美国家不同的特征。作为北美自贸区成员国之一的墨西哥，与美国经济的关联程度很高，其他中美洲经济体很大程度上也依赖对美国的农产品贸易和侨汇收入。与美国经济较高的相关程度，使这些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与南美主要国家相比表现出较大差异。在第一个时期，当南美国家搭乘中国经济发展快车获利之时，中北美经济由于受到美国经济的影响，发展速度明显落后；2012年以来，当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北美经济虽仍然没有特别出色的表现，但也保持了稳定的发展趋势，超出了同时期南美国家的发展速度（见表1—3、图1—2）。
表1—3 2008—2016年拉美地区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 %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拉美经委会资料整理。
图1—2 2005—2016年拉美主要国家经济发展速度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拉美经委会数据整理，2016年为预测数据。
2.应对国际不利因素的措施
2014年以来，在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价格进入下行区、美联储蓄货币政策正常化并逐步调高利息等一系列国际不利因素影响下，拉美国家面临资本外流的挑战。面对这种情况，大部分南美国家，尤其是巴西和阿根廷，试图通过大幅提高利率、改善资金回报的方式来减少资本外流，但实际上不仅没有控制住资本外流，反而扩大了本币的贬值幅度。利率的上升加大了政府财政支出的负担，导致财政赤字进一步增加。与此同时，墨西哥采取了另外一种应对方式，即利用中央银行掌握的外汇储备对外汇市场进行有条件的、透明的干预，保持了利率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的稳定。尽管本币贬值有些失控，但在2015年之前，其贬值幅度大大低于巴西雷亚尔和阿根廷比索的贬值水平。此外，利率的稳定也缓解了财政支出的压力，通货膨胀也依然在可控范围之内（见图1—3、图1—4）。
图1—3 2005—2016年拉美主要国家利率水平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拉美经委会数据整理，2016年为预测数据。
图1—4 2005—2016年拉美主要国家通货膨胀率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拉美经委会数据整理，2016年为预测数据。
实际上，墨西哥中央银行在国际国内许多不利条件的影响之下，实施的利率政策一直是较为稳定的，尽管本币比索贬值压力较大，但是加息的决定晚于美联储，即在美联储1995年年底首次宣布加息25个基点之后，墨西哥中央银行才以同样幅度将利息做了上调。利用外汇储备干预外汇市场的同时，墨西哥由于比索汇率的变化，其中央银行在每年的运营中都产生了一定数量的结余，特别是最近两年该数额连创新高：2016年，在2015年基础之上又增加了800多亿比索，达3216.5亿比索，相当于171.7亿美元，为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6%。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国家财政由于石油出口收入减少而产生的紧张局面，也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特朗普因素引起的经济发展困难。
（四）拉美地区经济发展展望
根据拉美经委会的预测，在经历了两年的经济萎缩之后，拉美经济有望在2017年走出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10月的最新经济发展预测，对其前一期的预测（2017年4月）增加了0.1个百分点，由之前的1.1%提升到1.2%。在分地区方面，拉美经委会将南美地区由原来的0.6%调高至0.7%；中北美地区则由2.3%调高至2.5%，都属于微调。比较而言，加勒比地区的预测数据相差较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认为，该地区本年度经济增长速度仅为0.3%，与其前期预测的1.4%相比，下降了0.9个百分点。
笔者认为，尽管在以后的时间里，墨西哥经济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北美自贸谈判的影响，会受到不少冲击，但这些影响和冲击不会对其形成过多的负面效果，因此中北美的发展速度有望超过预期。相对中北美的发展，南美的形势不容乐观，很有可能达不到拉美经委会的预期。中北美地区尤其是墨西哥，年初受特朗普因素的干扰，北美自贸协定重新谈判的不确定性和美墨双边关系的恶化，一度使人们对今年的经济发展形势产生过多的悲观情绪。但是，随着北美自贸协定重新谈判形势的逐渐明朗，墨西哥比索兑美元汇率自2月底以来已经升值20%以上，基本上恢复到了特朗普当选前的水平，外贸出口尤其是对美出口不仅没有减少还有所上升，特别是汽车产业更是超出了普遍的预期。因此，在2017年5月的报告中，墨西哥财政部调高了本年度经济发展预期，由之前的1.3%—2.3%上调至1.5%—2.5%。11月的分析报告，依然维持其前期对经济增长所做出的判断。而拉美经委会在12月的报告，也继续其之前的判断，并预测2018年的增长速度攀升至2.4%。
与此同时，南美国家的经济形势却出现了不少问题，具体表现在巴西和阿根廷这两个经济体。2016年，巴西前总统迪尔马·罗塞夫（Dilma Rousseff）被弹劾下台，由米歇尔·特梅尔（Michel Temer）接任。面对经济萎缩、通胀压力和失业率高水平徘徊的局面，更加上受到被弹劾的困境影响，其改革措施尤其是如何改善难以为继的退休金制度，诚可谓阻力重重。更为重要的是，世界经济在2017年很难有重大起色，其依赖的原材料和石油出口市场很难改观，估计会勉强实现其预期经济发展速度，即0.7%。拉美经委会预测，南美第二大经济强国阿根廷的经济发展速度为2.4%。然而，由于巴西是阿根廷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占了20%以上的阿根廷对外贸易，因此巴西经济的不景气将会牵连到阿根廷。另外，马克里政府在减少财政赤字、减少国家在用电和液化气的补贴问题上因阻力较大，并未获得预期效果。更需要指出的是，新政府上台之后，承认其所欠外债并开始偿还，由此也获得了在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的可能，但这个过程还很长，外资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估阿根廷主权债务的时间。因此，2018年，两国经济将会继续低速增长。拉美经委会最近一期的研究报告认为，巴西经济增速为2.0%，阿根廷则有微弱改善，期望达到3.0%（Cepal,2016）。
总之，拉美地区经济在整体上开始走出低谷，可能需要2—3年的时间，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左右。如果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在短期内大幅走高，比如原油价格攀升至每桶70美元以上，那么拉美国家将会以巨大得益彻底告别目前经济不景气的状态。然而根据多方机构评估，这种可能性较小，所以从中期来看，拉美地区的经济仍将在低水平徘徊。
三 中拉合作宏观环境、机遇及风险
虽然中拉合作的潜力巨大，但仍然需要具有全局视野。鉴于拉美地区经济体之间发展的不均衡，以及与中国合作的广度、深度的差异性，找准双方经济战略合作的契合点，对问题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进行区分对待，才有可能将彼此之间的优势最大化。
（一）中拉关系新格局
2003—2008年，由于亚洲新兴经济体对于拉美能源以及原材料的巨大需求，拉美经济强势发展。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拉美造成较大冲击，使其出口大幅下降。但由于2012年之前，中国经济依然以高速度发展，且拉美各国政府采取了较为正确的应对措施和经济政策，因此整个地区的经济迅速复苏。当下，受大宗商品和石油价格下跌、全球经济复苏无力以及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中拉之间的贸易增额也在不断下降，拉美地区似乎正在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艰难的时刻。
（二）中拉经济领域合作特点分析
中拉之间经济领域的合作与发展，可以从两个层次来考虑：第一，通过多边合作方式进行；第二，中国与拉美各经济体之间的双边合作关系，即两个经济体之间的直接交流。笔者认为，中拉之间经济领域的合作，不仅需要通过直接的方式进行，还要充分利用多国合作组织的渠道展开，二者可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以进一步巩固与加强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通过多边合作的途径，还是通过直接交流的方式，合作双方无疑都需要根据各自的特点和对方的具体情况做出相关决定，拿出实施办法。面临当前的形势，既要认识到相互之间需要合作的领域越来越广并且应不断深化，这是中拉经济合作与发展的基础，同时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双方之间的需求与供应并非完全一致，存在许多差异，且每个经济体具有自身的特点，故中拉之间经济领域的合作，具有高度的多样性。
从我国情况来看，在以前30多年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基本上是以开拓国外市场、加大对外出口贸易为主，之后开始向国际市场转移产能和投资。在拉美地区，我国的投资往往以基础设施建设和原材料勘探、开采为主。根据2001—2016年的统计数据，中国在拉美地区投资总额达1136.62亿美元，其中65%以上属于这一领域。从接收国的情况来看，巴西占据首位，达总额的48.3%，秘鲁与阿根廷分别列属第二与第三位置，占比为10.9%和9.3%，墨西哥在此期间仅占2.8%。[8]
作为拉美地区经济总量仅次于巴西的大国，墨西哥与我国之间经济交流的基本特点是重贸易轻投资，接收我国对外投资总额不仅低于巴西、秘鲁和阿根廷等经济体，且位于古巴、牙买加和智利之后。究其原因，并非墨西哥没有与我国进行金融交流的需求，或者墨西哥资金充足（不需要吸引外资也不需要在国际市场融资）。实际上，2000年之后，根据其国家外资委员会（COMISIÓN NACIONAL DE INVERSIONES EX-TRANJERAS）的统计，进入墨西哥的外资数量每年基本保持在200亿美元以上，其中2013年曾达到其历史最高水平，为475.4亿美元。2016年，尽管受到外部因素特别是美国大选的干扰，实际吸收外资数量仍然超过平均水平，为338.1亿美元。[9]所以，中墨之间在投资金融领域出现的低水平交流，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两个经济体之间供应与需求的不协调。
当然，中墨两国之间在金融方面的低水平双边交流，并不代表着双方在经济领域的合作水平低于其他拉美国家，而主要取决于墨西哥经济自身的特点。统计数据显示：一方面，在中国与拉美国家双边贸易总额中，墨西哥的比重超过1/3；另一方面，拉美国家与我国贸易所产生的逆差中，墨西哥占比接近3/4。2014年的数据表明，二者分别为36.9% 和73.5%。[10]相对墨西哥在拉美经济总体所占22.8%的比重，这表明了中墨两国之间贸易关系的重要性。21世纪初，墨西哥与中国每年双边贸易逆差为30亿美元左右，至2016年，达641.1亿美元。[11]尽管如此，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纠纷，没有重复20世纪末的紧张状态。其主要原因是中间产品和资本品占了贸易总数的93%以上，与中国的贸易从整体上对墨西哥经济产生了有利影响。换句话说，通过获得来自中国物美价廉的产品，墨西哥得以提高本国产业链的生产能力以及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由此带动了当地相关产业参与到世界价值链循环之中，并为当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12]也就是说，中墨之间的双边贸易产品结构表明，两国逐渐达成了互补的贸易伙伴关系。
（三）中拉经济领域合作形成机制分析
拉美地区各经济体与我国的经济合作具有多样性。促成这一局面出现的原因较多，其中既有政治因素，也有经济因素。
1.组织之间的金融合作
由前面的分析可见，拉美地区大部分经济体很长时间受到军事政变的影响，政局不稳定，且许多国家曾经发生外债违约，凡此种种导致了这些经济体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融资困难，且融资成本较高。比较而言，墨西哥则是政治形势相对稳定的国家，在2000年结束了长达70多年的一党连续执政历史，成功且稳定地实现了执政党的地位转变，其实施已久的经济政策也基本保持了连续性。受长期稳定政局的积极影响，加上1994年以来，由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共同组建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不仅创造了大量的投资机会，而且更是在软件方面为外资、国际贸易等领域的许多纠纷提供了符合国际规则的保护，由此接收到较多的美国资金。所以，长期以来每年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资一直是墨西哥作为其平衡国际收支的重要手段之一[13]。从我国流向拉美地区的资金来看，大部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外商直接投资。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拉美国家吸收我国对外资金的差异。
同时，墨西哥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使各类法规建设基本与国际接轨，共与世界上45个国家和地区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各类经济指标处于稳定状况。在此基础之上，三大国际主权债务信誉评级组织都给予了墨西哥较高的投资级别，目前处于“稳定趋势”。其中，穆迪为“A3”，惠誉和标准普尔均为“BBB+”。正因为具备这些有利因素，墨西哥与其他拉美地区经济体形成了巨大差别。即不仅一直可以通过国际金融市场获得融资，而且条件优惠，融资成本较低。2016年，尽管受到国外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墨西哥仍然在国际金融市场获得融资91.12亿美元，其中以美元融资的数额为50.1亿美元、日元1350.0亿、欧元25.0亿，期限为10—30年。[14]相比之下，中国对外投资或者由中国主导的多国合作组织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尽管在评价政治局势以及执政党理念方面没有具体的严格限制，但在融资成本方面特别是利率上，与墨西哥通过国际金融市场的融资条件相比，往往缺乏竞争力，最多处于同等水平。换句话说，我国以及我国主导的多边合作组织之间的金融合作，对墨西哥并没有太多的吸引力。
2.双边和多边之间的合作
需要指出的是，墨西哥的经济结构与拉美地区其他国家相比表现出明显差异，第二产业尤其是加工业不仅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最高，而且在其出口结构中也占据优势。根据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数据，2016年，第二产业在墨西哥国内生产总值中达26.9%，其中加工业为17.9%，明显高于其他经济体（见表1—1）。相对而言，第一产业尤其是采矿业占比则低于其他拉美经济体。不仅如此，在石油勘探和开采等领域，墨西哥一直受制于该国的宪法规定，无法接收外国直接投资。因此，中墨之间在金融领域的合作，由于墨西哥自身优势，能够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的条件较为优惠，或者至少相同条件的融资，在一定程度上不会如同巴西、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等国那样，会主动、积极与中国加强联系，利用中国在融资方面具有的便利条件。同时，鉴于墨西哥矿产资源不如智利和秘鲁等经济体丰富，也无法吸引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需求和供应之间的脱节，使中国与墨西哥两国之间在金融领域方面的合作机会较少，数量不多。但是双边贸易领域的合作却充满生机，且前景看好。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中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同时也不应当以统一模式来衡量中国与拉美各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紧密程度，而应根据各国特点，通过因地制宜的不同合作方式，实现和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之间的合作，达到共赢目的。
（四）中拉经济合作前景展望
鉴于拉美地区经济体之间发展的不均衡、多样化，以及与中国合作的广度、深度之差异，虽然中拉合作的潜力巨大，但仍然需要具有全局视野，找准双方经济战略合作的切合点，对问题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区分对待，争取将彼此的竞争优势最大化地得以发挥。因此，中拉之间经济领域的合作与发展，既不能遵循一个固定的模式，千篇一律地对待各个不同的经济体，也不能使用同一指标去衡量中国与拉美各国之间的合作水平和进展状况。有的国家可能会需要在金融领域进行合作或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有些经济体往往因具有在国际金融市场畅通的融资渠道并且条件优越，与中国在该方面的合作进展就会慢一些，但在中间产品和资本品等方面，会需要与中国展开多层次和多领域的互补贸易。
长期以来，墨西哥经济已与美国经济实现了高度链接，特别是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全部实施，这种链接更加紧固。我们不仅要看到墨西哥将美国市场作为主要出口目的地，在21世纪以来的17年里，每年进入墨西哥的外商直接投资中46%来自美国，同时也要看到：墨西哥许多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美国的原材料以及中间产品。因此，一个基本事实是：无论未来的北美自贸谈判是否顺利结束，也不管未来的北美自贸谈判以何种方式结束，墨西哥与美国目前的这种经济关系在短期内都不可能发生太大变化。如果考虑到墨美之间地理上的天然优势，当前已经形成的双边经贸关系更不可能在短期内脱节。
基于上述认识，尽管墨西哥经济迫切需要走向多元化的发展轨道，尤其是在特朗普围绕北美自贸协定的相关主张使这种迫切性更为强烈的情况下。但是，从墨西哥的角度来看，实施多元化发展战略和加强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无疑依然需要将发展与美国的关系作为首位考虑，不能影响其与美国的合作。在这种背景下，多元化发展道路将是一个长期目标，只能循序渐进，短期内摆脱与美国目前的依赖关系，不仅不可行，也不符合其经济利益。因此，中墨之间在经济领域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希望在短期之内得到较大的提升是不切实际的，且在将来很长一个时期，仅目前这种多边和双边合作关系的保持，也依然会面临许多困难，且有可能将受到不少杂音的干扰。因此可以认为，中墨之间目前的这种以双边贸易为主的经济合作方式，将很有可能在未来较长时期里继续主导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但是，两国也需要抓住时机尝试金融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推进双边和多边之间的全方位关系发展，并且要随时准备好应对各种来自国内和国外不利因素的干扰。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大，与其他大部分拉美经济体在金融领域的合作将会更上一层楼，不仅在基础设施建设、原材料开发以及能源利用等方面会继续多年来蓬勃发展的态势，还会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有所创新，朝着长远的、可持续的发展阔步迈进。
四 结论
（1）从已有的相关研究中可以看出，由于拉美地区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复杂性和较强的独立性，各国之间差异较大，故很难在整体上简单地做出概括。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种情况不会有较大变化，发展的差异性与个性化特点将保持不变。
（2）除极少数经济体外，大部分拉美国家，特别是那些主导拉美经济发展趋势的国家，会由于政府执政透明度的不断增强，以及大部分宏观经济指标制度化约束的形成，政府参与经济活动将逐渐规则化。因此，即使发生持不同执政理念的执政党的变更（比如左、右派政府的更迭）,现行的经济政策与发展轨迹也很难改变，即在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3）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尽管存在各种不足，尤其是在外部不利因素影响之下显得较为脆弱，但短期内亦很难发生改变。这些模式依然会主导拉美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即依赖原材料和能源出口的状况将持续下去。在这种形势下，如何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继续巩固并提高传统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升级并优化产业结构，增强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将是拉美地区共同面临的挑战。所以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无疑是中国加强与拉美国家双边合作的重要方向，也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对拉美投资的主导方向。同时，随着双边合作走向深入和更进一步实现双赢，如何在当地开展原材料和能源等传统出口产品的简单以及深层次加工，也应该逐渐列入中国生产型企业向外投资的日程之中。
（4）就目前情况来看，一方面，拉美国家左派势力正处于下行之势，美国对拉美地区的影响力同世界其他各地情况类似，正逐渐减弱；另一方面，中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多边与双边合作关系，尤其是在经贸合作领域的发展，无论是广度还是宽度，都在进一步拓宽与加深。对此，我们应当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国在拉美地区许多领域的合作可能才刚刚开始，有的领域还处于未开垦状态，与美国比较明显处于劣势，并且在将来很长时间内，这种情况很难有较大改变。因此，美国对拉美地区的影响力，在将来一个很长的时期里依然会占据主导地位。比如，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墨西哥的出口业务不断增加，2016年对墨西哥出口在墨西哥当年进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为18.0%，而2016年美国对墨西哥出口占墨西哥当年进口总额的比重却高达46.4%，差距仍达28.4个百分点。中国政府和企业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既要利用好当前拉美地区渴望拉近与中国距离的现象，又需要做好长期努力的准备，树立政治、经济、人文、国际和地区事务等多方面全方位合作理念。同时，还要避免交流过程中的误解和误判，以免影响多边与双边关系正常发展的节奏。
（5）由于当地土地制度的差异和风俗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加上美国以及其他发达经济体资本多年的经营，中国在加强与拉美地区双边合作的形势下，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当地可能会遭遇不和谐的声音。对此，无论是国家主导的大型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还是企业自主的投资活动，都应预先进行细致的可行性分析，尽量降低风险。
（6）从当前经济发展形势来看，拉美地区经济在整体上走出低谷可能需要2—3年的时间。这是因为，拉美经济发展速度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左右，如果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在短期内大幅走高，比如原油价格攀升至每桶70美元以上，那么拉美国家将会得到巨大益处并彻底告别经济不景气的状态。根据多方估计，这种可能性较小，所以从中期来看，拉美地区经济将会在低水平持续徘徊相对长的一个时期。具体到各个国家，情况会有所差异。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启谈判的逐渐明朗，到目前为止已经结束的五轮会谈情况来看，三个国家围绕着自贸协定的许多章节基本达成共识，在那些争议较大的题目上也进行了充分交流，并且各方都表达了继续讨论的愿望。因此，取得了较为满意的进展，有望在今年底或者明年初结束。届时，墨西哥经济发展前景将会被继续看好，投资环境将会得到改善。无论接下来的谈判是否顺利，也不管最终是否能够获得圆满结果，甚至不排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被搁置的可能性，墨西哥在将来都需要进一步加强同其他经济体的交流与合作。同时还要看到，墨西哥正在收获其能源改革的红利，在结束的第一轮和刚开始的第二轮竞标中，其许多深海油区受到投资者的青睐就是很好的例证。与此相对的则是南美地区的主要经济体。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其经济复苏和振兴将可能遇到巨大的挑战。除了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低水平徘徊之外，巴西、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等国也面临着国内较大的矛盾，政局出现的震荡，使其摆脱目前经济萎缩的任务变得更为艰巨。与此同时，智利和秘鲁两国经济发展相对稳定，这一趋势也将持续下去。
总而言之，虽然中拉合作有着被广泛看好的前景，但仍然需要具有全局视野，找准经济战略合作的契合点，对问题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做仔细分析、区别对待，争取将彼此的竞争优势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最终实现互利共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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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Secretaria de Economía（墨西哥联邦政府经济部数据库数据）（Sistema de Consulta de Información Estadística por País）。
12.刘学东：《“高铁梦”变背后的中墨双边关系发展》，载《环球财经》2015年第4期。
[1]刘学东，现为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阿拉贡校区研究生院终身教授，西南科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土地制度变更与城市建设、汇率制度与货币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
[10]Adriana Roldán Pérez等：“Presencia de China en América Latina”,2016年版，哥伦比亚。
[11]笔者根据墨西哥联邦政府经济部数据库数据（Sistema de Consulta de Información Estadísticapor País）计算得出。
[14]Banorte-Ixe Estrategia,“México:Exitosa colocación de bonos en dólares a 10 y 30 añ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