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 《章江送别图》
1911年清王朝土崩瓦解，一批对王朝抱有认同感和忠诚感的士大夫避入租界，过起了遗老生活。十余年后的一天，在上海的几个前清遗老聚在一起共同欣赏了一幅画。这幅画名为《章江送别图》，描画的是因1906年南昌教案获罪去官的臬司余肇康离任时的情形。著名诗人郑孝胥览罢此图，赋《余尧衢章江送别图》诗一首，诗曰：
孝钦久临朝，朝士习苟免。
有国孰与守，乱作盖已晚。
余公官江右，民教狱未谳。
残民以媚外，上下色无赧。
余公持不可，正论独侃侃。
弃官归养母，倾国徒一饯。
当时光绪末，名节立已罕。
陵夷五六年，瓦解果不远。
海滨出此卷，追话犹愤懑。
成名事亦小，无补愧言遁。
中兴苟有望，旧习当尽刬。
守官可矜式，相对摩老眼。[1]
诗中赞颂余肇康在南昌教案中独持正论，立下难能可贵的名节。其中“弃官归养母，倾国徒一饯”一语，高度赞扬了当日南昌绅民祖饯余肇康的盛况。
另一位晚清名士、同样精通诗文的陈三立在欣赏了此画之后作长诗一首，对南昌教案的过程和绅民祖饯余肇康的场景做了铺陈，现节略如下：
忽有祆教狱，县令毙仓卒。
挺刃户闼间，血殷神父席。
空巷喧万人，仇得掊而殛。
义愤无反顾，公临为之泣。
浸寻出夷酋，奉使势煊赫。
罗织足绅衿，章条恣附益。
维公迭抗议，舌敝佐面折。
徐悟不可犯，责难涣然释。
廷臣习侧媚，移决理官室。
曲徇紊爰书，连坐公竟斥。
耄弱走呼号，缨绂眥欲裂。
老守奋陈状，请代论如律。
公仍拂衣去，功罪成一别。
嵯峨滕王阁，其下维船楫。
衣冠勤祖饯，云壑晦颜色。
孰窥休戚怀，犬随翔乌昵。
画手赵程辈，万景赴枯笔。
今开送别图，感旧犹历历。
章贡水上城，世隔眇人物。
迹迷徐孺亭，梦染苌宏血。
佳晖荡恶氛，忍传故老说。
偃仰眩覆载，留卷察海月。
生逢俱飘零，何山掘芝术。[2]
陈三立是江西人，且与余肇康交厚，故而对南昌教案之事颇为了解。他在诗中赞许了余肇康在南昌教案中的表现，并提到余肇康离任时南昌绅民为其饯行之事，怀旧之情跃然纸上。
作为上面两首诗中的主角，余肇康一定为这幅送别图感到自豪。当年离任之际，他曾就绅民的祖饯之事在日记中感叹道：“此案以朝廷极不体面之事，而民间偏为余作极体面，于心何安！”[3]自此日开始，余肇康在日记中连续记载绅民为之送行的盛况。在写给亲家瞿鸿禨的信中，余肇康也谈道：
离江之日，海内贤士大夫，识与不识，缄电纷驰，至以罢李纲以谢金人相比。况沈子培（按：沈曾植）学使至电请南皮，“愿代臬司去位以保江西”。衮赠诗有云：“夫子超世心，昭怀朗晨矞。”又云：“决事坚如山，长怀浩如川。”而陈伯严、程雒庵、李芗园诸君子，见下走将去，如遭九故，相对泣下。（梁星海适来按事，尤愤惋涕洟）空街巷牌伞纷陈（如吾乡宾会），严拒恶诅不为止。登舟之时，万人如海，拥舆不得前，学院司道均为之徒步；绅民均登舟拜母，环相饯送；情不忍却，留滕王阁三日，乃得开行。闻已绘成南浦归云、西山旧雨两图（一程雒庵绘，一赵太守于密绘），题咏甚夥。[4]
在日记尤其是书信中大讲自己所受的殊荣，大略可知余肇康为好名之士，后来瞿鸿禨的回信称赞余肇康“巍然独有天下之名”[5]，算是投其所好。这一赞语虽不无夸张，但正如郑孝胥诗中所谓“当时光绪末，名节立已罕”，清末官场一面自身持续窳败，一面又迅速在立宪和革命的话语系统中被整体负面化。在这种背景下，余肇康的离任能够得到绅民隆重的祖饯，并受到“海内贤士大夫”的纷纷嘉奖，可谓难得。余肇康后来对南昌教案念念不忘。沈曾植去世后，余肇康作挽诗一首，有云：
蓦地大狱兴仓皇，宰官神甫同一戕。
国势虽弱民气强，摧折彼狡消披猖。
我誓不吐公亦刚，尊樽可冲斗可撞。
浩然归去吾尚羊，李树乃欲代桃僵。[6]
当时沈曾植曾向张之洞致信，希望能够代余肇康受谴。这一举措自然不能成行，但对于余肇康来说却是别有意味。同样道理，郑陈辈有感于《章江送别图》而赋诗一事，对晚年的余肇康来说，定是一大快慰。
不过，余肇康由南昌教案建立起来的名节，只是在前清遗老这样一个小范围内得以流传。在其他关于南昌教案的叙事中，余肇康的形象和作用没有得到任何彰显。在1957年出版的《一九〇六年南昌教案资料专辑》中，余肇康已开始作为一种反面形象而存在，据胡廷銮对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初三日的回忆：“当时有个臬台余肇康，坐着绿呢大轿，前呼后拥，指挥弹压，行到荆波宛在口上，被群众向前围击，用石块把他击了下来，堂堂的一个臬台丢了绿呢大轿，只顾没命而逃。”[7]在这一叙事中，余肇康完全站在了“群众”的对立面，同时也完全湮没在新中国关于晚清官场形象的话语系统中，开始作为反动腐朽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一员而存在。
相比之下，作为南昌教案真正的主角，南昌知县江召棠在国人一百年来的历史记忆中，始终保持了一个正面形象。他究竟是死于自杀还是他杀，在当时有着巨大的分歧。但在20世纪以来中文世界的主流叙事中，他始终被认为死于法国天主教神甫王安之（Jean Marie Lacruche）的刀剪之下。这就意味着，江召棠以及1906年南昌教案的史事在历史记忆中出现了剪切乃至扭曲，或者说，变成了历史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