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建设创新型晋江的前瞻性思考

晋江在推进“创新型城市”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特别是在科技创新主体能力和支持体系等方面，还不适应创新型城市建设的要求，与先进城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一是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相当部分传统产业的企业管理者对科技创新还不够重视，对科技支撑企业发展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产业链上为主要制造企业提供配套生产服务的企业跟不上创新步伐。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少、规模小，科技发展不均衡，多数企业缺乏自主核心技术。二是科技人才资源明显不足，引导产业发展的科技领军人物较少，科技创新人才队伍亟待加强，重大科技项目如国家级科技项目数量偏少。三是多元化的科技投入体系还不够完善，装备、设备引进费用占比高，而用于研发与开发的资金偏低。四是科技中介服务体系不够完善，中介服务机构不够“稠密”，专业化、市场化程度较低，中介服务机构发展环境有待于进一步优化，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有待于进一步加强。五是多数企业在推行企业标准化、系统化管理方面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等等。显然，作为一个科技基础薄弱的县级市，在创新发展的起步阶段，存在这些问题是必然的，解决好这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但步进式地推进就抓不住机遇，就可能落后，就不可能率先迈入“创新型城市”阶段。因此，在建设创新型晋江的新进程中，更应大力弘扬“爱拼会赢”的晋江精神，以更大的气魄、更积极的观念、更有力的举措超常规推进创新发展进程。为此，本报告拟从观念转变和方法论视角提出若干值得进一步思考和讨论的问题。

（一）进一步提升创新型晋江建设在晋江全局发展中的战略地位

2006年，中共晋江市第十一届党代会提出“构建创新型晋江”，随后，先后密集出台了《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创新型晋江的决定》、《若干意见》及《实施意见》、《实施细则》等，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政策力度越来越大，推进速度越来越快，成效十分显著。而基于对晋江的更高期待，建议进一步提升创新型晋江建设在晋江发展全局中的战略地位。简言之，创新型晋江建设不仅仅是晋江科技发展问题，也不仅是提升晋江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主导战略，而且应该成为统领晋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战略，成为推动和引导晋江科技、教育、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发展以及与环境协调发展的主导战略。只有从这样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创新型晋江建设和推进创新型晋江建设，才能更好地统一全市思想和行动，使创新成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成为教育、科技、社会、文化等各项事业发展的核心要素，成为城市社会普遍的自觉行为，进而聚全市之智，举全市之力，全面推进创新型晋江建设。

创新是由大量相关行为主体的交互作用并形成合力而驱动的，是一个复杂动态的涉及全社会的互动过程。这对政府的“科学有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创新型晋江建设应该有更系统的、整体的、清晰的战略设计。第一，正式制定统领全局发展的“创新型晋江发展战略”（或规划），包括它在晋江全局发展中的战略地位、目标、任务、过程（是跨越发展、超越发展，还是步进式发展）、政策与策略、时间表，以及它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的互动关系，等等。第二，确立发展模式，包括城市创新发展的模式选择，是“晋江模式”的步进式发展，还是“晋江模式”的“新组合”，或者是根本性的转型创新？包括区域创新发展模式和产业、企业创新发展模式，等等。第三，深化重大项目的战略设计，包括传统产业的高新化和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城市创新链构建、城市创新资源聚合等一些难度较大又事关全局的深层次问题，使这些问题能有较清晰的事前安排。第四，加快构建正在酝酿和论证的新的产业战略架构，即提升4个优势产业：纺织服装、运动休闲用品、食品饮料、日用纸制品；培育4个新兴产业：装备机械、印刷包装、光电信息、海洋资源利用；做大4个现代服务业：金融服务、现代商业、商贸物流、研发创意；招引1个“灵魂人物或龙头企业”入驻，培育未知新兴领域，形成“4+4+4+1”的产业战略架构。

（二）进一步增强区域创新链构建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紧迫感

一个完整的创新活动通常要经历研发、设计、试制，形成样品和实现产业化几个相互衔接的阶段。因此，创新型晋江建设的效率、前景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晋江城市的创新链是否完整、活跃和有效率。所谓创新链，一般认为是指围绕某个创新的核心主体，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知识、技术创新活动将相关的创新参与主体连接起来，以实现知识、技术的经济化过程，与创新系统优化目标的功能链节结构模式，是从创意的产生，到商品化生产销售整个过程的链状结构，也反映了各个创新主体在整个创新过程中的链接、合作和价值传递关系。具体而言，创新链包括：孵化器、公共研发平台、风险投资、产权交易、市场中介、法律服务、物流平台以及围绕创新形成的产业链（晋江围绕传统产业高新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而逐渐生成、延伸的产业链）。显然，这一创新链的各个环节，都离不开政府的科学有为，或主要是政府的责任，或者需要政府的引导、支持和调控。由于创新型晋江建设刚进行几年，也由于我国科技体制改革进程和科技政策与经济社会政策的统一性问题的影响，以及政府财力和市场发育和创新主体发育进程的限制，致使晋江的城市创新链还不健全和完善。有的还比较脆弱，如孵化器、公共研发平台、物流平台正在初步建设之中，市场中介、风险投资等机构还不能满足创新实践的要求，其市场化、专业化、社会化水平还很低，围绕创新形成的产业链还有待时日，等等。因此，应更加强调政府与市场两种力量的交互作用，并在这一过程中，更加注重政府的作用，而不是满足于把一切交还给市场就完事。一是要加强对创新链构建的战略思维，注重对创新链全过程的支持，更多地关注市场失灵环节。二是政府的科技投入和政策设计，应适应建设创新型晋江的需求，有更多的科技投入，并围绕整个创新链的薄弱环节有目的地布置力量。三是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区域创新资源共享机制，避免区域创新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各个环节的自我小循环造成功能重叠，提高区域创新链的公共性、开放性和社会大循环的功能。

（三）进一步培育和营造充满活力的区域创新生态

美国硅谷成功企业家之一埃斯特·琳在《排除创新的障碍》一书中指出，创新不能在真空中产生，而来自交互作用的研究、开发和应用所驱动的创新生态系统（2008）。这里说的创新生态系统绝不是简单的技术建构（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创新链”），而是创新企业及周围组织之间形成的一种互动的合作性的安排，是由企业、政府、科研主体及中介机构、科技产业孵化器等上下游支撑性、配套性的要素组成（余江，2012）。目前，创新生态概念在国内已广泛使用，但理解的视角尚不一致。我们比较重视两个方面：一是各组成要素体系的健全、完善及各要素本身的质量、效率；二是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如劳资关系、政企关系、政社关系及技术创新主体与中介服务主体的关系。虽然晋江已形成一定的创新生态优势，但还不足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创新活力，最大限度地积聚四面八方的创新资源，最大限度地实现创新效率，还亟须进一步优化、完善。其中，尤应引起重视的是以下几个环节。

一是遵循创新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重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创新系统的自组织活力，坚持区域个性特色，不简单移植；强调共生共荣，构建共建共赢机制；加强政府“平衡器”作用，及时化解创新系统风险（如遇到强烈的外部干扰或内部失衡状态），促进创新“物种”的均衡协调发展和整个创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针对创新生态系统中的薄弱环节，加快培育高素质的中介和载体，如科技服务中介机构、社会化的投融资体系、科技成果转化的孵化器，以及战略性、长期性、高效率、制度化的产学研合作平台、人才市场等。

三是进一步强化政企互动功能，促进要素间密切联系和相互合作。在注重核心企业培育的同时，注重促进创新生态系统中其他成员的成长进度的匹配，鼓励平台性的创新企业在创新生态系统中扮演好资源整合者的角色，在注重核心技术突破的同时，注重支撑技术、衍生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共同发展；更加注重新兴产业相关生态系统的培育和营造，促进相关支撑技术、互补创新环节的配套发展；更加注重支持自主创新，注意支持和辅导中间环节，为项目产业化中试阶段提供有力支持，为帮助创新型企业化解实现良性运营之前的资金和市场风险。此外，政府自身也要进一步提高效率，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

（四）打造更加开放、包容，更诱人的“人才特区”

在美国的创新理念中，区域性经济增长是建立在“3TS”（即技术、人才及包容）基础之上的。就晋江而言，过去的辉煌也是建立在企业家群体、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和晋江特色的技术、人才集聚方式的基础之上的。目前，晋江创新生态系统中最具优势的是它的产业集群竞争力，而最令人担忧的则是与创新型晋江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的人才队伍。不仅是高层次的创新人才严重不足，基础层次的企业中高技能人才乃至熟练技术工人也严重匮乏。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晋江目前的人才政策已很开放，很包容，也比较诱人，成效也比较显著，但尚远不能适应创新型晋江对人才队伍的紧迫的大量的需求。因此，要以开创“民营特区”的胆魄和经验，打造“人才特区”。我们认为，当前应在原有人才培养、引进工程基础上，进一步在以下五个方面下大工夫。

一是进一步完善人才队伍建设的战略设计，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完善人才培养、扶持、激励政策体系。

二是充分考虑晋江在引进高层次人才中的区位、城市环境等方面的吸引力劣势。应进一步提高对急需的、紧缺的高层次人才，特别是引领主导产业发展的科技领军人才、复合型高级人才以及中介服务体系的高层次专业人才的各项待遇标准，加大人才政策及相关配套政策的“磁性”和动态统一性，确保相对优势。

三是针对晋江的产业提升计划，高度重视中高技术、中高级技能人才大军的培养和吸纳，进一步创新“移民”政策，尤其是对户籍制度以及附着其上的市民福利制度的改革，增强“虹吸力”，实现紧缺的中高层次人才大军全方位的城市融入。

四是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完善区域教育体系，加强学习型社会建设，提高现有人才队伍和全体市民素质，培养适应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后备人才大军。

五是适应企业创新发展的要求，鼓励、引导企业培养人才，留住人才和吸纳更多人才。推动企业内部“三维”创新激励机制的构建，即固定保障、增长激励、创新成果激励和职位升迁或荣誉激励（如首席员工制、创新命名制等）。提高企业人才队伍创新积极性和创新激情。在注重产品研发的同时，同样注重生产过程或方法的改良，引导“蓝领”创新（即一线员工创新），凝聚企业创新合力，提高企业创新可实现程度。同时，进一步优化劳资关系，引导企业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企业工资集体谈判机制等，建立以人为本的企业创新文化，壮大包括企业熟练技术工人在内的企业人才队伍。

（五）开创社会管理创新的“晋江模式”

社会管理创新理应有两大重要旨向，一是加强和改善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提高政府社会管理能力和成效，确保社会健康、有序、和谐运行和发展，使人民更加幸福、更加满意；二是培育和引导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提高社会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扩大社会自我管理的范围，使社会更有活力、更加和谐稳定。这两大旨向都有助于调动全社会的创新积极性、创新责任感，凝聚全社会的创新合力。因此，将社会管理创新融入创新型城市建设，将政社互动与政企互动统一起来，进一步深化创新晋江业已率先推进的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以开创“晋江模式”的智慧和魄力，开创社会管理创新的“晋江模式”，对于创新型晋江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目前，晋江的社会管理创新已取得明显成效，尤其在政府职能转变、政企互动关系、人口管理和服务方式、社会网格化管理、社会矛盾化解和利益诉求表达、城乡一体化管理和服务，以及劳资关系、干群关系、政社关系改善和“新晋江人”城市融入，新经济、社会组织管理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创造了许多新经验，初步构建了政府调控、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的新型社会运行机制。相对而言，晋江在加强和改善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和服务方面成效更加显著，经验更多，而在培育和引导社会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主发展能力方面步伐还不够大。这显然不利于创新型晋江建设。创新型晋江需要充分调动包括110万外来人口在内的全社会的积极性，需要实现社会职能社会化，需要自由创业、创新和分散决策的体制机制，因此，晋江社会管理创新的第二个目标的确立和实现尤为重要。我们认为，晋江应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突破。

一是努力形成党委领导下的多主体共同参与管理的社会治理结构。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政社互动，开通“民心民意民策网”，强化社会矛盾“大调解”机制，健全社情民意科学调查与信息反馈机制，完善公共决策社会公示制度、公众听证制度和专家咨询论证制度，扩大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范围和参与程度，提高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

二是努力形成“强政府、强市场、强社会”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组织架构。重点是发展壮大民间组织。进一步完善居民自治组织，重视发挥社区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作用，推进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建设；加快事业单位改革，发挥人民团体作用，进一步大力发展民间非营利社会组织，加强和改进对各类社会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完善社会化服务网络，形成以政府干预和协调为条件、以基层社区自治为基础、以非营利社会组织为中介，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社会管理模式。

三是建设“枢纽型”社会组织（北京经验），如行业组织等，逐步将政府部门对一般社会组织的主管权、审批核准权转移给“枢纽型”社会组织，扩大社会自治和自我管理的社会空间，促进社会自治和自我管理能力的提高。

四是努力培育发展职业化、社会化和专业化的社会管理人力资源。加强社会组织，尤其是非营利民间社会组织的职业化建设；积极培育志愿服务精神，大力发展各类志愿者组织和队伍；加强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提高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专业化水平。

（六）突出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实现多元的创新增长

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特别是将创意文化、品牌等元素融入其中，把晋江打造成品牌之都、创意之城，是创新型晋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彰显着创新型晋江的特色内涵。我国“创新型城市”概念对应着两个英文表述，一个是“The Creative City”，即“创意城市”；一个是“The Innovative City”，即“创新城市”。前者强调理念、创意和文化，后者强调技术、知识和制度。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晋江不同寻常的目标选择，它不从原则出发，或者选择“创新城市”，或者选择“创意城市”，而是根据自己的城市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和关注点，将创新型城市的通常取向——内涵要素，再次进行“新的组合”，扬长避短，固强补弱，形成了晋江特色的“创新型城市”目标取向。严格地说，文化产业也好，创意设计也好，都不是晋江看得见的优势，但却是晋江实现经济结构优化、产业转型升级，迈向创新型城市的必然要求和必由之路。因此，我们认为，晋江应花大力气做足做好这篇文章。

第一，以产业融合为突破口，实现多元的创新增长。产业融合往往是城市发展创新的突破口，也是产业创新发展的方法途径。主动寻找和发现晋江产业之间的交接点、结合部，激发出新的子产业构想与实践，并实现多元化的创新增长，这是晋江的新经验。我们期待晋江进一步发挥工业制造业优势、本土特色文化资源优势和企业家创新能力优势，进一步将创意文化、品牌融入研发、设计、营销之中，在实现“新的组合”，提高产品附加值的同时，进一步发展壮大文化创意产业，继而推动文化产业大发展；进一步提高研发、设计水平，推进营销创新，继而不断扩大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的范围，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增强高新技术产业自身的张力。

第二，更加重视城市形象的创意塑造。在知识经济时代，城市形象是吸引人才和创业者、投资者的关键因素。在这个意义上，有创意的城市创新形象建设策略，如城市主题策划、城市营销、城市标识等，能显著提高城市的声誉和知名度。因此，我们认为，晋江的文化产业特别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应纳入创新型晋江建设的顶层设计，做出科学的战略安排，应有更高的起点、更宽的视界，而不宜套用传统的产业发展经验或其他城市的经验。而目前晋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散见于平台（园区）项目建设、项目合作、本土文化资源开发、两岸文化交流、产业融合尝试等，重点不突出，特色不鲜明，未来的可能优势也未显现。

因此，我们认为，当前还应注意做好的工作有四点。一是加强政府战略引导，在已确定和实施的文化强市、创意之城、品牌之都、产业方向、现代服务业发展战略、创新型晋江战略等目标取向中，寻找、发现最集中的交接点、结合部，作为晋江文化产业特别是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定位，以达到纲举目张。二是加大文化创意产业战略人才、复合型人才以及高层次专业人才的引进力度，纳入晋江“人才特区”优先考虑。三是进一步推进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创新，建立文化管理决策咨询机制。四是在落实国家、省、市各级政府对文化产业发展的鼓励政策基础上，根据晋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对晋江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创新型晋江建设的重要战略作用，加大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投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七）进一步整合提升城市软实力

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最早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全球战略问题专家约瑟夫·奈提出，他认为：“软实力是一种能力，它能通过吸引能力而非威逼和利诱达到目的”（1990）。他把国家软实力概括为“一国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2009年以后，我国学者才开始对“软实力”进行较集中、深入的本土化研究。一个相对基本的共识是：软实力是可以内化为精神力量的实力。它包括理想信念、思想情操、组织纪律、精神文明、战略策略、作风形象、体制制度等组成要素（张国祚，2011）。当然，这是在国家层面上的理解，而从城市角度则更强调城市软实力的地缘属性和共同体特征。城市千姿百态，各有不同个性。不同的地域文化、价值观念、心理特征、实践经历等会有不同的对内发挥的凝聚力、动员力、精神动力和对外产生的渗透力、吸引力、说服力。从这样的视角理解，晋江的城市软实力是强大的和弥足珍贵的。因此，进一步整合提升晋江城市软实力对于建设创新型晋江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我们认为，除了进一步弘扬晋江精神、晋江企业家精神，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之外，还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挖掘、整合和提升。

一是城市危机感。改革开放30多年来，晋江一直是始终处于领先发展地位而又保持危机感，永不满足，永不言败。这一点毋庸置疑。在推动城市创新发展的新阶段、新起跑线上，晋江并没有领先优势，因此，进一步强化危机感十分重要。要加强舆论引导和文化建设，使城市危机感不仅仅体现在社会精英群体身上，而且内化于全体市民心里。让更多的人不满足于现状，时刻认识到城市中的不适之处、不满之处，才会激发出全社会的创新激情、创新灵感。城市越能发现更多挑战，创新就越能持久。

二是城市归属感。事实上，晋江人的地域归属感很强，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但在越来越开放的“地球村”时代，城市归属感也有了新的内涵和方式。应该更加注重倡导和培育关联着参与度的归属感。要让每个市民对城市都有归属感和参与度，都感觉到创新型晋江建设与自己息息相关，自己是城市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仅要倡导“晋江人经济”，而且要让全体“新晋江人”逐步增强归属感。要使“参与”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全体市民自觉的思想行动，成为城市激发创新思想和利用各种资源的方法和手段。

三是城市组织力。城市组织力是城市保持生机和活力的关键能力，可以使城市资源效率成倍增长。晋江地方党委、政府的社会动员能力很强。这是城市组织力的重要部分，但不是城市组织力的全部。城市组织力要求在城市中，从个人到机构的每一个层面，都需要培养综合集成和实践能力，从而把创新思想付诸实践。亦即把创新元素贯穿到城市决策的每一个过程、每一个环节。不管这些决策机构是公共决策机构、私人决策机构或其他类型的决策机构；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各领域。这意味着全民素质的普遍提高和全社会综合集成及实践能力的普遍提高。

四是城市文化的多样性。多样性是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的内在要求。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学习，促进开放和包容，促进城市的竞争和创新活力。从晋江的历史和现实看，外来移民、务工者、外来文化，在晋江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技能、智慧和文化价值都可以给城市带来新的想法和机会。因此，在建设创新型晋江中，进一步发展多样性的城市文化，确立多样化文化主体参与创新并获得享受创新成果的平等地位，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