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办了一所美术学校

东渡不成，我便打算自己来办一所美术学校，为祖国培养更多的美术人才。

我在上海背景画传习所学画时，同学乌始光兄，同我堪称莫逆。他大我二十多岁，我把办美术学校一事和他商议，他也表示支持，经过具体研究，制定了较周密的计划。父亲和大兄也解囊相助，这样上海图画美术院就诞生了。从此，我与艺术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把一生中最好的时光，最大的精力，献给了这个事业，在民主主义思想指引之下，对祖国的美术事业，做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这个学校的“路标”是我所拟定的三条：

第一，我们要发展东方固有的艺术，研究西方艺术的蕴奥；

第二，我们要在残酷无情、干燥枯寂的社会里，尽宣传艺术的责任，并谋中华艺术的复兴；

第三，我们没有什么学问，我们却自信有研究和宣传的诚心。

这三条揭载于报纸之后，引起社会上一些遗老遗少的嘲弄。有人公然提出：“美术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要办专门学校去学，未免多此一举。”这类论调，对我们办学起不到什么阻碍作用，只要自己信念坚定，外因可以排除。

比较大的困难还是经费，父亲津贴，显然不足。大哥后来是云南盐务稽核所总办，他是个洁身自好的人，每天盐税收入几十万两银子，这笔巨款只需存入银行一天，利息就是几百元，但他不愿这样做，只是在他的工资之内抽出钱来支持学校费用。大哥赠我的一部宋拓柳公权《玄秘塔》，纸墨佳绝，清劲沉厚，古气森然。平时天天临写，见帖如见兄，爱若拱璧。一九一三年四月，房租及教员工资无法开支，出于急需，只好请乌始光将此帖送通运公司抵押四百元，后来赎回，喜出望外。

大哥逝世，儿子刘狮才十四岁，从昆明送回上海，我看作自己儿子一样教育，后来又送他去日本深造，回国后执教于上海美专，如我右臂。他在台湾、香港同胞及海外侨胞中有一定影响，现居美国洛杉矶。

上海美专对于旧中国的教育制度，作了不少改革：

男女同校读书，始于美专。

清末，男女授受不亲等封建礼教，仍有较大市场。重男轻女，女子无才便是德等谬论，束缚着女孩子的创造力。一九一七年，有女学生提出：“世界潮流的趋势，现在思想的变迁，多系于艺术，急待开放女禁，以惠女界。”对此，我深表同情，但限于校舍经费，未能立即招收女生。一九一九年，有丁素贞、史述、陈慧娘、庞静娴诸同学毕业于神州女校国画专修科，联名来函，请求入学。我在校务会议上提出四点，得全体教职工通过：

1．先收插班生，限定名额；

2．需经严格入学考试；

3．秋季开始招生；

4．由学校办理食宿。

是年秋，收插班生潘玉良等十一人，为男女同校之始。稍后，北京大学也实行了。男女生之间互相竞赛，并未发生任何桃色新闻，可见那些封建卫道士的反对是无的放矢。

美专制定了旅行写生制度。春秋佳日，由教师率领写生队去苏州、常熟、南京、青岛、杭州、普陀山等地，在大自然中陶冶性情，搜尽奇峰作画稿。我常常和学生们同行，吃住在一起，夜间评改习作，十分愉快。

美专对个别成绩优良，家庭贫困的学子实行免费，制定了专门条例。如谢之光同学极有绘画才能，文化课较差，我便破格录取，给予奖学金。

一九一五年，在沈恩孚、黄炎培二先生支持下，试办过第一期暑期进修班，反映良好。一九二〇年，正式开办暑期学校，吸收中小学校美术教师、工艺音乐教师前来进修。后来苏、浙、皖美术教师闻风而至，学生多至五百余人；也有毕业生返母校进修的。一九二五年办了艺术师范科，后来颇享画名的张书旂、吴茀之，便是艺术师范科高材生。张书旂后来在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任教多年，吴茀之曾任浙江美院教授。

一九三一年，我欧游归来，曾以极大精力振兴美专，设立了西画研究所，所长潘玉良，导师有王济远、李超、庞薰琴、张弦和刘抗等教授。又设立了中国画研究所，由黄宾虹、张大千、王个簃、谢公展、钱瘦铁等教授主持工作。教师、学生常常在一起合作绘画，讨论学术，学生多达八百余人。到抗战以后，我应邀去南洋办画展，动员华侨捐款抗日，学校处境极端困难，部分校舍为散兵占领，人数才逐渐减少。行前曾办过宋、元、明、清名画展，展出文天祥、史可法、倪元璐、黄道周等人作品，以提高观众爱国主义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