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开放经济

当今世界是一个经济高度一体化的世界，科技日新月异使生产和消费活动不可阻挡地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以至于没有国家或地区能在闭关锁国和故步自封的情况下寻求自己的发展和为人民谋取福利。正因为如此，在人们考虑对外经济活动的时候，“开放经济”已经作为一个众所周知和不言自明的词汇，把它当成一个无需讨论的已成共识的基础。然而，本书认为有对它给以明确认识的需要，这首先有利于本书的研究目的，对于该领域的研究也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 开放经济的衡量方法

衡量开放经济的指标是经济开放度，它表示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依存程度）。从理论上讲，经济开放度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它是一国在一定时期内（通常指一年）对国际经济参与程度的度量，例如在国际分工、国际贸易、生产要素流动和国际化生产等方面。通过这个指标，一方面表明一国国内经济或国内市场对国际市场的吸收能力，即对外部市场的接纳能力；另一方面表现它对国际市场的参与及影响程度，也就是参与世界经济关系的程度。尽管经济开放度是衡量开放经济的唯一指标，它本身却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如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等，而且对它应包括的内容及各自重要性至今也没有达成共识。

传统的经济开放度是以对外贸易比率来度量的，即一国进出口总额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用公式表示就是（IM+EX）/GDP。外贸依存度不仅反映了一国发展对世界经济的依赖程度，同时体现了一国参与国际化生产、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程度，直到现在很多研究或学术报告仍然沿用这一传统算法来大致判断一国的经济开放程度。为了更严谨、科学地度量一国的经济开放度，许多专家及学者在传统基础上做了大量研究探索。对此，应健等（2002）给出了很好的概括。

第一类仍然将对外贸易比率作为贸易开放度的度量指标，但对其作出了修正，修正的重点在于对外贸易比率的计算公式上。提出分子仍为进出口总额，分母的GDP为扣除了服务业部分的产值，而且以购买力评价方法来计算一国的GDP。考虑到人口和经济规模等因素对对外贸易比率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在国别样本选择时予以特别注意。有人选择了人均对外贸易比率作为辅助性指标，显然，这一比率较之传统的度量方法要科学严谨得多。然而这一方法的缺陷也相当明显，使得一些经济学家又重新选取其他方法来度量经济开放度。国际流行的有道拉斯法、萨克斯法、瓦诺法和爱德华兹法。这四种度量方法的优点在于将选取的角度扩大到了贸易政策、贸易体制、汇率政策和宏观经济运行方式等方面，这样一来，更能科学、严谨地度量经济开放的程度。

第二类研究集中于另辟蹊径重建新的指标。其中王云龙（2001）提出了四种综合衡量经济开放度的指标，分别是“外贸依存度”、“外资依存度”、“外债依存度”和“金融开放度”。黄繁华（2001）则对外债依存度和金融开放度这两种衡量手段的合理性表示怀疑，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公式为：EO=（TIC+TIS）+（IIF+IIP）（其中：EO为经济开放度，TIC为商品贸易开放度，TIS为服务贸易开放度，IIF为直接投资开放度，IIP为间接投资开放度）；而李翀（1998）则认为经济开放度应是国际贸易开放度、国际金融开放度及国际投资开放度三者之和，并分别赋予40%、30%、30%的权重，即经济开放度=国际贸易开放度+国际金融开放度+国际投资开放度。从上述三位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对外经济开放度的衡量指标涵盖了贸易、投资、债务、金融等方面的因素，从而反映出一国对外开放不仅是商品方面的开放，而且包括资金、信息、劳务、技术等诸多生产要素的开放。应健等（2002）认为，这些增加的指标是必要也是具有合理性的，但只是集中于从宏观规模总量的角度来衡量经济开放度，因此存在着不能反映对外经济开放的结构方面的不足。

第三类研究则是结构类经济开放度衡量指标。这方面的度量指标主要有“出口覆盖度”、“对外贸易关联度”、“国际分工参与度”及“资金关联度”，这类指标的提出者主要是金孝龙。显然结构类衡量指标对经济开放度的衡量要远比宏观经济总量的衡量涉及的内容多，而且更为复杂，金孝龙给出的公式主要也仅仅是从贸易资金角度来衡量的。

第四类研究认为一国经济开放度的度量主要应该考察一国的经济体制是否开放。从这个角度出发设立的测量体系主要涉及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变量，但是这类指标一是难以全面确定，二是大多难以量化，而且对这类变量是否开放的评价包含了太多的主观判断，因而它只能作为一种辅助的度量手段。

上述四类研究中，前三类是以开放的结果反过来度量一国对外开放度的，而第四类则是从开放的过程和状态来度量一国的对外开放度的。应健等（2002）认为，如果仅仅只用其中的一种方法来作为度量手段，从而得出我国总体经济开放度的结论和判断的话，那是不准确和不全面的，因而我们既要从我国经济开放的结果来度量，也要从我国经济开放的过程和状态来度量我国的综合经济开放度。同理，既要考虑宏观总量的经济开放度，也要考虑经济开放度中的开放客体的结构问题。

二 影响经济开放度的因素

上面说过，经济开放度是一个综合指标，它由很多具体指标所构成。而这些具体指标设置的依据即是影响经济开放度的因素，它们包括经贸发展战略、国家的大小、生产力发展水平或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的部门结构、资源的富裕程度等。下面给以具体探讨。

1．经贸发展战略

一国实行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对经济开放度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经济发展战略大致分为外向型和内向型两类，通常外向型战略发展需要尽可能消除进口限制，以支持出口产品的生产和消除出口障碍，因此开放度较高；内向型战略把发展建立在国内需求的基础上，注重对国内市场的保护，为了以本国产品替代进口产品，实行较严格的贸易限制，因而经济开放度较低。

2．国家的大小

通常国家的大小也是决定一国开放度高低的重要因素。大国由于市场广阔，产品的生产能力可能就会很强，不仅能满足国内的需求，而且会供给国际市场，相应的，消费者的吸纳能力也会很强，这会大量吸引外国的产品和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大国的经济开放度就会较高；相反，小国由于市场狭小，市场容量及吸纳能力就会非常有限，因而经济开放度就会较低。另外，有一些经济学家如西蒙和库兹涅茨等则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开放度与该国人口的数量成反比，即国家越大，人口越多，反而使得该国的经济开放度下降；相反经济开放度则越高。在现实中这一看法却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这个时候经济开放度的衡量只能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的国家之间才能很好体现。另外，一个国家经济开放度的高低还取决于该国的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

3．生产力水平的高低或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

尽管像西蒙和库兹涅茨等经济学家认为人口因素在经济开放度衡量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应该注意的是，人口的多少并不能决定一国的国内市场吸纳能力，而他们作为商品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支付能力才具有真正作用。因此，经济开放度的高低关键还取决于一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从一个国家出口潜力的角度看，其内部经济空间的大小应当由GDP的数量来衡量，而从其作为消费者的潜力的角度看，应当用有支付能力的总需求量（消费需求和生产需求）来衡量，国民收入额就比较恰当地反映这种总需求量。因而国内经济量越大，就越有能力吸收国内生产的商品和劳务。同时，国家经济总量愈大，就越能满足国内不断增加的各种各样生产和个人消费需求，而且能为世界市场提供大量产品和服务。这反而会促进一国出口的增加，增加对外经济开放度。

4．经济的部门结构

一国的经济部门结构也从侧面反映了对外经济开放程度。一般情况下，一国的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愈大，它参加国际分工的程度也就愈大，相应的国家的对外开放度也就愈高，因为这些国家可能更多地参与国家贸易和投资。相反，如果一国的基础产业部门，如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自然资源开采等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愈大，它参加国际分工的程度可能就愈小，相应的国家的开放程度愈低。因为这些产品属于技术含量较低的初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非常低，而且产品附加值也非常的低，甚至参与国际贸易的可能性都较小，比如拉丁美洲的一些欠发达国家。

5．国家资源的富裕程度

一般认为，如果一国自然资源比较匮乏，生产和生活需要的大部分产品就必须靠进口来满足。与此同时，该国也要依靠出口来发展自己的国内经济，并以此来实现本国的进出口的平衡。因此，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的经济开放度相对比较高，而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的开放度可能较低。曲如晓（1997）通过对国土面积几乎相同、经济发展程度相近的日本和挪威的比较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日本的矿产资源很少，石油、天然气、铁矿石和煤需求量的99%，铜需求量的97%，木材需求量的50%都靠进口，铝土矿、镍矿、钨矿和磷矿全部需要进口来满足；而挪威在这方面有很大优势，国内需要的大部分资源能够得到满足。高度的进口依赖性迫使日本寻找扩大出口的途径，以保持贸易平衡。另外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国内资源的供给反而跟不上国内发展对资源的需求，从而会大量通过进口资源来维持生产。

三 中国的经济开放度

上面谈到很多学者在经济开放度的衡量方面给出了自己的方法，然而在运用自己的方法对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开放度进行具体衡量方面，黄繁华应是突出的代表。下面就对黄繁华（2001）的方法和计算结果给予介绍。

黄繁华（2001）认为，对经济开放度的度量，首先应该反映一国经济开放的总体情况。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逐渐步出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阴霾，经济前景一片向好，国际贸易持续快速增长，国际投资也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俨然已成为引领各国走向世界的两驾马车，因此，仅仅从进出口贸易这个角度来衡量经济的对外开放度已经不适应世界形势的发展了。同时，由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往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已成为一国对外贸易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在衡量经济开放度的时候，应该综合考虑商品贸易、服务贸易、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等这些因素。因此，黄繁华（2001）提出的计算经济开放度的公式是：

其中，EO代表经济开放度，TIC代表商品贸易开放度，TIS代表服务贸易开放度，IIF代表直接投资开放度，IIP代表间接投资开放度。它们各自的计算方法分别是：

其中：TCx、TCi、TSx、TSi分别代表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出口额与进口额，FDIi、FDIo、PIAi、PIAo则分别表示国际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流入额与流出额。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有关数据以及公式（1）～（5），黄繁华（2001）计算出，1985年以来我国商品贸易、服务贸易、直接投资以及间接投资开放度变化情况分别如表2-1所示。这里需强调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服务贸易项目统计的内涵与国际贸易中服务贸易不尽相同。

从表2-1可以看出，1985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开放度和国际投资开放度都有了大幅度提高，以此为指标进一步说明我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度正逐年大幅提高。通过计算我们得出，1985年我国经济开放度是24.7%，但到1998年已增至44.3%，开放度提高了近1倍。其中，从1985年到1998年，我国对外贸易开放度由22.9%提高到39.0%，国际投资开放度由1.8%增加至5.3%，净增2倍。特别是从1994年开始，我国经济开放度，包括贸易开放度、投资开放度都已稳定在较高水平上。这说明1994年以来，在我国已经形成更开放的经济机制，开放已不再是某些政策的短期效应了。

四 经济开放度的国际比较

同样，我们采用黄繁华（2001）的计算公式进行经济开放度的国际比较。依照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规模，选择有代表性的5个发展中国家和7个发达国家作为分析样本，根据上述五个公式的计算结果，得出这些国家经济开放度及其构成（如表2-2所示）。需要说明的是，在处理数据时采用了这些国家1994～1998年的平均值，从而规避了偶然因素对计算结果的影响。

从表2-2可看出，首先，不同国家的开放度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发展中国家中，如果按照国家大小将韩国、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作为“小国”，而把中国、巴西、印度作为“大国”，那么我们得出在“小国”中，韩国开放度最高，印度尼西亚次之，墨西哥最小；而在“大国”中，中国开放度最高，印度次之，巴西最低，从数值上看中国的开放度是印度的1.9倍，巴西的2.1倍。在发达国家中，加拿大和英国的开放度最高，德、意、法次之，日本的开放度最小。美国与上述国家不属同类国家，因而开放度数值没有可比性。一般认为，目前美国的实际开放度还是较高的，只是由于美国经济规模数倍于其他国家，所以造成了开放度数值反而不及其他发达国家的情况。

其次，我们从表中亦可以发现，发达国家的投资开放度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中，英国的投资开放度最高，是与该国经济规模相似的法国和德国的总和，中国由于直接投资开放度较高，所以投资开放度是发展中国家中最高的，不过由于中国的间接投资开放度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中也较低，因此，投资开放度的总体优势并不明显。

最后，从两组国家的贸易开放度的比较中我们发现，发达国家中加拿大的贸易开放度最高，日本的最低，而其他国家的贸易开放度差不多。在发展中国家“大国”中，中国贸易开放度是最高的，从而充分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贸易开放方面的积极进展，然而目前中国开放的薄弱环节，主要在于间接投资上。另外，表2-2也进一步说明了中国在服务贸易领域仍然有着较大的开放空间。因此，怎样加大中国上述领域的开放力度，尽快使中国间接投资和服务贸易开放能在较短时间内跃上一个新台阶，应该是我国下一步努力的重点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