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各派社会主义——多种观点与实践

1958年，本杰明·沃德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劳动者管理型企业的行为，标志着劳动者自我管理经济学或劳动者管理型企业经济学说的“现代化”，随后，各种现代经济学流派和理论思潮对这种企业模式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可以说这门经济理论发展至今不过半个多世纪。但它并不是凭空产生的，19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便开始了对作为劳动者管理型企业古典形态的合作社进行研究。本章沿着历史发展的线索追溯劳动者管理型企业的经济思想渊源，其目的是对劳动者合作社或工人合作工厂的理论探索作一简要的梳理和总结，描绘工人合作运动那波澜壮阔的场面。

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外，还存在着诸多社会主义学说，它们一般都推崇将某种形式的劳动者合作社和消费者合作社作为理想社会的微观经济组织，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与之对应的政治体制、社会组织和文化内核。这些理论思潮有的业已成为学说史，有的在现代理论思潮中还有所体现（如无政府社会主义的自治社会思想、李嘉图社会主义的劳动产权思想），但它们关于理想社会由合作社组成、实行劳动者自治，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平等、团结、民主等价值目标的具体论述对劳动者自我管理经济学或劳动者管理型企业的经济学说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有必要加以研究。

一 浪漫主义的自发性实验——空想社会主义和基督教社会主义

合作制经济思想首先发轫于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他们在19世纪初便开始着手劳动合作社经济的设计，并进行了许多小规模的实验，开创了工人合作社运动的先河。

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 1771～1858）是空想社会主义的旗帜、19世纪英国最著名的社会改革家。他设计的未来社会是一种由生产者治理的合作公社联邦模式。这个理想社会的基础是实行公有制，原因有二：（1）从经济学方面讲，欧文在李嘉图劳动价值论——价值由劳动创造并以它为尺度，商品交换应根据劳动来进行——的基础上，提出了剩余产品的概念。他指出，工人除“生产出自己的生活资料”，还“生产出剩余产品”，但这部分却成了资本家的利润。因此，“劳动者生产出剩余产品以后，应当得到公平合理的报酬”。另一种论述来自于欧文对金钱的厌恶：货币是资本家对劳动者进行不等价交换的“欺诈工具”，商品应该根据它们所体现的劳动时间定价，并按照劳动券而不是货币来交换。欧文相信，这种交换的社会化，会使工人得到他的全部产品，人类劳动实现其自然的和内在的价值，并且这个价值会随着科学的进步而增加。那么，依据劳动价值进行的公平的、社会化的交换要求消灭私有制，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从这一意义上讲，欧文的经济学说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评价为具有共产主义性质。（2）从哲学方面讲，受威廉·戈德文（William Godwin, 1756～1836）关于“人是环境的产物”观点的影响，欧文把私有制视为一切罪恶和灾难的源头，因此，必须消灭私有制这一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并建立新的政治制度替代资产阶级政权。在此基础上，欧文的学说致力于对理想社会的整体思考和蓝图描绘。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他把远景目标赋予在实践之中，最终勾勒出未来社会的全景。

欧文的实践是从苏格兰北部新拉纳克镇一家大纺织厂的经理职位开始的。1800年上任后，他对这一作为当时社会工人苦难缩影的企业进行了改革：把工作日从原来的13～15个小时缩短到10个半小时；8岁以下的儿童到学校免费读书；提高工人工资，建设工人宿舍，向工人提供廉价的生活必需品；创立了公共食堂、医院、俱乐部，并为工伤者发放抚恤金，组织互助储金会等。这些都是一个多世纪后英国工人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享有的待遇。纪律不再靠威胁、恐吓和惩罚来维持，而是以怀柔政策来保持。经理办公室常年敞开，所有职工都可以对任何规章制度向经理提出个人意见。1806年英国经济危机时期，工厂虽停工6个月，但仍照发工资。经过此番建设，企业面貌焕然一新，成为那个黑暗时期的一座文明的灯塔。欧文作为慈善家而声名远播，但他并不满足于此，1820年，他发表《致拉纳克郡的报告》，标志着其作为空想社会主义者身份的确立，开始正式与上层社会决裂。4年后，欧文同4个儿子和一些门徒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购置3万英亩土地，建立第一个实验性合作社——“新和谐村”，其特点类似于现代以色列的开布茨。但实验并不成功，1829年，欧文返回英国参加工会运动。1832～1834年，他一方面组织“全国生产部门大联盟”建立合作工厂，另一方面在流通领域创办“全国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其目的是团结整个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实行直接的攻击，并以一种工人管理的体制取而代之。这当然不能为雇主们和政府所容忍，他们联合起来扼杀了这次运动。曾经颇受欢迎的“慈善家欧文先生”变成了企图推翻教会和国家的阴谋分子，他已不能开展大规模的工人运动，但仍然进行了小型实验，如1834～1845年的“和谐大厦”和“皇后林新村”。欧文的实践失败了，不过仍留下了珍贵的遗产，1844年，他的信徒们成立了罗奇代尔先锋合作社。它在成立宣言中提到，“在自己的土地上一起生活，在自己的工厂和车间里一起工作”。

最后，简述一下欧文的合作公社联邦的全貌。这是一个同资本主义相对立、没有阶级和剥削的理想社会。作为其基层组织的合作公社，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的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其最高权力机关是社员大会，由它公选产生的理事会作为常设领导机构。合作公社设有农业部、工业机械部、文学科学和教育部等，负责领导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工作。因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差异，公社人数由几百至几千人组成。每位社员平均拥有1～1.5英亩的土地。全体成员都要参加集体劳动，懒汉和失业者不复存在。全体成员都“各尽所能”地进行劳作。人们被分配到与其年龄、特长相适应的工作，运用机器生产来减轻繁重的体力劳动。欧文提出，单纯从事农业劳动或工业劳动，会从经济上和精神上对劳动者造成有害的影响。因此，每名成员应当二者兼顾，即通过多样性劳动获得全面发展。同时，把城市和乡村的优点结合起来，将每名成员的脑力和体力、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以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在欧文看来，未来社会的生产力将会迅速发展，每个社员劳动的时间将大大缩短，每天只需工作4小时，就可以实现物资丰裕，而个人消费品将按需分配。没有谁会取走超过自己所需的数量，因为财富像水源一样充足，“以致任何个人积累的欲望都将完全消失”。

朗斯瓦·沙利·傅立叶（François Charles Fourier, 1772～1837）是法国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合作制经济的思想先驱之一。他在《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1808）中提出了一个由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所组成的全新社会系统。傅立叶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追求个人利益，而非社会利益，这使得两方利益发生冲突，经济运行处于无政府状态。他将雇佣劳动制度称为“恢复了的奴隶制”，是少数富人掠夺穷人的制度。与欧文相反，傅立叶认为，人的本性不变。那么，就必须创造出符合人类本性的社会环境，他提出了美好社会的蓝图构想。

傅立叶提出“和谐制度”，它的基层组织是“法郎吉”，这是一个工业、农业、商业、家务、教育、科学、艺术全面协作的完整体系，理想定额为1620人。法郎吉的生产以农业为主，工业为辅，土地集体化。基于人们对农业的爱好三倍于工业的观点，故每年农业需要3/4的劳动量投入。当然，农业和工业是相互结合的，人们可亦工亦农。每一个法郎吉占地4平方公里，它的中心是一个名为“法郎斯泰尔”的豪华大厦，大厦中央是包括公共食堂、商场等设施的公共场所，一侧是工厂，另一侧是住宅、客房等，外围是农场和果园。需要400万法郎的资本，通过招股来募集。傅立叶确信，丰厚的股息会吸引资本家和慈善家，遗憾的是他在生前并未筹到款项。

按股份入围意味着资本家进入法郎吉。贫民最初可能不是股东，而以劳动作贡献。投资者已不再是剥削者，他们各尽所能参与生产。富人和穷人的子女共同接受教育，代际差异将不复存在。大股东虽在对法郎吉的管理中享有某些优先权，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享有政治特权。公职人员由人民公选，有教养、有经验、办事公正的人（包括资本家）将走上领导岗位。国家政权的性质发生改变，法郎吉所设立的权威评判会更像是一个协调和咨询机构。

法郎吉的内部按劳动性质分为若干劳动专业队——“谢利叶”，下设若干小组，每个小组7～9人。劳动是自由的、多样化的，每个成员都可按其兴致自由地选择和交换工种，轮换参加几个“谢利叶”的劳动。这是一种崭新的生产动力：竞赛、社会承认、创造乐趣。资本主义分工中的消极因素被消灭，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社会财富和社会收入迅速增长。因此，未来社会是真正丰裕、健康、自然和快乐的社会。

接下来涉及产品的分配问题。在法郎吉中废除了雇佣劳动，不存在工资。劳动产品（以货币形式）的分配是按劳动、资本和能力，发给所有成员一种特殊的股息。产品分配时，首先扣除维持全体成员生存所需的部分，其余按比例分配，其中“资本占4/12，劳动占5/12，才能占3/12”。并且由于法郎吉的每个成员一般都至少从事两种劳动，其收入也由多种形式组成。单个成员的劳动报酬由他所完成工作的社会价值、吸引人的程度和令人感到不快的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别，但一般劳动（主要是体力劳动）的报酬由于他们参加各种“劳动组合”而平均化。

傅立叶提出，通过对不同股份实行有差别的股息办法，来提高劳动在分配中的实际份额，并降低资本的份额。他建议对由小额储蓄所购买的数量有限的“工人股份”付给高股息，而对资本家的一般股份付给较低的股息。不是一开始就消灭私有制，而是在长期过程中把全体社会成员都变成有产者，来根除私有制的剥削性质和灾难性的社会后果。

傅立叶深受启蒙运动的影响，其写作期间正处于法国理性主义高潮迭起之际。他十分关心个人的自由，他认为，法国大革命宣布了政治自由，但并没有为穷人提供可以利用它的物质工具。当穷人提出与富人相左的观点时，即便他有道理，也将遭受迫害。如果自由不是普遍的，那它就是虚假的。如果人在经济上依附于他人，那便不会有充分的自由。这就是为什么傅立叶的“和谐制度”要维护劳动者的权益，并为其提供物质保障的原因。从长远看，“和谐制度”将使国家消亡，因为对立的利害关系的消失使强制不再必要。

理性主义思潮同样影响了另一位法国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菲利浦·毕舍（Philippe Buchez, 1796～1865），他提出了用工人生产合作社来改造社会的主张。毕舍指出，由生产合作社所组成的经济系统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发动机，并实现“工场内部的民主化”。与傅立叶关于改变社会体系来适应不变的人性这一观点不同的是，他认为，人必须积极地改变自身秉性，以适应合作社运动并促使其成功。“如果每一个成员不摒弃自私自利的个性，不丢掉那种只想自己不考虑他人的恶习，合作社的有效运作将是不可能的。”毕舍强调，“在加入到合作社之前，劳动者需要一次彻底的精神变革”，而且，“这种变革不是一天的事，甚至要几代人”。他提出采取自愿的合作行动，而不是依靠国家来建设合作社，这种“自愿主义”源于他的宗教观，只有以基督教的博爱原则作为坚实的基础，合作制才能成功地解放劳动者。具体的方案是工人们自愿地让渡出他们的储蓄，若有必要甚至筹措借款，投资到合作社当中以取得成员资格。在每名劳动成员都获得均等的收入之后，每个生产合作社从利润中提取20%的公积金用来购买资本家的企业，使其中的工人和手工业者免受剥削；余下的企业利润将被划入共同基金用于发展和建设，“在此情况下，合作社工场将发展为一个小型的工业社区”。但他没有进一步阐述企业与社区乃至国家的生产、生活等功能的分工问题，仅仅是要求“让所有的工人都参与到合作社运动当中，现有的社会矛盾都将迎刃而解”。

法国学者瑞贝尔（Roger Reibel）指出，毕舍的合作社工场“要求充满大爱无涯的慈善精神，这对于创业者的要求显得尤为突出”。因为第一代创业者的建设成果和财富积累将和新生一代共同分享。瑞贝尔认为这一特点是“不可或缺的”（indispensible）条件，它“是一次价值观上的深刻革命，并且成为解放工资劳动者的最重要手段”。这便涉及如何协调代际关系的问题，不过，毕舍并没有对此展开进一步论述。但值得称道的是，毕舍不仅设计理论，并且努力地付诸实践。当勃朗成为临时政府的成员时，他出任制宪议会的主席（尽管不久便被解职）。但他先于勃朗实践了法国工人合作社的理念，1831年，他组织成立“木工协会”，这是日后的生产合作社的雏形。毕舍相信，这个协会是在旧社会的母体中分娩出新社会的催生剂。他在宗教和社会进步之间充当调解人，启动了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发展。后来，一些英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成立了“促进劳动者联盟协会”，并组织建立了几个生产合作社。1848年，英国神甫金斯利等人发表《基督教社会主义宣言》，正式提出了“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称谓，强调政治上的普选权和经济上的合作社是实现基督教精神，建设美好社会的手段。1906年，另一位英国基督教社会主义者阿瑟·培弟（Arthur Penty）在一本著作中提出了复古的手工合作社设计，这本著作的名字演变为本节最后所讲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称谓。

在德国，为回应下一节要介绍的拉萨尔关于由国家帮助建设合作社的计划，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美因兹主教维尔曼·凯特勒（Wilhelm Ketteler, 1811～1877）提出，合作社运动应当是完全独立于国家政权、由教会引导的社会行为。他在《劳工问题与基督教》（1864）一书中提出由天主教会组织信徒出资来筹集资本，建立不受国家干预的劳动合作社，实现公平的工资和合理的劳动条件，并为失业者和丧失劳动力的人提供生活保障，以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凯特勒深信合作制经济是美好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但合作运动必须按照基督教的正义和基本人权的理念来发展，才能使经济政策合乎道德。后来，在他的影响下，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合作制经济思想从德国扩展到了奥地利和比利时。

空想社会主义和基督教社会主义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缺乏严谨的经济理论分析，但他们对劳动者合作社理念的执著追求，推动了合作制经济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发展。

二 一切劳动产品归工人——李嘉图社会主义

当欧洲大陆的工人合作社运动蓬勃开展，合作制学说传播之时，欧文的改革建议在英国得到响应。19世纪上半叶，英国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经济学著作。恩格斯说这些作者利用李嘉图的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来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无产阶级争取利益。因此，一般被称为李嘉图社会主义。他们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出发，试图发展出一套独立的劳动产权理论，该理论提出“一切人完全享用他们的劳动产品”，“劳动者拥有享用他们产品的绝对权力”等口号，简言之，劳动者应获得全部的劳动产品。在寻求具体方案时，又把目光投向欧文的合作社运动，认为生产者合作社是最佳选择，又得名欧文主义。

威廉·汤普逊（William Thompson, 1785～1833）是李嘉图社会主义的重要欧文主义者，提出了构建合作制经济的具体设想。他于1823年结识欧文并开始参与欧文主义运动，其主要著作《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24）以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为依据，批判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并初步论证了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1827年，他发表了《有报酬的劳动——劳资权利的协调，或怎样使劳动者得到他们的全部劳动产品》，继续考察分配问题，提出合作社运动是消灭剥削、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出路。其收官之作《根据互助合作、共同占有、平等劳动和平等分配生活享受资料各项原则，迅速而经济地建立公社的具体建议》（1830），分析了欧文合作社运动失败的原因，提出了更为详细的规划，强调教育的作用。

汤普逊关注的焦点是什么样的收入分配制度能够保证最多数人的幸福。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以暴力剥夺他人财富的“无保障”制度，造成了收入分配的弊端。他按照边沁的思路提出，暴力剥夺劳动者的产品所造成的对于被剥夺者的幸福的损失大于剥夺者幸福的增加；而一个人幸福的增加率随财富的增加而递减。因此，暴力剥夺导致整个社会福利下降。并且，“无保障”制度压抑工人生产的热情，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资本是劳动生产物的一部分，当这部分劳动生产物成为资本后就变为谋取利润的工具，引发劳资冲突。“无保障”制度的不公平分配产生剥削，利润是其主要形式，这违反了功利主义原则。

汤普逊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出发，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把价值规律理解为等价交换规律。他指出，“无保障”制度破坏了价值规律，商品价格和价值相背离，劳动者只得到自己劳动所创造的部分产品，余下的则以利润、利息、地租等形式为非劳动者占有。要消除分配的不公平，就必须恢复等价交换原则，即“有保障”制度，或全部劳动产品归于劳动者的分配制度。生产合作社是“有保障”制度的基本单位，它具有六大优势：（1）防止非生产性、消费性浪费；（2）防止劳动力和技术的浪费；（3）防止当时的批发商与零售商以利润的名义进行消费所造成的浪费，每一个合作者都是一个共同经管者和资本家，一切人都同样分担生产和分享消费；（4）通过物质生活的安排和知识的传播，防止生命、健康和享受方面的浪费；（5）防止难以估量的幸福的浪费；（6）使供求永远平衡，并可以把供求关系、人口问题以及其他道德、立法与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问题归纳为明确的数据。

生产合作社的具体形态如下：每个公社有500～2000名成员，在这里，人们免费地从公共商店里获得生活必需品。儿童由公家照管，在公共宿舍里睡觉，成年人则生活在小公寓中。建有供所有人使用的公共厨房设施，劳动不分性别，做饭、照料儿童等琐碎家务由成员们轮流承担。劳动者可以定期变换工种以消除工作的单调感觉，所有成年人将定期参与协调和管理工作。所有人都得到免费教育，享有绝对的政治、宗教自由。汤普逊主张通过教育，来促进更多的人自愿地加入合作公社中。所有合作公社组成共同合作、自我管理的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全部劳动产品权利体现为劳动者整体对于全部产品的要求，而劳动者个体间的分配则是完全平均的，人们不再因财富分配而产生差别。

总之，汤普逊以李嘉图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得出了全部劳动产品权利的思想，用“有保障”制度来实现公平的收入分配。而在未来合作公社社会，实行财产公有、全民劳动、按需分配，也就是说，交换制度和价值范畴已被取缔。这一设计反映了欧文运动中大部分人的观点，汤普逊也成为欧文主义的有力代言人。

约翰·弗兰西斯·布雷（John Francis Bray, 1809～1895）是李嘉图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另一位欧文主义者。他长年从事工人运动，唯一著作是《对待劳动的不公平现象及其消除办法》（1839）。

布雷从李嘉图劳动价值论出发，“唯有劳动才产生价值……每个人对于他付出辛勤劳动所取得的产品拥有无可置疑的权利。当他取得自己劳动的果实时，他没有损害别人，因为他没有干预或阻碍别人所具有的取得自己劳动产品的相同权利。”据此，他提出了劳动者应得其全部劳动产品的结论。资本是过去劳动的积累，却被资本家占有，后者不劳而获。究其原因，是等价交换规律在资本与劳动相交换时遭到破坏。资本家用工人劳动的部分产品交换工人的劳动，其差额便是利润、地租和一切非劳动收入的源泉。

在布雷看来，资本主义的民主改革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工人的处境，必须建立欧文的以公有制为基础、合作社为基层组织的社会，他称之为“共同所有的社会制度”。但主观和客观条件尚不完全具备，新社会的建设不能一蹴而就，因此，布雷提出了一个以工人股份公司为具体模式的中间阶段。不同职业的工人组成相应的股份公司。这首先涉及工人如何取得生产资料。他反对暴力剥夺，并设计了一个货币方案来实现向资本家、地主购买或租用各种生产资料。在他看来，货币不是资本，而是运用资本的必要手段以及控制人类的最有力工具。资本家之所以控制社会，是因为垄断了货币的发行权。因此，布雷提出由工人股份公司联合发行自己的货币，它是以劳动量和英镑为标识的纸币以及陶质硬币。由工人股份公司的未来产品或劳动作为担保，这意味着作为无产者的工人可以凭借自己的劳动而控制货币发行权并用以获得生产资料。在此基础上，工人股份公司通过自己的市场，按照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要求，互相出售自己的产品。工人们控制了生产、交换以及货币发行权，从而实现了全部劳动产品归工人所有。在公司内部，工人作为公司的股东，共同占有公司的生产资料。因此，实现“按劳取酬”，每个工人获得与其付出的劳动相等价的产品。

李嘉图社会主义者的劳动产权思想对合作制经济学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它没有完善起来，不久便失去了理论生命，直到20世纪70年代，艾勒曼的劳动产权理论可视为这一传统的某种延续。

三 国家权威的敬畏与憧憬——国家社会主义

与慈善家的乐善好施、理论家个人的慷慨解囊和劳动者的自我筹资所不同的是，一些合作主义者提出依靠国家的作用建立工人合作制经济模式的设想，从这一意义上讲，被称为国家社会主义。

法国的路易·勃朗（Louis Blanc, 1811～1882）是这一学说的主要代表，他在《劳动组织》（1840）中提出了依靠国家的帮助来建立工人合作工厂，向合作制经济社会过渡的设计方案。这部著作把“劳动权利”“劳动组织”等词变为19世纪40年代法国工人群众的政治要求、行动纲领和战斗口号。它在法国工人群众中广为传播，再版九次并被译成多国文字。勃朗没有像同胞傅立叶那样设计未来社会的蓝图，而是提出具体的行动方案——由政府推动建立“社会工场”。勃朗认为，法国大革命没有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因为它没有为穷人提供生产物质资料的手段。毕竟，如果没有资本，一个自由的人能干什么呢？公民之间没有真正的平等就没有自由。他猛烈地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端，指出私有制是资本雇佣劳动制的根源，无序竞争对人民造成苦难、引发犯罪和产生工业寡头。

勃朗提出，拯救社会的唯一办法是建立生产合作社，使工人赢得对生产手段的控制。这就是在工业方面建立“一种健全的劳动组织”，即一个社团性质的“社会工场”。它不同于傅立叶的“法郎吉”，并非一个综合性的合作制经济组织，而是由同行业工人所组成的生产某一产品的合作工厂。社会工场首先在某一工业部门内增加并组成联合机构，最后使不同的工业部门联合起来。这一特点鲜明的阐述赢得了工人的热烈拥护。尽管在未来社会政府干预可能是不必要的，但由于目前还广泛地存在不平等，政府应该承担起保护弱者的责任，向他们提供资金。对此，勃朗提出了一个简单明了的口号：“国家是穷人的银行。”

具体实施方案是首先由政府发行公债，先在最重要的工业部门中创立社会工场。政府制定规章制度，然后经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并表决而具有法律效力。社会工场的经理在第一年是由国家指派的，以后由工人民主选举产生。政府的任务只限于监督各工场执行规章制度和所有同类生产中心之间的关系，以避免专制独裁。勃朗不承认资本有权参与分红，因此，国家投入的资本不应该获取利润，而只能获得利息。他指责傅立叶主义有资本主义成分。在他看来，利润首先并且最主要地应归于工人。同样，社会工场也允许资本家参与，并支付他们投资的利息，当他们参加劳动时也会得到工资。利润的分配包括三部分：（1）照顾老人和病人；（2）缓解其他行业的危机；（3）用于扩大再生产或建立新工场。在初始阶段，收入分配是不平等的，而后逐渐趋向平等，在这个平等的社会中，个人的利益被融入普遍的利益中。勃朗把这种普遍的利益总结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needs, 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abilities）。这一思想后来经马克思之手成为共产主义著名的公式。社会工场不仅实现本民族内的博爱，而且会不断改进，最终扩展为一种国际关系。

1848年法国大革命给了勃朗一次实践其思想的机会。他出人意料地进入临时政府，但资产阶级的目的是利用他来稳定工人的情绪。不久，他开始主持所谓的“政府劳动委员会”，即卢森堡委员会，任务是研究工人问题并提出对策报告。但这个委员会既无权力也无财力。1848年二月革命后的2月25日，临时政府迫于无奈，匆忙地颁布了由勃朗起草的法令，“承认法兰西共和国保证每一工人以他的劳动维持生存，并负责给予所有公民以工作”。次日，又颁布了一条以实施“劳动权利”原则为名义的“国家工场”法令。按照委员会的设想，全部利润的1/4作为互助储备基金被保留下来，它是属于社会全体的，由一个专业机构对它的分配进行控制。而现实中的国民工厂则是另一番景象，它将失业工人集中起来从事毫无意义的劳动或完全不劳动，目的在于使工人远离革命。在议会否决了勃朗关于成立劳动部的提议之后，委员会被解散。6月，临时政府下令关闭国民工厂，全部适龄工人参加军队或者遣返农村。六月革命随即爆发，但被25万政府军镇压。“劳动权利”的条款也在经过国民议会的激烈辩论后被剔除出新宪法草案，勃朗被控“激起群众暴行阴谋”罪，不得已移居英国22年，直到第二帝国崩溃后才回国。

在勃朗的影响下，德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 1825～1864）在19世纪60年代也提出了类似的行动方案。他倡导由国家提供资本和贷款，帮助工人组织生产合作社，最终消灭雇主，工人自己占有他们集体生产的全部产品。拉萨尔谈道，“如果工人阶级是它自己的企业主，那么工资和企业主利润之间的那种区分就会消失，纯工资也会随之而完全消失，代替它的是作为劳动报酬的劳动所得！”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拉萨尔提出，靠国家贷款，由工人自愿组织生产合作社，这是最为和平、合法、客观可行的方法。他建议政府拿出1亿塔勒，在全国建立起合作社制度。国家首先在一些生产部门帮助建立合作社，在国家的扶持下，它们将在竞争中击败私人企业，然后扩大到其他部门和地区，逐渐涵盖整个工人阶级。各部门、各地区和城市的合作社将集中为一个统一的大合作社系统，通过一个信贷组织或保险组织把全国的合作社联合起来，由中央委员会调节生产。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由此产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被根除，实现全社会的幸福和富裕。并且，在新的收入分配模式下，工人成为企业的主人并获得全部的劳动所得。马克思对此讥讽道，这真不愧是拉萨尔的幻想：靠国家贷款能够建设一个新社会，如同能够建设一条新铁路一样。在政治方面，拉萨尔和勃朗一样都要求直接的、普遍的选举权，来使工人有权利促使国家执行发展合作社的政策。

勃朗和拉萨尔的主张在当时无疑是难以奏效的，靠资产阶级国家，特别是普鲁士国家的帮助来实现发展工人合作社运动被实践证明行不通，不过，现代社会也出现了一些政府推动合作制经济发展的情况。

四 经济自治与政治联邦——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是19世纪中叶兴起的一股重要思潮，它的基本观点是政治上消灭权威、消灭国家建立一种松散的联邦制政治体制，在经济上消灭私有制和剥削，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以合作公社为基础的自治经济体系。

无政府主义的奠基者，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 1809～1865）为合作制经济的社会面貌提供了一个详尽的设计。他对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持反对态度，二者也许出发点是好的，但所招致的东西都是坏的。共产主义“以社会为借口而贬黜个性”，而私有制不符合正义和平等的理念。因此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便是蒲鲁东所追寻的伊甸园。

和同胞勃朗一样，蒲鲁东也提倡工人进行自我管理和工厂的内部平等。所不同的是，无论是政府的经济作用还是社会作用，他都一概反对。蒲鲁东的著作《什么是所有权》（1840）首次从正面意义上使用“无政府主义”一词，他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宣布“我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与傅立叶相同，蒲鲁东从人的本性（不变）推导出理想社会。在他看来，最高的原则是正义。正义和劳动代表着人类不可改变的本性。自由和平等由正义原则推导出来，自由是正义的基本前提，而每个人在正义面前都是平等的。因此，符合正义的社会秩序应该建立在使每个人享有充分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此时，外部的强制不再必要，如果财产平均地分配，人们可以在无权威的社会中互助合作。权力通过经济组织和地方社团来分散，社会必须在契约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契约的签订遵循自愿原则，以避免对个人自由的侵犯。

建立在这种自愿契约基础上的经济组织将导致互助主义（Mutualism），即平等的交换和在维护个人自由基础上的平等合作。交换银行是为平等交换提供保障的机构，合作制是基本的经济细胞。蒲鲁东宣称“财产是盗窃来的”，大宗生产性私有财产与互助的正义相矛盾，必须废除，但小额私有财产可以被接收。他认为，“占有”即由一个或一群工人控制生产所需的土地或机器的权利，是自由所必需的。因此，当技术条件需要使用大量的劳动时，私有财产应当被工人联合体的集体财产所代替。工人将在订立各自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上组成企业，最初的资本来自交换银行。独立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拥有各自的小农场和小作坊，工厂和铁路之类的公共事业由工人协会经营，并由作为互助信贷系统的交换银行联结在一起。交换银行是整个社会中唯一存在的中央经济机构，它的任务是决定产品的劳动价值，并发给生产者相应的凭证，同时向生产者发放无息贷款，以使他们免受货币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盘剥。单个生产者和单个企业在契约的基础上形成行业联邦，后者又以联邦的形式组成国民经济。蒲鲁东指出，极权主义压制经济的合理性，市场和市场竞争是社会良性发展的必要因素。

互助主义在政治领域表现为联邦主义。在《19世纪革命的总概念》（1851）一书中，蒲鲁东提出一种分权式的联邦制政体。一定数量的家庭在契约的基础上结成社团，后者又以联邦的形式组成省和国家。中央组织的决策只有被社团接受时才具有强制性。传统的代表制民主并不真实，因为多数人原则往往会侵害少数人的自由。实际上，没有人可以真正地代表其他人。因此，所有的人都应参与政治决策。社会组织中不存在等级制。最重要的中央政治组织是联邦议会，它由各省的代表组成，后者同时代表着社团。议会代表选举行政委员会，后者的主要任务是执行联邦议会的决议。在公民充分享有自身权利的社会中，政党是多余的。概言之，未来社会由地方自治公社和工人协会以合同和互利而不是以法律联结在一起。仲裁取代法院，工人管理取代官僚机构，综合教育取代经院式教育。在这个社会中，非劳动收入、剥削和阶级都不复存在。蒲鲁东断言，这种模式将出现自然的社会联合。他将这与无政府等同起来，并且希望通过建立工人经济组织实现和平变革。总之，蒲鲁东设计的是一个没有等级的社会，这里没有集中领导的作用，也不存在复杂的社会等级结构。新的社会秩序将在经济互助主义和政治联邦主义的基础上形成。因此，普鲁东主义一般又被称为“无政府互助主义”。

蒲鲁东的未来社会似乎很值得期待，他的思想在第一国际一直存活到1869年，在法国、西班牙仍拥有不少信徒。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理论家也与蒲鲁东发生某种程度上的契合。霍尔瓦特甚至认为，20世纪60～70年代的南斯拉夫在几乎不知道蒲鲁东的情况下，设计了与其类似的制度改革方案。南斯拉夫实践派的某些思想家，如卢迪·苏佩克则干脆从他那里寻找工人自治社会的思想渊源。但必须认识到，蒲鲁东的设想主要是描述性的，缺乏精密的分析和合理的推理。他的错误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力批判。亦为熊彼特所不齿。

蒲鲁东的忠实追随者，米哈依尔·巴枯宁（Mikhail Bakunin, 1814～1876）是无政府主义的著名活动家和理论家，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的主要对手。他将无政府主义变成了一种国际性的实践运动。

巴枯宁的社会改革方案的第一步是要废除继承权。他提出，由国家法律规定的继承权是“劳动资料私有制的基础和主要条件”，使土地和其他社会财富发生有利于少数人的异化。个人不能拥有精神和体力发展的同等手段，这是一切社会和政治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作为一种特权，无论怎样对它加以限制，都不能消除其经常威胁公有权利的不正义性。因此，废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起点，把财产交给社会，这是“解放劳动的一个必要条件”。

在此基础上，摧毁国家，建立无政府社会，并实行财产集体所有制。巴枯宁在其著作《国际革命协会的纲领》（1866）和《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1873）中阐述了合作制经济的社会面貌，并把它看做推动无政府主义国际化的目标。在新社会中，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农民，建立起工业组合和农业组合。这种组合自由联合起来，实行分散经营，不受任何形式的集中领导和统一计划的限制。这样，工人、农民都各自独立，并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地组成工业或农业合作社。他认为，通过把私有制变为集体制可以实现社会各阶级的平等。因此，巴枯宁的观点又被称为“无政府集体主义”。这将是一个没有政府、绝对自治的“自由社会”。巴枯宁提出，随着国家和一切权威的废除，一切政治和经济组织应当按自下而上、从地方到中央按照自由联合和联邦的原则来组织社会。基本单位是地方公社，再由公社组成自由联邦，直至最后建立国际联邦；每个人可以自由地退出公社，每个公社可以自由地退出联邦，不受任何权威的干预。他认为，只有此时，一种合理的、富有生命力的制度才能实现；个人的利益、个人的自由和幸福才不再同社会利益相矛盾。

与蒲鲁东未来社会的和平之旅不同，巴枯宁将暴力视为美好社会的必要前奏，并狂热地付诸实践。无政府主义经他之手广为传播，但在1936～1939年西班牙工人革命的惨痛失败后迅速衰落。如果说1870年巴黎公社的很多经济方案说明了蒲鲁东的天真逻辑，那么这次大规模的工人自发革命运动验证了巴枯宁主义的不切实际。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政府主义的有力批判得到了实践的检验。在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环境下，无政府主义有所复苏，但已不再是成规模群众运动，而是一种批评性的学术思考，参与型经济便是主要代表性成果。

五 短命的工党知识分子——基尔特社会主义

基尔特社会主义（Guild Socialism）是20世纪头20年在英国蓬勃开展起来的以实现工人自治为目标的一股理论思潮和工人合作社运动。这个奇怪称谓的产生便与合作社有着很大联系。1906年，一个憎恶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英国基督教社会主义者阿瑟·约瑟夫·培弟（Arthur Joseph Penty, 1875～1937）出版著作《基尔特的餐馆》，提出复古的中世纪手工工艺合作社的设想。其后，乔治·霍布逊（George Hobson, 1870～1940）再次使用了这个词——工人是生产工具的主人，而基尔特则作为管理工业的机构，这成为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基尔特社会主义最著名的理论家、工党知识分子乔治·柯尔（George Cole, 1889～1959）毕生致力于自我管理的和参与型的社会主义理论。

柯尔论证了基尔特社会主义倡导的三个基本原则：（1）最重要的价值原则是人的价值，而社会被认为是按其成员的意愿所结成的一个复杂的联合体；（2）仅仅得到被统治者消极承认的政府是不够的，公民应该是他自己的统治者，社会应该是自我管理的社会；（3）民主不仅运用于政治领域，而且运用到社会活动的每一个领域，现代社会的最大弊病，不是贫穷，而是奴役和不安全。一个人在日常劳动中的地位决定了他作为公民在社会中的地位。没有工业民主，政治民主仅仅是一种伪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观点的全部精华是这样一种信仰，即社会应当被组织起来以便给社会中的每一个组织的个人和集体的自我表现以最大可能的机会。这意味着自治在社会全部领域的延伸。”为了这个目的，全权的国家和全权的议会都是不合适的。在这方面，柯尔的观点与蒲鲁东反对所有的政治问题只能通过集权政治方能解决的观点，以及没有人能真正地代表其他人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认为，只有当关系某种特殊目的时，公民才必须选出某些人来代表他的观点。这种功能性民主将导致一个没有单一的统治者和政治权力分散在各个功能性集团手中的复数社会。

柯尔指出，“工资制度”欺压劳动者的创造性，使资本家不劳而获，必须予以废除。为了完成社会改革的任务，在生产方面，“一个国民基尔特将成为某一个具体工业部门或服务业部门的所有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联合体，它的功能将是代表整个社团管理那个工业或服务业”。除生产基尔特组织外，另有三个功能性组织：消费者组织或合作事业委员会；市民服务组织或市民基尔特；公民组织或文化和健康委员会。与这四个功能性组织相对照，存在这样一个社团组织，它的任务是：协调这些功能性团体，使之成为一个社团；协调在较小区域内活动的团体，使之成为一个较大的社团。这个社团的5个任务为：（1）配置地方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价格和收入；（2）为各个功能性团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充当仲裁法庭；（3）决定各种功能团体之间的分界线；（4）决定作为乡镇整体的事务；（5）执行一个强制性的决策。总之，“基尔特社会的国民调节机制与现代国家有本质的不同。它将具有很少的直接行政性职能”。在政治领域，功能性代表表现为政治多党制，传统国家权威的减少和所有的劳动组织中的自我管理——这是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本质。

英国著名哲学家勃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在《自由之路：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1918）中将基尔特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进行比较。他认为，纯粹的无政府主义在当前是非常短命的（最多1至2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Syndicalism）比现行制度要好得多，但都不是最佳选择：前者赋予国家过大的权力，后者虽旨在取消国家，但为了协调各生产者组织很可能会被迫再次建立一个中央集权机关。因此，最佳方案是基尔特社会主义。它保留了国家，但限制和改造其形态，在这里，企业之间的联合制度就好比国家之间的联邦主义。

基尔特社会主义于1912年开始吸引工人的目光，1915年，柯尔组织成立全国基尔特联盟（National Guild League），宣布废除工资制度，反对官僚政治，主张经由各种不同基尔特组织而形成国家，以实现彻底的工业自治。在基尔特运动中形成了巴顿（J. M. Paton）的“蚕食控制政策”（encroaching control），即通过逐渐地掌握工业的控制权而侵蚀资本主义传统制度。工人将积极参与工厂决定性事务的决策，工人将剥夺所有者，所有者将成为没用的“阑尾”，在最终的过渡时期被轻易地消灭。拥有财产的阶级的功能萎缩，摧毁了他们在道义上对权利的索取权，“繁忙的富人”（the busy rich）将成为“闲散的富人”（the idle rich），被最终消灭。基尔特的另一个任务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便使工业成为公有制。之后，议会将行政权移交给国民基尔特组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一些基尔特组织成立，尤其是建筑业的基尔特，在这里，工人被选举为管理者。开始时建筑基尔特非常成功，但在1922～1923年的英国战后第一次经济衰退中，基尔特社会主义作为有组织的运动迅速瓦解，后来，南非、奥地利和日本的基尔特运动也覆灭了。

基尔特社会主义旨在实现整个社会的工人自治，是20世纪初一次重要的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但在30年内便基本销声匿迹。东欧剧变时，在波兰出现的团结工会组织曾试图实现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