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经济学说与中国研究报告(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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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闲暇思想与农民工包容性发展——基于福建省政协的调查数据

蔡秀玲 陈贵珍蔡秀玲,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贵珍,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类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使自己逐步从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获得大量的闲暇时间,从事闲暇活动。积极健康的闲暇活动能够高效地积累人力资本、营造优良的文化氛围和激发创新精神;而消极的闲暇活动会导致道德水准下降、吸毒、酗酒、暴力犯罪等文化危机。因此,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亟须生活方式的转变予以配套。但目前作为我国产业工人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民工群体的“闲暇生活”状况却不容乐观,这必将成为政府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借鉴马克思的闲暇思想,分析农民工的闲暇活动情况,用包容性发展理念,提出了初步的提升农民工闲暇活动层次的一些设想。

一 马克思的闲暇思想述要

劳动和闲暇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两个基点。闲暇是每个人所需要的,也是一种人生条件或人权。马克思认为闲暇时间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保障条件,也是人类提升精神文明的基本保证。“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的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第532页。闲暇活动是人类自我实现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对人的全面发展而言的。

(一) 闲暇时间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保障

马克思基于社会生产活动基础上,把时间分为“工作时间”和“自由时间”,其中,自由时间就是“广义的闲暇时间”。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方式的变化使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单个工作日中必要劳动时间所占比例越来越小,剩余劳动时间越来越多,这就为个人丰富自己的个性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自由时间保证。

首先,闲暇时间是个人分享人类物质和文化成果、发展自由个性的保证。“限制工作日以增加自由时间,不仅对于恢复构成每个民族骨干的工人阶级的健康和体力是必需的,而且对于保证工人有机会来发展智力,进行社交活动以及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也是必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第216页。马克思说“个性得到自由发展,由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以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第218~219页。

其次,闲暇时间可以生产出人力资本,提高生产者素质。因为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做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第225页。闲暇时间是衡量未来社会财富的重要尺度。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同上。

社会越发展,用于衡量生产方式进步与否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少,从而使用于人们发展自身的从剩余劳动时间中游离出来的自由时间就越多。现实财富的创造越来越多地取决于科学技术的新发明和新创造,而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的支出和直接劳动量的耗费。整个社会的必要劳动时间在日益缩短,剩余劳动时间在日益增多,人类在各个领域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日趋成熟。

(二) 闲暇是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

闲暇使得人们可以从事科学、艺术等创作,从而提升整个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社会的发展。马克思指出,“剩余劳动创造出剩余产品,剩余产品把时间游离出来,给不劳动阶级提供了发展其他能力的自由支配的时间。因此,在一方产生剩余劳动时间,同时在另一方产生自由时间,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216页。

综上,闲暇时间与劳动时间形成一对范畴的两个方面,在保证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劳动力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闲暇时间不仅是个体自由支配的时间,更是每个社会成员全面发展自我的基本保障条件。

(三) 闲暇时间构成和闲暇活动层次

1.闲暇时间构成

马克思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工作日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实证分析,使用了生活时间分配调查的大量资料和数据对工人的生活时间进行了全面的论述,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唯一的经济资源。于是,个人总资源=生产时间+非生产时间 (闲暇时间)。生产时间=必要劳动时间 (用于生产劳动力价值) +剩余劳动时间 (用于生产剩余价值)。而广义的闲暇时间就是非生产劳动时间,狭义的闲暇时间是扣除生理必需时间和家务时间 (见表1)。

表1 马克思生活时间构成

马克思认为,工人工作日的长短应存在最低和最高的界限。其最低界限就是“工人为维持自身而在一天当中必须从事必要劳动的那部分时间”,这部分时间显然是不可能用来自由支配的,否则工人就无以为生。当然,工作日也有一个最高界限,马克思认为这一最高界限取决于两点:第一是劳动力的生理界限。由于劳动不外乎是劳动力的消耗,如果劳动力在劳动后得不到或不能充分地得到营养补充和休息,就不能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或不能很好地维持劳动力再生产。这部分时间在一个昼夜当中,虽然可以相对灵活地安排,却是无论如何不可挤掉的专项时间,是不能自由支配的。第二是道德界限。马克思认为“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的和社会的需要,这种需要的范围和数量由一般的文化状况决定。因此,工作日是在身体界限和社会界限之内变动的。但是这两个界限都有极大的伸缩性,有极大的变动余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260页。

2.闲暇活动的层次

马克思在界定自由时间时,是以劳动时间的否定形式出现的,即自由时间是“非劳动时间”,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自由时间”可以“用于闲暇”,“用于从事非直接的生产活动 (如战争、国家的管理)”,“用于发展不追求任何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 (艺术、科学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281页。

马克思把闲暇活动分为低级和高级两个层次。低级层次的闲暇活动主要是指“用于娱乐和休息的闲暇时间”,即从事普通活动的闲暇时间。马克思针对当时工人阶级的闲暇活动,不无痛惜地指出:“他们除了下流的娱乐之外,不可能有任何体育、智育或精神方面的消遣;他们与一切真正的生活乐趣是无缘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281页。高级层次的闲暇活动,主要是指“发展智力,在精神上掌握自由的时间”;是“非劳动时间”和“不被生产劳动所吸收的时间”,它包括“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281页。

二 农民工闲暇活动现状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已经达到26261万人。自从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颁发以来,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农民工的问题,逐步建立了覆盖农民工的社保、医疗卫生、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等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农民工的城市生存状况得到一定的改善。但限于种种原因,政府对农民工的闲暇问题关注则不足,在国家统计局所作的全国农民工监测报告中,除了少量关注到农民工的教育培训调查外,也基本上不涉及农民工闲暇问题的调查。农民工作为产业工人的一部分,城镇建设的重要力量之一,他们的闲暇活动情况,对促进其个人的身心发展,对原始性创新的形成,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影响。

为了全面地了解常住城市农民工 (居住半年以上) 工作和生活状况,福建省政协办公厅、民政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统计局、总工会、妇联于2011年底联合开展了对福建省农民工状况的调查。该调查发放问卷2050份,收回有效问卷1967份。在收回的有效问卷中,涉及男性1154人,女性813人,年龄在20~40岁的中青年农民工占72. %。通过问卷数据分析,可以发现总体上农民工闲暇时间较为缺乏、闲暇活动层次较低。

1.农民工闲暇时间较为缺乏

目前我国公民的法定节假日有115天之多,劳动者的法定自由时间和实际拥有的自由时间不断增多。调查数据显示,85.21%的农民工法定节假日均有保证,但是仍有不少农民工每日工作时间较长,每月休息天数较少。在工作时间中,日工作时间少于或等于8小时的仅占总数的67.7%;日工作时间大于10小时 (包括10小时) 的占比20%。同时,每个月休息天数在6天以上的农民工只有20.76%,农民工的月休息天数较少,这与国家统计局2011年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基本一致:2011年外出农民工每周工作超过5天的占83.5%,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的占42.4%, 32.2%的农民工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与上年相比,尽管外出农民工劳动时间偏长的情况略有改善,但是每周工作时间超过劳动法规定的44小时的农民工仍高达84.5%。

2.农民工闲暇活动层次较低

根据福建省农民工状况调查结果,在接受调查的1967个农民工中,平时参加业余文化生活的有1254人,占比63.75%,表示没有参加的有685人,占比34.82%。另外有28位农民工不做选择,占比1.42%。在平时最主要的三项闲暇活动选择中,看电视、上网和在宿舍休息的比例远高于其他活动 (见图1)。

图1 农民工业余文化生活选项 (可选三项)

资料来源:福建省农民工状况调查 (2011年)。

可见,从总体上看,农民工闲暇时间主要进行较低层次的闲暇活动,而用于发展智力、受教育、社交活动等较高层次的闲暇活动则较少,而农民工较高层次的闲暇活动又是农民工得到全面发展,提升自我素质所必需的。

三 农民工闲暇活动层次较低的原因

闲暇活动是人们对自己闲暇时间的自由支配。决定闲暇活动层次高低的要素,不仅仅取决于闲暇主体的意识,外在因素也不可或缺,那就是闲暇活动所需要的时间、享受闲暇供给所需要的费用、社会闲暇供给的状况。

1.闲暇观念淡薄,只认识到较低层次的闲暇

由于所受到的教育和文化程度的限制,农民工一方面认为闲暇活动是可有可无的,没有认识到闲暇活动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性。他们没有认识到“自由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需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不如一头载重的牲畜。他不过是一架为别人生产财富的机器,身体垮了,心智也狂野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4,第90页。另一方面大多数农民工认为闲暇仅仅是休息、聊天、和同乡好友吃饭等较为低层级的闲暇活动,而没有认识到闲暇可以发展智力,提升自己的素质。在被调查农民工中,平时有参加业余文化生活的仅仅占比63.75%。观念的形成与改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甚至需要几代人,才有所改观。“而农民身上长期以来惯有的传统性和保守性又决定了农民休闲的自觉性不可能得到迅速提高”。范松仁:《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休闲》,《改革与战略》2007年第12期。

2.收入水平低,缺乏较高层次闲暇所需费用

在福建省农民工状况调查报告中,农民工主要的业余文化生活选项是看电视、上网和在宿舍休息这三项 (见图1),这三项活动方式基本不要或只需少量花费。而技能培训、看电影等需要较高的消费支出的闲暇活动所占比例较低。这与农民工的可支配收入较低是密切相关的。在福建省此次接受调查的1967农民工中,月收入低于1000元的有687人,占总数的34.9%;月收入位于1000~2000元的共有733人,占总数的37.3%;月收入位于2000~3000元的共有339人,占总数的17.2%;月收入位于4000~6000元的共有110人,占总数的5.6%;月收入位于6000~8000元的共有20人,占总数的1.0%;月收入超过8000元的 (包括8000元) 共有8人,占总数的0.4%,另有70人数据缺失。由此数据可知,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农民工占了72.2%。这些农民工的收入情况与国家统计局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第五部分农民工的收入情况调查中得出的数据也基本相符。2011年外出农民工月收入全国平均水平为2049元 (而据国家统计年鉴显示,同年城镇在岗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为42452元,即月平均工资为3538元),其中东部地区为2053元、中部地区为2006元、西部地区为1990元。2012年各地农民工的收入水平略有提高,但提高幅度比较有限。如此有限的收入扣除农民工每个月在务工地的生活支出,加上医疗、子女教育等支出,因此,限制了他们对较高层次休闲活动的选择。

3.闲暇设施有效供给不足

一般而言,闲暇设施的供给可以分为两个部分:自我供给和社会供给。自我供给如散步、阅读、聊天等;社会供给又可分为公益性供给和市场供给。公益性供给如公园、健身器械、职工俱乐部等;市场供给如旅游、电影、网吧等刘德谦主编《2011中国休闲发度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34页。。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公共闲暇空间正在不断建设和完善中,2011年,我国支持建设乡镇农民体育健身工程966个,公园、美术馆、文化馆的免费开放也在逐步实施,但这些闲暇设施的供给远不能满足民众的需要,特别是农民工群体的需要。而免票公园、社区健身场所等公益性休闲设施也不能满足数目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显然,适合农民工开展休闲活动的场所和设施严重缺乏。

(1) 农民工居住偏远形成闲暇活动空间障碍

调查显示,农民工租用商品房或者棚户区和住在集体宿舍 (包括建筑工棚) 占比为70%。出于租金等生活费用支出的考量,这些地方一般都在城乡接合部,远离城市的公园、博物馆、文化馆、电影院等闲暇设施。而农民工就业的企业本身也缺乏为农民工提供闲暇设施和活动的动力。在被调查的农民工所在的企业中,建有健身房或文化娱乐设施的只有47.89%。企业闲暇活动设施不足,而政府供给的公共设施又距离较远,影响了农民工闲暇活动的开展。

(2) 农民工文化程度较低造成闲暇活动供需矛盾

较高级的闲暇活动如教育培训、文化演出等活动除了需要较高的费用外,还需要消费者具有一定的知识和文化基础,但大多数农民工文化程度较低,造成农民工无法享受这些闲暇活动。在福建省此次被调查的农民工中,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所占比重最高,占总数的39.9%;次之为大专学历,占总数的18.2%;高中文化教育程度,占总数的18.1%;中专文化教育程度占总数的15.0%;小学文化教育程度的人数占总数的6.8%;未上过学的人数占总数的0.8%。较低的文化教育程度限制了农民工参与高层次闲暇活动的进入。

(3) 农民工身份阻碍闲暇活动进入

由于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很不完善,各地免费为公众所提供的各类休闲设施远远不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适合城市农民工休闲活动需要的设施就更少了。大多数的公立图书馆也将农民工拒之门外,城市社区的文体休闲活动也主要以市民为对象,很少有专门面向农民工的休闲项目。

四 提升农民工闲暇活动层次的政策建议

世界经济组织和各国政府为了关注弱势群体,最大限度地消除贫困和不平等现象,先后经历了“亲贫性增长”,“包容性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理念和实践的发展。包容性发展,就是不仅实现经济发展,而且要实现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包容性发展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是人的发展。因此,解决我国农民工问题,不能仅限于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和社保、医疗卫生、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等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也必须重视农民工群体的闲暇活动。应该认识到,闲暇对个人生活方式的调整和国家经济结构的转型都有重要的意义,只有引领农民工进行健康的闲暇活动才能培养符合我国经济结构转型需要的产业工人。

(一) 政府要成为引导和提升农民工闲暇活动水平的重要力量

1.培养农民工科学的闲暇观,引导农民工走向高层次的闲暇活动

观念是行为的先导,农民工参与闲暇活动的积极性不高,跟传统观念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农民工树立科学的闲暇观对提高其闲暇活动层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克思早就指出“消费生产出生产者的素质,因为它在生产者身上引起追求一定的目的的需要”。消费引起新的需要,并通过满足需要特别是满足享受和发展需要而使人的素质达到完美的程度。要让农民工明白闲暇不仅仅是休息、吃喝玩乐,闲暇具有多元化的潜在价值,如陶冶情操等,引导农民工理智地选择闲暇活动,合理利用时间,提高闲暇生活的质量,在舒缓疲劳的同时,能够促进劳动力素质的全面发展。

2.保障农民工的闲暇时间

马克思指出“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的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的彼岸”,物质生产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的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第926~927页。因此政府应督促企业严格执行劳动法等相关法规,保障农民工的闲暇时间。

3.在农民工集聚的城乡接合部增设闲暇设施

调查显示,农民工最希望政府提供哪些文化服务项目中,25.76 %的人选择免费公园;17.89 %选择免费的文化站和图书馆;12.32 %选择免费上网;11.91 %选择组织农民工自己的文化体育活动;8.98 %选择开放社区公共设施;7.84 %选择免费体育馆;7.64 %选择定期的文艺演出;6.59 %选择免费的报纸杂志;6.59 %选择可供选择的免费电影票;6.24 %选择夜校;5.27 %选择公共电视;0.09 %选择其他服务。以上数据反映了农民工最希望政府提供的文化服务项目首先是免费公园,其次是免费的文化站和图书馆,再次是免费上网服务。因此,政府应该保障闲暇设施的建设,为城市农民工创造良好的闲暇环境。这些设施要考虑到农民工的居住地和文化程度,提供针对性强的文化材料。

4.加强对农民工的综合培训

较高层次的闲暇活动需要农民工具备一定的精神文化素质,政府应该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除了与企业联手对农民工进行技能培训外,应重点加强对农民工的综合培训,以实现农民工的全面发展,促进农民工更快地融入城市生活。一方面,要培养农民工科学的闲暇观,引导农民工走向高层次的闲暇活动。另一方面,加强对农民工的闲暇教育。提高文化水平、增加文化艺术、审美知识等教育,以提高农民工的综合素质。

(二) 企业要加强闲暇文化建设,让农民工共享企业发展成果

企业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通过建立闲暇文化共享机制,让企业的所有员工都能够与企业互动,参与企业发展并且分享企业的发展成果,以求企业发展与员工发展同步。企业一方面可加强体育健身设施、职工书屋等的闲暇设施投资,这样既可锻炼员工的身体,又可有效舒缓员工工作的疲劳,提升员工的业务爱好。另一方面,可通过工会建立员工俱乐部,通过俱乐部举办和组织免费的上网、报刊阅读、体育比赛等项目,宣传企业文化,聚集企业向心力。

(三) 社区应充分发挥公共服务的作用,吸纳广大农民工参与社区建设

调查显示,农民工参与社区选举和管理的热情较高,67.46%的农民工都认为应该参加社区选举活动,同时63.55%的农民工都有意愿参与居住社区的管理活动。农民工参与社区管理的目的具有多重性,这些目的主要集中在维护农民工群体利益、维护自身利益和出于社会责任感三个方面。社区应通过举办体育比赛、读书、文艺表演等各类文体活动,给农民工一个和市民交流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