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联苏抗美”的国防战略思路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随着新中国成立，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与之相适应，党所领导的军事工作的中心也由过去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创建和指挥人民解放军作战、领导革命战争，转变为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中开创新中国国防，制定和实施科学的战略策略，保卫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和国家安全。

面对新挑战，新中国领导人开始了富有创造性的探索与收获历程。

一 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中苏结盟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第一项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早在1949年2月初，毛泽东就告诉米高扬，“我们一取得胜利，国家一解放，接踵而来的任务，就是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中国连年战争，经济遭到破坏，人民生活痛苦。战争一旦结束，我们不但要恢复生产，而且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和讲话中明确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是党在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并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思想，其用意也在创造条件，以集中力量恢复经济、稳定新生的政权。新中国领导人深知，要搞建设，首先必须有一个相对和平的安全环境。虽然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国内和平已基本实现，但这不等于说在前进的道路上再没有战争的威胁、中国人民再也不会遭受战争的蹂躏。环顾周边，放眼世界，保卫和平，从而为中国人民创造一个可以和平劳动的基本条件，是党和国家面临的紧迫任务。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与安全，新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和与这一战略相一致的“联苏抗美”的国防战略思路。在中苏两国领导人的共同推动下，中苏两国政府于1950年2月14日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用法律形式确定了中苏同盟关系。

以往研究者常常在中苏同盟关系与“一边倒”外交战略之间画等号，一谈到“一边倒”就只谈中苏结盟，或者简单地把“一边倒”既看成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又当作新中国的国防战略。笔者认为，这种简单的做法无益于研究的深入。如果仔细考察，可以看出，“一边倒”是新中国确定的外交方针，它的对象在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有明确的表述。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共同纲领》规定得更加具体：“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

这说明，“一边倒”是面向以苏联为核心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外交方针，其着眼点是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目的在于明确新中国的外交方向。而详察《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可以看出，不仅结盟当事国只是中苏两国，而且结盟带有明显的军事性质。正如该条约首先指出的，中苏双方缔约的原因在于，双方“具有决心以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友好与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亟愿依据联合国组织的目标和原则，巩固远东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并深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亲善邦交与友谊的巩固是与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符合的”。该条约第一条是核心的一条，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从中不难看出，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确定的中苏同盟关系着眼点在于国家的安全利益，目的在于提高国防能力，确保国家安全不受敌对势力的损害。因此，将“一边倒”和中苏结盟简单地画上等号是不科学的，也不符合实际。应该说，中苏结成带有强烈的军事同盟性质的关系，从中国一方来说，主要是体现了新中国“联苏抗美”的国防战略思路。

新中国奉行“联苏抗美”的国防战略首先是由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新中国成立之初，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格局已经形成，在“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不存在第三种选择的情况下，出于意识形态的一致和国家利益的需要的考虑，新中国做出了坚决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的“一边倒”战略决策。与之相适应，在维护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的军事斗争中，联苏抗美便成为自然的选择。就是说，在两大阵营对峙的形势下，奉行“联苏抗美”的国防战略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具有相同的思想理论基础和价值判断基础。

然而，意识形态的一致和两大阵营对峙的格局并不是“联苏抗美”国防战略形成以及中苏结成军事同盟的充分条件。新中国奉行联苏抗美国防战略并最终缔结中苏军事同盟，从根本上讲，还是由新中国面临的安全形势决定的，具体来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美国的对华政策使新中国深深感到自己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从而把中国推上了与苏结盟的轨道。

众所周知，新中国领导人虽然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但也曾多次表达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的愿望，并为此做过种种努力。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公开表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它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但是，事实证明，美国既没有放弃与国民党政权的外交关系，也没有放弃反共立场。1949年1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宣称，“我们不能同一个共产党政权打任何交道”，他指示国民党政府南迁后仍滞留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即北京）。同年5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指示美驻西方国家的使节，要求驻在国政府同美国采取协调行动，建立联合阵线，不要对新中国要求承认的呼吁表示欢迎，更不要采取主动承认的行动。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公开宣告：“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当天，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即指示将上述公告具函送达各国驻华外交机构，并表示“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但美国政府坚持把新中国政府根本无法接受的“三原则”作为承认的条件，不仅拒不承认新中国并继续同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保持关系，而且阻挠其他国家承认新中国。更有甚者，当新中国提出应该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时候，美国予以反对。美国还从其称霸全球和“遏制共产主义”的立场出发，对中国进行封锁包围。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新中国不能不把美国看成主要的敌人，也不能不把美国视为对新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一个刚刚从殖民地半殖民地挣扎出来的贫弱国家，在自身防卫能力尚不足以抗击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可能的侵略与颠覆的情况下，为了“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请好了一个帮手”是在当时情况下的必然选择。

与苏联结盟也是以中国共产党人的经验为基础的。民主革命的历史证明，得到苏联的援助，不仅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奋斗目标作基础，而且也有现实的可能性。还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时候，中共中央军委就曾决定打通与苏联联系的通道，从苏联得到直接的军事援助。苏联也曾在中蒙边界集中了一些武器装备，等待中共力量前去接受，后由于红军远征部队西路军作战计划失误以及作战失利，这一安排没能实现。抗日战争胜利后，苏联为了获得《雅尔塔协定》规定的利益，同国民党政府进行了密切接触。但是，面对冷战局面，苏共出于自身安全考虑，不愿意在自己的东方边界出现一个美国的势力范围，以引起美苏的直接对峙。因此，它在中国东北问题上，同美国既有妥协又有斗争。苏联红军根据苏共的指示，在依据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相关规定，将中长路沿线之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交给国民党政府的同时，也同意了长期坚持在东北抗日作战的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有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范围之外的地区继续存在和活动的权利。这也使得挺进东北的共产党军队有了迅速发展和壮大的机会，不仅在东北农村建立了广大的根据地，而且对共产党军事斗争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共产党军队接收了日伪留下的兵工厂，有了可以造枪造炮的军火工业；接收了日本关东军大量的现代化武器装备，使“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军队第一次有了可以在战场上发挥作用的坦克、大炮。在武器装备方面，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由此发生了质的变化，为解放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以至夺取全国的胜利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一切，使新中国领导人切实感到，“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正是基于以上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和与苏联实际接触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前夕就有了“联苏抗美”的战略思路。1949年6月至8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中共中央赋予其此次出访三项任务，除了向苏共介绍中国革命的进程、性质、特点、发展前途及中国革命同世界革命的关系外，“最迫切、最关键的问题是要争取苏联对我国革命的理解以及在各方面的支持和援助”。在苏联期间，中共代表团同苏共中央进行了广泛交流，而争取苏联帮助新中国建立强大的国防是中苏双方谈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党领导人就战后国际形势和新中国国家安全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斯大林明确指出，由于世界人民反对战争，加上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了严重损失，所以帝国主义在短时期内还不敢也无力发动新的世界战争，但是战争狂和战争疯子总是存在的，所以，新中国应该抓紧时间恢复与发展生产，建立国防。鉴于中国海军初建，海防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苏联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建立海防，并且同意在旅顺帮助中国办一所海军学校培养急需的海军人才。新中国领导人“联苏抗美”的国防战略思路取得初步成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二天，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苏联政府的决定得到了中国政府的“热忱欢迎”。10月3日，中苏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决定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访问苏联。新中国领导人希望此次访问得到一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既好看”，就是在世界面前展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崭新外交风貌，使“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又好吃”，就是“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也就是签订新的中苏条约，正式缔结中苏同盟关系，从而实现“联苏抗美”的国防战略。

经过相互协商和毛泽东的耐心等待，斯大林同意以新的中苏条约代替旧的中苏同盟条约。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字，中苏同盟关系正式形成。

二 两个同盟条约的比较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与1945年8月14日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都是带有军事结盟性质的条约，但是，仔细考察两个条约的条款，可以看出三点重要的不同。

第一，着眼点不同。旧的中苏同盟条约的着眼点仅在于战时战胜日本和战后制止来自日本的新侵略和威胁，正如斯大林所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基础是反对日本的战争；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则不仅着眼于制止来自日本及与之勾结的任何国家的侵略，而且着眼于维护世界和平。

第二，防御侵略的矛头所向不同。旧的中苏同盟条约主要是针对日本而采取的军事结盟行动，而新的中苏盟约其矛头所向直指美国。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并被占领的国家，并不具备对外发动新的侵略战争的条件，而负责对之实施占领的美国，出于“封堵共产主义势力”的需要，正加紧扶持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从而对中苏两国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成为“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并具有“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的国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苏两国才感到有必要携起手来，共同“防御由东方来的侵略”。

第三，对缔约国利益承担保障义务有不同规定。根据旧的中苏盟约，缔约国仅承担维护双方国家安全的义务，而在新的中苏条约中，除了规定双方承担使缔约国免受侵略的义务外，第四条还明确规定：“缔约国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这一新的规定避免了大国强国操控小国弱国国家利益及命运的“雅尔塔现象”的重演，因而更有利于保护缔约国的国家利益，特别是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利益。

这些不同展现了新中国外交的新气象，它也说明，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是新中国在摆脱了外来因素的干扰的情况下，完全根据自己的国家安全利益需要而采取的行动。缔约双方不仅从自身的安全利益出发，而且也把签订这一新的同盟条约自觉地纳入了两大阵营斗争的需要。苏联把这一条约的签订当作推进世界革命的重要成果，认为从此帝国主义的东方有了推进革命的可靠的重要力量；中国则将中苏结盟作为“一边倒”的营垒选择的具体步骤。这一举措反映了两极对峙与两大营垒斗争的世界格局和时代特点。

周恩来曾经指出：“帝国主义是不愿意看见也不愿意了解新世界和人民力量的，所以每次世界上发生重大事件，像这次中苏缔约，都出乎他们的意料。”事实也是如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的确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中产生了不小的震动，美国政府由此做出的一个基本评估是：中苏结盟增强了苏联的力量，使得亚洲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美国的变化。美国政府官员甚至认为，通过这一条约，毛泽东把中国“出卖”给了斯大林，中国被“绑到”了苏联反对日本及其盟友的“战车”上。美国加紧构筑封堵中国的“新月形”包围圈以及在台湾问题上做手脚，与此不能说没有关系。这一条约和后来的朝鲜战争以及中国随之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对中国的偏见，加剧了美国对华采取的“遏制”政策。一些人士认为，这种状况的出现表明中苏结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它“严重阻挠”了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进程，甚至直接影响了台湾问题的早日解决。

笔者认为，任何事情都有利弊两个方面。当我们回顾这一历史事件，一个基本的态度应当是，不脱离当时的时代条件，更不能离开当时中国安全利益的需要来讨论中苏结盟问题。

在关于为什么要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问题上，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1950年4月11日）上所做的解释很能说明问题。他说：

“我们曾经指出，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是巩固革命胜利的两个基本条件。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我们的政府做了一件重要的工作，签订了中苏条约。这件工作对于我们国家，有重大的意义。……我们是处在一种什么情况之下来订这个条约呢？就是说，我们打胜了一个敌人，就是国内的反动派，把国外反动派所扶助的蒋介石反动派打倒了。国外反动派，在我们中国境内，也把他赶出去了，基本上赶出去了。但是世界上还有反动派，就是我们国外的帝国主义。国内呢，还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需要有朋友……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我们同苏联的友谊，应该在一种法律上，就是说在条约上，把它固定下来，用条约把中苏两国的友谊固定下来，建立同盟关系……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

这说明，新中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完全是从自身国家利益考虑的，绝不是要把中国“绑到”苏联的战车上、为苏联的国家战略利益服务。何况时任中国政府总理兼外长周恩来早已明确指出：“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要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不管是“一边倒”的外交战略，还是“联苏抗美”的国防战略思路，都不是无原则地屈就于结盟的一方，而是以坚持原则为前提的，这个原则就是国家利益。事实也是如此。在中苏条约签订以后，中国政府虽然在一些战略行动中不能不受到条约的牵制，但在关乎国家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保持了原则的坚定性，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

三 “联苏抗美”国防战略思路的实践意义

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标志的中苏结盟关系的确定，使新中国“联苏抗美”国防战略思路具体化了。新中国充分利用中苏结盟提供的条件，在集中精力恢复被长期战争破坏了的国民经济、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同时，依据新的形势明确国防建设任务，部署国防力量，加强国防力量建设，在国防建设事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中苏结盟大大改善了新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新中国有2万多千米的陆地边界，其中，中苏边界超过7000千米，占陆地边界总长度的35%。在帝国主义和台湾国民党当局都不甘心失败的情况下，能否背靠苏联，专注于“来自东方可能的侵略”，对处于成立之初的新中国来说是关系新生政权能否巩固的大问题。通过中苏结盟，联苏抗美的国防战略思路变为现实，使新中国背靠苏联的战略态势得以形成，这就大大缓解了新中国部署军力、巩固国防的压力。更为有意义的是，由于中苏结盟，边防压力相对减轻，新中国可以考虑将相当一部分兵力投入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除了前已述及的大批西北边防部队改为生产建设兵团外，1950年6月，中共中央军委和国务院还联合发布了《关于人民解放军1950年的复员工作的决定》，使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当时的550万人精简至400万人，复员武装人员150万人。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部队复员。复员规模如此之大，以至国家组成了以周恩来为主任聂荣臻为副主任的中央复员委员会，以加强领导工作。这一工作虽然后因朝鲜战争爆发而中止，但当时能够做出这一决定不仅体现了经济建设成为中心任务的客观要求，也是新中国对国防有信心的标志，而这一信心得自中苏结盟者可谓良多。

中苏结盟使中国的国防能力迅速提高。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是一支以陆军为主的单一军种的军队，海军和空军都处在初创阶段。因而，人民解放军海防、空防能力都较弱。正是针对这一点，逃到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不断派飞机、舰艇窜犯大陆。1949年5～6月，蒋军派飞机对上海进行了肆无忌惮的狂轰滥炸，使发电厂、自来水厂，甚至“百老汇”大楼（今锦江饭店）等蒙受了严重损失。为了惩罚蒋军的嚣张气焰，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希望获得有力支援，以对付蒋机的肆虐。斯大林慨然应诺，迅速从旅顺调来两个飞行中队保卫上海。从此以后，敌机便销声匿迹，不敢再出现在上海上空，对大陆的袭扰也收敛了许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发出了“建立强大的国防军”的号召。面对新中国国防的薄弱环节，作为现代战争的新因素，海军和空军的建设尤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继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明确表达了“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的坚强意愿后，1950年1月1日，毛泽东又在华东军区海军政治部出版的《人民海军》报创刊号上发表题词：“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1953年2月，毛泽东首次视察海军部队。他乘坐人民海军舰艇在长江上航行了4天3夜，在舰上5次挥毫为海军题词，写下的是相似的一句话：“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为了加速建设强大国防军的步伐，新中国采取了虚心向苏联学习、积极争取苏联军事支援的措施。在苏联的帮助下，新中国建立了第一所海军正规学校；苏联远东潜艇舰队培训出了新中国第一批潜艇艇员，苏联还赠送了2艘“斯大林号”潜艇，从而组建了新中国第一支潜艇部队；1954年，中国海军又接受了苏联赠送的2艘驱逐舰，在此基础上组建了第一支驱逐舰部队。这一时期，苏联还向中国出口了36艘鱼雷快艇。自新中国成立直到抗美援朝战争，中国要害地区的防空任务也长时间由苏军承担。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苏联将派来中国协助防空的12个苏军航空师有偿转交给中国，这无疑大大推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进程，增强了中国的国防力量。当时在中国各个军事院校、各个军兵种部队甚至各军兵种的各级领导机关都有苏联军事专家的身影。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各个军兵种都已建成并初具规模和战斗力，新中国的国防力量有了巨大进步，这与苏联的援助是分不开的，显示了“联苏抗美”国防战略思路的重大意义。

“联苏抗美”国防战略思路还经受住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考验。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同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强国美国进行的直接的军事较量，是为了维护亚太和平、维护新中国的安全利益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就交战双方来讲，其力量对比的差距之大是人所共见的。中国军队缺乏进行现代战争的武器装备、技术手段及战役战术经验，而美国是世界上头号军事强国，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军事力量：就经济指标而言，美国人均粮食产量是中国的3倍，钢产量是527倍，原油产量是5333倍，发电量是34万倍。而在军事上，美国不但拥有海空军绝对优势，其陆军也装备优异，一个美军步兵师所拥有的火力装备远远超过中国一个步兵军。单就火炮拥有量而言，一个中国步兵军装备的火炮只及美军一个步兵师火炮拥有量的1/3。此外，美国手中还握有原子弹。新中国之所以敢于并能够进行这场被麦克阿瑟认为“是不大可能的”战争，除了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维护国家安全的内在动力外，背后站着强大的盟国苏联是一个重要原因。第一，从地缘角度来讲，朝鲜是中国的近邻，如果朝鲜被美帝国主义占领或控制，对中国来讲则属唇亡齿寒，因而中国不能不发兵；中国出兵获胜，则将极大地改善中国的地缘环境，即使作战失利，美军一旦将战火引入中国东北，将必然导致苏联的干预，因为中国东北始终是苏联极为重视的“缓冲区”。还在中国出兵之前，斯大林已答应派苏联空军担负中国东北的防空任务。美国当时并不具备同苏联进行直接军事冲突的精神和物质准备。这从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一再指示麦克阿瑟控制战争规模就可以看出来。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的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必将严重干扰中国刚开始执行的经济恢复的中心任务，迫使中国不得不重新转入战时轨道，抗击美国的入侵。中共中央充分估计到了与苏联结盟这一因素在美国发动的对华战争中将会发生的作用。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恐于与中国结有同盟条约的苏联作战引发一场美国尚未有充分准备的世界战争，美国政府没有采纳麦克阿瑟曾提过的建议，也制止了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军队的妄动，将战争始终控制在朝鲜境内，使之没有越出局部战争的界限。这样，就使中国抗美援朝战争赢得了最可靠的战略总后方基地的安全。第三，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武器装备虽然落后，但可以依靠苏联得到改善。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作战不断取得胜利，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斯大林决定派苏联空军到朝鲜北部担负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运输线的任务。从1951年第二季度开始，苏联志愿空军秘密出动至朝鲜清川江以北地区上空，担负掩护铁路运输和后方目标的作战任务，这对保证中国人民志愿军运输线的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以购买和租借的形式得到了苏联大量的武器装备。据统计，1951～1954年，苏联有偿地向中国提供了60个步兵师的武器装备和36个师的轻武器。抗美援朝战争后期，志愿军已全部换上了苏式武器，炮兵、装甲兵的数量和质量也有了很大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物质基础。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德怀曾经指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都是可以依靠人民的力量击败的。它也雄辩地证明：一个觉醒了的、敢于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而奋起战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国防力量的逐步强大是取得这一切的基础。而这一基础的奠定，无疑与中苏两国的合作、相互支持分不开。1955年2月14日，毛泽东在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5周年时指出：“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中苏两国的伟大合作下，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没有不能被粉碎的。它们一定要被彻底粉碎。只要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我们和全世界人民就一定要将它们从地球上消灭干净！”——一席话道出了中苏结盟的力量。历史最终证明，“联苏抗美”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采取的对中国国防安全起了积极作用的正确的国防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