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作为方法的华南
——人类学与政治经济学的交叉视野
一 引言
华南是人类学聚焦的重要地区之一，在海内外富有广泛影响的汉人宗族研究范式，就是弗里德曼主要依据华南经验而提出来的。同时，华南汉族与周边族群的互动，以及华南移民与海外社会的互动，也引起了人类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在此基础上，麻国庆先生在《思想战线》发表的《作为方法的华南》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命题：“作为华南研究本身已不仅仅是研究对象，而在某种程度上已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缘何地理上的区域性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呢？麻国庆先生主要从“中心与周边”这一组关系分析出发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给出的理由主要如下。
第一，同在一个中华文化圈内，各个区域文化都呈现迥异的文化格局。传统话语中的“华夷秩序”、“朝贡体系”、“天下”等观念当中，就已然含有了“中国之中的中国”和“中国之外的中国”的“中心与周边”文化关系判断，但缺乏从“周边”看“中心”的视角。
第二，弗里德曼借鉴非洲研究中宗族概念用来分析华南汉族社会结构，形成了一种人类学认识中国的范式。虽然宗族范式本身的解释力可再争论，但其中隐含的“中心与周边”社会互动的分析思路，以及社会经验中广泛存在的因宗族而发生的中国与海外华人的频繁联系，对于认识中国社会结构与文化及其变动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对华南族群互动及海外华人的研究，呈现了从“周边”看“中心”的方法论意义。从“周边”看“中心”，容易看到“中心”一些原本容易忽视的经验，或者“中心”一些已经消失了的文化。反过来也一样。这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中心与周边”社会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以上论述的关键词是“中心与周边”，具体地说，它呈现了3个层面的“中心与周边”关系：第一，在传统中华帝国视野下的“中心与周边”；第二，在族群视角下汉族与其他族群构成的“中心与周边”；第三，本土与海外华人构成的“中心与周边”。以“中心与周边”的分析方法审视华南，对于重新认识人类学关于华南研究的意义，以及丰富和调整我们研究中国社会的视角与方法，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麻国庆先生在作以上论述时，因侧重社会文化及族群分析的需要，开宗明义时即撇开（而非忽略）了政治及经济的分析。后者在“在政治学、经济学的框架中，所谓‘中心’与‘边陲’的讨论，往往被置于现代国家体制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进行思考”。但是，若我们不是将之撇开不谈，而是尝试着将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引入华南的“中心与周边”分析，是否会让华南研究在方法论上另有一番意义呢？
面对这个问题，我们或许要琢磨两点：第一，人类学对华南的研究是否有必要引入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第二，将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引入人类学的华南研究，在方法论上能看到什么样的新景象。此外，在此基础上，我们或许还得思考，在政治经济学与人类学的交叉视野下，可能开发出一些什么样的学术问题域。本文将尝试结合前人的研究以及笔者本人的部分调查，对以上3个问题给予简要的论述和回答。
二 视野交叉的需求与契机
为什么人类学对华南的研究有必要引入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近年来大量区域史的研究表明，华南与江南一样，是中国现代市场经济发育较早的地区，自近代以来尤其如此。就珠三角地区来说，由于海外贸易的兴起，商品经济即已渗透到该区域农村生产、生活的诸多方面。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种商品经济的渗透，并不是纯粹的经济形态变动，而是包含了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因素，与国际、国内政治格局密不可分。
可以说，离开弗里德曼强调的宗族理论，我们或许确实难以理解珠三角地区广泛存在的公田、义庄。但是，离开政治经济学的视野，我们也同样难以理解像陈翰笙所提及的，珠三角地区更为复杂的租佃关系与阶级分化，以及沃森所分析的华南宗族内部的阶级分化现象。反过来也一样，考察华南区域经济的兴起，以及华侨与内地经济关系（乃至政治关系），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华南地区宗族运行的逻辑，以及“革命”与改革的话语曾经与宗族逻辑发生的复杂关系。例如，陈佩华、赵文词与安戈对改革开放前后陈村“革命”与改革做出的富有解释力的研究，就与政治分析直接相关；萧凤霞在研究小榄镇菊花会的变迁中，则呈现了华侨与内地宗族的政治、经济关系，这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宗族的整合力及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再生能力。
或许还值得注意，人类学对华南的研究中，目前有四大类型的研究较富影响。第一是关于宗族的研究，第二是关于地方信仰的研究，第三是关于革命的研究，第四是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不排除四大类型当中存在交叉部分）。从总体上来看，它们都具有强烈的史学取向。这在研究风格独树一帜方面是一大优点，但在无意之间对华南的现代政治、经济关注相对就少了一点，从而烘托出这么一种印象：人类学视野下的华南社会还是一个相当传统的社会。从类型比较的方法来看，似乎贺雪峰提供的湖北荆门地区高度原子化类型的村庄，以及阎云翔所描述的东北地区“无公德的个人”类型的村庄，更接近西方意义上的个人主义，更“现代”。但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显然不是这样。与之相反，我们会发现，华南比这些地方在政治、经济上更具“现代”意味。当然，在这里我们不是要指责其在浓厚的史学色彩烘托下，已有的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有关华南社会的“错误”信息。而是要强调，仅仅这样未必是全面的，摆在我们面前的可能恰恰是一种“矛盾”的现象：在某些领域，华南似乎比中部地区更“传统”，但同时在诸多领域，它又比之更“现代”。
将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引入人类学对华南的研究，除了华南研究本身的特殊需要之外，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人类学现代转型的需要。发端于对非西方社会研究的人类学，传统的视角倾向于将这些研究地带认定为非现代的社会，较多关注其生计而不是更为宽泛意义上的经济，较多关注与亲属制度或宗教未分离的政治，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治。但是，一如沃尔夫提醒，当现代人类学越来越多面对的是“现代”社会时，将其政治、经济内容列入人类学的研究视野就成了一件不得不做的事情。
同样，将政治经济学的视野引入人类学对华南的研究，在促进人类学研究方法本土化方面也有其意义。因为，华南区域内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和文化上的多样性，能为研究者提供一种通过类型比较而获得“他者”眼光的机会。人类学强调的异文化研究，让研究者面对一个与自身社会区别很大的社会，觉得一切都很新奇。从本质上来说，这就是通过不同类型社会或文化的比较，产生一种“他者”的眼光。而在本土社会研究中，研究者却容易因为对个案太熟悉，对一些有价值的经验熟视无睹。中国（华南）是一个巨型社会，而且内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差异性很大。这样，区域内部不同类型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与方式以及文化模式，对于本土社会中的研究者而言，也是一种独特的“他者”的眼光。
再进一步说，将政治、经济理解得更为宽泛一点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政治、经济也历来是人类学关注的重点，如互惠经济、无国家政治等。换而言之，与其说人类学有必要引入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毋宁说人类学自一开始就包含了这样的视角，在这里我们所做的只是强调，在华南研究中抑或该是重新认识、重视人类学中的政治经济学视角的时候了。
三 交叉视野下的“中心”与“周边”
将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引入人类学的华南研究，在方法论上能看到什么样的新景象？
若以“中心与周边”的关系来分析华南，再加上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华南除了在社会文化及族群关系研究上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似乎还在人类学的中国政治、经济研究中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首先，在政治视角下，华南在转型时期经历了几次“中心与周边”的转换过程。
在传统的王朝政治框架下，华南无疑是边陲。尤其是作为华南中心地带之一的广州，在王朝政治的朝贡体系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就是所谓的“番夷”迈向王朝的“渡口”。但是，中国现代政治的兴起却曾经一度在“先进/落后”的意义上使得这个区域成为现代政治的“中心”，孙中山倡导的革命活动即为标志。在此视角下，昔日的政治中心北京成了现代政治革命的“边陲”。不过，华南这种“中心”位置随着“革命”的进一步展开而重归“边陲”，并在1949年之后成为现代国家意义上的国家边陲。在有关华南此时期的民族志作品当中，我们能经常阅读到“逃港”“逃澳”“通敌”之类的带有边境线意味的辞藻。然而，富有戏剧性的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这里又一度成为“渐进式改革”模式的“中心”。从时而为“中心”时而为“周边”的华南来看中国政治的现代性转型，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视角。
其次，在现代货币经济视角下，华南也经历了几次“中心与周边”的转换。
在王朝体制时期，基于小农经济形成的经济格局十分稳固（即便我们同意江南资本主义经济萌芽较早的说法），华南则较之于内地更深地卷入了现代商品经济——尽管并不是自主的。如果说现代经济进入中国是一个从点到面缓慢扩散的过程的话，那么在此意义上华南无疑是这个经济过程的“中心”。这个“中心”位置与其作为现代政治革命“中心”颇为类似，也随着“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兴起及最终胜利而画上了一个句号。在随后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华南变为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交界的前沿“阵地”。之后，同样富有戏剧性的是，华南复又成为市场经济的试验田。正如傅高义的研究所表明，地处华南核心地带的广东，成了全国人学习市场经济和看世界的“窗口”，在现代市场经济意义上曾一度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中心”。从时而为“中心”时而为“周边”的华南来看中国经济的转型，能十分清晰地看到其转型的步骤、特点及轨迹，故而它同样也是一个研究中国经济的重要方法论视角。
再次，在当代政治经济条件下，华南在“中心与周边”意义上具有更为复杂的共生乃至互置关系。
以“中心与周边”关系而论，华南在当代中国的政治体系中毫无疑问并不居中心位置，但与此并存的事实是，就现代市场经济发育而言，它又是一个中心区域。同时，在社会文化上，华南在很大程度上仍被认为是“周边”，但其文化中遗存的宗族文化传统，往往较之于中部地区许多地方都要强。由此，我们看到一些近似于“悖论”式的现象：在华南这个社会文化的“周边”地带，较多地保留了被人们认为极具传统色彩的宗族以及村社。并且，这些传统色彩较浓的宗族与村社在这个政治上的“周边”地带，与现代市场经济结合了起来。以专业镇为特色的地方经济兴起，使得华南在中国的现代市场经济当中充当了某种“中心”。然而，若将视界放得更为宽广一点，我们又会发现这种现代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中心”仅仅是相对意义上的。在整个世界体系当中，华南仍是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带，在这个区域最集中的仍是世界产业链条上趋向末端的加工业，亟待升级换代。如果不理解华南这种“周边”中有“中心”、“中心”中有“周边”的特点，我们就很难理解该区域的地方治理、农民工社区发育等问题。
四 可能呈现的学术问题域
将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引入人类学的华南研究，能够呈现一些什么样的学术问题域？或者说，除了麻国庆先生提及的从文化、族群上的“中心与周边”视角研究族群、华侨、地方文化、地方信仰等问题之外，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以政治经济学与人类学交叉的“中心与周边”视角来审视华南，将有助于我们研究哪些问题？
笔者认为，这可能是一个需要在研究中不断挖掘经验资源、产生问题意识的过程，而无法在当下一一列举出来。以下笔者仅以几个典型问题域为例，对此简加讨论。
（一）“中国制造”背景下的农民工
华南是“中国制造”叙事的主角之一，外向型的加工业自1980年以来蓬勃发展，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人类学对这个群体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生计方式、文化适应和家庭生活（如儿童教育）等方面。若将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加入人类学关于农民工的研究，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华南地区依赖于低端利润产业的“中国制造”背景下，农民工的生计选择，他们与华南的文化互动关系。他们的存在及存在方式，与华南既是“中心”又属于“周边”的位置极其相关。例如，潘毅的名著《中国女工》就是利用人类学与政治经济学的交叉视野，对珠三角地区女工（农民工）的研究。它呈现了这个经济“中心”在世界中的“边缘”角色，以及女工本身在性别上“边缘”角色与工厂劳动体制等多种因素的复杂关系。
（二）制度转型背景下的代耕农
珠三角作为华南乃至全国的经济“中心”，在1980年后普遍出现了农民“洗脚上岸”（退出农业）的现象。与此同时，其在政治上相对“周边”的位置，使得公粮缴纳、基本农田等制度成为农民“洗脚上岸”的羁绊（他们曾必须缴纳公粮而非现金，并至今被要求必须保留一定基本农田）。于是，几十万的外地农民被制度性地作为永久“代耕农”引入珠三角（将其户籍也转入了珠三角），从事农业。如今，公粮制度已改变，土地价值急剧上升，“代耕农”与当地人的摩擦不断出现（例如，当地人要求收回土地，选择性地不承认其户籍——除了允许其子女以当地人身份上学、结婚之外，其他户籍权利基本上不被承认）。借助政治经济学的视野，将有利于人类学更深入地研究这个群体。
（三）跨国人口流动背景下的外来工
尽管在世界分工体系中，华南仍处于“周边”的位置，但在区域性的范围内它具有相对“中心”的地位。这一状况吸引了两个庞大的跨国务工群体，一是来自非洲的劳工群体，大部分聚集在广州三元里一带；另一个是来自东南亚的劳工群体，广泛分布在珠三角及粤西、桂东地区。与许多人原有印象中的发达国家来华的“老外”不一样，他们当中相当大一部分从事的职业以及生活状况与我国的农民工有许多相似之处。对于此类特殊群体的研究，除了沿用人类学常用的文化比较、亲属制度、社会网络与宗教信仰分析等研究方法之外，加上政治经济学视野让我们能更恰当地理解其宏观生存条件。因为，毕竟他们进入华南的过程本身就是世界政治、经济互动的一部分。
（四）草根工业背景下的地方治理
华南既居“中心”又是“周边”的辩证位置，使得专业镇与村庄在华南的工业化中担当了重要角色（这与长三角和浙江有显著区别）。但在地方治理中，这也导致了一种“局部效率”现象。符合地方利益但不符合广东省全省或更大范围内全局利益的生产或社会活动，有时会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乃至保护，政治“中心”的政令被执行得走了样（如国家及广东省要求在该区域取消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保护农民工权益等，但这些政策在个别地方并未被很好地执行）。导致这种局部效率的原因，或多或少与其在政治上居“周边”有关（以至于“天高皇帝远”），与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居“周边”有关（以至于只能靠这些低端产业和相对剥夺农民工以维持微薄的利润），也与其在中国市场经济中居“中心”有关（故而吸引到如此多的廉价劳动力）。
（五）公共空间生长背景下的传媒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华南是文化的沙漠（“周边”），尤其是珠三角地区，除了有钱什么都没有。但它忽视了两点：华南的传统文化（如宗族文化）比内地许多地区更鲜明；港产影视影响了整个中国一两代人，穗港媒体在当代公共舆论与传播上具有强势地位。对于被常人忽略的两点，人类学利用文化与族群关系上的“中心与周边”概念，对前一点已做出了较多研究。但对于后一点的研究，却似乎有必要加入政治经济学的视野。因为，这些媒介不仅是文化现象，同时也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从其经营效益中可见一斑），还是逐步构建公共空间和公民社会的标志性“工程”。
（六）“一国两制”背景下的日常生活
“一国两制”政策被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乃是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表现之一，目前在地处华南的港澳已经得到了应用，但人类学对该政策具体实践的研究却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目前，关于此话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学和经济学，关于此政策下人们日常生活的研究却付之阙如。而就研究日常生活而言，人类学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研究办法。如果能够实现两种视野的结合，无疑将会大大丰富我们对“一国两制”的理解，以及对其实践的研究。例如，霍志钊结合政治经济学的视野，对澳门土生葡人宗教信仰的研究，就丰富了我们对“一国两制”背景下人们的族群、宗教认同与政治、经济关系的理解。
（七）不平衡条件下的区域发展问题
发展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人类学中与政治、经济发展话题联系最紧密的一个分支。我国发展人类学的研究地域主要集中在西南和西北一些欠发展地区，这固然是有道理的。但是，华南作为发展人类学的研究区域也有其特殊意义。因为，华南的发展也存在十分明显的区域不平衡问题，少数的城市与广阔的乡村之间，以及珠三角地区与两广大部分地区之间，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差。这种对比，值得发展人类学去研究、反思并贡献建设性的发展思路。而从方法论上来说，这很显然需要人类学与政治经济学视野的互补才能满足这种研究需要。
五 简短结语
归结起来说，如麻国庆先生已指出，在社会文化与族群关系上，华南研究已具有方法论意义。而若在人类学的华南研究中引入政治经济学的视野，结合“中心与周边”关系分析，在现代性框架下，我们则会看到华南具有多重角色。在人类学的政治、经济研究领域当中，华南研究也具有方法论的意味。在政治经济学与人类学的交叉视野中，因为华南具有“中心与周边”共存且共生的特点，一些新的学术问题域将会呈现在我们面前，一些老的学术问题域也可能将被赋予新的研究意义，并可能推进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