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缘起

近代兴起的报刊、为宣传而制作的绘画、电视中喧嚣的声画影像以及人们日常的街谈巷议，都是性别传播的媒介载体，它们参与制造和传播了我们对性别的想象与接受。从20世纪初的电影女明星，到至今广为媒体聚焦的“剩女”，都书写了百年中国人对性别的主观建构与态度变迁。从秘不示人的闺中少女到新中国初期的“铁姑娘”，以至今天的“宅女”“小资女”，女性地位以及性别平等的情状，既成为与中国现代性息息相关的时代表征，也成为当代中国文明发展的一种测量标准。无论是从鲁迅对“娜拉走后怎样”的热烈讨论，还是从毛泽东对“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提倡来看，性别与中国现代性的发生与发展从一开始就紧密联系在一起。

“缠足”的扭曲人性以及少女“待字闺中”的性禁忌，使得传统女性与现代性显得格格不入，这些都让妇女解放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现代性事件。妇女解放也因为现代传媒的出现而得以广泛传播且日益深入人心：电影、画刊的勃兴使女性登上大众文化的广阔舞台，从戏子到女明星的地位转变也使得女性的媒介书写成为妇女解放的新声与先锋。女学堂的建立以及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普及，不但让女性获得了找寻职业与经济独立的前提，也让女性有机会更多地参与公共生活，运用各类媒介反抗过往的压迫与禁忌，从而传递出自身的理念与价值。

“性是生成的，性别却是社会建构的”，这一理论已为学界所广泛接受；但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如果说性别是社会建构的，那么建构社会性别的“社会”包括哪些具体内容？性别到底更多的是集体社会的建构还是如巴特勒所说的是个体性别的操演？个体性别认同与社会性别建构之间的关系如何？媒介是中国性别现代化进程中一种非常关键的抗争途径和显影手段，那么媒介与性别的关系如何？如果说媒介传播对性别现代化有着诸多积极贡献的话，它在这一过程中是否也存有消极影响的可能？

一方面，现代传播媒介的兴起提供了让女性从家庭的私密空间走入城市公共生活的机会，另一方面，百年中国发展历程中的媒介工具化——起初的政治化和宣传化，继而改革开放后的迅速商业化——使得女性从一个被（男性）禁锢的族群转变为被（男性）观看和凝视的客体。因之，对于性别的建构来说，媒介及其传播就如同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既为其带来了解放的可能，也赋予了它新的束缚和枷锁。那么，在性别现代化与中国现代性偕行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怎样看待媒介对性别的政治图绘，以及消费主义式的艳妆粉饰？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概要地说，本书的研究主要与媒介形象以及性别传播相关。现有的媒介与女性研究一般从女性形象的媒介呈现出发，批判性地阐释女性在当代媒介当中的“被忽视”、存在“刻板印象”以及存在“性别歧视”等现象，并从职业、体制和社会文化等角度对此做出深入批评。这一领域中大部分的研究集中在电视、广告与性别形象的论述之上，这些研究讨论了电视与受众、家庭妇女以及身体之间的关系，尤其着力在广告与性，广告中的性别形象与消费、文化以及受众的关系，时尚杂志、偶像以及身体与广告之间的性别关系等问题上。与专注于媒介本身的讨论相异，笔者主要关注的是百年以来性别传播在社会文化与宏观政治经济背景下的偏向问题。换言之，笔者认为媒介传播的偏向并不能在对媒介本身的讨论中得到深入的解决，而如果将研究的视界放置在上述更大的背景之中，则我们不但可以稀释“媒介决定论”的负面影响，而且可以在以媒介传播为中心的更广阔的现代性视阈中，寻找到消除既有性别传播偏向的路径。

近年来，许多文章已经开始把女性的媒介书写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联系起来进行讨论。有论者将女性的媒介形象与中国的社会变迁、经济发展和政治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认为党的意志、政策决定和生产了特定的“中国妇女”形象。陈阳则以当代中国的女性新闻为研究对象，讨论了国家、市场和女性主义的性别协商诸问题。其文章认为，面对国家与市场的主导，女性主义在新闻中的力量是微弱的，女性主义在新闻传播中主动设置议程仍然有许多的路要走。这些文章都从本土特定的社会现实出发，深入地指出了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宏大叙事而非个人的操演决定了女性的媒介呈现。笔者在本书中不但将从上述宏大叙事的不同侧重点去描绘百年现代中国不同时期的性别认同的起伏变迁；同时也将强调宏大叙事不但“决定”女性形象的生产，还会主动制造社会性别的认同。

对笔者来说，性别传播不能仅仅观照对女性形象的讨论，还应该将女性与媒介置于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等更为广阔的视界中表述。性别传播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大方面：一方面是对性别传播的概论性描述。C．克罗鲁克（C. Krolokke）和A．索伦森（A. Sorensen）在《性别传播的理论与分析：从无声到表演》一书中对女性主义传播、性别歧视、性别统治与性别认同等理论做了梳理，特别是其将性别操演理论作为性别传播研究的理论基石，并在此基础上指明了性别传播及其研究的未来。祖伦的《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主要从电视以及电视节目出发，运用影像分析、符号学以及精神分析等方法对媒介与女性诸问题做了细致而有趣的描述。朱丽亚·T．伍德的《性别化的人生：传播、性别与文化》对生活中经常遇到的性别及传播问题做了浅显的叙述，是对这一理论在现实社会中应用的较好的阐释。另一方面则是对性别传播基础理论的深化与拓展，以前一般隶属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范畴。这方面的性别研究在恩格斯的经典文献《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理论背景下，主要从阶级、分工的角度考察性别与权力的关系。在这一基础上，性别的“形成观”被用来讨论性别身份以及性别认同的产生过程。莫斯可总结了这一考察的几个组成向度，“1．媒介制度，它处于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中；2．电视媒介；3．电视节目；4．受众个体如何理解节目并据此采取行动。”笔者认为，这一性别政治经济学分析直接影响了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而后者在今天仍然是（中国）性别研究以及性别传播研究的基础理论，成为学者认知和批评现实世界的重要视窗。

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认为，性别是虚构、被生产和模仿性的，它由扮装、戏仿等生产性的建构行动组成，是一种社会的虚构。她彻底否定了性别的“客观性”，认为并没有先验的、本质的性别认同，性别只是建构彼此认同的实践过程。周慧玲结合巴特勒以及谢喜纳的表演理论，提出演员在戏剧中的两套表演活动：戏剧角色的银幕表演；社会形象塑造的生活表演。“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个人的性别扮装与演员的戏剧表演一样，是上述两套表演系统的性别协商。只是笔者的研究将更为强调社会性对性别的制造与塑形，而非个体的扮演与虚构。主体性别意识的表达与实践固然对性别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政治、资本等通过媒介形成的各种权力，在现代中国的性别建构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现代中国将西方几百年以来逐步发展的现代性在一百年的时间里迅速实践，从而也使得各种现代性权力通过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现实表征，发挥出决定性的力量与影响。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巴特勒理论中的主体能动性和实践意味，在更深的层次上论述了上述权力的建构与制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性别以及中国现代性别的建构具有了巴特勒所否定的“客观性”。换言之，笔者不是在个体表演和戏剧舞台上寻找性别的赋形，而是在媒介表象下潜藏的现代性权力及其显影中找寻性别建构的依凭。

三 思路与方法

在细致观察中国的媒介与性别诸问题的过程中，笔者从不同的“点”上惊喜地发掘并清理出一条主线，那就是“制造性别”。与上述西方理论的描述有所不同的是，从帝制中国到当代新中国，传承了一条潜在的暗流，那就是国家的主宰、集权主义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对个体的操控和型塑。无论是现代电影的勃兴、宣传画报的盛行，还是当代消费主义电视广告的侵蚀，媒介及其传播总是为一种更加宏阔有力的“宏大叙事”所操控，影响百年国人的妇女解放及性别认同。

因此从方法来说，一方面，笔者以上述“性别操演”理论作为本书的批判起点，试图在对现代中国性别传播的切实研究中再现主体的建构及其失败，批评这一理论非本质、反本质的倾向，证实中国性别传播中决定性别及其传播的权力质素。另一方面，笔者用传播史学的方式，试图重构现代中国性别传播的几个富有代表性的事件和人物。在这一过程中，彼得·伯克的《制造路易十四》给了笔者莫大的启示。伯克在书中对路易十四的形象制造机制与制造过程，做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细致而全面的考察。对这一“形象产生、流传及被认可的过程”的重绘，将“为传播学史的研究添砖加瓦”。据其自述，他之所以使用“制造”一词，出于以下两个原因：“首先，‘制造’是个具有加工过程这一含义的用词；我拟集中研究半个多世纪里形象树立的过程”；“其次，不用‘制造形象’而用‘制造路易十四’这一说法，是要点明传媒对世界影响的重要性”。

笔者使用“制造性别”的说法，除了强调对性别形象的塑造和媒介的重要性以外，还出于以下三个原因：其一，“制造”这一工业化的术语，是百年中国现代性在性别构形以及性别认同中的一个经典隐喻。它既强调了性别与中国现代性的密切联系，又生动地显露了性别构形的大批量复制生产的“福特主义”本质。其二，“制造”的主体缺失，恰恰表明了其主体的多元属性。生产现代中国性别认同的是一系列“家族相似”的复数主体，政治、经济这些现代性权力的“宏大叙事”并没有如后现代理论所预想的那样在中国消失，相反，它潜在却有力地生产了现代中国的性别传播。其三，“制造”显示了国家体制下个体无力、被动的性别情状。性别传播随着中国现代性的发展越来越多地呈现女性身体和女性质素，虽然其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中国女性的历史地位，但中国的女性甚至在性别本质上都无法摆脱被生产和被制造的命运。

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笔者有意识地分别选用了《中国新女界杂志》、王汉伦、女书、“新中国初期宣传画”、《新闻联播》后广告以及“剩女”，作为考察流动变化中的现代中国性别传播的五个关键性切口，运用“深描”的方法希望对“制造性别”这一描述现代中国性别传播的主线做出细密的论述和深入的解释。格尔茨认为，人文社会科学并不是纯粹客观的社会实在，更大程度上只是学者的虚构和创造。但是这种所谓的虚构和创造需要“我们从我们自己对调查合作人正在做什么或我们认为他们正在做什么的解释开始，继而将之系统化”。因而，深描就是“建构对于所发生之事的一种理解”，研究的“根本使命并不是回答我们那些最深刻的问题，而是使我们得以接近别人——在别的山谷中守护别的羊群时——所给出的回答，从而把这些回答归于记载人类曾说过什么的记录中去”。正是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细致整理和考察，笔者逐步接近了现代中国性别传播潜藏的事实，那就是现代性、政治、资本以及媒介对性别的塑形与制造。这种制造既贯穿了性别发展及其媒介呈现的全过程，同时也与中国现代性的兴起和发展相伴始终。

四 框架及创新

现代中国所历经的百年，是一个现代性激烈涌动的世纪。新的媒介及其传播的观念，时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以及生活所赖以存在的思想与观念。因此，在本书中，笔者运用传播史学、性别传播以及形象分析等方法，对《中国新女界杂志》、王汉伦、女书、“新中国初期宣传画”、电视广告以及“剩女”现象进行“深描”，试图证明：性是自然的生成，性别却是社会文化的制造与显影。具体来说，本书将从以下六个方面来展开研究：

第一章考察了《中国新女界杂志》的出版发行与传播、女子教育以及其中的国族叙事。《中国新女界杂志》创办于民族危亡、排满革命风起云涌的时期。这一时期女界书刊报纸和社团组织群起。与这些女报类似，《中国新女界杂志》一开始就以国家主义为宗旨，以国族叙事为特点。女子是“国民之母”，女子教育的发展关乎国家的兴衰。杂志对女子教育的断续说明，恰好成为展示近代女子教育如何逐渐发展成为国家教育制度中的微缩电影。杂志中反复阐述的“女国民”“论女教”“国民母”等作为显性叙事，其隐形书写则是追求自由民主的国家革命。杂志的主题集中在“女子国民”四个字，凡此种种国族主义的学说和译介，都经过了现代性和国族论述相结合的意义再造。这样的意义再造，既是因应革命潮流和西洋文化的有意改变，同时也是另一种变形的无意识的男权思想在女权叙事中的隐形书写。当杂志把“女子国民”四个字大写的时候，事实上“女子”二字相比较而言被小写了。

第二章以中国第一个电影女明星王汉伦为例，讲述了她利用现代电影和画刊小报所做的性别抗争及其失败经历，现代性而非王本人成为帝制中国向民国转型的时期性别塑形的主体。王汉伦的性别观念与其家世、婚姻、教育息息相关，她反抗将演员当作妓女的性别陈规，深切地体会了从戏子到明星的性别角色的转变。王汉伦及其电影同时面向西方现代性和中国的文化传统，表现了时空以及性别的暧昧性。不但电影展示了摩登的身体，电影宣传也造就了以女明星为代表的时尚。王汉伦主演的影片表现了现代中国早期社会教化与妇女启蒙的性别意味，用影像书写了追求自由与爱情的婚姻以及争取女性参政、妇女解放的新思想。民国时期，上海的电影女明星在电影、画刊小报和现场表演三个维度得以视觉呈现。女影星既是现代性的表征，也是大众现代性想象的来源。王汉伦试图在媒体角色和社会角色之间进行性别协商，可最终在消费主义、现代性和民族宏大叙事面前归于失败。

第三章研究了中国一种特殊的所谓“由妇女创造，妇女使用”的“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在查阅了众多文献后，笔者得出了与其他研究者截然不同的结论：“女书”不只是由女性创造和使用，它更可能是由男女共同创造和使用的。男性在“发现”、传播、研究女书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女书由汉字转化而来，对女书的刻画与描绘出于特定的经济、文化意识形态考虑。贺三朝书是女书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其单一的内容影响了女书的传承。以书为载体和以人为载体是女书主要的传播渠道。“人死书消”是女书传播的重要特征，“人”和“书”的消亡切断了女书传承的源泉。女书主要面向以“老同”为核心的姊妹圈子传播。其传播过程中的“排他性”和“不传播性”，可以引为现代的性别传播之镜鉴；女书消亡的本质原因在于近代中国以至改革开放带来的一系列剧烈的现代性变迁。所以，不是妇女专门创造和使用女书，而是地方政府和学者利益的共谋制造了“女书”及其传播。

第四章展示了多幅“新中国初期宣传画”，试图指明这些画作传递的性别认同是功能主义的，其性别内涵不是主体的扮装，而是政治的图绘。本章将“新中国初期宣传画”划分为“革命斗争类型”、“生产建设类型”和“文教卫体类型”三种。这些类型都从各自的功能出发，服务于新中国建设发展的国家主义实践。“新中国初期宣传画”最大的特征是其对样板戏艺术形式的借用，它作为一个功能主义的表意能指，服务于国家主义及其革命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新中国初期宣传画”功能主义的性别传播具有以下三大消极特征：（1）它表现的是一种革命化的性别和无性化的宣传；（2）革命、生产、建设这样的实际功能遮蔽了性别生态的多元显现；（3）画作中隐藏的国家女性主义本质上是以国家、阶级和单位替代以往的父权和夫权。

第五章批判性地研究了《新闻联播》后广告的性别呈现，指出本质上是资本而非仅仅由男权主宰了当代电视广告的性别传播和扭曲了的性别意识形态。《新闻联播》后广告所代表的大众传播，不但依然存在着歧视女性的现象，也同样压迫男性。商业化的传播不仅是对女性的歧视，更是对男性和女性共同的压迫。因此，对媒介文本的性别传播研究，必须要着重关注对资本和权力的性别意识形态批判。同时本章尝试性地表明，把女性主义研究扩大到性别及其传播研究，将获得更大的理论视野和理论合法性。如果说解放女性是解放男性的必由之路，那么，解放男性同样也是解放女性的必要前提。只有社会性别的双重自由与解放，才是社会获得和谐的方向与基础。

第六章讨论了时下热议的“剩女”及其在人际和大众传媒当中的性别传播。本章认为，“剩女”的性别传播满足了大众对性的窥视欲望。大众传媒用影像书写了当代女性对配偶与婚姻的想象，从思想上参与生产和制造了“剩女”。“剩女”在向社会主流观念看齐的同时，屈服于现实的婚姻。而且在大众传播的过程中，“剩女”遮蔽了对“剩男”的书写与关注。性别传播的这一偏向，反映了当代中国越发隐蔽的男权中心意识。“剩女”在人际传播和大众传媒中的议程设置，是媒介制造性别的一种典型表征。

本研究以现代中国的传播媒介与议题为研究对象，有针对性地提出“制造性别”这一理论视角，把百年中国的性别构形与现代性进程联系在一起，“深描”了现代中国性别传播的历史事实，探索性地建构了中国的性别传播理论。具体而言，本书的研究创新表现在以下方面。

（1）以“制造性别”的理论视角，重绘并解释了现代中国的性别传播。无论是《中国新女界杂志》、王汉伦、女书、“新中国初期宣传画”、电视广告还是“剩女”，都分别表征了政治宣传、资本压迫和媒介生产等现代性的各种宏大叙事。这一概念从社会政治而非主体微观的角度出发，描绘并解释了现代中国集权意识形态下的性别传播情状。

（2）“制造性别”批判性地发展了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性别操演”强调微观主体的能动性，而“制造性别”着重论述了现代性宏大叙事对性别的决定性作用。与巴特勒的性别虚无论不同，“制造性别”观念在具体描述制造性别的客观事实的同时，也建构了中国“制造性别”的客观本质。

（3）除了上述宏观描绘与理论建构之外，本书还在每个切片中有具体的发现：第一，《中国新女界杂志》中的国族叙事将“女子国民”四个字大写的同时，“女子”二字相比较而言被小写了，这反映了另一种变形的无意识的男权思想在女权叙事中的隐形书写；第二，王汉伦运用现代媒介努力进行了媒介角色与社会角色之间的性别协商，是现代性而非王汉伦本人决定了大众的性别观念；第三，与其他研究不同，本书认为女书并非女性所专有，对它的“发现”与重构是现代学术与地方利益同谋的结果；第四，政治宣传主导了“新中国初期宣传画”的性别传播，它传递的是功能主义的性别意识形态；第五，《新闻联播》后的电视广告表明，不是男性压迫女性，而是资本对身体构形，既商品化了女性，也刻板化了男性；第六，大众传媒的性窥视以及其对恋爱婚姻的虚幻描绘部分地制造了“剩女”传播，“剩女”对“剩男”的遮蔽反映了性别传播的偏向。

百年中国的现代性发展，给这个古老的国度带来了太多的革命与变化。性别与传播的改变，既是其中的一个结果，也是这种变化的显影。城市的摩登女郎，乡村的农妇、村姑，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努力抗争，改变自身的性别地位和性别认同。市井的声光电影、画刊小报，留存的女书文物，人与人之间的街谈巷议，都记载了人们的性别观念，也书写了人们性别认同的历史变迁。“娜拉走后怎样”是一个跨世纪的问题：她到底是改变自己以及整个世界，还是在现代社会变革的洪流中消失无踪？换言之，性别只是个体的扮装“操演”，还是现代性宏大叙事主导了其制造与生产？且让我们信步走入历史书写的光影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