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余论：在结构与能动之间

结构与能动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社会学探究社会运行的核心话题之一，二者之间的张力及其弥合成为诸多学人孜孜以求的研究问题。《变通》一文提出“变通既是一种制度运作的方式，也是一定社会结构条件下的制度执行者行为”，可见，作者试图在理论阐释上弥合结构与能动间的鸿沟。但遗憾的是，此文尚未形成逻辑化和系统化的分析。一方面表现为理论建模与经验事实之间的张力。作者在分析中给出了制度变迁中结构性条件与行动者能动性变量等影响变通的因素，但是在案例中并未详细地呈现变通中各个变量影响变通的具体过程和微观机制，给读者造成陷入了“事实想象”的陷阱的印象，这也就造成案例中“行动者论述”变成了“作者论证”式的史感高于情境现实感的写作风格。另一方面表现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机制解释边界的模糊性。《变通》的作者更多地着墨于变通作为制度运作这一层面的分析，强调结构性条件和能动性策略的影响。与此同时，作者将变通作为制度运作作为制度变迁的前置背景，但是尚未阐述二者之间的关系，因此也就无法回答为什么有的变通是节点性的而有的变通却可以产生历史性的变迁影响。与制度运作内涵的“界面性”特点不同，制度变迁强调的则是“历史性”的特点，如果不对二者间的区别及其联系剖析清楚则无法真正呈现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的内在机制。

在笔者看来，虽然《变通》不尽完美但仍不能轻视其在中国社会学发展过程中的学术价值，此文仍不失为社会学制度分析的典范之作，足以体现老一代社会学人在注重把握时代脉搏的同时不忘记发展本土化社会理论的雄心和抱负。此外，《变通》也激励和引导着后续学人致力于中国改革开放巨变的田野观察中，致力于社会理论的生发和延展的知识增长的探索中。笔者深感作为缺乏历史感带入的年轻学人或许无法真正窥探历史的面貌，给出的上述几点思考也仅供课题组成员和其他学人参考。总之，在结构与能动中找到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的研究出路是对作者的苛求，同样也激励着笔者在内的此领域接棒研究者的奋发前行。

参考文献

高柏，2008,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与经济社会学制度学派（代总序）》，载沃尔特·W．鲍威尔、保罗·J．迪马吉奥主编《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姚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李敢，2017, 《文化产业与地方政府行动逻辑变迁——基于Z省H市的调查》, 《社会学研究》第4期。

周雪光，2003, 《组织社会学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约翰·L．坎贝尔，2010, 《制度变迁与全球化》，姚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DiMaggio, Paul and Walter W. Powell.1991.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Stud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