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市场提供者问题的提出

一 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国家领导人从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角度出发，为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做出的规划。2013年9月至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构想。此后不久，中国政府将“一带一路”正式纳入国家发展议程当中，并有条不紊地施以顶层设计。中国将全面推进新一轮对外开放，发展开放型经济体系，为亚洲和世界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空间。李克强总理在2017年3月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互联互通、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使“一带一路”成为和平友谊纽带、共同繁荣之路。

“一带一路”构成了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和周边外交战略的新框架，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从开放的内涵上来讲，从“引进来”转向“走出去”, “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以开放促改革；从开放的广度上来讲，为发展中国西部地区，实施向西开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从开放的深度上来讲，顺应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实现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从本质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是通过“互通互联”来体现“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共商、共建、共享是“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原则。既然是“互通互联”，就意味着既有“走出去”，同时又有“走进来”，只有输出没有输入是不可能也是做不到的。

这需要我们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不仅我们对别人产生影响，别人也会对我们产生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需要我们思考。二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宗教文化背景差异较大，实现“合作共赢”必然要面临诸多挑战，而实现“合作共赢”的基础就是寻找共同利益。一般来说，经济依赖度和依存度越高的区域，其共同利益的存在性就越大。所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问题也值得我们思考。

产品市场的提供能力能够直接地体现他国对该国的经济依赖度。例如，中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品市场提供者的地位越高，这些国家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也就越高。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为了寻找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利益和实现“合作共赢”，中国应该争取增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的依赖程度。那么，这就需要进一步提升中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提供者的地位。

（二）“新常态”下的经济结构转型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所谓的“新常态”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已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速度上“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结构上“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上“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供给侧改革”，明确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2015年11月17日，李克强在“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上强调，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2017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改善供给侧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加快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更好适应和引导需求。

相应地，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思路也需要做重大转变和调整，主要转变为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并重，应当是从供给与需求两端同时发力。在需求方面，部分领域的扩大需求还是必要的；在供给方面，主要是放松管制和约束，增加有效供给。从对外贸易关系角度来考虑，长期以来国家比较重视和强调出口贸易，因为出口贸易是需求面的重要内容。但在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减速阶段，外部需求的增长空间有限，只强调出口贸易增长已经很难改善经济增长的潜在条件。因此，需要把进口贸易作为供给管理的重要手段，发挥进口贸易改善经济增长潜在条件的积极作用，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结构性减速阶段需要研究和解决的新课题。

优化进口贸易结构是改善经济供给面的重要内容；对于一国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而言，除了强调需求管理以外，进口贸易结构调整也是一种重要的管理手段。在进口贸易结构的调整中，要重视不同类别进口数量与结构的优化以实现经济增长预期，为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和升级创造有利条件。目前，中国进口贸易结构正在发生转变，初级产品所占比重迅速上升，而中间产品进口比重呈下降趋势。因此，对进口贸易模式变化及其转变影响因素的研究，将为“新常态”下充分发挥作为供给管理重要手段的进口贸易结构管理作用提供理论依据。

（三）中国日益提升的国际影响力

目前，世界经济仍然在低水平运行，这并不是危机，而是一种均衡的状态——可以称之为低增长、低通货膨胀、低利率、低投资、低油价、低进口、低对外直接投资。同时，从宏观政策空间看，全球治理和抵御风险的政策空间和市场能力在急剧萎缩。未来10年，全球经济将发生根本性的结构变化，比如人口经济结构、需求偏好、劳动生产率等。与此同时，全球也面临一系列拐点，包括货币政策、流动性、财政政策以及政治。政治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会成为世界经济最主要的风险。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分化格局可能会进一步凸显，美联储已经开启了加息进程，而欧洲和日本则依然需要维持量化宽松的政策。区域经济危机与政治军事冲突不断，国际政坛也频现“黑天鹅”事件。这些都预示着世界经济将进入“不确定性”十分突出的时期。

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仍将进一步上升。中国于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GDP贡献率看，2001年，中国实际GDP对全球贡献率为0.53%, 2015年，这一数字为24.8%；对全球实际GDP增长率的拉动度也从0.03个百分点升至0.6个百分点。从进口看，中国货物贸易进口额由2001年的0.24万亿美元升至2015年的1.68万亿美元，增长了6倍。中国商品进口占世界的比重从3.8%上升至10.1%。中国是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向都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

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开始收缩对外经济战略，很有可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特朗普提出退出TPP和北美贸易协议，在墨西哥边境筑墙，指控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并宣称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45%的关税。在贸易方面，美国贸易赤字过大，特朗普希望加大美国出口，特别是服务业出口。特朗普想通过政治手段支持美国出口，包括服务业和制造业产品的出口，限制进口，为美国短期经济发展支撑一个国际市场空间。可预见的是，美国可能会不顾WTO的规则，大胆采取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这将给世界经济和贸易带来不确定性，给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较大冲击。

美国已经放弃在促进贸易全球化方面的责任，全球化发展到了又一个转折点。2017年3月17～18日，G20成员国央行行长与财长会议在德国巴登召开。这也是特朗普政府第一次参加G20会议。但是，在最后的会议公报中竟然不再把促进自由贸易列入其中，删除了促进世界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条文，取而代之的是“公平贸易”的提法。这是近50年来，首次世界顶级经济协商机制中，不再把促进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作为己任。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三大贸易国，中国和德国均对美国的做法表示了反对。

当美国不再愿意充当全球化的“火车头”的时候，世界格局将随之发生怎样的变化？这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同时也是挑战。中国将在未来的国际经贸领域，推动贸易自由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我们要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坚持攀登科技树的顶端，提高创新能力，使中国经济不仅有数量规模，更要有高品质。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全球的最大市场之一，有实力也有机会成为新一轮的全球化“发动机”。这就要求对自身的定位和对外市场提供方面的地位进行深入了解，这样才能在未来推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过程中有效和准确地制定具体的对外战略和政策。

二 相关研究综述

（一）关于“市场提供者”问题的研究

“市场提供者”一词最早是日本经济企划厅于1988年提出的，并且日本通过鼓励从东亚地区的进口来争取成为“东亚市场提供者”。20世纪90年代，东亚市场提供者问题在国内也开始引起部分学者的关注。丛涛认为日本逐渐增加在东亚区域内的进口并不断调整从东亚进口的商品结构类型，从最初的只进口原材料等初级产品转向进口工业制成品，这使得日本作为东亚区域内市场提供者的地位日趋提高。

对于中国的市场提供者问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李晓曾预测中国未来将成为东亚地区最主要的市场提供者。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与其他东亚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产业关联度日益提高，中国有条件成为东亚地区主要的市场提供者。近些年来，该问题又引起部分学者的关注。一部分研究认为中国作为东亚区域内市场提供者在降低对区域外市场依赖方面的作用并不突出。中国的崛起加强了亚洲的内部分工，但没有为亚洲创造出一种区域贸易的自动引擎，亚洲生产的最终产品仍然依赖于外部市场。东亚地区产品出口依赖于欧美国家的状况没有随着中国的崛起而改变，尽管中国市场变得重要了，但其所占份额仍然有限。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东亚市场提供者地位呈不断上升趋势，并能够对东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和市场的扩大，中国可以推动东亚地区结构的调整，从而减轻东亚各经济体的结构性缺陷。李晓和张建平研究发现如何准确衡量中国吸纳东亚产品的真实能力是反映中国融入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影响的关键。中国从东亚进口大部分的半成品和零部件两类中间产品，中间产品贸易在中国与东亚经济体的贸易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角色逐渐由区域出口平台向区域市场提供者转变。李晓和付竞卉也指出中国虽然在东亚区域内成为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还有一定的难度，但是通过中国经济结构的优化、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经济增长速度的调整，中国会成为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冯永琦和黄翰庭指出美国作为东亚区域最终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这使得东亚各经济体强烈需要对美元汇率保持稳定而钉住美元。但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日益壮大，并基于庞大的人口基数，中国也已经成为东亚地区重要的市场提供者。

对于中国作为东亚区域内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的问题，学者们更为关注。李晓、冯永琦发现中国和日本在提供最终产品方面，两国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中国以最终资本品为主，而日本则以最终消费品为主。日本相对于东亚市场最大的提供者美国而言仍旧有一定的差距，中国尚不具备成为东亚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的条件，但正在逐步向这一目标迈进。一些学者也考察了中国成为区域内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的影响因素。经济增长的速度、东盟对中国投资的增加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简称CAFTA）的建立都对中国成为东盟市场提供者起到了促进作用。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加工贸易的格局、经济增长的结构特别是消费引领的经济增长结构是现阶段直接影响中国作为东亚区域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地位的因素。同时，一些学者也考察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贸易结构的影响，进而对中国市场提供者地位产生影响。中国作为东亚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者的地位将提升，而作为东亚最终资本品市场提供者的地位可能下降或变化不大。

部分学者针对中国作为东盟市场提供者的问题也进行了研究。刘志雄和王新哲实证研究表明随着中国与东盟贸易往来的逐渐增多及逐步深入，中国作为东盟市场提供者的地位目前虽然有所提升，但要想真正实现这一目标还必须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王珊珊、黄梅波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发现中国作为东盟市场提供者的地位同美国相比差距较大，与日本相比也有一定的差距，但这种差距正在逐渐减小。

（二）关于进口贸易模式与结构的研究

关于进口贸易模式与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进口贸易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裴长洪经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与进口贸易结构变化存在明确的正向关联性，优化进口贸易结构是改善经济供给面的重要内容。不同贸易结构能够影响国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含有先进技术的进口品投入国内生产可促进经济增长，高科技产品进口对技术模仿和创新具有很大溢出效应。Romer、Coe等的研究也表明机械和设备进口有利于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Lawrence发现进口不仅通过提高中间投入品质量，更重要的是通过强化竞争使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得到提升。国内的学者们也认为不同类型的产品、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以及最终产品分别对经济增长以及技术进步具有不同作用。佟家栋认为中国对机械及运输设备、食品、化学品的进口要积极引导。徐光耀认为扩大进口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国内短缺的能源、原材料，促进资源进口的多元化，将更加有利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李兵研究发现工业制成品进口对中国经济增长有长期稳定的促进作用，初级产品进口则有抑制作用，中国初级产品的进口更多的是工业制成品进口带动的。进口和出口一样可以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进口贸易比货币政策更能实现“低通胀、低失业、高增长”的目标。朱春兰、冯永琦和裴祥宇都从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进口角度，分析了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进口分别对经济增长以及技术进步的不同作用。

而直接以进口贸易模式和结构变化为研究对象的分析甚少。Barhoumi从汇率变动传递效应的角度来分析汇率变动对贸易结构的影响，并认为汇率制度、贸易壁垒和通胀目标机制等差异导致不同发展中国家汇率变动对不同类型产品进口价格的传导作用不同。Otani等经研究发现，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多数行业的进口汇率传导弹性降低，其中降幅最大的是初级产品。在过去10年，大部分国家对贸易品的需求偏好发生了变化，收入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弹性也在下降，人们转而消费更多的国内服务业产品。这一现象在美国“千禧一代”尤其突出，他们不愿意买车、买房，对物质需求逐渐下降，但是对服务业，包括旅游、饭店等需求在不断上升。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虽然在不同的发展平面上，但是在消费偏好上趋于向服务业靠拢，这对未来的制造业、资产偏好、贸易结构、资本流动，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三）对现有研究的评述

综观以往学者的众多研究，可以得到如下几个共识。第一，这些研究普遍认为中国当前作为东亚地区市场提供者地位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和改革的逐步深入，中国最终可能将成为东亚地区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第二，进口贸易结构调整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特别是对于一些中间投入产品或某些高科技产品以及资本品的进口。第三，在中国对东亚区域市场提供者地位的国际比较方面，中国对日本的优势已经开始显现，但与美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第四，市场提供者地位的提升能够提高其他国家对本国经济的依赖程度，以及有利于本国国际经济地位的提升。

但是，这些研究在诸多领域尚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主要如下。第一，这些研究没有从不同产品类型角度系统阐述中国为东亚提供初级产品、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市场的状况，更多以东亚地区为研究对象，没有涉及更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没有进行相关实证性分析，比如分析市场提供者地位提升的影响因素等问题。第二，很少有人探究中国进口贸易或对外市场提供的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和作用。第三，很少有学者研究国内经济需求对进口贸易结构或对外提供市场结构变化的影响机制和作用。第四，很少有学者研究中国市场提供者地位提升对中国某一对外经济战略或在本区域内国际经济地位的具体影响。

（四）本书的结构框架

本书将以中国对外市场提供者地位与结构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中国对外市场提供者地位与结构的变化及其影响。全书共计七章。

第一章为导论。

第二章至第五章主要研究中国对外市场提供者的地位问题。首先，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研究了中国作为东亚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提供者地位的变化，特别是分析中国作为这些地区市场提供者地位提升的影响因素和发展前景。之所以选取东亚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两个区域作为中国对外提供市场的主要目标区来进行研究，主要是由于东亚地区是中国对外经贸联系最为密切的地区，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已经是中国对外经济合作发展的重要区域。其次，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研究了中国对外市场提供者地位的变化带来的影响。第四章主要研究中国对外市场提供者地位的提升对东亚区域贸易模式的影响，即对东亚区域长期以来对区域外市场严重依赖问题是否能够带来积极的作用，对东亚贸易模式转型的影响程度及其发展前景。第五章主要研究中国对外市场提供者地位对中国正在推进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影响，并借鉴了日本对外市场提供者地位对日元国际化影响的经验。

第六章和第七章主要研究中国对外市场提供者的结构问题。首先，第六章研究了中国对外市场提供者的结构变化与中国进口贸易模式转型。中国对外市场提供者的结构变化是分析中国进口贸易模式问题的重要视角。这里结合日本进口贸易模式转型的经验对中国进口贸易模式转型的影响因素和前景进行了研究。其次，第七章研究了中国对外市场提供者的结构变化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和相互作用。这里研究了不同类型产品市场提供的结构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法探讨中国对不同进口产业部门市场需求的结构变化，以及中国不同部门的产品市场提供对经济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