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封建宗法与西欧的比较

封建与宗法的关系

次论封建与宗法究竟有何种关系。事实上，“封建”与“宗法”为相因而生、相辅而行的制度。兹分析如下。

周代诸侯为王室贵族，一面以封土领主之资格统治公社农民，一面以奴隶主之资格支配奴隶阶层。周天子秉国之钧，以土地封给诸侯，诸侯遂有支配土地之权，于是政治与经济结合为一。而耕作于此封界内之农民，皆为领主之臣仆，因此成为土地之附属品，不能离去其所耕作之土地。但领主与其领民在封建制下，皆有互尽义务的责任，因此必须有一制度以维系他们的关系，而宗法制在当时是最好不过了。因此，宗法制起初尚能维系领主及其领民关系，而使封建制得以广大推行。

氏族部落的社会无所谓“家”制，凡同一血系所出的，在同一氏族团体中，除有职务上之地位分别外，其他身份地位皆平等。然初等世袭方法尚为兄终弟及，无传子之制，故初时宗法之制尚未确立。统治权变为父子相承后，便有嫡庶、长幼、贵贱之别，于是渐有宗法，部落团体因而演变成一个完整的家族。基于宗法制是世袭的，因此，若一诸侯有数子，其子复有数子，世世逮衍，其大小群宗之数，自然多至不可胜数。然彼诸侯实为一群宗之共宗，天子又为群侯及群侯国内各宗之所共宗，因此，形成一个完整的家族及国家体制，颇有利于封建制之推行。

封建制度虽由部落拥戴共主之制所转化，然其完成实在武王灭殷以后。武王克商后，乃借“兴灭国，继绝世”之名义，封建诸侯，以杀其势，势力始自上达下，中央与地方之关系，转眼间已尽倒易，而封建制度始得完成。但为了增强天子之权力及减少诸侯篡弑的可能，必须推行一个确定的承继法，于是统治权变为父子承继之特权，便有嫡庶、长幼之别，演成日后之世袭。

宗法与封建之关联在西周、东周时已甚显露。《毛诗》中说“君之宗之”，可见凡为政治首领的人君或诸侯，下至大夫，都是宗法首领的大宗或小宗的宗主，而君统与宗统是完全相符的。兹列表于下：

在上表所示，文王、武王、成王、康王都是天子，并且是姬姓大宗的宗主。周公、康叔、单子都是诸侯，地位低于天子，他们同时是姬姓分出来的小宗的宗主。周公的诸侯地位和他的宗主地位，陆续传给历代的诸侯。商代是否有封建，现在史料无征，不过周人确实是宗统和君统相连，换言之，封建只是宗法的扩充和更具政治化而已。

宗法制度之推行，其作用除使政治与宗族组织合而为一，亦即使诸侯、大夫共同推戴天子、巩固王室之威信以外，其在封建之意义上，加上立长立嫡制度的确定，兄弟骨肉间便不至于因土地及权位之继承问题发生争执，从而可以稳定社会秩序。兹列表以明之：

宗法制度实施以后，周王为“天下”之大宗，当受天下之拥戴；诸侯为一国（国邦）之大宗，当受举国之拥戴；大夫为一家（家族）之大宗，当受全家之拥戴。准此以言，实施宗法制度，即加强封建之统治，宗法制在那时已与政治合一。我们引王国维之一段话，可见一斑：“商人无嫡庶之制，故不能有宗法。藉曰有之，不过合一族之人奉其族之贵且贤者而宗之；其所宗之人，固非一定而不可易，如周之大宗、小宗也。周人嫡庶之制，本为天子诸侯继统法而设，复以此制通之大夫以下，则不为君统而为宗统，于是宗法生焉。”从君统转为宗统，实则与加强封建之统治有莫大关系。

中欧封建制度的比较

中国封建的意义、起源及特色已见前述，故不必在此多说，至于欧洲的封建社会又是怎样呢？我们可引一些欧洲学者之话作一概念。

法国经济史家赛昂里（Henri Seé）的学说，立论于王权分裂与蛮族侵凌之上。他论到法国封建制度时曾说：“法国这一段历史的特点，便是王权分裂。这分裂是由于罗马帝国崩溃而生的变动，由于蛮族的侵凌，由于墨洛凡及加洛伦诸王所不能制止的扰乱，国家既无权柄，社会上只有人与人的关系了。军事的服务，以土地来酬庸，便使地产完全割碎了。臣奴的投靠，造成附庸的关系，而采邑便是附庸与酬庸二者连合而成的。”

另外，波格丹诺夫氏（Bogdanov）在他的《经济学大纲》里说：“关于封建制度的起源，人们常常拿一种族征服他种族的结果来说明。在某种立场确是真理。封建领主是征服者，从属人民是被征服者，所以在这种条件下，很容易发生明确有别的两种阶层，那是很明白的。但是要在被征服国内确立起封建制度，第一须在征服者国内已有封建制度存在，事实常常是如此的。”例子繁多，兹不列举。

若就我国西周、春秋时代的封建制度与日耳曼欧洲的封建制度来比较，西周、春秋的封建制确是较早创的。它们的不同表现有下列几方面。

第一，统治者贵族原来的身份不同。日耳曼封建制度中的贵族，除国王直接由部落酋长变成外，其他的贵族多由国王的廷臣或侍从变成，他们的高贵身份是封建所赐予的。周代的贵族，从天子到士为止，都是宗法家长变成，他们的高贵身份是氏族所赐予的。换言之，日耳曼的贵族是封建贵族，而周代的贵族是氏族贵族转化的封建贵族。所以，由统治者的原有身份来看，周代封建制度的氏族色彩比日耳曼的浓厚。

第二，被统治者农民的法律身份不同。日耳曼封建制度正式建立后，农民的法律身份是奴隶，即所谓“农奴”，他们是被束缚于土地之上，随土地而被买卖的。周代农民的法律身份是自由人，他们可以自由迁徙，封建主不能买卖他们。在周代，封建主如果待农民好，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封建主如果待农民不好，则“民将流亡”，甚至高呼“逝将去女，适彼乐土”。在事实上，虽然“平民”和“土地”一样被“人”所“由”，但在理论上，“民”是“神之主”，“圣王”是应该“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的。在事实上，虽然“民参（通“三”）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但在理论上，人民只应该供给“什一之税”，此外就是“暴敛苛征”。所以，由被统治者的身份来看，周代封建制度的公社色彩也比日耳曼的浓厚（周代的农民，只在经济上有农奴的意义，他们可被称为广义的农奴）。

第三，奴隶制残余成分的轻重不同。日耳曼的领主制封建社会，只在初期有奴隶制的残余形态，一入全盛时期，大体来讲，奴隶制已消灭了。而在周代，则奴隶制的残余形态还很严重，直到领主封建制的末期（春秋之末）依旧未变。此后，奴隶形态还有微弱的新发展，直到唐代中期以后，真正的奴隶残余才告完结。所以，由前一时代的残余形态的轻重看来，周代的封建制度也比日耳曼的幼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