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宗白华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一文中说：“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义后体认到自己心灵的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哲学境界与艺术境界。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也是构成‘禅’的心灵状态。”宗先生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禅学的诗性精神。

中国禅学的基本精神是诗性的。自由是禅的灵魂。《坛经》中，多次出现“自由”一词，如：“见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来自由，无滞无碍。”这句话中，“自由”与“见性”联系在一起，这说明禅宗所谓的“自由”并不是世俗意义上的“不拘束”、“不受限制”，而是指“自性”的开显，是“自性”远离染污的状态，是生命主体的本然状态。那么，如何获得“自由”呢？惠能说：“内外不住，去来自由，能除执心，通达无碍。”他认为，“自由”的获得，也即生命的觉悟，必须破除“心执”，超越一切内外、生死、善恶、净染等二元对立，这是打破精神枷锁的唯一之路。惠能的自由观决定了后来禅宗学人对“自由”的基本认识，也成为中国禅学的基本精神。懒菴枢诗云：“垂垂杨柳暗溪头，不问东西却自由。几度醉眠牛背上，数声横笛一轮秋。”这种随缘任运、自由适意的人生情怀，既是禅意的，也是诗意的。

中国禅学的时空观是诗性的。禅宗认为，万法唯“心”，而“心”是不受时空限制的。布袋和尚诗云：“我有一布袋，虚空无罣碍。展开遍十方，入时观自在。”“布袋”即本心，其特点是“虚空”，虚无形质，空无障碍。“虚空”，故能超越时空，故能容受万法。永嘉玄觉《证道歌》云：“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在禅的世界里，一多互摄，古今相容，主体心灵从特定时空束缚中解脱出来，根尘迥脱，灵光孤露，于一花见一世界，于一叶见一天国，于刹那之间而见永恒。天柱崇慧禅师曰：“万古长空，一朝风月。”这种时空的超越性既是禅意的，也是诗意的。

中国禅宗的思维方式是诗性的。众所周知，直观性是中国古人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它为各家学派所共有，并不为禅宗所独有，但禅宗的直观思维却具有不同于其他学派的独特个性。中国禅宗标榜“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不但否定语言，而且否定思维，所谓“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它用棒喝等极为特别的方法把学人的思维逼拶到当下的直观感性之中。在禅的世界里，世俗的时空规定性被彻底打破，世俗的逻辑也被彻底超越。在这里，红炉上可以存片雪，寒雪中可以长芭蕉。这种非逻辑的直观思维完全是诗性的。叶燮说：“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这种非逻辑的“冥漠恍惚之境”是“诗之至处”，也是禅之至处，这是禅与诗的相通之处。

中国禅学的表达方式也是诗性的。禅师们主张“不立文字”，同时又主张“不离文字”，他们认为这两种主张并不矛盾。北宋临济宗禅僧惠洪说：“心之妙不可以语言传，而可以语言见。”明僧达观在为惠洪《石门文字禅》所作《序》中说：“盖禅如春也，文字则花也，春在于花，全花是春；花在于春，全春是花，而曰禅与文字有二乎哉？”禅与文字虽非“二”，但也绝非“一”，因为一旦以文字直接言说，禅就不复存在，于是禅师们选择以诗歌的形式“绕路说禅”。与概念化、逻辑性、说教式的经论文字不同，诗歌是由非逻辑的意象组成，因而具有强烈的象征性、模糊性、暗示性与体悟性。正因为如此，禅师们在上堂说法或表达神秘的禅悟体验时往往以诗的形式进行，这为禅的表述蒙上浓厚的诗性色彩。

中国禅学的诗性精神表现在很多方面，以上所列仅是略例。正是由于拥有这一诗性品格，中国禅学对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同时，她本身也凝结出诗僧与僧诗这一奇异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