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节能与经济发展的困境：理论分析与经验数据

孙广召

摘要 在当今全球化过程中，能源短缺、环境污染和全球变暖等问题也渐渐引起全世界的关注，由此也引起了以低碳经济为核心的绿色产业革命。但低碳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十分缓慢，面临着诸多困境。因此，对低碳经济的相关研究，有助于解决低碳经济在中国发展缓慢的局面。文章试图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中国在发展低碳经济中面临的困境：首先说明在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三方之间在利益博弈时所引起的矛盾和效率损失；然后从实证角度分析年能源消耗总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正向因果关系，说明在技术水平一定时，节能减排政策会引起实际GDP的减少，从而导致低碳经济发展困难，并得出结论及进一步讨论。

关键词 能源高耗 低碳经济 面板VAR Granger因果检验

一 序言

自1840年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大多建立在消耗大量的煤炭、石油等碳排放量较大的能源的基础之上。随着各国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和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使得石化能源消耗不断增加，温室气体排放量逐渐增多，进而导致了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污染等问题越来越严重，同时也越来越影响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面对“高碳经济”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寻求走出这种困境的“低碳经济”概念便应运而生。低碳经济是一种从生产到废物循环利用这一系列社会经济活动中实现低碳化、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具体来说，低碳经济是通过技术和理念创新、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新能源的研发、转变消费理念等途径，提高能源利用率，改进和提高碳封存技术，从而减少大气中的碳排放量，最终达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

2003年，自英国政府第一次在政府文件“能源白皮书”——Our Energy Future-creating A Low Carbon Economy中提出“低碳经济”后，这一概念便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200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在各成员国强制开始生效；2007年，美国提出《Low Carbon Economy Act》；同年，第十三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成员国通过了以“限排和减排”为主题的“巴厘岛路线图”计划；2008年，“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确定为世界环境日主题；2010年，在坎昆气候变化大会上就《京都议定书》等有关内容达成共识；2011年，在南非举行的德班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了实施《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和启动“绿色气候基金”的有关决议。同时，世界各国也相继颁布了一系列节能减排的政策措施，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全球以开发新能源和节能减排等为主要方向的新兴绿色产业革命逐渐兴起，展现出由以消耗煤和石油为主的高碳经济向以节能减排和开发新能源为主的低碳经济转变的良好发展势头，这都表明全球正在经历由以消耗石化能源为主的高碳经济向以消耗绿色能源为主的低碳经济转变，以及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革命性转变。

然而，由于中国的现实国情，中国在从高能耗、重污染的高碳经济向低能耗、节能减排的低碳经济转变时面临着诸多困难。有关研究报告显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每生产1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对较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且能源消耗强度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根据美国能源署的研究报告，尽管中国碳排放强度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但是由于中国经济规模较大，而且能源消费结构仍然以煤炭、石油为主，以及能源利用率相对较低，这导致中国每年的碳排放总量仍然增长较快。而且，2007年中国在建造房屋时所要消耗能源的碳排放量约为0.8吨/平方米；中国在生产电力时所要消耗能源的碳排放量约为1千克/度电；每消耗1升汽油，要排放2.2千克二氧化碳。同时，在2011年中国的年碳排放总量约为85亿吨，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24%。由研究数据可知，目前中国仍处于“高碳经济”时代，尤其是中国石化能源占能源消耗总量的92%（煤炭占68%），以及以第二产业（主要为高耗能产业）为国民经济支柱的经济结构，使中国经济成为“高碳经济”的典型代表。而且中国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工业化、城市化和城镇化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使得中国能源消耗总量继续快速增加；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仍处于高碳经济的发展模式，也必然导致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从而产生一系列的经济、生态等社会问题。所以，要想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必须发展低碳经济。

在2010年“两会”期间，“低碳经济”在中国开始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有关资料显示，“两会”上与“低碳经济”相关的议案、提案占全部议案和提案的10%左右。由此可见，“低碳经济”在中国不仅仅是概念，而且人们逐渐开始在生产和生活中重视“低碳经济”。但在“低碳经济”渐渐成为全球经济发展共识的同时，中国现阶段从“高碳经济”到“低碳经济”的转变仍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仍有很长、很艰难的路要走。

二 文献综述

自英国政府在“能源白皮书”中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之后，人们对“低碳经济”越来越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低碳经济的概念以及经济模式等相关方面进行研究。其中，Treffers等对德国二氧化碳的排放情况进行了详细分析，并且论述了德国于2050年实现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80%GHG排放量的可能性[1]。Johnston等对英国住房建筑行业的减排情况进行了研究，并从技术方面对建造住房行业的减排可能性进行了详细分析，最后得出了“利用现有技术和手段，英国在2050年能够实现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80%”的结论[2]。Ramakrishnan Ramanathan通过利用一些国家的有关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方法，同时对GDP总量、能源消耗总量、碳排放总量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相关的实证分析[3]。

国内也有很多学者对低碳经济的概念进行了定义和延伸，并对低碳经济在应用中的问题和前景等进行了相关研究。庄贵阳首先在低碳经济的概念上进行分析，认为低碳经济实质上是一种如何提高能源利用率和优化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的经济，其核心是实现经济发展中的技术和制度创新，其目标是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4]。任力通过借鉴西方国家在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的经验，根据中国的现实国情给出了发展低碳经济的有关政策建议：如优化中国的产业结构、提高中国的低碳技术、加强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方面的制度创新等[5]。王理金、易启洪从制度和法律层面分析了如何实现低碳经济，认为政府应该健全低碳经济的相关法律法规，为其发展在制度和法律上提供保障，同时加大宣传和倡导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6]。大多数学者主要是从能源利用结构和效率、消费结构、技术创新以及制度和法律等方面进行研究，还有一些学者从以下方面进行研究：贺菊煌、沈可挺等通过研究认为，不能盲目发展低碳经济，若过早和不恰当地实施节能减排的措施势必会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7]；陈文颖、高鹏飞等的研究也指出：当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每减少0%～45%时，就会造成0%～25%的GDP损失[8]；李慧凤则对国内外关于发展低碳经济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说明了当今中国在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并创新性地构建了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轮廓及路径[9]。

现有文献主要从低碳经济的基本内容、实现的可能性和实现途径、所面临的困境以及低碳技术等方面进行研究，但是涉及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中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其内在机制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却相对较少，这也是本文所要探究的主要方向，即一方面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博弈出发，分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发展低碳经济时，为寻求利益最大化而导致对方的消极表现，从而导致低碳经济发展困难；另一方面通过检验年能源消耗总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从实证角度说明从中国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中所面临的困境。

三 高耗能下中国发展低碳经济面临困境的博弈分析

在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通过对三者的行为进行关于成本—收益的博弈分析，说明节能减排政策在贯彻落实的过程中，无论中央政府的税收政策，还是地方政府采取的改善节能减排环境、完善基础设施等措施，都会导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节能减排企业的总收益减少，为了自身利益，三者都会从自身行为出发，从而导致中国发展低碳经济时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困境。

（一）基本假设

为了分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的博弈行为，现在先做出以下假设。

假设1：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三者都是理性个体，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即收益函数中收益最大化），而且三方都是风险中性的主体，收益都以货币衡量；

假设2：企业面对中央政府制定的节能减排目标，可以选择节能减排和不节能减排这两种行为，但都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

假设3：企业落实政府规定的节能减排目标短时间内会导致企业的产出减少，使得企业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收益都减少。

（二）基本模型构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存在最优生产规模，使得社会效益（即收益）最大化；假设企业存在的这个最优产出规模为Qmax。

仅考虑企业产出数量的情况。若Q=0，则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各自的收益都为0；但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总收益增加，但其边际收益递减；当Q=Qmax（Qmax表示双方收益最大时的产出水平）时，政府的总收益达到最大，且为Rmax；然而，当Q＞Qmax时，政府总收益水平开始递减。如图1所示：

我们再假设政府的总收益函数R与企业的生产规模（Q）之间存在一定的函数关系，如：

其中，R表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总收益，k1表示在假设条件下由其他因素共同决定的一个参数，这里称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总收益的损失系数，用来表示企业实际生产规模与最优生产规模之间差异所造成的政府总收益R的损失程度。当Q=0时，Rmax=k1 Qmax 2，有：

假设政府的总收益只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通过博弈进行分配，t表示中央政府在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的分配系数（0＜t＜1）。

在贯彻落实节能减排政策的过程中，当中央政府决定对节能减排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T）时，会减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总收益（R），这是由于中央政府为了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在给予企业优惠政策时会承担一定的成本。所以，在其他假设不变的情况下，中央政府的收益决策行为可用以下函数表示：

其中，, Rc表示中央政府的收益。

我们把式（3.2）代入中央政府的决策行为函数式（3.3）中，并且构建中央政府收益决策的行为函数，可得：

其中，k2表示中央政府为了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在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时所承担成本的成本系数。

假设只有一个地方政府，为了达到一定的节能减排目标，中央政府决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T），但需要由地方政府负责贯彻实施。而地方政府通过完善发展低碳经济的基础设施等来改善企业进行节能减排的环境（H）会降低地方政府效用，增加地方政府的成本。所以，在其他情况不变时，地方政府的收益决策行为则可用以下函数表示：

其中：, RL表示地方政府收益。

把（3.2）式代入地方政府的决策行为函数（3.5）中，构建地方政府的收益决策行为函数，可得：

其中：t+t′=1, k3 表示地方政府为改善节能减排环境所承担的成本系数。

考虑到节能减排企业的收益，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假设企业的产出规模只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措施有关，则企业的产出规模可以表示为T、H的函数，不妨设为：

式（3.7）称为企业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实施节能减排政策的反应函数。

假设以上所述模型中的所有信息均是完全对称的，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生产者三方中的任意一方都对其他两方的决策函数、决策行为及收益函数等信息完全了解，并且他们也都知道其他两方也充分掌握这种信息。

由于在节能减排措施的贯彻执行中，企业是被动接受者，所以假设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同时决策，求其最优决策。

对式（3.4）、式（3.6）中Q进行求导：

将两式与式（3.7）联立，解得最优决策：

因此，（T∗, H∗, Q∗）即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生产者三方在进行利益博弈后的最优决策均衡点。进而可以计算出两个政府的收益均衡解为：

从收益均衡解可知，Q∗≤Qmax；而且，在其他假设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最优决策均衡解Q∗的增大，中央政府提供的税收优惠政策的最优水平和地方政府改善节能减排环境的最优水平都会增大。

（三）模型分析

首先，如果中央政府提供税收优惠政策、地方政府改善企业实行节能减排目标的环境，这会导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三方的成本都增加，所以在三方共同博弈下的最优产出规模水平小于无节能减排目标下的最优产出规模水平（显然，如果k2≠0且k3≠0，则Q∗≤Qmax）。但是在其他情况不变时，随着节能减排目标的增加，导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成本增加、收益减少，所以中央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越大，地方政府为企业提供良好的节能减排环境所做出的努力就需要更多。

所以，如果中央政府提高节能减排目标，那么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节能减排企业的成本都会增加，从而减少了节能减排企业的最优生产规模，降低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节能减排企业的潜在收益。

其次，为更易分析，假设地方政府改善企业节能减排环境的成本忽略不计，则企业的均衡产出规模等于企业最优产出规模（即当k2=0时，Q∗=Qmax, H∗=0）；同理，若假设中央政府提供税收优惠政策的成本忽略不计，则节能减排企业的均衡产出规模也等于企业最优产出规模（显然，当k3=0时，Q∗=Qmax, T∗=0）。这说明了企业的最优产出规模最终还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企业的最优产出规模与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有关，即中央政府提供的税收优惠政策越大、地方政府做出的改善节能减排环境的努力越多，则企业选择的最优产出规模水平就会越大。

通过进一步比较T∗, H∗和R∗C, R∗L 可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利益大小的分配只与其分配系数t 相关，而与其成本（k2, k3）无关。t越小，则地方政府所担负的节能减排成本越大；t越大，则中央政府所担负的节能减排成本越大。

最后，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利益博弈的最优决策行为是选择一种能够与其收益分配一致的成本分担策略，

易证：

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完成节能减排的目标，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贯彻执行节能减排措施时，必须分配给地方政府一定的利益，而且地方政府完成节能减排目标所付出的努力程度和积极性与其所获得的收益大小是一致的。

如果考虑全社会的节能减排成本，首先假设地方政府改善节能减排环境的措施是由于提高地方政府的行政效率所导致，并且对全社会来说并没有增加成本，则中央政府用于税收优惠政策所带来的成本也就是整个社会所承担的总成本。所以，整个社会的收益为：

如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节能减排企业三者同时达到最优均衡解，把（Q∗, T∗）代入（3.16），则整个社会的总收益为：

如果中央政府把整个社会的总收益作为决策行为函数，则最优均衡点变动为：

因为：0＜t＜1

显然，,,。

则各方收益为：

可得，, ,。

由上述分析可知，中央政府承担了整个社会的全部成本，却要将整个社会总收益中的一部分利益分配给地方政府（即当中央政府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时，其自身的收益将会减少，而地方政府和整个社会的收益将会增加），所以中央政府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此时所愿意提供的税收优惠政策必然小于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时所愿意提供的税收优惠政策。这就导致中央政府在与地方政府进行利益分配时必然会出现博弈，进而会引起双方的矛盾和一定的效率损失，即当中央政府税收优惠政策较小时，地方政府执行的力度不大和积极性不高，甚至不执行，从而导致国家制定的节能减排目标难以实现，低碳经济的发展难以持续，与低碳经济相关的产业发展也难以进行，这都导致了中国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和严峻的挑战。

四 节能减排与中国实际GDP之间的实证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但能源消耗总量也随之迅速增长，中国GDP总量的增长与能源消耗总量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呈现较强的一致性。但是，中国经济增长（即GDP的增长）与能源消耗总量之间的关系和影响机制却相对模糊。因此，从实证角度深入研究中国GDP与能源消耗总量之间的影响机制和因果关系，对于中国正确地处理好节能减排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模型设定及数据的选取

在这一部分，我们主要通过中国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来研究碳排放总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即检验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一方面，碳排放量增加导致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从供给角度为我们提供了节能减排困难的新视角。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导致碳排放量增加的因果关系则从需求角度为我们提供了新视角。最后，如果以上因果关系都成立，我们则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参考大多数时间序列的文献和Babajide Fowowe（2011）的文章，本文构建碳排放量增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面板VAR模型，即碳排放量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双向面板因果关系检验可由下面的两个方程估计：

其中，TPF表示碳排放量的指标，Y表示真实的GDP, u1 和表示u2总体的固定效应。

首先，我们需要对方程两边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如果所有的变量都是平稳的，则可以进行直接因果关系检验；如果这些变量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且都是同阶单整的时间序列，则需要对其进行协整检验。其次，如果这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这两个变量之间可以被认为存在一个长期关系，进而可以对该面板VAR模型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如果两个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则不能对该面板VAR模型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

由于本文研究目的的需要和数据的可得性，且鉴于全国数据的时间维度较短和不同省份之间存在差异，本文将选取中国1990～2013年省级层面的年能源消耗总量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作为变量指标（实际GDP的单位：亿元，年能耗总量的单位：万吨标准煤）来进行实证分析。但是由于大多数宏观经济变量都是非平稳性的，以及为了消除原始变量的异方差影响，首先对变量实际GDP（Y）、年能源消耗总量（TFP）进行对数化处理。

（二）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有文献说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比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更有效（Maddala and Wu, 1999）。大量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被提及：Maddala and Wu（1999），Choi（2001），Levin et al.（2003）。这些检验一般以AR（1）为基础：

其中，t表示时期，i表示省份，τi 代表个体的时间趋势，μi 代表省份的个体固定效应，ρi表示不同省份的自回归系数，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如果 ρi =1说明存在单位根。

常见的单位根检验有五种，根据本文面板数椐的时间维度等特性和检验的合理性，本文采用LLC检验[10]（Levin, Lin & Chu, 2002）和IPS检验[11]。本文利用计量软件stata13.0分别对lngdp和lntpf进行面板数据的LLC检验和IPS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在LLC检验和IPS检验下，变量lngdp本身并不是平稳的序列，但却是一阶单整的序列；在LLC检验和IPS检验下，变量lntpf本身也并非平稳的序列，但在1%置信度水平下其一阶差分却是平稳的，即变量lntpf是一阶单整序列。所以，变量lngdp和变量lntpf是同阶单整序列。

（三）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

对于研究面板协整检验的文献，主要有以下四种方法。一是利用静态面板回归提出的同质面板和异质面板的面板协整方法。二是Pedroni[12]在允许异质面板存在的情况下，基于动态多元面板回归中没有协整关系提出的面板协整检验方法，即Pedroni协整检验。三是基于Johansen[13]向量自回归的似然检验的面板协整检验方法（MLE），这种检验方法的优点是可以检验多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而且允许面板数据存在空间相关性，但需要较长的时间维度。四是Westerlund协整检验。本文考虑到数据的时间维度仅有24年以及其他数据特征，故采用Pedroni协整检验方法和Westerlund协整检验方法。由于变量lngdp和变量lntpf都是一阶单整序列，所以可以对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进行协整分析，运用stata13.0计算的结果如表2、表3所示。

从表2中的Pedroni协整检验结果可知，有5个统计量都拒绝原假设，说明这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从表3中的Westerlund协整检验结果可知，统计量Gt、Ga、Pa均拒绝原假设，说明变量lngdp和变量lntpf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从这两个检验可知，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四）面板数据的因果检验

对于面板数据的因果检验文献较少，本文采用Klapper&Love（2004）[14]基于面板VAR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来对碳排放量指标与经济增长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首先，我们分别利用AIC、BIC、HQIC准则对碳排放量指标与经济增长指标进行滞后阶数的选择，最终选择最优的滞后阶数为一阶。然后，进行面板VAR的granger因果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最优滞后阶数为1。从表5可知，在零假设“lngdp don't causes lntpf”下格兰杰因果检验的Wald检验chi值为17.198, p值为0，拒绝原假设，说明lngdp导致了lntpf，进而说明经济增长会导致碳排放量的增加；同时，在零假设“don't lntpf causes lngdp”下格兰杰因果检验的Wald检验chi值为16.049, p值为0，拒绝原假设，说明lntpf导致了lngdp，进而说明碳排放量的增加会导致经济增长。综上表明，年能源消耗总量（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统计意义上的双向因果关系，即在技术条件下，节能减排措施会导致经济增长总量的减少，经济总量的减少也会导致能源消耗总量的需求减少，进而导致碳排放量的减少。

五 结论及进一步的讨论

通过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在自身利益最大化下的博弈行为进行详细分析，以及对中国年能耗总量和实际GDP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并对该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一）结论

第一，为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进行利益分配时必然会进行博弈，进而导致一定的效率损失，即当中央政府实施较小的税收优惠政策时，地方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会消极贯彻和执行节能减排政策，从而导致中央政府制定的节能减排目标难以实现；同时，企业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也会消极执行节能减排措施，从而导致节能减排困难。因此，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导致了低碳经济的政策难以执行，低碳经济的发展难以持续，从而不利于低碳经济相关产业的发展，这都导致了中国在推行低碳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和严峻的挑战。

第二，中国年能耗总量和实际GDP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即存在正向的长期均衡关系：在技术条件一定时，节能减排措施的实施必然会导致经济增长的较少，经济增长的减缓又会导致年能耗总量的减少。这必然导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为实现经济发展，消极执行节能减排措施，进而使低碳经济在中国发展困难。

第三，中国年能耗总量与实际GDP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即节能减排政策在一定时期内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进而说明在政府官员面临以GDP为主要政绩考核的情况下，为了经济增长地方政府会消极贯彻节能减排措施，企业为了其经济效益也会消极执行节能减排政策，从而造成低碳经济在中国发展困难。

第四，从企业经济效益的角度考虑，节能减排政策势必会导致企业为了完成政府规定的节能减排措施而减少能源消耗总量（即减少生产），从而导致企业产出和经济效益的减少，以及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减少，导致经济增长减缓。

（二）进一步的讨论：发展低碳经济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之间的矛盾

由于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是能源消耗量较大的第二产业，所以中国经济的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高耗能产业的发展。在当今就业形势严峻、经济相对不景气、通货膨胀较严重的情况下，要想发展低碳经济，在短期内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存在很大难度。一方面，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和提高地方人民的生活水平，相当一部分为地方创造巨额税收和大量就业机会的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贯彻落实低碳经济发展政策会在短期内减少地方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工人的工资。另一方面，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措施可能导致部分产品价格上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居民的生活水平。这些都导致在中国发展低碳经济时面临着重重困难。

六 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在贯彻执行低碳经济的措施时，一方面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都会消极地执行节能减排等发展低碳经济的相关政策措施；另一方面节能减排等发展低碳经济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经济增长。不仅如此，贯彻落实节能减排政策，在短期内还会导致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考虑到中国在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困境，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健全有关法律法规并加大政策支持，政府还必须依法行政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等一系列政策的先后出台，说明发展低碳经济在中国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和支持。因此，今后中国政府在低碳经济方面应该制定更多、更为完善的法律法规，在符合中国国情的条件下可以适当地借鉴西欧国家的经验。此外，国家还应该从金融、财政、产业政策等方面加大对低碳经济的支持。

同时，在中国由于政府对经济发展占有主导地位，这会导致政府可能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出现寻租行为。因此，政府必须要明确自身定位，规范自身职能和行为，以保证低碳经济在中国的健康发展。

（二）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效率

目前由于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时期，各地基础设施的兴建以及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等，导致对能源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但由于中国能源结构仍然以煤炭、石油为主，节能减排技术水平相对较低，能源管理不科学，导致中国能源利用率明显较低。因此，必须优化能源结构，创新和引进节能减排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模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三）加快调整产业结构

现阶段中国三大产业之间的产业结构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不合理，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中低能耗、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因此，我们必须加大产业结构的调整力度，积极发展低能耗产业和低碳经济相关产业。

（四）加强低碳技术的国际交流和合作，提高其自主创新能力

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发展低碳经济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是中国的低碳技术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必须加强低碳技术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先进的低碳技术，增强低碳技术的消化与再创新能力。但在实践过程中，由于牵涉到知识产权、商业机密等因素，发达国家在转让过程中往往保留核心技术，因此必须更加重视低碳相关产业技术的自主创新。

（五）转变消费观念，提倡绿色和低碳消费理念，提倡低碳生活方式

必须加强有关方面的宣传，增强人们的低碳消费、绿色消费的观念，提倡低碳和绿色的生活方式。如提倡人们使用小排量汽车；通过在公众场所贴标语、电视媒体的宣传等手段来倡导低碳消费和绿色消费，增强人们的低碳生活观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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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程臻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