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技术进步的内涵、动力、影响及趋势

一 技术进步的内涵

（一）技术进步的定义

技术进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技术进步，是指以技术为表现形式的、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各种知识的积累与发展。狭义上的技术进步仅指自然科学技术的进步，其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具有开创性或颠覆性的对人类社会生产活动影响深远的技术革命，是对具有重大认识突破的自然科学原理的最基础的、“无中生有”般的应用，属于“突变型”技术进步。18世纪以来，这种“突变型”的技术革命有三次：18世纪80年代的蒸汽机革命，19世纪70年代的电力革命和20世纪50年代的微电子技术革命。另一种是在已有技术原理范畴内进行发明创造所产生的新技术或技术体系，属于“渐变型”技术进步。举例说明两种技术进步的关系：微电子技术的发明就是“突变性”技术进步，它为人类开辟新的认知和实践空间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而目前正如火如荼的互联网技术、物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都是微电子技术在各自领域的应用和拓展，都是在各自领域将微电子技术提供的可能性变为现实，但其最基础的逻辑运算原理并没有改变，因此都属于第三次技术革命影响下的“渐变型”技术进步。

社会科学中对技术进步关注最多的是经济学。经济学评价技术进步的方法比较特殊，它省却技术原理、生产设计、生产工艺等生产过程，仅用“成本－收益”来计量。无论技术进步采用何种方式和形式，有效的技术进步要能够体现在提升劳动生产效率、节约成本、改进产品和服务的品质上来，即有助于国民经济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从量的方面看，要么在既定的资本、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的约束下能够增加产出，要么在既定的产出规模下能够节省资本、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从质的方面看，技术进步产生的新的产品和服务要能够满足国民更高层次的物质文化需求，要能够创造新的市场，引领新的需求。

在宏观经济学中，将技术进步、资本、劳动等作为生产要素置于分析经济增长的模型中，用以评价技术进步率，并用全要素生产率（TFP）来评价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二）技术进步的方式

1．技术进步的分类

技术进步分两种方式：一种是中性技术进步，另一种是偏向性技术进步。中性技术进步不改变生产要素的规模结构，即技术进步带动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同等规模的增长。偏向性技术进步则会改变生产要素结构，生产要素之间会发生替代，某些类型的生产要素使用量相对增加，而某些类型的生产要素使用量相对减少。假设两种生产要素x、y，如果相对于生产要素x而言，技术进步能够提高生产要素y的边际产量，则称技术进步是偏向于y要素的。

从各国技术进步的实践看，绝大多数技术进步都是有偏向的，因为技术进步总体上呈现逐步替代劳动的趋势。偏向性技术进步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另一种是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根据希克斯的定义，假设资本与劳动的投入比例不变，当技术进步提高了资本的边际产出，或者引起资本的边际产出与劳动的边际产出之比上升时，技术进步是资本偏向型的；反之，当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的边际产出，或者引起资本的边际产出与劳动的边际产出之比下降时，技术进步是劳动偏向型的。

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倾向于通过大量投资来研发、制造或引进先进的机器设备和生产线，在节约劳动力的同时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于今最典型的就是全自动生产线（也称“无人工厂”），通过大量使用工业机器人和信息控制技术来实现从原料到产成品的全程自动化。

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是就劳动者素质而言的。总体上，技术进步对劳动力需要的规模相对越来越小，但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也就是说，技术对与之合作的劳动者越来越挑剔，那些缺乏技能的普通劳动者以及技能更新赶不上技术进步速度的技能劳动者都将逐步被淘汰出原来的行业和领域。当今最典型的就是互联网行业，一家价值过亿元的互联网公司可能只需要十几个甚至几个专业技术方面的人才，这些人既是工人又是老板。就本质而言，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往往也是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如前文所述，技术从研发、推广到最终的产品和服务，都需要强大的资本支持。

2．技术进步与劳动力同质化

在传统技术进步不断替代人的体力的同时，新的技术进步也在越来越快地替代人的脑力，它将加快劳动力的同质化过程。正如机器大生产使原来手工作坊的技能工人对于普通工人不再有优势，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互联网技术、物联网技术的出现，也会使原本掌握知识、技术、信息的人不再有优势。技术进步会不断提高它所需要的劳动力素质水平线。在水平线之下，过去存在的技能劳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界线将逐渐变得模糊，彼此之间的可替代性增强，竞争程度加剧。在技术进步过程中，生产与消费的关联变得越来越直接，很多中间行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下降，相应的就业岗位会减少。许多目前依靠脑力、技能为生的中高级劳动者将被迫进入普通劳动者从事的收入相对较低的行业和领域，并在那里激烈地竞争工作机会。

3．中国技术进步的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资本偏向性，这已经被很多实证研究所证明。技术进步的方向正在与中国的生产要素禀赋结构不断偏离。中国是人口大国，距离人口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低端劳动力资源丰富，适宜的技术进步应是“低技术、高劳动”。然而，在生产要素价格扭曲、产业发展的跟随模仿战略、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中国不断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经济增长过多依赖资本投入，劳动对GDP的贡献下降，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和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也随之下降。1980年至1985年，三次产业的平均就业弹性系数分别为0.471、0.654和0.620。2001年至2006年，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都出现下降，平均就业弹性系数分别为－0.353、0.213和0.388。1996年至2014年，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也从0.13下降到0.05。如果说以往技术和资本替代的对象主要是普通劳动者，那么今后随着中国工业化升级以及信息技术、计算能力、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技术和资本取代的劳动者的层次将会越来越高。

（三）获取技术进步的方式

一个国家或地区获得技术进步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技术创新，二是技术模仿。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选择何种技术进步道路的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科技教育水平、技术进步的“成本与收益”、市场规模等。

1．技术创新

经济发达国家通常是引领科技进步的国家。由于站在世界科技前沿，技术进步无先例和榜样可循，只能通过技术创新来“无中生有”，引领科技风尚。技术创新充满不确定性，谁来创新、何时创新、创新的方向及结果为何，均是未知数。能够促进技术创新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包括：强大的资本支持，雄厚的科技积淀，大量具有创新精神与能力的人才，完善的益于创新的体制、机制、法律和制度，发达的教育体系，适宜的产业政策，等等。而这些条件只有那些经济发达国家较为满足，也只有经济发达国家才更有能力承受技术创新对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消耗，以及创新失败的后果。

2．技术模仿

经济欠发达国家通常也是科技水平落后的国家。由于缺乏技术创新所要求的软硬基础设施、人才及资本等条件，又缺乏对技术创新不确定性后果的承受力，与其从零开始，历经漫长的艰难过程去追寻发达国家已经实现的技术状态，不如采取引进模仿策略，不仅成本低于自主创新的成本，而且能节约大量追赶发达国家的时间成本，更加符合“成本－收益”原则。因此，经济欠发达国家大多采用引进模仿策略，提供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经济特区优惠等激励，通过逆向工程、技术许可等方式引进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成熟的生产技术和工艺，快速实现产业化。

对于经济欠发达国家而言，技术进步的方式会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经济地位的提升而逐渐发生变化：由初期的单纯引进模仿，到引进模仿与自主创新并重，再到以自主创新为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走过的道路对此进行了完美的诠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除了制度红利、人口红利起作用外，对外开放红利也功不可没，通过一轮又一轮的技术引进，中国的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升，科技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出现越来越多领先世界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面对以智能化、网络化（互联网、物联网）、数字化为特征的新一轮技术浪潮，技术路线仍在探索，各国都在努力抢占制高点和主导权，各个国家、各个企业都在进行技术封锁，中国和中国的企业唯有自主创新才能赢得先机。而在此方面，中国巨大的人口优势以及巨大的市场空间，能够为本轮技术创新提供足够的激励和广阔的实验平台。

技术创新和技术模仿还可以通过技术扩散来促进技术进步。技术扩散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通过企业之间的技术交易来扩大技术的使用范围；另一种方式是通过技术的“知识溢出”为其他领域、行业、企业提供技术理念、技术思想、技术信息，推动技术创新。两种方式都有助于提升国家或地区整体的技术水平。而且，如果将技术创新和技术模仿看作点，那么技术扩散就是线和面。只有通过技术扩散，技术创新和技术模仿才能真正对经济、产业结构产生较大的影响。

二 技术进步的动力

技术进步需要动力。如果没有动力，技术进步可能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也会衰败和停止。技术进步的动力分为人类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市场需求、国家计划三类。

（一）人类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

对未知世界充满好奇是人类的天性。勇于探索未知世界和创造性地利用自然规律、力量、能量来丰富人类实践的可能性是一部分人纯粹的热情、爱好和追求。随着人类对宇宙认知的深入，物理、化学、生物、数学等领域新的规律不断被揭示，产生新的科学原理。科学原理若能应用于实践，则能够极大地推动技术进步。热力学与蒸汽机革命、电力学与电气化革命、磁力学与无线通信技术等都属于此类技术进步。

然而，只有好奇心，没有冒险精神，人类也不容易实现技术进步。尤其是在技术进步需要耗费大量经济资源的情况下，由于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无法准确计算技术进步的成本与收益，仅靠理性是无法下决心、做决策的，必须有勇气和胆略，才能付诸行动。

历史经验表明，并不是所有的科学原理一经提出，就能马上用于实践。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和实践的历史性决定了有些科学原理需要经历很长时间才能找到应用的办法和领域。然而，一旦这一天到来，必定会在经济领域创造新的市场，引领新的需求。

（二）市场需求

市场需求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社会分工

市场规模扩大促进社会分工，社会分工不断提高生产的专业化水平。当人们各自专注于所属领域的生产时，更容易积累经验和知识，更能发现当前生产系统的缺陷，更有能力去改进技术，完善生产系统，或者采用新的设计理念、建造新的生产系统。因此，市场规模越大，社会分工越细；社会分工越细，技术进步就会越快。

2．消费者需求

消费者对产品的种类、质量、功能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来组织研发、革新技术、改进工艺是很多企业技术进步的动力。由于不能创造全新的市场需求并引领消费潮流（就像乔布斯那样用苹果手机开辟全新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很多企业只能在不断细分的市场中根据消费者偏好的变化来捕捉新的市场机会，进而通过技术进步来抢占市场。

3．市场竞争压力

市场竞争要求“物美价廉”。产品和服务性价比越高的企业生存的概率才越大。在开放型经济体中，企业不仅要同国内同行竞争，而且要同国际同行竞争。为了赢得尽可能大的市场份额，企业被迫通过技术进步降低产品和服务的成本，提升品质和功用。所有企业的共同作用使相关领域的技术进步越来越快，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让人目不暇接。

（三）国家计划

国家推动技术进步的动力来源于对国家竞争力的需求。科技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尽管不少学者从政府有限理性、利己动机、权力寻租、知识有限性、集中决策风险等方面反对政府制订科技进步计划以及通过产业政策来推动国家科技计划的实施，但国家通过制订技术进步计划来引导和支持技术进步已经是很多国家的普遍做法。如在新一轮科技竞争浪潮中，美国的《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重点支持柔性电子制造、生物制造、增材制造等技术；德国的《2020高技术战略》确定了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等领域的优先发展；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也确定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十个重点领域。

三 三次技术革命逻辑及其对人与世界关系的影响

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大的技术进步（俗称“工业革命”）有三次，分别是18世纪的蒸汽技术革命、19世纪的电力技术革命和20世纪的信息技术革命，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人与世界的关系。

（一）蒸汽技术革命和电力技术革命

1．蒸汽技术革命

以蒸汽机的发明及运用为代表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始于18世纪60年代，催生了英国的工业革命。

蒸汽机诞生之前，英国已经完成了手工生产向机械生产的转变。英国独特的地理位置、最早的产权保护制度、近代科学思想的传播和应用、对外殖民地和贸易市场的开辟等诸多因素的集合，极大地激励了科技发明，提升了各行业的生产机械化水平。在蒸汽机被发明之前，在纺织业机械化革新的带动下，英国的毛纺、化工、染料、冶金、采煤、机械制造等行业也都实现了机械化作业，近代工厂的雏形开始出现。但由于当时的机械都是由人力或水力推动作业的，意味着工厂尤其是使用大型机械的工厂的选址必须临近水势湍急的河流，而这样的河流大多远离城市，运输成本高，且受河流季节性荣枯的限制，因此严重制约着工厂生产的规模。不解决动力问题，新兴的机械化生产就不能完全脱胎于工场手工业式的“小打小闹”，就无法真正跨入机器大工业时代。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市场提出了需求，就有人为之不断努力。从法国物理学家巴本（D. Papin）的热机，到英国陆军工程军官托马斯·塞维利（T. Savary）的供矿山开采使用的蒸汽抽水机，最终到瓦特蒸汽机，动力装置持续改进，终于彻底解决了动力的易获性和稳定性问题。至此，各种机械纷纷装上强大的心脏，变身为机器，机器大生产时代开启。蒸汽机的发明，是人类第一次主动地转化利用大自然的能量，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使社会化大生产成为现实，也开启了人类自我解放的征程。恩格斯评价道：“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从事创造蒸汽机的人们也没有料到，他们所造成的工具，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会使全世界的社会状况革命化……”

2．电力技术革命

电力技术革命的兴起，电磁学理论的发展是科学基础（见图1－1），激烈的市场竞争是外部环境，科学逐渐被体制化为资本获取利润的工具。

电磁的发现及电磁理论的发展是电力技术革命的科学前提。但科学是否向技术转化以及转化的规模与速度“主要不在技术而在经济”。从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1831年）、电力机械的早期发明到爱迪生建立最早的直流发电站（纽约中央发电站，1882年），中间花去了50多年的时间，原因很简单，因为其间电力应用的范围还很小，电机和电池就可以满足，建立发电站根本无法获利，直到出现重工业生产、照明（包括民用照明）对电力的巨大需求才改变这种状况。

重工业和照明对电力的需求为电力技术革命提供了经济激励。继英国在19世纪40年代初完成工业革命后，美国于50年代末、法国于60年代末、德国于70年代末、俄国于80年代末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后起的美国和德国同英国展开了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主要是轻工业产品）。要想赢得产品市场竞争，就要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运输、通信成本，进而对资本品（机械、交通通信设施设备、材料、化工、冶金等）的生产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随着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资本的积累和集中、城市的扩张、工厂车间的扩大、交通（特别是铁路）和通信的发展，工业化开始由以轻工业为主导向以重工业为主导转变，蒸汽能由于动力不足且不能长距离传输而越来越无法满足社会生产生活的需要，电力技术革命的市场前景越来越广阔。电力技术也在电磁学理论的指引下，在各大企业竞相建立的工业研究实验室中，被训练有素的科技人员有目的、系统性地开发利用。科学开始逐渐成为大工业生产系统的组成部分，服务于资本获取利润的需要。

当然，电力技术革命的成功也离不开其他领域技术进步的支持，如冶金技术提供了导电导磁材料，化工技术提供了绝缘材料，机械动力技术提供了原动机，输变电技术使电的远距离传输成为可能，等等。自此，电能迅速取代蒸汽能成为人类主动转化利用自然界能量的主要方式，一直延续至今。

3．蒸汽革命和电力技术革命的实质

对于社会生产系统而言，蒸汽革命和电力技术革命都是关于人类如何有效利用自然能量的故事。仅靠人力，再精巧的机械装置也无法发挥应有的效能。但这两次技术革命只是用自然能来代替人的体能（主要是力与速度），却无法完全替代人的技能。离开人的思维、判断、灵巧的行动能力的辅助，很多生产将难以完成，再精巧的机器装置也需要人来操控。机器和人共同构成复杂的生产系统，机器使力，人使智。

对于市场系统而言，蒸汽革命和电力技术革命的内在动力都是市场竞争。蒸汽机的发明使规模化、标准化、流水线式生产的工厂出现，生产由分散走向集中，生产效率得以提高，也开启了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殖民、争夺世界市场的历史。如果说第一次技术革命还主要是由工程师、技师、工匠凭实践经验推动的，还没有人能够左右技术进步的方向的话，那么第二次技术革命就加入了明显的人为设计成分：首先，科学发现被有意识地引入技术发明；其次，科学原理应用的广度和深度取决于市场竞争的范围和层次。科学技术体系变得日益复杂，科技进步需要庞大的资本支持，而资本却不会支持那些没有明确应用前景（或由于人认知的局限性而近期看不到应用前景）和商业价值的科技进步。科学也不再是纯粹的寻求知识和真理，科学家成为公共或私人机构的雇员，科学研究的方向受国家战略、机构利益、市场需求等方面的约束和引导，服务于各种竞争的需要。

（二）信息技术革命

信息技术革命源于人类对于复杂计算的需要。

20世纪以来，人类对宇宙的认知飞速发展。中国古圣贤对宇宙的描述是“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对外的探索，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质能方程；对内的探索，有薛定谔和狄拉克的量子力学、摩尔根的遗传变异理论。科技体系的复杂程度和科技工程的宏大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武器生产、载人航天、原子弹爆炸都需要强大的计算能力，人脑的计算速度远远不能满足，人类开始着手开发“外脑”，设计能计算的机器。别忘了，所有这些都离不开资本的支持，所有这些都是资本获取利润的载体，尽管有些载体初看是政治的、军事的，但最终都是经济的。反过来，没有技术进步为资本开辟新的领域，资本就不能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获取利润。技术和资本就是如此奇妙地结合在一起。

既然人类对计算能力提出了需求，总有相应的人力、物力为之努力。幸运的是，人类又一次成功了。冯诺依曼和图灵的计算机理论开启了崭新的科技领域，计算机技术及衍生的电子技术将人类带入数字时代。之后，人类不断改进算法（目前已经发展到多层神经网络算法），提升算力（未来将向量子计算机和生物计算机发展），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等越来越具有“智慧”的机器出现（目前人工智能已经具有深度学习这种自我进化的能力），越来越广泛地渗透到生产和消费领域。

如果说前两次技术革命以物理机械为主，主要是替代人的体力，那么从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代表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开始，人的智力也开始逐步被替代。目前人类正在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以人工智能、无人控制技术等为主的“全新技术革命”）。从严格意义上讲，第四次工业革命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深化和延伸。

按照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三个世界”理论，世界由物质自然（世界1）、人（世界2）及人的精神活动产品（世界3）三部分组成。波普尔认为世界1和世界3是无法直接连通的。人的精神活动产品必须经过人的大脑理解和肢体动作才能对物质自然产生作用，因此社会生产须臾离不开人的智力和体力活动。蒸汽技术革命和电力技术革命都没有打通世界3和世界1之间的障碍。然而，信息技术却在此方面取得了突破（见图1－2）。

信息技术由硬件技术和软件技术组成。硬件技术的核心是能够识别“通电”和“断电”两种物理信息的中央处理器（CPU），能够按照时间序列和程序指令进行运算；而软件技术的核心是计算机程序，通过计算机能够识别的语言向中央处理器下达指令。软件是“人的精神活动产品”，计算机具有物质自然属性，通过软件和硬件组成的信息处理系统，世界3和世界1具有了直接相互作用的能力。随着计算机技术、大数据技术和物联网技术的发展，现今计算机已经能够把客观物质世界及其运动“数字化”。计算机发出指令控制生产活动，生产活动中的信号可以实时向计算机反馈，计算机根据接收的信息来判断情况并做相应的调整，向生产活动下达调整后的指令，由此实现生产活动的无人控制。由此可见，世界3和世界1的联通交互可以绕过“人”这一环节，大部分人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将逐步下降。人在社会生产中的功能将更多地体现在智力的运用方面，主要是提出创新性的理念、思路和设计方案，将之付诸实施的生产过程将由程序、计算机、传感器、机器设备组成的“自动生产系统”来完成。正如汪成为院士所言，“信息技术在未来最有希望的发展方向是产生一种‘人－机共生体’，其中机器部分将进行复杂繁琐的数据运算和逻辑推理，并直接推动物理世界的机器设备运行以实现人类的目标，人脑则负责创造性、美感、情感、价值判断等方面”。据此推测，人将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地从直接生产服务领域中退出，甚至机器的生产、检测、维修都能够由“自动生产系统”来完成，整个社会生产将只需要为数不多的具有创造才能的脑力劳动者来不断地为“自动生产系统”注入灵感和思想。

四 对未来技术进步的展望

在未来，若非有毁灭性世界大战那样的“人祸”以及彗星撞地球那样的“天灾”，技术进步的速度无疑会越来越快。有两个著名的理论来描述自然界技术进步的速度，即库茨维尔定理（Kurzweil's Law of Accelerated Return）和技术奇点理论。

库茨维尔定理认为，人类社会出现以来的技术进步都以指数增长，开始时技术发展缓慢，但技术积累到一定程度，技术发展开始加速，以指数的形式增长，继而以指数的指数形式增长，在未来某个时候，技术发展将接近于无限快。而技术奇点理论则是根据技术发展史总结出的观点，认为未来技术发展一定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极大的接近于无限的进步。通常认为技术奇点将由能够自我进化的机器智能或者其他超级智能的出现所引发，届时技术发展将远远超出人的理解和认识能力。

当然，两种理论描述的都是技术进步的极端状态，可能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实现。但两种理论都暗含一种趋势，即技术进步的速度会越来越快，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相比之下越来越慢，整个社会生产将更多地由机器来完成，将来甚至出现自我进化的机器智能或更高级形态的超级智能，从而威胁人在社会当中的主体地位。

目前以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技术和以工业机器人、智能机器人为标志的机器人技术正在快速发展融合，这被许多人认为是技术奇点出现的前奏。尽管结论尚需实践的检验，但这些技术已经开始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就人工智能的发展而言，尽管被誉为人工智能领域的“根目录人物”之一的Michael I. Jordan告诫大家，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目前仍处于幼稚阶段，不太可能达到与人类同等智力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在应对世界不确定性方面的能力仍非常有限，“奇点”的到来可能需要较长时间，但技术进步的速度还是足以对人类社会产生强烈的冲击。以失业潮为例，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让很多人失业。“过去的失业浪潮要经过三五十年才能完成，但接下来，很多工作可能在5～10年内就会被完全取代，这是一个新的趋势，贫富差距也会随之进一步拉大。”

在未来，伴随着持续不断的技术进步，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转化为资本密集型产业或技术密集型产业，越来越多的资本密集型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将雇佣越来越少的劳动力，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将遍布各行各业。资本将越来越少地雇佣劳动，将越来越多地雇佣资本本身。全社会资本深化的速度加快，资本技术构成提高的速度加快，技术越来越成为决定市场竞争成败的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