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世界-历史视角下的劳工抗争：概念与理论框架

工人力量的源泉

关于世界劳工状况的诸多争论是基于当代全球化对工人谈判力量所产生的影响的不同假设。埃瑞克·奥林·怀特（Eric Olin Wright, 2000:962）对组织性和结构性力量的区分，为我们辨别不同类型的工人谈判力量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出发点。组织性力量是由于工人集体组织的形成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是工会和政党。与之相对应，结构性力量简单说就是由工人在经济系统中所处的位置所产生的一种力量。怀特进一步将结构性力量划分为两种子类型：我们称第一种子类型为市场谈判力量（marketplace bargaining power），它是直接源于紧张的劳动力市场的力量。我们称第二种子类型为工作场所谈判力量（workplace bangaining power），它“来源于在关键性工业部门工作的特定工人群体的战略性地位”。

工人的市场谈判力量可以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1）工人拥有雇主所需要的稀缺技能；（2）总体失业率较低；（3）工人具有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并依靠非工资性收入生存下去的能力。从另外一方面说，紧密嵌入生产过程中的工人具有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即某一个关键节点的工人的停工，能够造成远比这一局部停工本身更为广泛且深远的破坏性影响。例如，整个装配线由于某一个部门的工人停工而中断，或者铁路工人罢工造成整个依赖及时运送零配件系统的公司陷于停滞，都体现了这种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

那些认为全球化给劳工运动带来了严重的甚至是终结性危机的人，也认为全球化的各种影响瓦解了所有形式的工人的谈判力量（参见第二节）。在这一观点来看，由于世界范围内的后备劳动力大军的调动创造了一个全球过剩的劳动力市场，劳工的市场谈判力量的确是被削弱了。而且，资本主义农业和制造业的全球扩张，导致非工资收入的来源不断减少，从而迫使越来越多的个人成为无产者，工人的市场谈判力量被进一步削弱。最后，全球化通过削弱国家主权，也削弱了工人的组织谈判力量。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工人的组织力量已经成为国家法律体系的一部分，以确保工人有组织工会的权利以及雇主有同工会进行集体谈判的义务。这种对国家主权的削弱，反过来也进一步削弱了工人的市场谈判力量。而这种市场谈判力量，过去曾经在国家福利政策所形成的“社会安全网”和限制劳动力市场竞争的保护之下得到加强。

事实上，人们普遍认为全球化创造了一个恶性循环，既削弱了工人的市场谈判力量又破坏了其结社力量；反之亦然。因此，全球性劳动力后备大军的调动不仅直接破坏了工人的市场谈判力量，而且也通过增加现有的工会组织和工人政党为其成员谋福利的难度，使这些组织在许多工人眼里逐渐失去了正当合法性。此外，雇主和国家对工人组织的直接攻击（伴随着二战后社会契约的瓦解），直接破坏了工人的组织力量。他们还通过增加工人组织得以成功维护或扩展国家“社会安全网”政策的难度，进一步侵蚀着工人的市场谈判力量。

如果说，人们普遍认为资本的高度流动性削弱了劳工的市场谈判力量和组织谈判力量，那么，相关的“后福特主义”生产组织和劳动过程的转变，则被普遍看作对劳工工作场所谈判力量的破坏。因此，转包生产和其他形式的对垂直一体化的分解被认为是逆转了历史趋势，即由于福特式大生产体系的扩展而不断增强劳工的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福特主义增加了资本对工人在生产中采取直接行动的脆弱性，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工人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当然，持续流动的生产（包括装配线）通过同质化和去技能化，也削弱了工人的市场谈判力量，从而使资本有可能（实际上更倾向于）使用潜在的、缺乏工业生产经验的后备劳动力。而且，持续的流动性生产将一大批无组织的工人变成无产阶级，而这些新的非技术工人很难被吸纳到已有的技工工会或者是左翼政党中去，这难免削弱工人的组织力量。

虽然如此，劳工工作场所谈判力量在多个层面都有所增长。首先，很明显，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以及在随后几十年的广大地区所不断发生的情况都清楚表明，装配线可以使具有战略地位的数量相对较少的工人激进分子破坏整个工厂的产出（参见第二章）。其次，随着某一公司里多家工厂之间生产整合程度的不断提高，一家生产关键输入部件的工厂的罢工，能够使整个工厂乃至整个公司陷于停顿。最后，随着生产的不断集中化和集权化，由于某一关键公司或产业的罢工所造成的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破坏性影响也在不断增长（例如，联结各个工厂和市场的交通运输业）。对于那些在国家所极度依赖的外汇交换产业中工作的工人而言，情况尤其如此。正如查尔斯·伯格区斯特（Bergquist, 1986）所论证的，那些在主要出口产业以及相关交通产业工作的数量相对较少的第三世界的工人，具有破坏公司、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能力。

生产组织中所发生的各种后福特主义的转变，究竟能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削弱劳工的市场、工作场所和组织谈判力量——正如当代大量分析所暗示的——这些问题是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将要探讨的中心论题之一。本书第三章和第四章还将探讨另一种可能性，即在工人的谈判力量和工人实际使用该力量为争取更好的工作、生活条件而斗争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实际上，在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关于全球化和劳工研究的文献中，就有一种观点认为，劳工运动危机的产生，与其说是由于工人运动所面临的结构性客观条件的转换所造成的，不如说是由于推论性环境的改变所造成的，尤其是那种“别无选择”的观念，对于劳工运动具有强大的瓦解力量。正如弗朗西斯·皮文和理查德·克劳沃德（Frances Piven and Richard Cloward, 2000: 413-414）所指出的，“力量的信念”本身就是工人力量的重要来源之一。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对工人的动员一直被这样一个信念所鼓舞，即工人拥有实实在在的力量，而且他们能够有效地利用自己所具有的力量，来改变其工作、生活条件，使之向着更好的方面发展。他们认为，全球化对工人运动所造成的最大的负面影响，是“削弱了这个维系了一个世纪的对工人力量的信念”，并且创造了一个极度瓦解劳工的政治斗志和为改变现状而进行斗争的意愿的话语环境。工人信念的这一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人结构性和组织性谈判力量的变化，但是毫无疑问，这一信念转变本身也影响着劳工运动的动力机制。

为了辨别和理顺各种形式的工人谈判力量是怎样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的，我们的分析将在两组假设的指导下展开，这两组假设所关注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劳工抗争和资本积累过程之间的关系。这两组假设都关注在将劳动力转变为商品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不过，第一组假设围绕着将劳动力转变为商品这一过程在时间上的不平衡而展开；第二组假设则关注该转变在空间上的不平衡。以下我们将依次对每一组假设予以简要的验证。

作为虚拟商品的劳动力

卡尔·马克思和卡尔·波兰尼为我们审视劳工运动的世界-历史的发展，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同时得出结论：劳动力是一种“虚拟的商品”，任何将个体当成“彼此等同的”商品加以对待的企图，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个体的深切不满和反抗。但是，就像下文将要讨论的那样，我们对马克思的解读，强调的是凸显历史资本主义特征的劳工抗争发展的阶段式性质（stage-like nature）；而我们对波兰尼的解读，强调的则是劳工抗争的钟摆式性质（pendulum-like nature）。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力商品的“虚拟”本质“隐藏在生产过程中”。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出于论证的目的）假设，劳动力市场服从“自由、平等、财产和边沁”的原则，因此，劳动力可以通过体现其全部价值的工资（劳动力的再生产成本）而自由交易。然而，劳动力的购买者很快就会发现，劳动力并不是一个和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其不同之处在于，劳动力商品是内在于人类之中的，而人一旦受到过于漫长、过于严酷或过于紧迫的驱使和逼迫，就会抱怨和抵抗。于是，从理论意义上说，斗争成为生产环节中劳工-资本关系的内生的常见形态。

如果说，对于马克思而言，劳动力在生产环节中表现出其虚拟特征，那么，对于波兰尼而言，劳动力的虚拟（以及从而僵硬的）性质，在劳动力市场的产生和运作过程中，就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劳动力、土地和货币是生产所不可缺少的要素，但它们并不是真正的商品，因为它们要么不是通过生产而产生的（土地），要么其被生产出来的原因并非是在市场上进行销售（劳动力和货币）。“劳动力和土地无异于组成每个社会的人本身和每个社会存在其间的自然环境；将它们整合到市场机制中去，就意味着使社会在实质上从属于市场法则。”（Polanyi, 1944: 71）

所以，对波兰尼而言，缺乏约束的劳动力市场和其他虚拟商品市场的扩张和深化，必将激起一种相应的反向运动以寻求“对社会的保护”，波兰尼称之为“双重运动”（1944: 130）。每一次劳动力市场的扩张和深化，都受到这样一种动员的反作用，其目的是通过各种机制来调节和限制“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的市场”，这些机制包括社会立法、工厂法律、失业保险和工会等（1944: 176-177）。但是，只有在一个将提供生计置于追求利润之上的社会里，这样一种相对的、对劳动力去商品化的过程才有可能成为一种可靠而稳定的解决之道。

波兰尼的分析，为我们审视20世纪劳工运动的轨迹提供了一个十分有用的视角。通过这个视角，我们可以发现一种钟摆式的运动。当钟摆摆向对劳动力的商品化时，就会激起强烈的、要求保护劳工的反向运动。所以，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市场的全球化在工人和社会组织中引发了一场强大的反向运动（参见第四章）。作为对不断上升的劳工激烈斗争的回应，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影响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钟摆摆向了对劳动力的去商品化的一端。各国以及国际上纷纷建立社会契约，它们将劳工、资本和国家联结在一起，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劳工，使其免受不受约束和变幻莫测的全球市场的损害。但是，这些保护生计的社会契约越来越被认为是资本利润增长的一种束缚——而这个束缚在20世纪晚期的全球化浪潮中被打破了（参见第四章）。如果我们通过波兰尼的视角来观察当前的全球化过程，就可以期待新一轮钟摆式的反向运动。事实上，当代的无数分析者们都将波兰尼（1944）对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的分析作为理论基础，用来解释当前对全球化的强烈的反冲式抵抗，并以此来预测未来（正在增长中的）反冲式抵抗（或反向运动）（参见Kapstein, 1996: 16-28, 1999: 38-39; Rodrik, 1997; Mittleman, 1996; Gill和Mittleman, 1997; Block, 2001; Stiglitz, 2001; Smith和Korzeniewicz, 1997）。

在波兰尼的分析中，自我调控的市场扩张之所以激起了抵抗，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颠覆了已经建立起来的并被广为接受的关于生存权利的社会契约——换言之，是一种“非正义感”引发了这些抵抗。但是，在波兰尼的分析框架中，“力量”这一概念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因为在波兰尼的分析中，一个不受约束的世界市场最终将被“从上而下地”推翻，即使那些处于底层的人们缺乏有效的谈判力量。这是因为，自我调控的全球市场不过是一个“乌托邦”规划，就其自身而言它是无法维系下去的——其崩溃是必然的，而且这种崩溃是从上而下发生的，无论来自底层的抗议是否有效。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马克思的分析不仅重视工人的谈判力量，而且还强调不公平感在确认资本的局限性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资本主义被认为同时制造了不断增长的大众苦难和不断增长的无产阶级力量。在马克思的分析中，离开了劳工，资本便什么也不是；并且，资本主义发展本身就使得劳动力拥有者的力量的长期性和结构性进一步增强。譬如，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结尾部分，马克思描述了资本主义的进步不仅导致工人阶级陷于苦难、落魄和被剥削的境地，还推动了工人阶级力量的增强并加剧其反抗剥削的倾向。这是一个“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1959: 763）。该观点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更加清晰的表述：“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1967: 93-94）马克思的阐述表明，尽管“工业的进步”可能会削弱劳工的市场谈判力量，但会增强劳工在工作场所中的谈判力量以及组织力量。

在关于劳工研究的文献中，马克思的论述一直以来都受到广泛的批评，尤其是它已经成为所谓的宏大叙事（master narrative）的基础，即以一种概括性的线性叙事方式，认为无产阶级化必定导致阶级意识和（成功的）革命行动出现（关于这一批评，详见Katznelson和Zolberg, 1986）。但是，如果通读《资本论》第一卷，我们就会发现，书中认为工人阶级的力量是线性增长的内容很少，相反更多地认为其和当代的动力变化机制是相对应的。《资本论》第一卷的核心，可以被理解为对一种辩证的历史的描述。其中，劳工反抗生产中的剥削，资本则不断以革新生产和社会关系来克服这种抵制。在每一次革新运动中——从手工业到工厂体制再到机器大生产，工人所具有的旧形式的谈判力量虽然被削弱了，他们却获得了一种更广泛和更具破坏性的新形式的谈判力量。

马克思的论述让我们有理由预测，工人阶级和劳资冲突的形式将会不断发生转变。生产组织方式和社会关系的革新可能会导致工人阶级中某一部分的解体，甚至会将其中的某一部分变成“濒危物种”，正如当今的全球化所引发的各种毫无疑问的转变一样（参见第一节）。但是，与各种新要求和新的斗争形式相伴随的，是新的斗争主体和冲突场所的出现，体现出劳资关系发展的领域也正在发生转换。所以，波兰尼的论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钟摆式的运动（或者说是重复），而马克思的观点则揭示了一系列连续的阶段，在这些阶段中，生产的组织方式（并因此而导致工人阶级及其斗争领域）一直都在发生着持续而根本的改变。

通常，研究者们倾向于僵化地辨析到底谁是工人阶级——是19世纪的手工工人，还是20世纪的大生产工人，而劳工和劳工运动处于不断形成和再形成过程之中的见解则为此提供了一副重要的解药。因此，我们应该放眼关注新的工人阶级形成的早期迹象以及由那些正在“被消解”的工人阶级的抵制而引起的“反冲抗争”运动，而不是把他们看作所谓的“历史性替代”运动者（Castells, 1997）或者是一个“残余的濒危物种”（Zolberg, 1995）。我们进行研究的一个关键任务就是去辨别正在出现的各种由下至上的、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创造性的和破坏性的两个方面的回应。

因此，我们对世界劳工的长期动态的研究，将同时关注马克思式和波兰尼式的劳工抗争。波兰尼式的劳工抗争，我们指的是劳工对扩张到全球的自我调节的市场的反冲式抵制，尤其是由那些正因全球经济转变而被消解的工人阶级，以及那些曾经从已经建立起来但正在被从上而下抛弃的社会契约中获益的工人们所进行的反冲式抗争。马克思式的劳工抗争，我们指的是那些作为历史资本主义发展的无意识后果而被不断塑造和加强的新兴工人阶级的斗争，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旧的工人阶级正在被消解。

界限划分和历史资本主义的空间矛盾

上述讨论揭示了历史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性矛盾：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趋向于不断加强劳工的力量，并使资本（和国家）不断地面对强大的工人运动，而为了控制工人运动，资本和国家不得不对工人阶级作出妥协让步，但这样一来，又必然造成资本利润率的下降，导致利润率危机（crisis of profitability）。另一方面，资本（和国家）试图恢复资本利润率的努力，不可避免地要破坏已经建立起来的各种社会契约并加剧劳动力的商品化，从而导致合法性危机和工人的反冲抵抗。

这两个趋势，即利润率危机和合法性危机的趋势，彰显出历史资本主义内在的紧张状态。对一种危机的化解不可避免地导致另一种危机的产生。这种交替造成了一种趋势，即在以对劳工去商品化和建立新的社会契约为特征的历史阶段和以对劳工再商品化和打破旧社会契约为特征的历史阶段之间作周期性的来回振荡。

这一时间上的变化趋势，与另一个空间上的变化趋势紧密交织在一起。换言之，在时间上延续着的对劳工商品化和去商品化之间的周期性摇摆，是与另一个在空间上不断对劳工商品化的程度或烈度进行空间地域划分的过程纠缠在一起的。为了理解这个时间和空间相互关联的动力发展机制，我们可以先借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一个较为接近的解释，即关于历史资本主义具有“系统层面上的问题”的特征的论述来理解这一现象。也就是说，即使是在劳工被部分地去商品化和建立起昂贵的社会契约的条件下，利润依然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只要这些妥协仅仅是对世界劳工中的一小部分作出的。就像沃勒斯坦在谈到二战后的社会契约时所说的，“资本可以把几亿西方工人纳入社会契约中来，同时仍然维持该体系的利润水平。但一旦资本将几十亿第三世界工人都涵盖进来，那么，就不存在资本进一步积累的空间了”（1925: 25）。

的确，就像我们将在第四章中所论述的那样，正是这样一个分裂，即为了将美国式的大众消费推广到全球而作的不着边际的许诺和由于事实上无法从中赢利而未能兑现这一承诺的分裂，成为二战后美国所建立的霸权的最重要的局限。而且，这个矛盾在20世纪70年代的爆发为新一轮钟摆摆向世界自我约束的自由市场（现阶段的全球化）提供了背景。

更宽泛地说，不仅在对工人阶级“权利”内容的定义上存在持续的斗争，而且这样的斗争也发生在对拥有那些权利的工人的类型和数量的界定上。一个新的合法性/利润率危机如何产生以及以多快的速度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个“空间策略”来决定的，即为了界定谁将被“包括进来”而谁将被“忽略”所作的各种划分“界限”的努力。

事实上，女权主义对主流劳工研究的一个关键性的批评就是，它没能认识到各种“界限划分”策略的普遍性和重要性。传统的劳工研究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工人阶级形成的故事，其关注的是西欧和美国那些工匠和技术工人，他们因面临无产阶级化和去技能化（deskilling）而组成政治团体，并为自身的生计和工作传统所遭受的威胁而斗争。但正如女权主义学者所强调的那样，通过含蓄地将某些参与者定义为阶级形成的典型的或普遍的主体，研究者忽略了种族（白人）和性别（男性）这些具有历史独特性的参与者。其结果是，关于“性别和种族以何种方式……构成基本的阶级认同”的问题就被忽略了。而且，工人们自身如何积极地构建身份认同从而拒绝其他工人享受同等的社区权利的问题也被忽略了（Rose, 1997: 138-139）。

由于忽略和低估了种族、民族、性别和国别在阶级形成过程中的中心作用，传统的劳工研究步了马克思的后尘。马克思预计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会产生一个越来越同质化的工人阶级，他们具有趋于相同的经验、利益和认识，从而为统一的国家（和国际）劳工运动打下了基础。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认为，“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对工人阶级来说，性别和年龄的差别再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了。他们都只是劳动工具，不过因为年龄和性别的不同而需要不同的费用罢了。”（1967: 88, 92, 102）

这些结论是建立在将劳工和资本两个方面的观点进行综合的基础之上。就像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 1990a: 63）所指出的，20世纪晚期削减成本的竞争，“提供了新的和极具说服力的证据，证明对于资本来说无产阶级的所有成员都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劳动工具（无论其年龄、性别、肤色和国籍是什么）”。但是马克思的错误在于，他仅仅推断因为资产阶级认为工人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工人自己就会自愿放弃他们非阶级性的身份。事实上，正是因为持续的对工人阶级的瓦解和重塑给工人带来了生计的不稳定和竞争的压力，所以工人中总是有一种内在的普遍倾向去划分非阶级性的边界和界限，以作为他们要求保护避免陷入灾难旋涡的基础。

每当面对被资本当成一群没有个性而只有增加资本价值的不同能力的大众时，无产者都在反抗。几乎毫无例外地，他们借助或创造出新的任何可能的显著特征（年龄、性别、肤色和各种地理特征）的结合体，以要求资本对他们区别对待。作为结果，家长制、种族主义和国家沙文主义成为构成世界劳工运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以这种或那种形式继续存在于最具无产阶级特点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之中（Giovanni Arrighi, 1990a: 63）。

尽管上述讨论指出划分界限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打破这些界限则符合资本的利益，但如果认为这是解释排他性的界限划分的唯一机制，那就错了。事实上，大量的研究都强调了资本和国家从这种排斥性的界限划分中获益。佛瑞德瑞克·库珀（Frederick Cooper, 1996）关于非洲工会二战后经验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工人积极打破排他性的界限的有力例证。借用殖民主义国家的各种普遍主义话语，非洲工会要求将“工人权利”这个概念扩展到平等地包括帝国的所有工人——无论是帝国本土的工人还是殖民地工人，无论是黑人工人抑或白人工人。非洲工人的这些要求建立帝国范围内的工人权利的合法性的努力（打破既存的、用以区分本土和殖民地工人的各种界限），受到了资本家和国家试图划分新的界限并加固旧界限的努力的抵制。殖民力量去殖民化的过程和国家主权的决定之间产生了一个新的界限，该界限通过将前殖民地工人和公民排除在外的方式，来尽量减少宗主国的义务。工人的普遍要求给国家和资本带来了“系统层面上的问题”（见前述），对“公民权利”（当然也是工人权利）的重新定义，有助于缓和存在于普遍主义言论和实际操作之间显而易见的差距，从而降低矛盾爆发的可能性。

殖民国家和后殖民国家对非洲城市工人和农村社区的持久的紧密联系的反应，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例子。本土的工人阶级文化产生并再生产着各种模糊的界限，并因此增加了资本和国家对超越城市工作场所延伸到整个地区的大规模工人运动的担忧。出于对因界限模糊而引发无法控制的动乱的担忧，资本家和政府试图划分新的界限——制造并强化一种僵硬的存在于城市/乡村以及初级/次级部门之间的分化。他们的目的是制造一部分“紧凑的、稳定的并且享受合理收入的劳动力——从而使这部分工人与非洲社会的其他部分隔离开来”（Cooper, 1996: 457）。通过划分出一个显而易见但规模相对较小的、在主要产业部门工作的、享有特权的城市工人群体，他们希望合法性、控制和利润可以同时存在。

在马姆德·马姆丹尼（Mahmood Mamdani, 1996: 218-284）看来，南非种族分离的例子是同一个理论的不同体现。在1948年，随着国民党（Nationalist Party）的胜利，南非从推行稳定劳工的政策，急剧转向推行“大规模地将非洲人驱逐出城市和对流入人口和居民实行有力监督”的政策（Frederick Cooper, 1996: 6）。结果是“南非的移民工人”成为“城市激进主义和乡村不满之间的传送带”，马姆丹尼写道。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把城市斗争的形式从城镇带到了保留地”，又在20世纪60年代把“反叛之火从农村带到了城市”，最终导致了1976年的索韦托暴动。在索韦托暴动后的十年里，南非国家政府不得不重新回到稳定劳工的政策上去。界限划分策略试图在流动人口和城镇人口之间“建立起一座长城”，并将组织工会的权利限定在城市居民的劳工范围内，同时“加强对流动人口 ‘流入城市的控制’”。这一策略使移民劳工和城市居民劳工之间的“差别”变成一个充斥着紧张状态的“分水岭”（Mamdani, 1996: 220-221）。

综上所述，界限划分的策略主要包括三种互相关联的形式：分隔劳动力市场（主要为资本所采用）、划分公民界限（主要为国家所采用）和构建以非阶级性特征为基础的排他性阶级身份（主要为工人自身所采用）。本书论述的前提是，历史资本主义的特征在于它存在一种系统层面的问题，正是这一特征使界限划分具有重要意义，但我们并不认为排他性的界限划分始终是某个具体组织的行动。谁在使用界限划分？他是如何使用这一策略来解决/利用这一系统层面的问题的？这些问题我们是无法通过先行的理论推论来决定的。相反，这是一个需要通过历史-实证分析来解答的问题。我们有理由推断，那些面临着不同层次的激烈竞争的工人更有可能采用一种排他性的界限划分策略，而正在出现的被排除在现有社会契约之外的新兴工人阶级，则最可能试图挑战并打破现存的各种界限。但是，当这些趋势与国家、与资本家的排斥性/吸纳性的倾向互相作用的时候，划分和打破界限的具体动力机制就变得相当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