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绿耕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一）绿耕理论与实践的渊源

绿耕的起步源于香港理工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办的中国社会工作硕士课程项目。该课程旨在培养中国内地社会工作教育的领袖人才，通过薪火相传式的“培训培训者”策略，为中国内地造就更多的社会工作教育及实务人才。它由时任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主任阮曾媛琪教授（现任香港理工大学副校长）发起推动。作为课程实习基地的云南平寨是绿耕第一个项目点，因此，绿耕在实践中因循的理论与该课程设计的理念有密切的渊源。当时，课程设计非常具有前瞻性，表现为课程内容体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及整合的社会工作教育方法，尤其是作为课程有机组成部分的800小时的三次内地与香港社工机构的专业实习。笔者的专业理论和方法深受该课程的影响。回顾为期3年的系统化课程训练过程，在三个方面受益匪浅：一是在一系列理论与实践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尤其是在“社会工作导向工作坊”和“社会工作实习一二三”等课程的实务学习过程中，逐步内化了社工弱势优先、公平正义、推动社会变革等核心的专业价值观，帮助自己逐步树立“社区为本”和“社区推动社会变革”的社会理想；二是“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一：个人与家庭工作”和“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二：小组及社区工作”“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的课程学习不仅培养了我们系统生态的专业实务理论视野，更训练了个人、家庭、小组、社区、政策服务等整合的社会工作方法策略；三是“中国社会与社会问题”“社会工作研究方法”和“论文一二三”课程培养了笔者社会问题的分析能力和实务研究（行动研究）能力。该课程之所以采取国际先进的系统生态视野和整合的社会工作方法教学，是因为当时“三大方法”为本的社工课程体系和教育模式已经受到国际社工教育界与专业实务领域的挑战，越来越多的社会工作教育者和实务工作者认为这种以“三大方法”为核心的课程专业教育模式，既忽视了“案主”的社会处境，也排斥了更多的本土性方法。因此，香港理工大学专门为内地社工教育者“量身定做”的课程，充分体现了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特色，因为其将社会工作价值理念、理论知识、实务模式和本土实习整合起来，将中国社会分析、研究方法和专业论文整合起来，将个人、家庭、小组、社区、社会政策整合起来。香港理工大学和北京大学骨干教师在香港和内地两地的交叉教学和实习，逐步将我们培养成为理论与实务整合的社会工作教育者，这也造就绿耕“扎根社区”“实务研究”“利益社群”的基本品质。至今难以忘记的是香港理工大学阮曾媛琪和朱志强教授主持的“社会工作深造研习工作坊”，帮助我们高屋建瓴地将所学课程放置于国际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与挑战的大背景以及中国本土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综合性分析，并在具体的实务工作中反思整合性的各种方法技术；杨锡聪老师作为实习督导，带领我们在平寨连续实习了两个多月，这种“师徒式”的专业实务学习模式不仅帮助笔者内化了课程学习的理念和方法，也开启了绿耕的平寨项目，使我们之间的“战友”情谊得以延续至今；古学斌教授最早将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和口述历史方法带进平寨实习和项目评估过程，之后我们借助“田野”“口述”等方法评估村民需求，建立信任关系，甚至将村民组织起来等，这些行之有效的理念、方法逐步成为绿耕的“看家本领”。

（二）绿耕在实践中对理论和实务的拓展

绿耕从起步到现在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平寨是香港理工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办的中国社会工作硕士课程唯一的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实习点。因为参加中国社会工作课程，又有深入平寨实习的机缘，有幸与杨锡聪、古学斌一道共同探索中国农村（灾害）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模式，由于志趣相投我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第二阶段，把平寨作为香港理工大学与云南大学（2007年后是中山大学）社会工作人才培养、行动研究和社会服务“三位一体”的实务基地，并开展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试点。项目点也由云南平寨扩大到广东从化、四川映秀等地。我们不仅继续农村社会工作，还开始了中国灾害社会工作的探索。在农村组织工作的基础上，绿耕开始在城市建立消费者网络，甚至正式注册公平贸易实体店等社会企业，通过凝聚消费者的力量和公平贸易店直销等方式，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生产者的劳动权益。第三阶段，2011年正式在广东省民政厅注册，成立了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该中心成为合法的省级社会工作发展机构并开始独立运作项目。项目点又拓展到四川雅安和湖南怀化，还承接了广州天河区沙东街道办事处的家庭综合服务中心项目，除了继续开展农村社会工作和灾害社会工作之外，还探索中国转型过程中城市社会工作。例如，绿耕承接的沙东家庭综合服务中心项目，除了向辖区居民提供综合性的专业服务之外，还扎根流动人口聚居的“城中村”从事社区组织工作，期望与外来者共同再造“新故乡”。2015年绿耕受邀进驻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红星村，在一个完全工业化的村落里，探索工业化乡村的社区复兴之路。这样一路走来，逐步形成绿耕“师徒制”和“传帮带”的社工团队工作模式。至今绿耕的“师生团队”和“传帮带”的做法不仅为中国农村、灾害社会工作和社区社会工作培养了一大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研和实务人才，也造就了“扎根社区、精耕细作、培力弱势、彰显公义”的绿耕精神，这就是绿耕一脉相承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传统。

事实上，在绿耕15年的探索过程中不断面临理论和实务模式转型及拓展的问题。2001～2011年，也就是绿耕第一、第二阶段，绿耕基本是一个师生组合的中国社会工作教研团队，开展的行动研究项目的运作比较简单与纯粹。依托中山大学、云南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所搭建的平台，致力于推动“教育、实务研究与社会服务”三位一体的中国社会工作人才培养模式，在培训社会工作教学研究及实务人才的同时，通过践行社会工作价值理念和专业方法，全心全意为社区民众服务。最初平寨只是一个实习点，实习结束后，平寨作为绿耕的第一个项目点继续得到香港理工大学经费和人才的支持，成为香港理工大学和云南大学社工老师们主导农村社会工作行动研究的项目点。项目以“能力建设”作为理论指导，延续实习期间的“田野工作”“小组工作”“入户家访”“文娱活动”“口述历史”等做法，旨在通过提升村民的能力，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一般的操作方法是当项目一旦立项，我们就会按照协议聘请1～2名专职研究助理（社工毕业生），然后确定实务研究的据点（平寨等），支持研究助理驻村工作。云南大学社会工作毕业生朱浩作为第一任驻村工作员，开创了中国农村社会工作驻村工作的先河。项目坚持以村庄的政经社会环境分析和村民的需求评估为出发点，以村民组织和能力建设为归宿，以实习生发育的七个村民兴趣小组为基础，依靠社区积极分子，陪伴各类村民兴趣小组，开展村民喜闻乐见的各种文化娱乐活动，继续整理口述历史资料，等等。

这十余年，绿耕的经费来源基本依靠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阮曾媛琪、古学斌、杨锡聪等教授申请的科研经费。因为合作方之间的信任关系、相投的价值理念和合作所取得的成果等，项目经费和实务研究的运作过程非常简单，一般都是香港老师申请科研课题经费，与笔者所在的高校签订合作研究协议，然后根据协议条款的规定，香港理工大学定期将研究经费打入高校的科研账户，专款专用，双方共同完成相关科研项目及其评估。基本做法是我们与香港老师深入村庄跟进驻村社工的实务工作，除了推进驻村工作计划之外，还会在村里住宿几天或一段时间，帮助社工厘清工作思路，答疑解惑，甚至与社工一起入户家访，开展小组和组织社区活动等；每年暑期还会带领香港理工大学－北京大学合办的中国社会工作硕士课程班的学生进村实习七八个星期，云南大学或中山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实习生不定期驻村实习。这期间，绿耕行动研究项目经费一般每年不超过10万元，但每个项目都有三年的运作周期，基本上不需要第三方定期评估。因为我们师生团队在相互依赖、彼此信任的前提下开展工作，在行动计划的制订到执行的过程中我们与工作员始终相伴同行，项目成果得到资助方的充分肯定。但是，随着绿耕社会工作实践不断深入以及项目点的扩大，也倒逼绿耕理论、实务模式和运作机制的转型。

首先，从驻村工作模式拓展为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实践。绿耕的社工驻村工作模式开创了中国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或农村社会工作）实践的先河。根据笔者十余年来深入中国城乡社区的观察，无论是中国政府的扶贫济困模式，还是国际NGO的社区发展经验，包括当前政府推动购买社工服务的“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做法，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帮扶”与“服务”模式。这些模式虽然强调“变输血为造血式扶贫”“参与式发展”“扫楼家访”等密切联系群众的做法，但从根本的价值观和具体实务效果而言，并不完全是社区为本的。因为这些扶贫济困的救助、发展和服务模式，从一开始就在双方的互动关系层面预设了“扶贫者－被扶贫对象”“发展者－被发展对象”“服务者－被服务对象”等主客二元的价值判断，尽管人们事先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背后的预设，但在现实的扶贫发展和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必然产生“工作者为本”和“服务为本”的一整套实务模式。很难充分调动社区的积极性和人民群众的主体能动性。

反观绿耕十余年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历程，尽管我们在平寨的专业社会工作尝试遭遇到许多挫折，但绿耕坚守至今的“驻村工作”模式、“社区为本”的发展视角和“整合社会工作”的工作策略却成为绿耕最宝贵的财富。毫无疑问，这些依靠驻村工作发育出来的社区组织与契合本土特色的专业工作方法就是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实践（杨锡聪等，2013）。

正是绿耕坚持驻村工作的模式，才使得社工有机会深入“他者”（社区民众）的日常生活世界（村落），当访谈中发现自己有太多的盲点反而倒逼我们尽可能地放下自己城市人的“身段”和助人者的“身份”时，与社区民众打成一片，建立相互信任关系，在相伴同行的过程中共同推动社区变革。在绿耕社工长期驻村工作的岁月里，一个“真实”的乡村社区面貌不断扎根在工作员的心里，促使社工用心体会到社区不是简单的科层架构和冰冷的统计数据，而是有温度的活灵活现的人与人、人与环境的社会关系；社区也不是“铁板一块”的空间格局，而是充满权力关系、贫富分化、阶层区隔和矛盾的生命共同体……与此同时，驻村社工也敏锐地觉察到伴随乡村社区的“空心化”，部分城市社区不断衰落，反而将“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群体自力更生的精神激活了，他们成为社区建设的主力军；社工更是清醒地意识到妇女似乎具有与生俱来的主导日常生活的能力，她们“守家护土”的主人翁精神，使得乡村再造充满希望和可能性。绿耕社工渐渐地放下自己城市精英的“身段”和“助人者”的身份，在与社区民众同行的过程中，从社区已有的“优势”“资产”和“希望”出发，坚守社区为本的发展视角，与社区居民共创美好社区与幸福生活。

如果说绿耕根植于社区的深厚土壤，从“驻村模式”到“社区为本”的专业理念是水到渠成、不断内化的过程，那么绿耕所采取的整合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则是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本土化的结果。

其次，从“城乡合作、公平贸易”的社会经济拓展为“共创生态文明与可持续生活”的愿景。依靠“城乡合作、公平贸易”的社会经济转型，绿耕逐步凝聚了“共创生态文明与可持续生活”的社区工作愿景。2001～2006年绿耕扎根云南平寨（驻村），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个案、小组、社区工作等）推动文化与发展项目。当时，我们运用口述史方法评估村民的需求，发育出包括老年人、妇女和青少年在内的七个兴趣小组，并与村民一起建立平寨文化活动中心。依托这个“中心”，项目工作员与部分村民编写出版村史，开办妇女夜校，资助小学教育，举办大型社区文娱活动，等等。该项目的总目标是通过社区组织和社区活动，在丰富村落文化娱乐生活的同时，弘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重拾民族自信心。但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却不断遭遇项目目标与村民需求不相契合的困境。例如，在编写村史的过程中，我们多次召集村民开会，强调收集资料的意义，村民碍于情面一般都会参加会议，但当社工不断询问村寨的历史时，他们往往一边推托自己不善讲述，一边请求我们帮助销售农副产品。村民不断强调自己“没钱买化肥”“没钱看病”“没钱交学费”“没钱盖房子”等生计方面的困难。另外，我们经常看到许多村民为了赚钱砍树种姜（经济作物），破坏生态环境；几乎所有的村民都过度使用化肥、农药以提高农作物产量，水源污染，土壤板结等。每当面对村民的生计和生态方面的问题时，驻村社工基本上无力回应，工作员挫败感很强。

从2006年开始，一方面是许多村民迫于生计困难纷纷外出打工；另一方面是留在村里的人开始对文娱活动失去兴趣，“中心”日益冷清，这迫使绿耕必须回应村民的生计需求，否则我们便失去驻村工作的合法性。当时笔者的博士论文研究已经深层揭示村庄调整产业结构的市场化开发扶贫模式的失败和“扶贫经营政治”等因素导致村民贫困的现状（张和清，2010）。研究助理所做的“生姜种植与市场销售生计模式”的研究也得出相似的结论：“村民生姜的产业化种植除了受到市场价格的剥削之外，种植过程的砍树和大量施用化肥农药等造成环境日益恶化。”

当时我们清醒地意识到不能单纯依靠“公司+农户”的市场化和产业化扶贫济困模式解决贫困问题，绿耕应该与村民共创一条“生计发展、文化传承、环境友好、社会互助、公共参与”的社区减贫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因此，从2007年至今，绿耕在平寨的社区减贫或生态村建设实验主要从两个方面寻求突破口：一方面，凭借“组织起来”（合作社等）的力量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和销售模式迈向社会经济的整体性变革；另一方面，新启动的生计项目除了强调村民之间的互助合作关系之外，更加重视推广“不用农药化肥的老品种耕作”和“生态文明”建设。

为了支持农民合作组织搞好生态种养殖，绿耕除了继续驻村做好组织与合作生产的工作之外，还派出专人深入城市社区动员消费者的力量，搭建城乡合作和公平贸易的平台，最大限度地提升村庄合作社社员的劳动价值。当时城市社工做了许多工作，如深入城市社区宣传动员，组织消费者进村体验，启动城乡居民健康食材品尝活动，举办“城乡汇”小农墟，甚至在昆明、广州等地开设公平贸易店，并向会员提供农副产品配送服务，等等。通过多元化的城市社区消费者网络，搭建起“城乡合作”的平台。依托这个平台，通过城乡居民合理议价，将绿耕云南、四川和广东项目点的农村生产合作社的农副产品直销出去，实现“公平贸易”。2007年初夏，平寨互助组的老品种稻谷即将丰收，绿耕召开平寨合作社成员与昆明城市社区消费者议价会，会上村民向消费者公布老品种大米的生产成本（“人工”加“牛工”），并按照“工钱”计算出每公斤红米售价为6.71元，尽管这个价格比当时杂交稻市场价格高出近3倍，但消费者愿意尊重劳动的价值，承诺按照这个价格与村民直接交易，很快，昆明的第一批消费者与平寨生产者完成了“公平贸易”。此后，广州、成都的项目合作伙伴陆续与消费者以“公平贸易”的方式直销平寨合作社生态种植的农产品。据统计，从2007年11月24日“首届平寨老品种谷子交易会”（昆明美丽家园小区）到2014年10月“平寨生态老品种谷子丰收节暨世界粮食日庆典”（平寨“中心点”）的7年时间，平寨50余户合作社社员的老品种谷子“公平贸易”交易的现金总收入超过100万元。

2011年绿耕正式在广东省民政厅注册，成立了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此时的绿耕已不再是单纯的“师生行动研究团队”，而是合法的省级社会工作发展机构。此时，无论是项目点的数量，还是项目的广度和深度都要求绿耕在发展理念和方法上进行转型。从2007年开始转型，至今绿耕在转型探索过程中所经历的阵痛仍是对绿耕人的严峻考验，也是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必经之路。一方面，作为一个专业社工团队，绿耕只有坚守“驻村”和“社区组织”的工作模式，才能与社区民众共同面对生计、生活和生态等方面的考验；另一方面，绿耕只有在城市建立稳定的“城乡合作网络”和“公平贸易”的销售平台，才能保证城乡居民生活在共生、共好、共赢的美好社区而免受资本剥削和过度市场消费的侵扰。但这样的理想愿景，也会受制于主流物质主义与城市消费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限制，导致绿耕“难以招收驻村工作员”“村民为钱合作”“农村生产与城市销售不稳定不平衡”“教育与意识提升工作相对滞后”等方面的窘况。但过去15年的实践不断证明，绿耕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探索之路是正确的，绿耕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是扎实的。从前期立足社区的“文化与发展”行动，到之后依据政经形势的变化推动社区“经济与发展”的尝试，充分说明绿耕契合公共参与、文化传承、社会互助、环境友好、生计发展等“五位一体”的社会经济的探索是可行的。

我们早期将“城乡合作、公平贸易”的尝试称为“另类经济”的实验，笔者也曾以“契合文化与发展的社区自主经济”加以概括，在最新的一篇文章中又以“通向社会赋权的社会经济实验”为题突出强调绿耕“城乡合作”的社会经济实验是致力于“社会世界”的赋权——推动社区政治上更加民主，经济上更加平等。近两年绿耕又将自己愿景中“可持续生计”的定位修正为“可持续生活”，这说明在理念层面我们始终相信绿耕所推动的生计项目不单是为了满足村民赚钱的经济目的，事实上“生计”只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面向，而我们所说的美好社区和幸福生活是一种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对于社区居民而言，幸福生活除了体现在物质利益层面的生计发展之外，更应该表现在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方面的民主参与、文化认同、社会互助和生态友好（张和清，2016）。因此，绿耕的愿景是与社区居民共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社区可持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