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天命所归是“帽子”

第一节 建筑也轮回

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曾经说过：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只不过是几个朝代之间的简单重复而已。听起来，我们这个民族似乎没有应有的创新性，这也验证了这个民族的文化宿命——轮回。在封建的中国，中国建筑的发展也没有脱离过这个看似简单的轮回宿命。在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绵长历史中，中国建筑的形态很少变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大屋顶和木构架了。之所以呈现这种形态，说到底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农业文明和宗法制度所致，也就是说，中国古建筑的木构架体系是构筑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家族结构、意识形态结构和文化心理结构之上的。以土木为主要建筑材料的构筑方式，契合了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经济结构。典型的大屋顶形式也在封建王朝的更迭中不断完善，自然不自然地成了我们割不断的情感纠葛。木构架建筑体系这种超长期的、不间断地走完封建社会全过程的历史，在世界建筑史中唯中国独有。其发展结果是，木构架体系到了后期成为了高度“程式”化的形制，尤其体现在官式建筑上。单体建筑经过历史的不断历练，建筑形式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建筑组群和园林景观的规划布局达到了无以附加的超高境界。但是这种可怕的成熟却是古代中国衰落的开始，一成不变的建筑形式难以适应功能和技术的进步，无法从建筑体系内部产生出个性的活力。相对于文艺复兴后蓬勃发展的西方建筑，中国木构架建筑必将会成为明日黄花。

晚唐佛光寺大殿展现出规范的殿堂型构架，表明木构架建筑达到了体系的成熟期。此后，木构架建筑一成不变地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图为佛光寺大殿。

正式建筑的平面与屋顶

杂式建筑的平面与屋顶

历史终归就是一个章节接着一个章节的延续。在章节中的段落之中，我们向老祖宗学习过，但是终究解决不了复杂的现实问题，同时，西方的建筑文化也被不加选择地引进，二者叠加，造就了中国的现实境况——“不知东西”的现实困惑。工业化革命以来，中国和西亚建筑逐渐没落。难怪有西方人评价现在的中国建筑说，中国建筑是西方建筑的儿子。无论你认不认同这个观点，现实是，长安街上地标性的高楼几乎没有国人设计，确实令人尴尬。我们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建筑所走过的道路，这或许能让我们以更加平和的心态审视过去。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在与外界基本隔绝的状态下，中国建筑在政治和封建历史的惯性思维的影响下，按照乌托邦式的轨道低效运转。但是，也不乏亮点。1949年到1952年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迫于当时国力，建设项目不多，但是投资规模较大，建设速度较快。于是欧美进入工业社会出现的新建筑，因其结构先进、施工方便、造型简单而被留学欧美的建筑师带到国内，并参与实践。恰逢新中国刚刚成立，地方干部较少进行行政干预，尊重建筑师的设计理念。中国的建筑师们在一个相对自主的环境中，将现代建筑原则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创造出新中国第一批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这些简洁朴实的“方盒子”至今还在发挥作用，比如北京儿童医院、王府井百货大楼等。不幸的是，这段有意义的尝试，在来自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严厉批判下胎死腹中。

国家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后，苏联老大哥带来了技术、资金，也带来了在前苏联本土流行的社会主义建筑理念。“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和“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为核心的设计理论开始“一边倒”地贯穿在中国的建筑设计领域。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方盒子”是帝国主义消灭各国民族文化的工具，以传统宫殿式建筑为蓝本的中国民族形式建筑才是民族复兴的标志。试想，当建筑的功能、结构、设备、体量发生变化以后，体现民族形式的宫殿式大屋顶及其相关装饰就会变成多余的摆设，不仅功能性尽失，更重要的是增加了额外的建设费用。小体量的建筑如果加上大屋顶是可以达到和谐之美的，古中国建筑大都为小体量建筑，自然充满了和谐的韵律。然而，放在体块较大的楼式建筑上，未免有穿西服、留长辫的清式味道。早在1949年之前，传统的宫殿式屋顶及其相关装饰上与现代结构、材料、功能乃至经济之间的矛盾就已经显露出来，而且引发过激烈的讨论。

僵硬的计划经济模式和贯穿民族形式造成的浪费使得建设资金难以为继，“民族形式”被批为“复古主义”，梁思成被指为“复古主义”的始作俑者。非理性的革命热情让历史和个人变得如此沉重。

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的短短一年间，北京34个设计单位、各地30多位专家共同创作，设计并完成了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北京火车站、北京工人体育场、全国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华侨大厦、迎宾馆（钓鱼台国宾馆）共10座建筑，总面积达67.3万平方米，这在中国建设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在这些建筑当中，建筑的类型是多样的，比如西洋古典柱式和中国传统建筑相结合的人民大会堂，苏式尖顶的军事博物馆，甚至还有刚刚被批判过的“大屋顶”建筑全国农业展览馆和民族文化宫，这些设计风格表明，虽然有分歧，但是政治氛围还算和谐。历史地看，这段时期确立并发展了中国建筑的方向，这本应成为中国现代建筑的一个起点。但是接下来的十年，中国的建筑设计近乎停顿。

1952年，联合国大厦建成。在当时，这座“盒子”建筑被看做是帝国主义消灭各国民族文化的工具。但是，它却预示着建筑技术与材料的发展趋势，也标志着以摩天大楼为代表的现代建筑风格已经获得世界各地的广泛认同。

联合国大厦建成10年后，采用中国古典式阁楼的中国美术馆建成。曾经被作为“民族复兴标志”的“小亭子”一度因“民族复古”而遭受批判。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正常的建设基本停顿，表现政治内容的建筑开始出现，其特点是将向日葵、镰刀斧头、红五星等图案或符号雕刻在建筑当中。更复杂一点的就是将政治含义设计到建筑当中，比如广东展览馆，在建筑主体中部塔楼上设计了五个火把，象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建筑主流之外，疏于管理的地域性建筑给当时的中国建筑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地域性建筑因其自然朴实、经济适用的特点被中国建筑师谨慎运用。其中有代表性的建筑有广州矿泉客舍、白云宾馆、广西民族博物馆、桂林芦笛岩接待室等，这些建筑都是探索地域性和现代性的建筑实践案例，孕育着中国建筑的希望。

这种渗透着西方古典主义风格的“大会堂”式建筑曾经席卷中国大地。图为建于20世纪60年代的河北省博物馆。

如今，全球各地的摩天大楼被为数不多的国外建筑事务所垄断。没有经过现代主义洗礼的中国建筑设计裹足不前。图为高达330米的国贸三期，现为北京第一高楼。

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建筑逐渐融入国际大环境，但遗憾的是，没有经过现代主义洗礼的中国建筑仍然裹足不前。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中国建筑并没有真正地“与狼共舞”。资源不对称的“大院”制度窒息了建筑师的创作激情，同时行政干预和业主建筑审美素质缺乏也拖住了中国建筑追赶世界的脚步。世博会的举行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停下脚步，重新审视当下的中国建筑及未来，那座硕大无朋的中国馆——东方之冠并没有让中国建筑告别过去，中国建筑仍然在轮回当中困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