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论述

在平等包容的对话模式中建立深层的世界文化交流机制

——有感于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讲话

郑筱筠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讲话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习主席以极其睿智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对世界文明的理解及交流模式，阐述了中国特色的文明发展经验，阐明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未来发展方向。这必将进一步推动世界文明之间的相互尊重，促进世界和平。

“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欧洲是现代工业文明发源地和近代文艺复兴思潮的发祥地，是各种现代哲学思潮的传播地，在世界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强大的综合实力使之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格局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习主席的讲话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了欧洲文明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与此同时，习主席指出世界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和包容的，世界文明是丰富多彩的，世界在多极化格局中发展。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世界文明大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员，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都不相同，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发展特色，而具有5000年发展历史的中华文明，为世界文明增加了亮丽的色彩，同时还将继续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增添丰富多彩的内容。因此，我们应该在和平的气氛中，以包容的心态进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促进各国之间的相互理解。

中华文明是独特的，但“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任何文明的产生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不断的交流互鉴中形成的，“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儒释道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影响了中华民族的道德伦理观念的形成，为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打下了牢固的传统文化基础。其中佛教虽产生于印度，但是在中国发展完善起来的，并且经由中国，传入日本、韩国等地，为世界文明的交流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宗教曾经作为世界文明交流的载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纵观全球的宗教发展史，宗教的传播路程也正是世界文明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的过程。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动力”，世界宗教的多样性特征，为世界各国提供了文化理解和交流合作的可能和途径。“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和多种宗教”，其多样性为文化交流的多元发展提供了不同的路径。在世界全球化和多极化发展的国际社会中，我们应该着力打造深层的文化合作机制。通过多方合作机制，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在平等包容的对话模式中，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正如习主席指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宗教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故而，我们要积极挖掘和发挥宗教的正能量，让宗教成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组成部分。软实力作为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吸引力、影响力体现出来的力量，已成为世界各国制定文化战略和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参照系。

笔者曾经提出，在提倡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情况下，不应该忽略“宗教力”。2000年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全世界的宗教信徒约为51.37亿，占当时世界总人口60.55亿的84.8%。面对如此众多的宗教信徒，我国在打造文化软实力、制定对外发展战略时，应该考虑到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宗教人”这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为此，这种宗教力就是我国对外发展战略中一种特殊形态的文化软实力，可以在中国对外发展战略中发挥特殊的作用。因为在全球化进程中，国际风云突变，无论是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的挤压，还是中国在境外投资与合作项目的屡受挫折，都使人们感到仅仅有政治上的主流意识形态，仅仅在世界许多地方投资做项目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文化的“软实力”。这种文化软实力是中国对外发展战略的一种重要外交影响力，对内则是中国社会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科技化时代，鼓励社会个体积极参与文化建设的驱动力和执行力。这种文化软实力的实现主体就是社会及作为社会每一个分子的“社会人”，而宗教组织在整合社会资源、团结凝聚社会个体方面具有较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因此，在具体推动文化软实力发展，促进跨境民族地区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宗教组织可以发挥较好的作用。仅以南传佛教为例，宗教组织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

（1）依托南传佛教的宗教组织，以宗教力的区位优势来持续打造文化区位优势，补充经济区位动力的不足，从中国发展战略全局出发，全盘考虑孟中印缅经济带战略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把云南建设成为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列入国家战略，不仅为云南带来发展的活力和动力，更重要的是在国家层面上打开一条新的通道，开辟了一个新的市场，它为国家加强与印度洋周边国家的地区合作，起到一个支持的作用。云南要抓紧大通道建设，抓紧大基地建设、抓紧大平台建设、抓紧大窗口建设，同时还要抓好生态建设。”在此战略框架下，南传佛教的宗教组织作为信仰群体的活动网络，首先可以在中国对外发展格局中，积极发挥宗教力的文化区位优势。

（2）从全球宗教分布格局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中国南传佛教分布区域处于东南亚南传上座部佛教分布的边缘地带，是我国与东南亚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的交汇处，也正是这一交汇特点使中国南传佛教具有独特的宗教力区位优势。云南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区域与东南亚既有天然的地缘联系或者跨境民族之间的族缘联系，也有佛教文化的联系。这使南传佛教具有国际性特征。在东南亚上座部佛教文化圈内，信仰南传佛教的民众主要集中在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斯里兰卡等国家，其有1亿多人信仰南传佛教。从横向的国际联系来看，如果我们能够以内在的地缘、亲缘和族缘乃至“教缘”关系来加强我国的文化、经济、政治交流，与外域相互沟通的话，我国的国际形象将会大大提升。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南传佛教发展迅猛，在中国，其传播空间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云南西南部和西部地区，而是开始在大陆、台湾、香港等地有了较强劲的传播。其分布版图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力量和分布格局在逐步外延，这意味着南传佛教的宗教力版图在逐渐扩展。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有利于我国进一步实施发展战略的。因此，我们应该转换思路，将中国南传佛教的区位劣势转换为我国全局性发展战略的区位优势，从而将南传佛教的宗教影响力纳入我国对外发展战略全局考虑。中国南传佛教与东南亚佛教文化圈有内在的文化区位优势，它可以使我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区位优势形成互补，进一步推动我国全面发展战略的可持续发展。

总之，概观世界宗教信仰版图，宗教力是各个宗教信仰板块的重要支撑点。因此，在中国对外发展战略格局中，可以发挥宗教力量，依托宗教组织，以宗教力的区位优势来持续打造文化区位优势，补充经济区位动力的不足，进而从中国发展战略全局出发，全盘考虑发展战略的可持续性问题，以世界文明之间的平等、宽容的理解和交流互鉴为文化合作机制的前提，积极发挥宗教的正能量作用，建立宗教的“文化一体化效应”，在世界文明交流的平台上，打造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建立深层的世界文化合作机制，形成平等包容的国际对话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