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探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美国对华政策，是因为美国对华政策模式具有很强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对1941～1950年的美国对华政策所产生的影响，不仅表现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对华认知积累，也体现在持续影响政策模式的诸多因素上。这些认知一直鼓励着美国怀着崇高的理想，即便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不忘记高举“理想”的大旗，使自身的政策显得不那么唯利是图、咄咄逼人。在政策模式上，美国倾向于将理想和利益巧妙地交融，以最低的代价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这些因素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依然左右着美国的对华政策。

对美国而言，中国承受着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苦痛，这让同样有过被殖民经历的美国感同身受；中国在探索着适合自己的政治道路；而在内忧外患中生存的国民虽然没有宗教信仰，却保留着清教徒式的隐忍和坚强。对美国的传教、商业和外交事业来说，这样的中国意味着无限的机会与希望，因此，美国对中国的持续关注，既充满着改革者满腔的理想，也伴随着传播基督教的福音热情，更包含着对中国近四亿人口的潜在市场的向往。但是自1784年第一艘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登陆广州以来，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之前，美国要实现这一宏伟的抱负，不但缺少外在环境的支持，而且找不到内在的动力，更不具备相应的能力作为实现理想的坚实后盾。

美国从《望厦条约》获得的通商、传教等权利，在其后近一个世纪里多次受到在华其他列强的威胁：第一次是19世纪末爆发的列强瓜分中国狂潮，第二次是1931年日本进攻中国东北三省，第三次是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在这些发生在中国的、涉及美国利益的事件中，来自政治、军事和外交领域的美国观察者们每次都发出警告，告诫美国应该采取更为积极的政策来捍卫其在中国的利益。但是这些充满警惕性的声音每每都被淹没在距离产生的淡漠和审慎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美国对在华利益重要性的认识程度。

在1938年日军席卷东南亚的计划直接危及美国的欧洲盟友利益之前，美国简直找不到迫切的内源性动力来积极介入中国发生的事情。毕竟中国的机会和希望都还是潜在状态的，对华贸易额在美国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不足4%。当1937年12月12日，日本飞机击沉美国海军停泊在长江上的“帕奈号”时，民意测验显示，大部分美国人希望从中国全部撤出，避免再次出现冲突。在1938年之前，美国不希望在中国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但是为了守住既得的殖民利益，它宁愿站在较高的“道义”立场上构建自己的政策。从“门户开放”政策，到以“不承认主义”为特点的史汀生主义，美国都在反复重申要维护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事实上，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只是争取美国利益使用的媒介，美国从来没打算付诸行动来帮助中国实现这一目标。无论是门户开放政策中的分割殖民利益，还是史汀生主义中拒绝日本挤压美国的在华利益，都是以与列强共同损害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利益为代价的，是与门户开放政策所宣称的崇高道义包装背道而驰的。为了契合自己的理想，美国极力证明自己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是不同的，美国把自己的利益精心包裹在较高的“道义”标准里，尽管美国从未打算以实际行动取代空谈，去实现它们。19世纪末美国实行的“门户开放”政策几乎奠定了此后直至1938年美国对华政策的指导原则：积极介入但不作为，尽可能避免对抗。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同样有着被殖民经历的美国，希望中国能够维护自身领土和主权的完整，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毕竟，一个自强的中国能够摆脱列强在华缔造的各种形式的垄断，这对于倡导自由贸易政策的美国是有利的。出于对自身理想、历史经验和利益的一片关切之情，美国不断深化对中国的认识。而在认识过程中，美国一直在自身理想、经验和利益交织而成的透视镜里观察中国，应该说所有的美国观察者在理想和利益上不存在分歧，但是在如何实现理想和利益这一问题上，却意见分歧很大。

总体而言，对美国来说，中国意味着无限的机会，但它的重要性仍然没有以显著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不值得为了维护在华利益而大动干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