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农耕文明时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

历史学家认为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开始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发明了陶器；出现了原始农业、养畜业和手工业。

农业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变，狩猎者和采集者开始变成了饲养者和种植者。原始农业出现后，农耕文明开始萌芽。后来，铜器和铁器出现，人类走出石器时代，进入农耕文明时代。进入农耕文明时期后，人类逐渐学会了驯养野生动物、种植植物，这就大大减少了人类对大自然的直接依赖。原始农业（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出现，也为发展其他领域的生产创造了条件。在原始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原始的手工业及其他一些家庭副业也逐渐发展起来。这样，由于生产的发展，就提出了定居的需要，并且提供了定居的可能，于是人类逐渐变为定居生活。长期定居的结果，便形成了村落，进而发展成城市和集镇。由于定居生活的需要还促进人们发明了陶器。起初，陶器用于盛水、煮食物和存储粮食，后来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最早进入农耕文明的是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印度河—恒河流域、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这四大古老农耕文明中，我国是人类历史上农耕文明最发达并且延续时间最长的国家，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其中科学技术也是相当发达的，对人类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 先秦时期

约在公元前6000—前3000年，人类逐渐学会了开矿和冶炼制造铜器。青铜发明后，人类历史逐渐进入新的阶段——青铜时代（the Bronze Age）。目前考古所发现的最早铜器出土于西亚地区。1975年我国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约公元前3000年前后）出土一件青铜刀，这是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我国的商代（前1600—前1046年）已确切地进入了青铜时代。考古资料证明，商代已广泛使用青铜器。商周时期，我国的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出土了很多令人叹为观止的青铜器。农业在商代已占支配地位，实行了井田制，大量使用奴隶从事农业劳动，并且出现了青铜农具。在商代制陶业已经较发达，还出现了纺织业。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文字，是迄今发现的我国最古老的文字，而且记载了一些当时人们观察到的日食、月食和新星等天文现象，并有十进制记数，一、十、百、千、万等。

西周（前1064—前771年）建立了分封制度和宗法制度，并发展了商代的井田制度。农业技术有了进步，井田里开挖了排水、引水渠，懂得人工灌溉，农作物品种大量增加，产量也有提高。王室和各诸侯都拥有许多奴隶作为工匠在手工业作坊劳动，青铜器铸造和陶器制造是主要的手工业。西周历法和天象观测也有进步，开始创立观测天象变化的28宿。还有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关于日食的记录。

农耕和畜牧是人类生产方式的第一次革命，人类从此不再被动地依赖自然界提供的现成食物和生活资料。原始农业使人类劳动产品由“赐予接受”变成“主动索取”。农耕文明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又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其中冶铁工程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使铁农具在农业上得到广泛应用，是生产力发展的一大飞跃。这一飞跃发生在春秋时期。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生铁（铸铁）冶炼和铸造技术的国家。在公元前6世纪的春秋晚期，已能冶炼生铁和铸造铁器，在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战国之际，已能锻造铁工具。在公元前4世纪铁器的使用已推广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领域。铁器的广泛大量使用，使大面积开荒和兴修水利成为可能，春秋时期还发明了牛耕方法，这就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农业的发展，又促进了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的发展，从而出现了农耕文明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致使春秋时期（前770—前476年）成为中国社会制度大变动的时期，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转变。

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中国已确立了封建制度。争雄的各国都先后实行了变法改革，使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社会经济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农业生产发展离不开防洪和灌溉，铁制工具的大量广泛使用，催生了大型水利工程技术的发展。公元前1000年的末期，石头和泥土修建的水坝在地中海地区、中东、中国和中美洲等地都出现了。中国是农耕文明最辉煌的国家，战国时期的水利工程技术有很大发展，各诸侯国相继兴建了水利工程。如公元前256年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以无坝引水为特征，变害为利，使人、地、水三者高度协和统一，是至今仍在使用的一项伟大的“生态工程”。

由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有了较多剩余劳动力，就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制陶和冶炼（铜和铁）技术发达起来了，纺织技术也有很大进步。由于冶炼（铜和铁）工程的需要，出现了采矿工程。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需要，人类对自然力的利用扩大到畜力、水力、风力等可再生能源。战国时期，手工业和商业都有很大的发展。官营手工业的衰落和私营手工业的发展及民间商业的活跃和发达，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手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品种门类的增加，导致了技术的进步。春秋战国之交的《考工记》记述了前此手工业技术的发展状况和器物制造的规程，其中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在力学和声学方面获得的知识。

《韩非子·有度篇》记载，战国时人们已使用“司南”辨别方向，这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的指南工具。

伴随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作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城市形成并逐步扩大，建筑工程技术有了很大发展。城市、封建君主宫殿等建筑工程技术集中反映了当时的经济活动规模、社会等级制度、科学技术水平、文化艺术和思想意识状况，成为农耕文明的综合性、标志性的“时代”工程。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都城建筑都具有相当的规模和确定的形制。在中国古代，皇宫及皇城工程建筑，从秦朝开始就具有庞大规模和辉煌宏伟的气势，体现着封建帝王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和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春秋战国之交，出现了建筑机械方面的能工巧匠的代表人物鲁国人公输般（又称鲁班），人们把当时已有的土木工程器械的发明都归结到他的名下，还传说他发明了攻城器械云梯和水战器械钩具，甚至还有能乘风飞行的木鸟和自动行走的木车马。可见当时土木工程建筑技术发展的状况。几千年来，人们都把他奉为土木工匠的鼻祖。

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制度大变革的背景下，各国竞相变法革新，争强称霸，于是就出现争夺出谋划策的人才的竞争，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士”的知识阶层，民间讲学游说之风兴起。诸子百家学派形成的“百家争鸣”局面，大大激励了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各种现象及其规律性进行探讨和研究的兴趣和热情。《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讲他的父亲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把诸子百家分为六家，即“阴阳”“儒”“墨”“法”“名”“道德”。汉代历史学者班固（32—92年）在《汉书·艺文志》中讲，在刘歆（约前46—23年）的《七略》中，把诸学派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他认为“小说”家不如前九家重要。

墨子（约前468—前376年）早年是制造器械的工匠，其弟子大多也属社会下层，代表着小生产者和小私有者的利益。在春秋战国时期影响很大，称为“孔墨显学”。他们在各家中是最为重视科学技术研究的学派。《墨子》一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原有71篇，留下来的只有53篇。今本《墨子》为汉代刘向（约前77—前6年）校订，其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为战国时期的后期墨家的著作，通称《墨经》亦称《墨辩》。《墨经》中探讨了许多科学技术、认识论和逻辑学的问题。《墨经》提出，“久”和“宇”作为时间和空间范畴，“异时”和“异所”构成“宇宙”，宇宙是无限的。它还提出了时间、空间和运动的统一的观点。探讨了力的平衡、杠杆和滑轮的工作原理。它还记载了光学的小孔成像实验，探讨了平面、凸镜、凹镜成像及光源与影子的关系等光学问题。

名家奠定了中国古代科学的逻辑基础，本书有专章论述。

阴阳家源自商周以来的方术。术数或法术原是迷信，但包含有古代科学的萌芽。阴阳家试图以自然的力量来解释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农家注重生产技艺，重视农事。

《周易》是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可以说它奠定了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哲学基础。《周易》由《易经》和《易传》两部分构成。《易经》由六十四卦的卦辞和三百八十四爻的爻辞构成，它形成于殷周之际。它认为自然界也与人和动物一样，是由两性——阴和阳产生的。它从各种复杂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中抽象出阴（——）和阳（—）两个基本范畴，阴代表阴性、柔弱、顺从、忍耐、包容、安静、退守等特性及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阳代表阳性、刚劲、矫捷、运动、进取等特性及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世界就是在这两种对立力量（阴阳）“相感”“相推”和“相荡”的作用下生成着、变化着，向前推移。变化发展的观念是贯穿《易经》的一个基本思想。《易传》是孔子的后代门徒陆续编撰至战国时期完成的，它对《易经》的解释，形成了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成为战国时期一大哲学流派。《易传》的作者们虽然属于儒家，但其观点并非只是来源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其哲学思想反映了战国时代哲学发展的面貌，并非孔孟正统派。将《易传》的思想皆归于孔子，这是汉代尊孔论的偏见。探究和阐释事物的变化发展为《周易》之宗旨，“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通变之谓事……”（《系辞上传》），“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下传》）。这正是《周易》所揭示的自然现象和社会变化发展的法则。它认为，事物的发展变化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也不可能总是障碍重重，往往是顺畅和障碍交替出现；事物的变化发展，达到顶点，就要向相反方向转变，物极则反；事物的发展变化，是一个革故鼎新的过程；“阴”和“阳”的相互作用是事物发展的动因，“阴”和“阳”的相互作用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这两种力量“相感”“相推”“相摩”“相荡”，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而是形成一种和谐；以阴阳处于高度和谐的境地为万物存在的根本条件，把和谐视为天地化育万物的宇宙法则，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发展的基本动力。从《周易》开始，和谐理念、“中和”思想就逐渐成为中国哲学思想一以贯之的基本主题。老子哲学发展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张人与自然和睦相处；在儒家思想里“中”“和”“中庸”“中恕之道”成为儒家思想的基本理念。《周易》还认为人的思想行为要“顺动”“随时”和“与时偕行”。《周易》对中国古代科学和哲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说是开放的、具有革新精神的。但是，到了汉代朝廷采纳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就变得越来越封闭和保守了。

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历法有很大进步。《春秋》一书记录了37次日食的观察，其中30次已证明是可靠的，还记载了公元前613年出现的哈雷彗星。战国时期的甘德和石申观测了金、木、水、火、土五个行星的运行及其出没的规律。他们观测恒星的记录，是世界最早的恒星表。春秋末和战国时期通行的“四分历”，一年为365又四分之一日，早于欧洲几百年。一年划分为24个节气，对农业生产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到战国时期，中医学有了重大发展。《黄帝内经》已成书，它由《素问》和《灵枢》两部分构成，共18卷，初步建立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并一直指导着中医学的临床实践。

二 秦汉时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在兼并六国的战争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彻底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在全国设立36个郡，后增至40余个。为了加强对全国各地的控制，大量修筑道路，即“驰道”，并统一车轨的宽度，车轮宽度不得超过6尺，即“车同轨”。由于战国时期，各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不利政令推行，秦始皇统一了文字，还统一了度量衡制度和货币。秦始皇北击匈奴，迫使匈奴北退700余里，修筑长城，有效地保护了中原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的安定生活。统一开拓了东南沿海、岭南和西南地区，加速了民族融合。这些举措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交流。

西汉初期，为恢复遭受战争破坏的生产和社会经济，实行了“休养生息”政策，“稀力役而省贡献”（《汉书·陆贾传》）。及至文帝、景帝时期，出现生产和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富庶的局面，史称“文景之治”。当时，实行了这样一些值得注意的政策：减轻赋税和徭役，促进农业发展。刘邦实行十五税一制，即税额为农民耕作收入的十五分之一。景帝时减为三十税一，后来它就成为汉朝的经常制度。为了鼓励人口繁殖，在人口税上，惠帝实行了鼓励早婚的政策。文景时代，还实行了减轻徭役的制度。文帝“弛山泽之禁”，百姓可利用山林河湖，从事生产活动。为防谷贱伤农，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入粟拜爵”之策，即鼓励商人买粟输边，授予爵位。文帝还倡导节俭，以抑制奢靡之风，大大减少了国库开支和人民的负担。这些举措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以及经济的繁荣。至西汉末年，国家人口达到5900多万，垦田800余万顷，国库充盈。

汉武帝开拓疆域，北征匈奴，统一西南，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沟通和开辟了汉朝与外域文明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交流。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后，汉武帝每年派往西域的使节团，少则五六个，多至十余个，每团都有百余人至数百人组成。当时的丝绸之路有南北两条，南路可到大月氏（今中亚阿姆河）和安息（今伊朗）；北路可到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东部的费尔干纳）、康居（今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巴尔喀什湖以西至咸海一带）和奄蔡（今咸海至里海一带）。汉朝的丝织品、先进的生产技术（如冶铁技术、耕作技术、凿井技术等）和文化传入西域和中亚；西域和中亚的技术和文化也传入中国。如苜蓿、葡萄种植技术、葡萄酒酿造技术和西域的一些作物牲畜品种（如胡桃、石榴、西瓜、骆驼、汗血宝马等）。自汉朝始，中国开始了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不同文明之间的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加速了华夏文明的进步，为科学技术发展创造了较为有利的社会环境。

汉武帝重视农业生产，农业生产的兴盛，促进了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汉武帝的搜粟都尉赵过发明了“代田法”，大力推广先进的耕作方法和新农具。汉成帝时，氾胜之发明了“区种法”，还编写了一部农书《氾胜之书》。

汉武帝为发展农业生产，大量兴建水利灌溉工程，坎儿井就是这时发明的。

汉武帝时期，实行盐、铁、酒官方专卖制度，冶铁作坊的规模都很大，有力地促进了冶铁生产的发展和冶铁技术的进步。西汉时期已出现了一种炼钢新技术，比欧洲早1900多年。

西汉时期的纺织业非常发达，纺织技术也有很大进步。

汉武帝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和富庶，形成了科学技术发展的一次大发展。

汉武帝之后，官僚、贵胄、地主和富商大量兼并与掠夺农民的土地，政治腐败致使水利工程年久实修，水旱虫灾不断，大量农民破产流亡，社会阶级矛盾加剧，导致农民起义在各地频繁发生。王莽的复古改制，非但未能缓和社会矛盾，反而导致赤眉、绿林的更大规模农民起义，推翻了王莽政权。刘秀打败了赤眉、绿林的农民起义军，先后荡平了地方封建割据势力，于公元40年，建立了东汉政权。

东汉初年，吏治清明，恢复了三十税一等薄赋轻徭制度，精兵简政，节约开支，释放奴婢，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治理黄河，很快使东汉的经济在西汉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由于人口向南方流动，北方的先进生产技术传入南方，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起来，中国经济重心从东汉开始逐渐向南方转移。东汉时期，农业生产技术和耕作方法有很大进步。水力鼓风炉的发明，是冶铁技术的一大进步，降低了成本，扩大了产量，使铁农具大大普及，出现了许多新农具，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进而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水力鼓风炉的发明和使用，比欧洲早1300多年。风车也在农业和手工业中得到运用。机械制造技术有了较全面的发展，自动记载行车里程的里鼓车、指南车、鼓风器械、纺织器械等的发明，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东汉大败匈奴及班超出使西域，重新恢复了与西域的交通，使东汉与西域在经济、技术和文化方面的交流继续发展。

东汉前期，形成了科学技术的又一次大发展。

在天文学和历法方面，秦汉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年—？）的《史记·天官书》，不仅详细完整地记述了前此人们对天象的观测和记录，收录了558颗恒星，而且总结为五宫二十八宿的完整星系体系。汉代出现了大科学家张衡（78—139年），在他的《灵宪》这一科学著作中提出了他的宇宙生成和演化理论，并指出，“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在他的《浑天仪图注》中，发展和进一步完善了战国时期提出的“浑天说”，并为浑天仪的制作提供了理论依据，他发明制造了测量天文演示天象的浑天仪和测定地震的地动仪。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启用了学者们制定的新历法《太初历》，这是天文学发展的一项重要成就，是当时最先进的历法，是当时社会发展和生产力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东汉初年又实行了四分历，东汉末年天文学家刘洪又编制了《乾象历》，它代表了秦汉四百余年历法修订的最高水平。

汉代在数学方面也取得重大进展。《周髀算经》，书中第一部分，一般认为是春秋以前的人留下来的，只有265个字，其余的主要部分是汉朝人写的，成书的年代约在西汉成帝与东汉桓帝的百余年间。该书不仅是天文学“盖天说”的代表著作，也是重要的数学著作。《九章算术》是秦汉时期数学方面的集大成之著作，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其基本内容在西汉后期（前1世纪中叶）形成，最后成书于东汉前期（1世纪）。

秦汉时期，实现了国家统一，开拓了疆域，域内外的交通方便许多，域内外的经济文化和科技交流频繁起来，为地理学的发展提出了社会需求并提供了条件。秦代相当重视地图的绘制和收集工作，汉代有制作较为精确的地图。汉代地理学有了较大发展。

秦汉时期，医学和药物学有了长足发展，基本形成了古代中医体系。成书于西汉时期的《难经》，概括、总结并进一步丰富了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大量的、内容丰富而零散的医疗经验。它以问答的形式探讨了81个疑难问题，提出了“奇经八脉”和“右肾命门”的中医经络脏腑理论，还提出了“七冲门”和“三焦无形”的人体结构说。东汉早期，中医药专著《神农本草经》问世，它是经过秦汉以来许多医学家的收集、整理，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战国以来药学知识和用药经验的集大成之作。全书收录365种药物，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它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主治病症达170余种。东汉末年，名医张仲景（2世纪中叶—3世纪初）的《伤寒杂病论》问世（《金匮要略》是其中的杂病部分）。

秦汉时期，炼丹术有很大发展，秦始皇和汉武帝为了“长生久视”，使炼丹术大行其道。虽然它的目的和理论是荒诞的，但也给人们提供了对自然现象进行观察研究的机会，客观上促进了化学、冶金学、药物学的发展，产生了一些发明创造。

西汉时期已有了用蚕丝和植物纤维造的纸。东汉前期，公元105年，宦官蔡伦，改进了西汉以来的造纸技术，扩大了造纸的原料，把造出的纸献给和帝。从此造纸技术广泛推广产量大增，并逐步传播到世界各国。它对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传播有着非常大的意义，是中国技术发明对世界的四大贡献之一。

秦汉时期，也发生了一些不利于和阻碍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事件，而且其历史影响是深远的，教训是惨痛的。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公元前213年，秦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实行禁绝私学，焚烧书籍。凡私人所藏《诗》、《书》、百家语及其他各国历史记载，皆于三十日内烧之；有敢谈论《诗》《书》者杀头，“以古非今者”灭族；禁绝私学；凡《秦记》、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及国家博士官府所藏的《诗》、《书》、百家语，皆不烧。公元前212年，由于方士侯生和卢生不满秦始皇派人寻求仙药的行为而发议论，引起秦始皇大怒，在咸阳捕杀了460人。这是文化专制的野蛮行径，使中国古代文化典籍遭受巨大毁灭性损失，压制了思想、学术自由，严重阻碍了思想、学术、文化的发展。

秦始皇焚书，禁止民间私藏书籍，《诗》、《书》和六国历史记载等几乎全被销毁，嗣后项羽的军队火烧咸阳，秦朝的官藏书籍也被焚毁。致使西汉初年，难觅古本文献，《诗》、《书》和历史知识的传授，全凭教师和学者的记忆进行口授，再记录成书。这样形成的书籍，不可能完全客观真实地恢复过去诗、书、历史记载的原貌，往往带有口授者个人不同理解的主观色彩。依据不同口授者的讲述，记录而成的同样题目的书，内容和观点也就各不相同。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公元前134年，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意见，以儒术治理天下，将原来政府中的非儒家的博士遣散。至此，只有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儒生才能在政府中供职。公元前124年，汉武帝从公孙弘、董仲舒之请，在长安设立太学，为太学生传授儒家经典，毕业后可入仕途。自此，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官员多为受过儒学教育的人。从而确立了儒学的官学地位，居统治地位的儒学掌控了教育事业。儒家一家独尊，取得了思想文化正统地位。汉武帝明令要求朝廷议政“具以《春秋》对”，“以经义对”，儒家经典成了国家政治和施政的理论指导。非但如此，董仲舒还积极倡导“《春秋》决狱”，这样儒学经典就具有了法律效力。“经义断狱”，为实施思想文化专制开了先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教育事业以传授儒家经典进入仕途为宗旨，科学技术就不被读书人所重视，科学思想和理论研究不可能取得应有的地位。曾与儒家同为显学的墨家，最为关注科学技术研究，并对科技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但从秦汉时期起，就被尘封了，直至清代晚期，才又引起学者的注意。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和西汉末年谶纬迷信的流行，也是不利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因素。东汉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冲（27—97年）对谶纬迷信和天人感应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其著作《论衡》对力学和磁学及雷电等自然现象也有涉及。

汉代的教育分官学和私学两类。秦代严禁私学和游宦，汉初，特别是在公元前191年正式废除秦代的“挟书律”后，私学很兴盛。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太学，教学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同时下令各地方设立官办郡国学校。但中央太学和地方官学招纳生员有限，并且官学中缺乏蒙学教育机构，所以大多数青少年，就不得不就读于私学。且由于古文经学不能在官学讲授，这样古文经学的学者，只能从事私人讲学，以抗衡官学。结果私学学校在数量和就读人数上大大超过官学。私学有较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教学内容多种多样，医学及各种方技也多由私学传授，古代的科学技术知识是依靠私家传授才得以延续和发展的。汉代的私学还特别重视气节修养，不慕禄位，不畏强权，敢于批判社会现实。

三 三国、晋、南北朝时期

三国时期（220—280年）魏、蜀、吴均注意增强国力，奖励农桑，兴修水利，重视手工业的发展，经济都取得了一定的发展。蜀在西南民族地区推广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为其经济开发做出贡献。吴国为开发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及开辟与台湾、海南岛、辽东的海上交通做出贡献。魏对中原经济发展作出努力并重新把辽东收入版图。

西晋（265—316年）短期统一了全国的政权，十分荒淫、腐朽和残暴。以占田制取代了屯田制，加强了对农民的剥削。晋武帝分封王国的制度，又酿成16年的八王之乱（291—306年），给人民带来贫穷、痛苦和灾难，导致几十万人死亡。西晋后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史称“五胡”）的反抗斗争和八王之乱、连年大旱饥荒所造成的流民起义此起彼伏。

公元316年，西晋灭亡。北方分别被“五胡”等少数民族的贵族统治者占领，形成五胡十六国（304—439年）的长达135年的分裂局面。长江以南是东晋的偏安王朝（317—420年）。东晋政权内部北方世族地主与原来的江南大族地主之间存在激烈矛盾；同时在扬州的中央政权与在荆州的镇将形成了“荆、扬之争”，这两大矛盾，使东晋政权无心也无力北伐。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东晋获胜，阻止了北方入侵，使江南的经济文化免遭摧残。但统治者内争不断，盘剥人民，社会矛盾激化，酿成持续十余年的农民起义，终致东晋灭亡。

南北朝（420—589年）继续南北分裂的局面。北方先后经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几个朝代，史称北朝。南方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史称南朝。

西晋末，大量北方汉族人不断流入南方，把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纺织技术传入南方，南方经济逐渐有了很大发展，到南朝时已出现了一批手工业和商业较为繁荣的城市。

在北魏短暂统一北方期间，孝文帝为缓和阶级、民族和各种社会矛盾，实行了均田制和新的租调制的经济改革及三长制的社会组织形式户籍制度改革。并迁都洛阳和推行汉化政策。这样，就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解放了一大批被大族地主压榨的农户，对恢复北方的农业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并有助于减少民族矛盾，促进民族融合，推动北方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

政权大分裂的时代，同时也是民族大融合的时代。这几百年来，华夏文化并没有在政权的不断更迭、地方的分裂和连年的战乱中被中断，恰恰是华夏文化消解着民族的对立和冲突，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民族的大融合必然促成新的大统一，华夏文化的大繁荣和社会经济的大发展，为隋统一全国和盛唐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从三国到南北朝这360余年间，华夏文化没有中断，科学技术也在艰难中行进。

三国期间，有许多技术发明。诸葛亮设计制造的所谓“木牛”“流马”，就是独轮车和四轮小车。独轮车在欧洲千年后才得到应用。诸葛亮还设计了一种新型的一次发射十支箭的连弩。魏国的马钧改进了提水用的翻车，名为龙骨水车，大大提高了灌溉效率；他还改进了纺织机械织绫机，生产效率提高了四五倍；又设计制造了指南车。其时水力磨坊已广泛使用，魏、蜀、吴都有不少运河、水库等水利工程建设。

裴秀（224—271年）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科学制图学之父，他在《禹贡地域图》中创立“制图六体”，即绘制地图的六项基本原则。他主持完成了见于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地图集《禹贡地域图》18篇。

三国时期的魏国和西晋之间的大数学家刘徽为汉代的《九章算术》作注，完成了九卷本的《九章算术注》一书，之后他又写了第十卷单独成书为《海岛算经》。

西晋时期对南方的植物学和矿物学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有嵇含的《南方草木状》、万震的《南州异物志》和杨孚的《南裔异物志》等著作问世。

三国西晋的名医皇甫谧写了《针灸甲乙经》，西晋的太医令王叔和写了《脉经》。

战乱期间，人们生活艰辛漂泊不定，需要精神和心灵的安慰，于是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宣扬避世的道教兴盛。道教的养生术和炼丹术流行，客观上促进了化学和医学的发展。东晋的葛洪（283—364年）是道教学者、炼丹家和医药专家。他的著作有《抱朴子外篇》50卷、《抱朴子内篇》20卷、《神仙传》10卷和医药专著《肘后救卒方》。他的炼丹术对化学也有贡献。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学者陶弘景（约456—536年）著有《本草经集注》和《肘后百一方》等医药专著。

南朝的科学家祖冲之（429—500年）在数学、天文学和历法方面都有杰出贡献。郦道元（？—527年）是杰出的地理学家，其著作《水经注》是中国和世界古代的地理学名著。

北朝的贾思勰（约473—551年）是杰出的农业科学家，其著作《齐民要术》系统地收集、总结和论述了前此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生产经验和农业科学技术成果。

四 隋唐时期

隋朝（581—618年）虽然只有短暂的37年的历史，但它结束了360余年的割据分裂局面，实现了全国统一，有其巨大的历史意义。隋文帝先后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首先是定都长安，把南方门阀豪族迁到长安，并平定了南方豪族的叛乱，打击和削弱了门阀豪族势力，巩固了中央政权。在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对土地兼并加以限制，并减轻租赋徭役，扩大了自耕农民的数量，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上实行三长制，以加强户籍管理，隋朝先后进行了两次人口检查，隋文帝颁布了“输籍之法”，由政府规定各级民户应缴的赋税徭役数额，减少了豪强地主对农民的盘剥，调动了农民向政府纳税的积极性。隋文帝还实行了改革官制，在中央政权设三省六部制，地方官员由中央异地任免，三年一换，加强巩固了皇权，还把东汉末年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并县裁冗员，精简了机构，提高了工作效率。隋文帝废除了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隋炀帝设立进士科，实行分科取士的科举制度，改变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扩大了封建政权的阶级基础，巩固了中央政权。唐代进一步发展完善了这一制度。隋文帝还制定了新法律《开皇律》，废除一些酷刑，可逐级上诉至朝廷，死刑须经三次奏请，由中央的大理寺复按。它奠定了此后各朝代的法律基础。

这些改革措施的实行，促进了隋朝的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较为安定。人口由410万户增加到890万户，耕地面积由1900万顷增至5500万顷。到隋文帝晚年，粮食物资储备，“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贞观政要》卷八《论贡赋》）。隋炀帝继位，有了经济基础，就在洛阳建筑东都城；开凿南起余杭北至涿郡全长2700多公里的大运河，促进了南北交通经济社会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加强了国家的统一。

隋朝存在的时间不长，但科学技术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就。在天文历法方面，刘焯（544—610年）制定了当时最精密的《皇极历》，由于保守派的反对，未被隋朝采用，但从唐朝起他的许多创新为后人所采用。耿询制造了用水力转动的浑天仪和可移动的精巧的计时仪器刻漏。公元7世纪初，王孝通著有数学著作《缉古算经》，主要解决土方体积和勾股问题，及一元三次方程的数值解法。隋炀帝期间，巢元方等人奉诏主持编撰《诸病源候论》（50卷），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不载方药以论述各科病症病因和症候为主的医学著作，书中还记述了肠吻合术、大网膜结扎切除术、血管结扎术等外科手术的方法和步骤。隋晚期，孙思邈（约581—682年）著有《太清丹经要诀》，这是一部炼丹术的著作，列出18种秘方，炼制14种不同的丹药。隋朝设立了太医署，不仅是医务行政机构，而且还招收学生，传授医术，兼有医学院的作用。

在工程方面，李春设计建造了世界闻名的中国现存的赵州（今河北省赵县）桥。在隋朝最终开通了大运河，全长2700余公里。

由于隋炀帝大兴土木，过度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加重了人民负担，他的骄奢淫逸挥霍无度的巡游生活，炫耀武力三次征伐高丽，使得民不聊生，酿成隋末农民大起义。公元617年，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于618年称帝，建立唐朝，隋朝灭亡。

唐朝（618—907年）建立后，于公元624年平定了各地的农民军和地方割据势力，统一了全国。唐朝初期，接受了隋后期的教训，励精图治。公元627—649年唐太宗在位期间，基本承续了隋文帝改革举措，并进一步改进、制定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等制度和法令，使社会经济得到巨大发展，人民生活安定，史称“贞观之治”。

经济上，唐王朝继续实行均田制，农民得到“受田”，出现不少自耕农，调动了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颁布租庸调法，租庸调按丁征收，规定了徭役的最高役期，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生产活动。轻徭薄赋的政策，使农业获得很大发展，农业生产技术有很大进步。贞观时期全国耕作技术和灌溉技术显著提高，大力兴建引水、排水、蓄水等水利工程。耕地扩大，粮食产量大增，国家粮库充盈，至公元749年，国家粮库达9600万担。人口增加，“贞观之治”二十余年间，增加一百万户。

政治上，唐王朝完善了隋朝的官制改革。中央政府仍为三省六部制，中书省掌制令决策，门下省掌封驳审议，并增有讽谏之职，鼓励群臣犯颜直谏。地方政府仍为州（有时为郡）、县两制。同时设立中央对地方的监察制度。唐完善了隋的科举制度，设制举和常举，前者由皇帝亲自主持不定期举行，后者年年由吏部（后改礼部）主持。士人可不拘门第资格。虽然算学也列为一科，但考试科目重点在儒家经典和诗赋。武则天时还增设了“武举”考试。科举比九品中正制是一大进步，但忽视经济和科学技术等实用之学，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育。

唐代重视教育，普遍设立官学，有中央官学和府、州、县的地方官学。中央官学最盛时达八千人，不少邻国也派人来唐求学。所授科目均以经学为主，也有算学科目。地方官学也含有医药方技学校。

实行府兵制，设置了一套庞大的、经常的而又能自给的兵力储备体系，服现役者可免租税劳役，收到寓兵于农之效。兵力的强盛，使唐得以恢复在西域的统治，加强和巩固了西部边防；收复辽东加强了对东北的管辖；加强了唐朝对西藏和云南的权力，促进了汉、藏两个民族的友好团结，开发了云南地区，促进了西南各民族的融合。

农业的大发展，不仅物资丰富起来，而且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这就促进了手工业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唐朝的手工业比以前各朝都要发达。分官营和私营两类。官营的手工业，是为满足皇宫、政府、军队所需和营造，其规模庞大，按部门设立机构由官员掌管。中央政府设有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等。少府监，职掌纺织、印染、朝廷日用品、工艺品、仪仗、祭祀品等的生产，下设中尚署、左尚署、右尚署、织染署、掌冶署。还职掌训练工匠，根据不同工种的技术复杂和难易程度，培训期分别定为一至四年等，由教者传授家传技艺，并由考官进行季考和年终大考，工匠的制品都署本人的姓名。由此可见唐代手工业分工很细，技术要求很高。将作监职掌土木工程的政务，木工、土工、舟车工、石工、陶工等分别设专署管理。少府监和将作监，从全国的工匠中选拔工匠，是技术水准最高的。军器监职掌军械制造。

唐代私营手工业比以前朝代也有显著发展。南北方交流频繁和对外贸易的扩大，是手工业发达的重要原因。纺织业是民间最广泛的手工业。织妇和农夫对盛唐的经济发展，做出同样的贡献。纺织技术有很大进步，民间出现一些具有卓异特技的纺织术，如缭绫、轻绢、轻纱等。染色业也有了新技术，有柳氏女所创的印花法。

冶铸业也很发达。冶炼技术和铸造技术都有很大提高。

伴随着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海运和河运交通促进了造船业的发展和造船技术的进步。唐德宗时，造出人力踏两轮的战舰。还发明了海船的涂漆加固并降低了摩擦系数。

陶瓷业发展到新阶段，技术进入了由陶到瓷的完成阶段。社会上已普遍使用瓷器，制瓷窑遍布各地，邢州窑和越州窑是南北诸窑的代表。唐三彩就是唐代的一种名瓷。

磨面、制糖、印刷、造纸业的发展，也带动着技术进步。已出现一轴能转动五具磨的大型水磨。雕版印刷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雕版印刷术，唐初已发明，后期已经大量印刷书籍。

在建筑工程方面，有许多重大成就，城市、宫殿、寺塔等工程都称著于世。

唐朝的水陆交通和海上交通很发达，进一步发展了驿传制度，在水陆交通要道上，每30里设一驿站，备有船只或马匹，全国共有1600多处驿站。伴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和对外贸易也繁荣兴盛起来。西北的陆路“丝绸之路”和东南海上从广州直到阿拉伯的商船队及山东、江浙往来日本、朝鲜的商船队使海上贸易也兴旺起来。

唐代，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技术有了显著进步，科学也取得许多成就。

天文学和历法方面，天文学家僧人一行（张遂，683—727年）在唐玄宗时，主持大衍历的测算和编撰工作，完成了有关历法方面的巨著52卷，大衍历成为直至明朝末历代修历所效仿的格式。一行是世界上发现恒星移动现象的第一人，比哈雷早千年；他也是世界上实际测量子午线长度的第一人。他还与人合作制造了有计时功能的水运浑天铜仪。李淳风也先后制成《乙巳元历》和《麟德历》，并著有《天文大象赋》和《晋书·天文志》，还制作了黄道浑仪。公元758年，改太史监为司天台，有人员800余。

唐代较为重视数学。李淳风还奉诏与他人合作注解算经十书（《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缉古算经》等），后颁布为国子监算学馆教材。唐高宗于公元655年，在国子监内设算学馆收学生30人专门学习数学，就以十部算经为主要教材。唐代在科举中设明算科，及第者在吏部诠叙，给予从九品下的官阶。

在医学方面，孙思邈（581—682年）总结前人著述，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著有《备急千金要方》（30卷），《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30卷），收集了5300多个药方和800余种药物。高宗时，苏敬（599—674年）等23名医官奉命编撰了《新修本草》54卷，收载850种药物，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颁布的药典。公元739年，陈藏器为增补、解纷、考辨《新修本草》撰写了《本草拾遗》10卷。王焘（约670—755年）汇集了此前的医学资料编撰了《外台秘要》40卷，收录6900余个药方。吐蕃医学家宇陀·元丹贡布（藏族，708—833年）结合汉医理论，吸收外来医学成果，编撰了藏医学经典著作《据悉》，即《四部医典》。

公元755年，爆发了安史之乱，唐朝走向衰落。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黄巢起义，公元907年唐朝灭亡。五代十国（907—1279年）是唐朝末年藩镇割据的继续和发展。北方黄河流域经历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十个国，一个在太原，其余九个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

五代十国期间，战乱和暴动频仍，社会动荡，人民流离失所，经济衰退。此时，南方比北方相对稳定一些，战祸少一些，北方人民向南方流动，给南方带来生产技术和劳动力，经济重心逐渐南移，从此南方的经济发展超过了北方。只要社会安定，经济就会发展，技术就会进步。此间，南方的农业发展，促进了水利工程建设。著名的钱塘江捍海石塘就是一例。

五 宋元时期

五代的乱局到后周时有所好转，周世宗柴荣进行了经济、军事、吏治改革，国力充实，力图实现统一。公元960年，后周的禁军统帅赵匡胤发动兵变，建立北宋王朝。

北宋（960—1127年）于公元963年开展了军事行动，结束了割据纷争的局面，统一全国。至公元979年，实现了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统一。但与北宋形成对峙的有北面契丹族的辽政权和西北面党项族的西夏政权。云南的大理和西藏的吐蕃也未在中央政权的管辖范围。同时，北宋兴修水利工程，开垦荒地，广拓田亩，发展生产，整治运河水陆交通，增加财政收入。为防止割据局面重演，实行了“强干弱枝”政策，竭力加强中央集权，将政权、兵权、财权、司法权均集中于皇帝一人。提倡文人政治，严禁军人干政，守内轻外。这些政策措施对维护国家统一和发展社会经济发挥了作用。但北宋一直长期实行这样的政策，后来就致使兵多将弱，作战能力不强，行政效率低下，地方无所作为。北宋中期社会矛盾尖锐，公元1069年王安石实行变法。他在财政上推行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军事上实施置将法、保甲法；教育上颁行“三经新义”，改革科举制度，主张应举的员生要放下经典和诗文，而勤学历史、地理、经济、法律和医学等。王安石很重视科学技术，在中国历史上是难能可贵的。变法的目的是改变“积贫积弱”局面，振兴经济，富国强兵。变法虽然因遭受保守派阻挠而失败，但在新法推行的前后十几年间，还是起了些作用。

北宋消除了割据纷乱的局面，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前期社会较为安定，社会经济就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农业有大的发展，农民开辟了许多新农田，南方以山田、圩田为多，垦田面积大大增加。1021年，全国垦田面积达524万余顷，到公元1064—1067年，垦田为1000余万顷。农业生产工具进一步改进，出现人力推动的踏犁，插秧的秧马。南方已普遍使用龙骨车戽水和引水上山的筒车。各种农作物品种得到推广，水稻抗旱力强、成熟快，可不择地而生。经济作物的种植如茶、棉、甘蔗等都有发展。农业亩产量也有提高，一般农田一担，稻田在2—3担。

宋朝有发达的手工业，技术进步显著。丝织业很发达，出现一些专业作坊，丝织品品种繁多，蜀锦的技术水准很高。制瓷业发展迅速，官窑和私窑都很发达。

伴随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城市经济发达，乡村的集市贸易十分活跃。北宋政府征收的商税比唐朝增加许多，宋太宗时每年为400万贯钱，宋仁宗时增加到2200万贯钱。铸币量从唐朝较高年份每年32万贯铜钱，到宋神宗时达到600万贯铜钱。对外贸易也比唐朝发达。

北宋期间，在黑龙江和松花江一带的女真族逐渐强大起来，1115年，大败辽军，称帝立国，国号为“大金”。金灭辽之后，大举南下，于1127年，俘虏宋朝的徽、钦二帝，掠走百姓10万余人，北宋灭亡。

同年，宋高宗即位，后迁都于临安，这个南方的偏安的政权，史称南宋。

南宋（1127—1279年）与北方的金形成隔江对峙的局面。北方人民不断大量流入南方，使南方人口大增。公元1159年为1684万人，到1179年已达2950万人。在相对稳定中，南宋的经济还是有所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均很发达。

整个宋朝的经济发展超过了唐朝，又重文轻武，十分重视教育的发展，还改进了科举制度。宋初，国子监是全国最高学府，到仁宗后成为掌管全国学校的总机构。官学较唐朝更加平民化。宋朝的中央官学中设律学（法律）和医学。王安石变法，大举兴学，提出以学校养士替代科举取士，宋太学生最多时达3800人。宋神宗时，在州府设立学官管理学校。宋朝确立了书院制度，有公立也有私立，可以自定教材、自由讲述，不受官府条例约束。著名的书院有白鹿洞、岳麓、应天府、石鼓、嵩阳等书院。南宋时书院多达40余所。

宋朝科学技术的发展达到中国农耕时代的最高峰。宋朝丝棉纺织业发达，技术有很大进步，已经有了纺车、弹弓、织机。宋代制瓷技术相当高超，景德镇、龙泉等名窑的瓷器堪为精品。制纸技术的提高，不仅拓宽了原料来源，而且能生产出各种品质优良的书写和印刷书画用纸。冶铁技术已广泛采用煤，提高了铁的质量。北宋时造船业已有较大发展，到南宋就更为发达，技术已达到制造大型海船的程度，配有指南针。宋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居世界领先地位。在建筑工程方面，李诫在1100年完成的著作《营造法式》堪称中国古建筑工程的经典之作。

宋代最著名的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的三大技术发明。在唐初发明雕版印刷术的基础上，北宋中期，1041—1048年，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用胶泥刻成一个个单字烧硬，用它们排版印刷，这一革命性的技术发明，后传入东亚和欧洲，在四百多年后，德国的符腾堡才制成字母活字。

在战国时，已发明“司南”，到北宋时，已广泛使用指南针，沈括还发现了地磁偏角。北宋末年，指南针已应用于航海。到南宋时，发明了罗盘针，即把指南针装置在刻有度数和方位的圆盘上，广泛用于海上航行。后传入阿拉伯和欧洲。

火药最初是道家在炼丹过程中发明的，唐末用火药制造了“飞火”，是用抛石机发射的攻城火器。宋朝改进了火药的配方，大量用于制造火器。公元1044年，曾公亮（999—1078年）与丁度（990—1053年）编撰的《武经总要》（全书40卷）成书，其中记载了三种主要的火药配方和工艺流程及各种火器的制造方法。公元1132年，陈规发明了长竹竿火枪。公元1259年，安徽的寿春府又制出了能发射弹丸的突火枪。火药的制作大约在13世纪传入阿拉伯，欧洲在14世纪初才从阿拉伯获得这一技术。

宋朝在科学上也获得了很高的成就。宋朝是中国数学高度发展的时期，其成就远远高于同时代的欧洲。北宋数学家贾宪的《黄帝九章算法细草》创立了“增乘开方法”，可以进行任意高次幂的开方，还制成了一个二项式定理系数表。南宋大数学家秦九韶（约1195—1264年）精通天文历法，于1247年完成了《数书九章》，共18卷81题。杨辉在1267—1275年这15年间完成了《详解九章算法》《日用算法》《乘除通变本末》《田亩比类乘除解法》《续古摘奇算法》五种共21卷数学著作。他还总结自己的多年经验，写成了《习算纲目》这一数学教育著作，具体给出各部分数学知识的学习方法、时间顺序和参考书目。北方金代的数学家李冶（1192—1279年）著有数学著作《测圆海镜》对“天元术”（一元高次方程）做了系统论述。中国的代数学在宋朝时期达到最高峰，遥遥领先于世界。

北宋时期，杰出的科学家沈括（1031—1095年）的著作《梦溪笔谈》，总结了北宋及其以前的各门科学的成就。著名科学技术史家李约瑟列表分析了该书的内容，论述到的科学技术有：论易经阴阳和五行、数学、天文学和历法、气象学、地质和矿物学、地理和制图、物理学、化学、工程冶金及工艺、灌溉和水利工程、建筑、生物科学及植物学和动物学、农艺、医药和制药。他认识到“这本书作为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的重要性”。

宋朝医学也有杰出的成就。沈括和苏东坡合著了《苏沈良方》。北宋王惟一设计铸造了两个针灸铜人，标定穴位和穴名，并写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制成石刻流传。北宋杨子建的《十产论》和南宋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均为妇产科名著。宋时国家曾命令全国著名医家进献效验秘方，经太医局试验，然后制成药剂出售。宋代经百年几代人的努力，编撰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北宋民间医生唐慎微编撰了《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收录药物1746种，后屡为政府修订颁行。南宋法医学家宋慈著有《洗冤录》，为世界首部法医学著作。1111年前后，12位名医编撰了御医百科全书《圣济总录》。

元朝（1271—1368年）蒙古族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成吉思汗统一了在蒙古大草原上的各个部落后，于1206年建立了奴隶制的蒙古汗国。先后灭西夏、金、西辽，西征至欧洲的匈牙利、地中海，中东至巴格达、叙利亚、伊朗，南抵印度洋。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命名新都城为大都（今北京）。多次伐宋，1279年南宋彻底灭亡。人民遭受民族和阶级双重压迫，南北方人民不断进行反抗活动。

元统一全国后，改变了轻视农业的态度和做法，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上采取了一些措施。政府设立管理农业的机构，规定不得打猎践踏农田，不得占农田为牧场，开垦荒田，兴修水利，推广种植棉花。忽必烈命令组织人编写《农桑辑要》，并颁行全国。元比较重视手工业的发展。总的来说，元的社会经济还是有所发展。元的水陆交通发达，是历史上古代驿站最发达的时期。商业和对外贸易也很兴旺，与亚洲、欧洲、非洲都有经济、文化和科技交流。

元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未中断。大科学家郭守敬（1231—1316年）在科学技术方面主要有三大贡献，“一曰水利之学，二曰历数之学，三曰仪象制度之学”。他奉命修历，为了实测，制作了一系列观测仪器；又在全国设立了27个测景所，在观测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授时历》，确定365.2425日为一年，与现代的精确测算误差仅为26秒。还在北京建立了天文台。数学家朱世杰著有《算学启蒙》和《四元玉鉴》。

金元时期有四大医家，金代是刘完素、张从正、李杲，元代是朱震亨（1281—1358年）。朱震亨的医学著作有《伤寒论辨》《外科精要发挥》《格致余论》《局方发挥》《本草衍义补遗》等。

王祯是元代著名的农学家和农具专家。他于1313年完成《农书》，这是中国农学史上第一部兼论南北、注重技术方法比较、从全国范围总结农业生产经验的农书。书中的“农器图谱”部分，是流传至今的中国最早的图文并茂的人畜（水）力农具典籍。还有鲁明善著的《农桑衣食撮要》也是重要的农书。

六 明清时期

在元末农民大起义中朱元璋取得政权称帝，于1368年建立明朝（1368—1644年）。为消除元末战乱造成的社会经济破坏，明初实行了一些恢复发展社会经济的政策措施：放还战乱中的奴隶为民，庶民之家不准养奴婢，解除佃户的贱民身份，改善手工业匠户的地位，以提高劳动生产积极性；奖励垦荒，鼓励种植桑棉；实行军队屯田自养，减少军费开支；兴修水利，减轻商税。这样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出现了繁荣景象。

明中期以来，政治日趋腐败，宦官专权，剧烈的土地兼并、赋役和地租加重，使得民怨沸腾，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这样就导致了张居正的改革。张居正从1572年为内阁首辅起，执政十年，实行种种改革。整顿吏治，整饬边防，兴修水利，清丈土地，推行一条鞭法，减轻了农民负担，摆脱了部分劳役束缚，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赋役一概征银，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这就使得明朝中后期社会经济蓬勃发展。

明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还是耕织结合的传统经济的发展，而张居正改革后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标志则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在农业经济中逐渐发展起来，农业生产从前期的量的增长和规模扩大，转变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经济作物的扩大，促进了商业性农业的发展。这样，手工业生产的规模、能力、工具、工艺、分工、劳动组织、管理经验都比前期大有提高和改进。手工业已从农业的副业转变为独立的手工业，有的手工作坊已转变为手工工场。在农业和手工业新的发展基础上，出现了商业的空前繁荣，商人的群体和集团出现了，各地市场连为一体，商品交换空前活跃，全国性商业市场形成，国外贸易大有发展。城市、市镇、集市的发展和兴起是明代商品货币经济繁荣的综合体现。明代中后期发达的商品流通、雄厚的商人资本和贸易自由程度的增大，促进了社会分工和产品向商品的转化，促进了商品生产者分化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对传统的封建经济结构和运行机制产生了较强的分解和冲击作用，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提供了历史前提。

遗憾的是明末的黑暗政治、党争、社会和阶级矛盾加剧酿成农民起义，明朝灭亡，满族入侵，丧失了社会经济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

明代的科学技术发展出现了一个新情况，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传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对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开始产生影响。崇祯年间，由徐光启、李天经主持修订历法，就聘请传教士汤若望、罗雅各等参加，著成了《崇祯历书》。书中较系统地介绍了欧洲的天文学著作，吸收了欧洲历法的成果。它比《大统历》准确，和日月星辰的运行及节气的变化都相符合。但明未来得及实行，到清初，由汤若望进呈颁行，改称《时宪历》，一直用到清末。

徐光启（1562—1633年）不仅主持完成了《崇祯历书》，还和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又翻译了《泰西水法》，介绍了欧洲取水、蓄水等的方法和器具。他在农学方面完成了巨著《农政全书》60卷，70余万字。他深谙欧洲的先进技术，多次上疏，建议引进欧洲的火炮制造技术。

与徐同时期，利玛窦和李之藻合作翻译了《同文指算》，传入了中国以前所没有的西方笔算法。汤若望还著有《远镜说》，传入了西方光学知识，解释了望远镜原理、制法和用法。《远西奇器图说》（由传教士邓玉函口授，王征笔译）介绍了西方力学原理及其应用器械。西方的地理知识和火炮制造及使用等知识也都传入中国。

李时珍（1518—1593年）完成的《本草纲目》共52卷，190余万字，记载了1892种药物，有动植物插图1100余幅。不仅对药物学和医学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博物学和植物分类学也做出了贡献。

宋应星（1587—1666年）的杰出著作《天工开物》共16卷，全面真实地记述了中国古代农业和手工业各个部门所取得的技术成就及其生产过程和工艺。他对物理学的一些理论问题也有探讨。

徐霞客（1586—1641年）不应科举，一生游历考察各地山川，写成《徐霞客游记》20卷，40万字。该书不仅是重要的地理学著作，而且对西南地区的石灰岩地貌的记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在科学上有很高的价值。

明朝在工程技术方面取得许多成就。北京的皇城（今故宫）、天坛、明长城堪称建筑工程技术成就的代表作品。明代的冶炼技术有很大提高，已使用焦炭炼铁。造船技术已是世界先进水平，郑和七下西洋的巨大海船及其庞大的舰队创造了当时航海技术的奇迹。

1644年，清军击溃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进占北京，多尔衮于10月1日颁诏称帝建立清朝（1644—1911年）。清军先后消灭了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军队及明朝的残余势力，镇压了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1662年抗清的郑成功率军击败荷兰军队，收复台湾。1681年，清朝历经8年平定了三藩之乱。1683年，台湾归顺清朝。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完成了统一大业。

明末清初，长达几十年的战乱，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恢复农业生产是当务之急，为此，康熙、雍正、乾隆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为鼓励人民开垦无主荒地，康熙把垦荒免税放宽到10年。全国耕地面积不断扩大，1661年为540余万顷，到1766年已达780余万顷。清政府还治理战乱造成的河患，修筑海塘。施行减免赋税，摊丁入亩，废除子孙世代为匠户的匠籍制度。颁令允许八旗家奴“独立开户”、赎身为民和出旗为民。这些措施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和推动社会进步。

以上政策措施使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粮食产量明显增长，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手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民营手工业有较大发展，丝织和棉织业、制瓷业都有新的发展，技术和工艺水平也有提高。制盐、糖业、造纸、印刷、造船业、矿冶业等均有发展。

清朝时期，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业革命蓬勃展开的时期。1651年，霍布斯出版《利维坦》，提出“社会契约”论。1690年洛克出版《政府论》，认为统治者只拥有有限权威，他们的统治必须受到平衡的政治体制和权力分立的制约。18世纪欧洲思想启蒙运动深入发展，大多数国家的王室统治者遭受到严厉批评和反对，社会上民主情绪高涨。而清朝统治者却在加强封建思想统治，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提倡尊孔与推崇理学，大兴文字狱，不许对清朝有任何怨怼之言。文网之密远过前代，人民动辄以文字得罪，横遭奇祸，家亡族灭。科举的八股文考试严重束缚人的思想和才智的发展。禁海和闭关锁国政策不仅限制了贸易和经济发展，也限制了科学技术和文化的交流。吏治败坏，统治集团奢侈腐化，社会和阶级矛盾尖锐，各族人民起义此起彼伏。

这一时期，西方的近代科学蓬勃发展，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风起云涌，西方从17世纪开始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但中国的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总体上仍在农耕文明时代的水平上。

清代在天文历法和数学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天文学家王锡阐（1628—1682年）兼采中西之长，著有《晓庵新法》（6卷）等书。他提出了日月食初亏和复圆方位角计算的新方法，发明了计算金星、水星凌日的方法，还提出了细致计算月掩行星和五星凌犯的初、终时刻的方法。他特别重视天文观测的实践。

梅文鼎（1633—1721年）不肯为官，毕生从事天文和数学研究。他的天文学著作有四十余种，其主要成就在数学方面，《梅氏丛书辑要》收有他的数学著作13种40卷，取中西之长，建树颇多。在康熙帝的支持下，于1690—1721年在法国传教士译稿的基础上，由梅文鼎的孙子梅珏成等人编成了《数理精蕴》这部介绍西方数学知识的百科全书。

明安图（？—1765年），蒙古族，著有《割圆密率解法》，证明和扩充了用解析方法求圆周率的公式。在天文学和大地测量学方面也有贡献。

在医学方面，王清任（1769—1832年）所著《医林改错》一书，对脏腑解剖学大胆探索，进一步充实活血化瘀理论，并广泛应用于临床各科诊治。

清朝在建筑工程技术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宫殿、园林、皇陵、庙宇独具风格和特色。古代中国的建筑工程技术发展到清代已日趋程式化，在建筑设计方法上有重大创新，即建筑式样的设计立体模型化、形象化。在这方面作出最大贡献的是宫廷匠师雷氏家族。雷氏家族从事了整个清朝的所有宫廷、皇家陵园建筑，人称“样式雷”。

从明万历帝至清康熙帝百余年间，西方传教士把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传入中国。康熙皇帝对自然科学有浓厚兴趣，他向传教士南怀仁学习几何学、天文、物理、测量和医学，还在宫中设立研究化学和药学的实验室，请传教士在内廷讲学。康熙皇帝组织领导全国地图的测绘工作，由朝廷派员与西方传教士组成测绘队，从公元1708年开始，到1718年，终于绘制成了《皇舆全图》。这不仅在中国是创举，当时在世界也名列前茅。后来，乾隆皇帝派人测绘新疆各地，完成了《西域图志》。1762年，乾隆皇帝又命人在这两个图的基础上，最后绘制成了《皇舆全览图》。这一成就说明了中国古代科学吸收近代西方科学技术，中学与西学结合是一条发展科学技术的正确道路。

可是，1723年雍正皇帝下令把西方传教士赶出中国，从此，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知识的传入停顿了百余年。而此时正是西方近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期，中国的科学技术被远远地甩在后面。

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了，后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也战败了，对中国是个极大的警醒。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改良朝政和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如龚自珍（1792—1841年）、魏源（1794—1857年）、林则徐（1785—1850年）等人。

19世纪60—90年代，清朝上层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洋务派”，掀起一股兴办洋务的热潮。“洋务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和恭亲王奕等人。他们不仅向西方购买近代的武器和战舰，还兴办各种近代的工厂、矿山、铁路、电报和电话等实业。清朝公派留学生去国外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设立译书馆，翻译出版有关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书籍。近代科学技术和近代工业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中国开始了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艰难历史进程。

从工业文明时期近现代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文化变革具有深刻的关联。近现代科学的出现，源于欧洲文化内部的巨大转折，之后，世界科学技术中心的每一次形成，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新的经济中心的形成，无不伴随着文化变革。欧洲文化传统之外的其他民族，在接受、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也都伴随重大的有时候甚至是剧烈的文化变革。近代科学主要源于古希腊传统的科学思想，通过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获得了长足的发展。14—16世纪，始于意大利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在观念上直接对中世纪以来的思想文化禁锢，具有巨大的突破和解放作用。它在倡导回复历史传统的同时实现了推进人类文明的进步。这是一个发现“人”和“自然”的时期。“人”的发现，人性的高扬是对“神性统治”的反叛，“自然”的发现，对自然规律的探索是对“上帝万能”的否定。前者是在人文领域中发动的思想解放运动；后者是在科学领域中发动的科学革命运动，二者互动交融，相互支持，互相配合，互相激荡，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历史的进程。直至现今这种多元、互动和开放的整体文化氛围以及人文主义价值观，仍渗透在政治、科技、法制等方面，对世界具有巨大的文化影响。随后，英国、法国、德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与欧洲的启蒙运动相伴随的。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在启蒙运动时期得以高扬和广泛传播，使得从文艺复兴开始的反对宗教神学统治的斗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为科学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思想文化氛围。

清代末期的洋务运动只想在保持清朝的腐败制度的情况下，通过购买西方的科学技术实现工业化，是根本行不通的。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农耕文明时期的古代科学技术向工业文明时期的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伴随着经济、社会、思想和文化的变革。

戊戌变法就是在这种变革的形势要求下发生的。1895年，康有为和梁启超等联络了在京应试的举人1300余人议论天下大事，草拟了一万数千言的条陈，这就是有名的《奏请拒和迁都练兵变法以保疆土延国命书》（又名《公车上书》）。这篇充满爱国激情的上书，有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以“开创之势”而不是以“守成之势”去应对变革的要求。它说：“窃以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盖开创则百度更新，守成则率由旧章；列国并立则争雄角智，一统垂裳一则拱手无为。”面对列国并立的激烈竞争，必须以开创和竞争的态势去应对挑战，它反映了19世纪末一批知识分子的基本看法。它还讲：“凡一统之世，必以农立国，可靖民心；并争之势，必以商立国，可侔敌利，易之则困敝矣。”“且夫古之灭国以兵，人皆知之；今之灭国以商，人皆忽之。”它还特别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提出教育强国的观点：“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认为应改革科举制度，遍开书院，分立学堂，大力提倡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经济贸易知识，培养各类实用人才。这些思想在当时的中国起着振聋发聩的作用。但戊戌变法失败了，中国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仍在艰难痛苦中缓慢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