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3章 酒魂西行（从维熙文集④）(33)

由此可见，酒功酒过之争论，古代远比现代要热闹得多。特别是随着酒业的发展，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于酒之功过之评说，成了一个十分时尚的话题。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葛洪的《酒诫》一文。这位大学者葛洪，平日嗜酒贪杯；但此公不是一般酒徒，而是满腹经纶之士，便常常以十分严谨的态度，研究酒池之曲和杯中之物。因而他给后世留下了文采横溢的《酒诫》美文，一直流传至今。他比孔融酒论高明之处，在于酒论的科学与全面，这与他从事的炼丹工作有关，因为这是古代的一门科学——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心中理性与感性的坐标不能发生倾斜。因而，在后人的论酒的古籍中，多把其《酒诫》放在首篇地位。他不但谈及饮酒之功，也谈到了酒事之过。在写及酒功时，曾列举了晋代之前的酒事之能：“……汉高祖婆娑巨醉，故能斩蛇鞠旅；于公饮满一斛，而断狱益明；管辂倾仰三斗，而清辨绮粲；扬云酒不离口，而《太玄》乃就；子圉醉无所识，而霸功以举。”特别引起笔者兴味的是，这位葛洪，对商纣王纵酒过失之中，明察秋毫地找出来酒功。他说：“姬旦（商纣王之宠妃）酒宴长夜不撤，从而有了乐礼。”由此延伸开来，古代宫廷的乐礼之初，还有酒对艺术灵感的萌发之功呢。用现代的话说，葛洪虽然是从事药物化学工作的人，居然于细微处觉察到酒对文化之贡献，实属非常难得。此外，他的文学素养足以和当代文人媲美，由于他善饮，把自我饮酒之后的神仙之状，写得惟妙惟肖：“……视泰山，如弹丸；见沧海，如盘盂；仰嚾天堕（仰天欢叫天为之坠），俯呼地陷（低头朝地吼叫地为之塌）……”敢于“卧待虎狼”，不怕“投井赴火”，全然不惧任何“恶者恶行”了。笔者深为晋人葛洪描写的酒痴之状，击掌叫好。

我想，葛洪其文，是不是在醉酒中挥笔成章的？不然，何以会流露出琼浆玉液般的爽透淋漓？但葛洪不是一个酒疯酒痴，他论述了酒功之后，并没忘记论证酒过。但他在论述众多前人酒祸时，是把饮者放在第一位审视的，他认为酒过与酿造者无关，为此他在文中多处赞美了仪狄和杜康两个酒神——他认知酒祸来自饮者无度，从而引来祸事临门。他在文章中陈述在晋代之前，历朝历代的将相酒事之灾时，如是写道：“郭珍之发狂，信陵之凶短，襄子之乱政，赵武之失众，灌夫之灭族，陈遵之遇害……”都与他们无日不醉有着因果关系。因而葛洪在文章中呼吁：“目之所好，不可从也；耳之所乐，不可顺也；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可随也；心之所欲，不可恣也！”这里，葛洪把人间的一切祸事，都归结到人类自身上来，对酒与人的关系，评说得十分公允。

因而，笔者长期将其视为畅论酒事功过的一篇美文，因而将其精华之处，呈现给读者中的酒者。此文，是过去劳改队中一个难友赠予我的，他知道我与酒结缘极深，可能是出于怕我陷入酒池而不能自拔之故吧，友人让我以此《酒诫》为镜，每日三省吾身。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我读了这篇美文之后，不仅酒量无减，而且对酒事有了研究的欲求；在高呼“美哉，中华瑰宝”之余，便有了这篇《酒之功过》的文章出世；与此同时，我内心深处对中华美酒文化，像个虔诚信徒那般，更加顶礼膜拜了！

2016年夏整理于书斋

[帝王与酒——古今酒话之三]

古代帝王与酒大都十分亲密，酒是帝王三宫六院之外的娇宠。不饮酒的帝王，少若天上的寒星；而狂饮中沉迷于女色的君王，则不胜枚举。但是自古以来，对酒之功过评说不一，因而历史中的帝王酒事也千姿百态，笔者便有了咀嚼并将其呈现给读者之趣。

据史记载，不饮酒的皇帝之中，有爱民治水之禹帝。当其女仪狄创造了酒之后，将其呈现给禹王时，禹王尝后勒令仪狄停酿此物，并曰：“此物误国。”据《文献通考》记载，周文王曾写《酒酷》，并以自己不饮，儆示其子不要酤酒而要取信于民。这是继大禹之后，第二个拒酒的帝王。到了汉代，汉武帝也曾颁发“酒禁”，禁止民间造酒，违禁者要受离乡流放之惩。不仅严惩酿酒者，饮酒者亦在被处罚之列，其经济惩处手段则是：“三人以上无故群饮者，罚金四两。”但是他虽然禁民间酿酒和饮酒，宫廷则不受此约束。据窦革所著《酒谱》书中披露：“汉武帝自视功高，更广秦代之酒池肉树，赐予羌人。”用现代的语言解析，这是出于安抚边陲的统战之需，但也表明他并非一个拒饮的帝王。到了三国之后的魏文帝时，其禁酒令更为严酷，其朝政官员饮酒者斩。元朝开国的前二十年，重建禁民间饮酒之风，酿饮之人发配劳役不说，其家属子女也将受到株连，除不许在朝为官外，女子不能近配，要远嫁边陲。

但这些酒禁都是对下而不对上的，魏、元帝王自身，并不是拒饮的君主，仅仅是把禁酒，当成他们的统治手段而已。因而，可以这么说，在浩瀚古史的烟海中，难觅远离美酒的君王，有史可察的酒不沾唇的帝王，也就是大禹和周文王了。历朝历代倒是不乏颁布酒禁文告者，其酒禁的目的有二：一曰：防止多饮出暴民，以利其政权统治；二曰：中国自商代有了税制，其酒利甚高，国家不愿将此高利之行业，统交民间所有；官府酿造取代私酿，有利国库储备并可中饱私囊。早在王莽篡位取代汉室王权之后，便将汉初的民间酿酒，公开更改官酿。以后，有许多朝代皆效仿而行之。

这是留于正史中有关帝王拒酒之说。但有些帝王的饮酒之举，不是从一而终，而是随着政治气候的冷暖，而嬗变其身的。其中最为典型的事例，当数汉末的曹孟德。在他没有成王的时候，曾是一个禁酒者，他曾奏本于朝廷，力主应延续汉初之酒禁。为此他还与孔融发生过争执；但是后来他在三国时期成为三雄之一之后，便留下了长江横槊赋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之绝句——无论在书中，还是在后世的舞台上，他的肖像都是个狂饮之君。越王勾践本来是饮酒的，自从被吴王夫差虏至吴国成为贱民之后，因国破家亡，曾一度使这位亡国之君远离了琼浆。有一次，吴王夫差为了戏谑他，强令他饮下杯中之酒，为了不使吴王看破他“卧薪尝胆”的复国之志，他将酒吞下；待吴王离去，他立刻跑到溪边用溪水洗肠，以此壮其心志；并在部下面前，将残酒投于江，使之漂流于水，声言“与江同醉”，以励其残部不忘“会稽之耻”。时至三国后期，刘备的儿子阿斗龟缩于陇川时，为光复汉室王权，在诸葛亮的规劝之下，这位无能且贪杯的帝王，曾掷杯于宫并明誓永不再饮。但待魏灭蜀、这位亡国之君降魏之后，则恢复了酒习常态，“常泣饮之”。所以，纵观几千年帝王的正史野史，似很难寻觅出酒与帝王拉开距离之例证；如果说有拒饮者，也都属于窘境中的行为，实属不得志时的应急行为。比如越王勾践在复国雪耻之后，便将其在溪边洗肠之事，抛到了九霄云外，回归为善饮之君。因而可以说，自炎黄二帝开创中华以来，酒是帝王贴心之物——只有治水的禹王和周文王将酒真正视为异物并远离其香！

但是酒为人类尤物，古代人不仅用于愉悦身心，上至帝王下至民间，还是历代祭祀之物；无论是祭天祭地祭神祭鬼，都是不可缺的祭品。因而酒禁之事，虽然陆续流传至元代，终因无法囚禁民之所需，而在明代完全流产。但是在帝王的史记中，留下酒事无度而败政者，确实不少。其中，后世国人皆知的，有商纣王和隋炀帝。史中记载着这样一个典故：有一次商纣王饮酒长睡不醒，待他酒醒之后，问及臣子们，今天为何日。群臣此时皆在长醉之中，都说不知当天是哪年、哪月、哪天。纣王又询问其子，其子倒是个清醒者，立刻警示其父王说：“国君饮而失日，其国危矣！”这个“造糟丘酒池，一鼓而饮者三千人；酒池之浩，可以运舟”的昏君，留下一幅“饮酒失日”的肖像，可谓帝王中因酒乱政最为典型之例。

另一个国人皆知的酒色帝王是隋炀帝。笔者儿时上历史课时，老师就给笔者留下这样一幅画面：此酒色昏君，春日在运河上行舟，龙舟中除有众多美女陪酒之外，还淫戏民间少男少女——其方法之奇，是历代帝王所没有的。古时行舟，需要两岸的纤夫拉船；隋炀帝用裸男裸女代替纤夫，让他们在两旁拉纤；正当这些羞涩的童男与童女奋力拉动纤绳时，隋炀帝令人将其纤绳割断，于是那些裸男与裸女，身体都压在了一起。那些民间的少男少女，其窘态自然不消细说；此时隋炀帝却与那些宠妃，在酒醉中开怀大笑。此例记忆深入脑髓，至今无法忘怀。后读古书，才知道这只是隋炀帝暴露于外的酒色镜头；在其深宫后院，其酒色之无度，比前文谈及的商纣王，有过之无不及。据史记载，他为了争夺其父文帝的陈妃继而谋杀了文帝之后，首先修建了酒色之殿——“迷宫”。其宫内备有酒池，供其作乐时狂饮之用。他曾为此而自白道：“使真仙游此，亦当自迷。”其内，每一处景台，皆备有醇酒供饮，炀帝与众妃醉饮之后，便在该景台宣淫。此外后宫，亦备有装酒大瓮，炀帝常常久醉不醒。他酒醉于“三夫人、九嫔妃、二十七贵妇、八十一御妻”之怀中，谱写了中国酒史上酒色一体的新篇。《隋唐史》中记载了下面一段事例：一日，炀帝酒醒之后，有下人报告说“侯夫人自尽于后宫”，炀帝匆匆来至后宫，他借酒意未消之际，从夫人遗体上找出来几首《自感》诗，并立刻宣读之。笔者现摘录其中之一首，以证炀帝身旁的女性之悲：

欲泣不成泪

悲来疆歌多

庭花方烂漫

无计奈春何

炀帝此时酒才初醒，但他不是自悔导致夫人自寻绝路之诱由，而仍沉溺于酒色之中，并惊呼：“虽已死，颜色仍美若桃花矣！”这是帝王与酒的历史逸事。自古至今，似没有第三位酒事殇政的事例，可与这两位将酒色合为一体的帝王争丑了……

2016年夏于书斋

[官人与酒人——古今酒话之四]

元代文人蔡祖庚曾著有《嬾园殇政》酒文一篇，以入木三分的笔锋，用以区分酒人与官人的界线。文曰：“脱略形骸、高谈雄辩、箕居袒跣、嬉笑怒骂者，酒人也；峨冠博带、口说心写、违心屈志、救过不暇者，官人也。故居官者必不可嗜酒，嗜酒者必不可为官。”

笔者初读此文时，虽觉十分过瘾，但对其文最后两句，似觉判断有点过于绝对。之所以有如此认知，因为古人中有许多嗜酒的官人，一生清廉如洗，并留名于青史的，也非没有其人。比如，国人皆知的南宋抗金大将辛弃疾，一生嗜酒如命，酒后还留下多篇饮酒诗篇。笔者还是在孩提岁月，在爷爷手板的严格管教下，就吟诵过辛弃疾的“万事一杯酒，长叹复长歌”，以及“昨夜山公倒载归，儿童应笑醉如泥”的诗词。可是这位爱国将领，并没有因为一生嗜酒，而变成口是心非、口蜜腹剑的一代官中之丑；反而在南宋晚期，写下了浴血抗金的英雄乐章。如果说历史上的武将，还不足以覆盖官场，那么文官中也不乏嗜酒者，比如汉代的文相于定国（字曼倩，通称其为“于公”），他少年时随父学法，入朝为官后先后任狱史、郡决曹——直到光禄大夫、平尚书事、丞相、平西侯等高官。据《五杂俎》史料中记载，于公不仅在酒量上超越汉代之前所有酒人，更为奇特的是他醒时即醉、醉时即醒。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他体内的生物钟发生颠倒，因而只有他在酒醉时，才能清醒地审理各种案件——无论是审处公案还是私案，没有留下一件错审和误判的记录，成为有口皆碑的“无冤判官”。因而他称得上酒人与官人的高度谐和，并在官人与酒人之间，走完他的一生。这是笔者翻阅《嬾园殇政》时，对其“居官者必不可嗜酒，嗜酒者必不可为官”论断的一点小小挑剔。

但是仔细翻阅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官人酒史，集官人与酒人于一身者不少，但酒人能将官运支撑到底的，可谓寥寥无几。因而，蔡祖庚的这篇《嬾园殇政》文章中，对于官人与酒人的论说，并不因其文尾过于绝对，而失去其真正价值——正好相反，它对官人嗜酒与酒人嗜酒，无论是对古代，还是对今天，都有着极其普遍的参照价值。比如：东汉时期的文官孔融，在他为官的记录中，是个有着雄才大略、高瞻远瞩的文相，在汉史的记载中，他对完备汉代各种制度，有着突出的贡献。同时孔融也是个酒人，他曾书写过酒功篇章，与曹孟德在宫廷中公开论战，可见其痴酒之嗜非同一般。但其结果并不美妙，一腔热血满腔忠魂并没能挽救其官运——他被贬官回乡，彻底成为一个乡野酒人。晋时有个文相阮孚，在任丞相中郎时，因其嗜酒如命，经常因酒醉而疏离官务，其中被引为酒事一绝的历史典故，是以官帽子上的“金貂”换酒，就是说他喝光了朝廷给的俸禄之后，拿下头冠上的金貂换酒，以满足他的嗜酒之求。尽管帝王对其聪明才智十分赏识，最后还是经受不了同僚们的谗言——他从丞相中郎的金交椅上跌落了下来，先是降为芝麻绿豆官，后来终于滚落黄尘，成为因酒事丢官的另一例证。至于文人出仕之后，因酒后失态（如李白）——特别是因直谏朝政，而被罢官发配者，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中，不计其数。如果以此为参照系，则能发现蔡祖庚的文章，对酒人与官人不能同流，有着十分广泛的概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