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祖国之泪(4)

一年之内，由俄罗斯主导的联军占领了巴黎，这是一次全面胜利——但这并不是最后一次胜利，但这次胜利可能导致了极其危险的混乱。众所周知，正是普鲁士军队在滑铁卢挽救了威灵顿将军。但从此以后，世界彻底发生了变化。德国精神中涌现出新的渴望，丰富而独特的德国鸡尾酒滋润着这种渴望——古老帝国的荣耀以及美丽的土地是德国浪漫主义歌颂的主题；德国工业革命虽然晚于英国，但发展十分迅猛，很快就在全境普及；东部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来自条顿骑士的传统，得到路德继承人淳朴的责任感的支持，同时也得到统治者们的推崇，他们鼓励新定居者耕作土地，并将其变成自己的财产）、对异国的痛恨（尤其是因为法国带来的反复屈辱以及对莱茵河以西土地的窃取）、渴望获得却一直被拒绝的国家身份，加上曾经的受害者心理，让怨恨在德国人心中日益生根。

1815年，维也纳会议宣告成立新的德意志邦联，其边界与旧的神圣罗马帝国边界大致相同。但其两个主要王国——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两个王国的大部分领土处于联邦边界之外）——都不支持激进的政治改革，也不允许联邦演变成一个真正统一的德国政体。旧秩序的领导阶层——主要以保守派奥地利部长梅特涅为代表——迅速制止了民族主义学生运动在大学内的扩散，撤销了鼓吹学生运动的教授的职位，并加强了审查制度。

于是，对德国身份的渴望被压制了一段时间。直至1848年之后，法国再次爆发的革命引发了德意志更大的动荡，但德国身份又一次被拒绝了。那段时期似乎是可能诞生一个新的、统一德国的时刻。一群来自德国各地政局的代表聚集在古老的帝国自由城市法兰克福，一起敲定了帝国宪法、世袭皇帝和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但这种努力永远不会成功，除非得到两个主要德意志力量——普鲁士和奥地利的积极支持。这样的局面不会很快到来。悲喜交错的混乱和错误导致了维也纳和柏林（以及许多较小的王国）爆发的革命没有取得完全成功。奥地利皇帝或普鲁士国王都不会寻求法兰克福议会的支持以实现对自己疆域的真正统治。不仅如此，奥地利还出现了更多无法克服的困难：哈布斯堡领土上有大量的非德意志人。坦率地说，把他们的所有领土纳入德国政体是不现实的，而且很可能无法持续，因为匈牙利人和捷克人希望获得他们自己的政治身份。显而易见的是，奥地利皇帝永远不会同意分割他的王国。法兰克福会议失去了动力，逐渐土崩瓦解。

新德意志帝国的潜在代表们只好打道回府。这次失败尝试之后是回归——如果不是回到原点的话，德国也肯定是进入了一段停滞期，经济在不停发展，但政治变革很少，或者几乎没有。

然而，这并没有熄灭德国人对国家统一和团结的向往。与此同时，工业革命的现代化力量迅速加快了步伐：它们不可避免地驱动经济一体化，同时还会催生一个要求得到更多政治认可的资产阶级。1834年，普鲁士领导建立了一个新的关税同盟区，除了地位极其重要的奥地利之外，联邦的所有成员最终都加入了同盟区。不久，人们就会发现，这个关税同盟为最终的政治联盟设置了模式。铁路的延伸驱动德国逐渐走向城市化和工业化（与英国相比，铁路在更大范围内创造输出需求，而不是为了满足输出需求），将德国各地区连接起来，而且打开了军事上的各种可能性。德国战术家对这些可能性的理解比任何人都更加透彻。虽然“军事工业复合体”源自战后美国政治话语，但它有自己的起源，它绝对是在描述普鲁士精英在19世纪下半叶拥有的“鸠形”工业[18]和军事野心。

如果说18世纪是人类取得卓越智力发展的见证，那么19世纪则是城市化和工业革命驱动社会空前变革的时代。新兴的资产阶级影响力越来越大，但革命一再失败，他们只能发出微弱的声音，因此这样的声音在政治领域内不如在文化领域内的影响广泛。这个时代充斥着因循守旧的平庸品位——人们渴望一种有序的、虔诚的家庭生活，同时还注重内心生活和自我发展——文学、艺术、建筑、设计都体现了这种品位。在某种程度上，当时的音乐发展也遵循了这种风格。在此时期，人们对德国的历史、传说、民间故事也燃起了新的兴趣——正如我们在下一章会看到的，它们在众多浪漫艺术中得到了普及和赞美。

一方面，这种兴趣给日益增长的国家身份提供了养分，另一方面，后者反过来又促进了这种兴趣。在更广泛的欧洲意识潮流中，这是极其自然的一部分（这种潮流得到各国人民以多种具体方式呼应，如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和波兰人。与此相伴的是，拿破仑战争曾经激发英国人强烈的爱国情操）。

所有这些文化创意都得到表面上自我满足的资产阶级繁荣的支撑，而这种繁荣又得益于工业革命结出的果实。但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和城市贫民又对这种繁荣造成威胁。正如英国曾经发生的情况。1844年，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爆发。工人们捣毁了厂房和机械、杀死工厂主，但最后，起义被残酷镇压。然而，这场起义给政治领导阶层和资产阶级带来了冲击，而且成为德国文学和艺术的永恒主题——例如，海因里希·海涅、格哈特·霍普特曼和凯绥·珂勒惠支都曾描述过这次起义。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地方，城市化和工业化迅速孕育了新的工人阶级意识。1848年之后，德国公共舞台上出现了多位为这种意识代言的人物，尤其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当然，他们是作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倡导者而闻名世界的——他们最重要的工作均在伦敦完成。他们对德国国内的影响不如费迪南德·拉萨勒、奥古斯特·倍倍尔等那样直接。19世纪下半叶，他们的政治行动主义——有时彼此出现激烈的辩论和分歧——是导致德国社会民主运动的根源。

就像其他国家城市化社会时代一样，嘈杂的多元化声音正在德国各地涌现。但如果和一位驾驭德国和欧洲的风云人物相比，这些声音显得稍逊一筹。在这个世纪下半叶的舞台上，这位人物主宰了德国的最终统一，他就是奥托·冯·俾斯麦。

此时，欧洲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正面临着调整政治以适应巨大社会变革的挑战，尤其是城市阶级的呼声不断高涨、需求更加明确。对于德国而言，它还面临着没有身份和缺乏统一的复杂问题。在处理所有这些挑战的过程中，俾斯麦的成就是惊人的。在国内舞台上，他是一个社会保守主义者，其愿景是建立一个由缙绅阶层和军事精英掌握政治领导权的国家。国家的经济驱动来自资产阶级，包括资本家和商人，政府将提供适当的教育，以及世界上首个涵盖医疗和养老保险等福利制度的国家，以满足工人阶级的渴望和关切。这是一项了不起的、灵活的成就，让德国在1914年之前的几十年里迅速崛起成为欧洲经济最强国。

但俾斯麦的历史意义比他在欧洲舞台上取得的成就更丰富。1862年，俾斯麦首次受命领导普鲁士政府。在短短的九年时间内，他就像一位国际特级象棋大师一样，下了一连串的妙手。他认为，如果德国走向统一，它将处于普鲁士人的领导（和统治）之下。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他必须解决有关新德国的三个问题：北部和丹麦的边界、新德国实体是否包括或排除奥地利、和德国的宿敌——法国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俾斯麦果断处理了这三个问题。

他以普鲁士和奥地利共管边界的方式解决了第一个问题，然后操纵了以模糊而著称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19]问题打败了丹麦人。

接下来，他借助于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摩擦，为他发动下一次战争找到了理想借口。1866年，在克尼格雷茨战役[20]中，奥地利被彻底击败。

这是德国人最后一次在战场上自相残杀。普奥战争的结局最终将奥地利从德国政治舞台中剔除：德国的统一将按照普鲁士人的条款向前推进——换言之，不再有奥地利参与统一进程。这场权力游戏中的下一步行动是接管北德意志公国。这些公国曾经错误地和奥地利站在一边，尤其是拥有巨额皇家财富的汉诺威。俾斯麦后来将这笔钱悄悄支付给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以感谢他支持提名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成为新德意志帝国的皇帝。（俾斯麦支付给路德维希的这笔秘密款项一直持续了16年，直至其去世。这笔钱资助了他的新奇而忧郁的浪漫主义想法，让他建立了一座童话般的新天鹅堡，同时他还帮助理查德·瓦格纳在拜罗伊特实施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探讨这一问题。）

为了解决第三个问题，俾斯麦以其炉火纯青的技巧发动了弗朗哥-

普鲁士战争。他利用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激怒了愚蠢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宣战。尽管这不是一场闪电战，但它最终导致了法国的决定性失败。此外，俾斯麦当时十分走运：拿破仑三世被法国人民推翻，新法兰西共和国在巴黎宣布成立，但其他欧洲力量没有给法国政府提供救援。因此，新生的德国在这场“爱国战争”中取得圆满成功。俾斯麦采用定居方式夺回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同时从法国手中勒索了巨额赔偿（按照拿破仑1807年对普鲁士人征收的人口计算）。现在，古老的宿怨得到解决。法国收获了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波拿巴种下的苦果。

当然，怨恨的种子再次种下——这次播种者是德国人。例如，几乎没有德国人会承认讲德语的阿尔萨斯地区拥有强烈的共和情感。法国将永远不会原谅或忘记这次羞辱。1918年，德国将会品尝更加苦涩的恶果。冤冤相报似乎永远没有终了之时。

长期存在的德国身份问题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自神圣罗马帝国在600年前开始衰落时起，这个问题一直未曾找到答案——18世纪之后，这个问题的解决变得越来越迫切。事实上，德国在寻求解决身份问题的方法上并不是个案。哈布斯堡的各个领地都出现了这种意识。被流放至巴黎的密茨凯维奇[21]也抒发了波兰人的渴求。最引人注目的是，意大利复兴运动正在欧洲掀起巨澜，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声。著名作曲家朱塞佩·威尔第的《飞吧，思念》就是这种呼声的最佳表达，虽然和德国人的诉求略有差异。德国人的解决方案具有悲剧气质，给人的感觉不像是实现德国的梦想，更像一系列精确计算的计谋，目的是确保普鲁士和普鲁士价值的霸权。因此，新德意志帝国的民族精神和充满阳光的意大利复兴运动相去甚远。它就像普鲁士东部的易北河——严肃、严谨、尚武，同时还具有路德教派的秩序感和责任感。

此外，这种解决方案并不令人满意，而且不稳定。当现代德国最终重生为第二帝国之后，经过几十年的挫折与失望的折磨，它发现自己似乎是一个私生子——在政治上，它既民主又独裁，虽然完成了统一，但并未将奥地利的德国人纳入国民范畴。它是在一群缺乏绝对热情的德意志国王们和统治者在俾斯麦的控制下催生的——不仅如此，它是在经历了令人震惊的军事胜利之后，在法国领土上的凡尔赛宫内宣告成立的。德国人此时的心理状态难以捉摸。一方面，他们在必胜信念驱使下显得十分好战；另一方面，他们似乎是分裂的，而且缺乏安全感。如此一来，整个欧洲都为之绷紧了神经。

在适当情况下，第二帝国的治理可能会朝着英式民选议会政府或美式行政和立法机关分别选举的方向发展。但俾斯麦的新德国并没有选择这两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德国政府必须通过德意志帝国国会获得预算，国会则由全体男性直接选举产生，但总理由帝国皇帝任命并对其负责。军队也是如此：除皇帝之外，他们不听命于任何人。他们不对首相负责，更不用说德国议会。这就限制了所有男性选举权的意义（正如普鲁士自己的选举制度一样——德国的地理和政治核心严重倾向于保守主义和军事野心）。军事机构和民事机构分离一直是普鲁士宪法的“典型缺陷”[22]，这种缺陷继续在第二帝国的宪法中保留下来。

对军事开支的争吵也成为这种政治的长期特点。德国无法控制或命令军队对殖民地负责，甚至在政治敏感性更强的阿尔萨斯地区也是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十年里，这种特点逐渐给德国在欧洲舞台上带来恃强凌弱的恶名。

假如德意志第二帝国是由俾斯麦建立的，那么它的有效性取决于一种关键关系：皇帝和大臣之间的关系。至少他们两者之一的力量和智慧可以确保德国成为一个内部效率高、在欧洲舞台上与他国关系良好的国家。俾斯麦和德皇威廉一世之间的关系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且持续长达17年，直至威廉以90岁高龄去世。的确，这种关系达到了上述效能。但威廉的继任者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大女儿维姬的丈夫——腓特烈三世。当他登上王位时，维姬已经死于癌症。腓特烈在位99天后去世，他的儿子威廉二世继承了王位。威廉喜好夸夸其谈，性格上不成熟、爱冲动，而且没有安全感，但他最终成为德意志帝国的灵魂人物。在德国于1918年崩溃之前，他一直担任德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1890年，在占据近30年的霸主地位之后，俾斯麦最终被废黜。

然而，在他之后的时代，再也没有人有力量和智慧来在他拥护并受他左右的皇帝或军事领袖们之间维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