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1949年后知识精英与国家的关系——从院士到学部委员(4)

可能当时还有人不同意胡先骕参加，所以文委特别提出一条：“可邀胡先骕参加。”[34]接管静生生物调查所时，可能遇到了一些阻力，主要是当时胡先骕提出要优待范静生家属，安排陈封怀、俞德浚和唐耀三人的工作以及给哈佛大学补寄标本等问题。对胡先骕提出的这些问题，当时的答复是：“有些今天尚不能解决，以后当慢慢讨论。”静生生物调查所由科学院接收后，“一切由科学院领导，加以适当的调整。这样做并不是静生生物所停止工作，而是合理调整集中力量加强研究工作的发展。静生生物调查所的接收手续已由文委通知教育部立即赶前移交。如该所的房屋、器材、档案、图书等物应清楚的有条不紊的交给科学院”。[35]接收过程中发生的这些事可能使科学院领导对胡先骕有了不好的印象，他后来的遭遇与此不无关系。据《竺可桢日记》记载，1957年再次选举学部委员时，对胡先骕的评价是：“平日言语不慎，工作质量不高，且所著《高等植物分类》一书，多译自英文，未指出原作者姓名，有掠美之嫌。”[36]

五 简短结论

许多历史细节可以说明，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是在保持学术独立的情况下完成的，体现了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的原则。中央研究院的早期工作基本是在蔡元培领导下进行的，已经积累了约有二十年时间，所以它的成功并不偶然。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的成功，从另一方面说明西方文明与中国现实相遇并没有显示出不适应，在与中国现实较好结合的情况下，形成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新传统。知识精英与国家的关系大体是平衡的，偶有冲突但都在正常范围。作为制度选择，中国院士制度的完成促使中国现代学术制度建立起了完整的规范，最后融入了世界文明的主流。中国院士制度最后在台湾得以延续。

1949年以后，因为国家依靠意识形态管理科学，主动放弃已经建立的中国院士制度传统，代之以学部委员制度，所以从制度选择的角度评价，从院士到学部委员标志着中国科学体制是由落后代替先进，这个规律影响和制约了1949年以后中国科学的发展。

1955年作为过渡形式完成的中国学部委员制度本身持续的时间并不长，随着不断的政治运动和十年“文革”的发生，作为中国最高的学术体制，它并没有达到预期的平衡知识精英与国家的关系的目的，因为放弃了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的原则，政治和行政对学术的干预程度过深，作为国家学术制度的权威性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作为过渡性的制度设计方案，学部委员制度因为原初的设计理念偏离了世界文明的主流，最终对中国现代学术制度产生了负面影响。在知识精英和国家之间，国家没有对知识精英的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保持敬意，从深层制约了中国科学和文化的发展。从院士到学部委员的变迁，不只是学术制度的转换，更是两种不同政治文化的差异。院士制度最终为学部委员制度取代，虽然最终又回到了院士制度，但作为学术传统，它没有回到1948年中央研究院所积累的传统上，仍是回到了1955年所开创的学部委员制度上，只是名称不同而已。

2004年

注释：

[1]樊洪业主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49）年》，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院史研究室，1991年，第74—76页。

[2]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下册，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年，第243页。

[3]米尔顿·弗里德曼、罗斯·弗里德曼：《自由选择》，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30页。

[4]《中央研究院的回顾、现况及前瞻》，《传记文学》第48卷第5期，台北，第56页。

[5]《胡适的日记》手稿影印本第15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

[6]《竺可桢日记》第2册，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257页。

[7]李扬编：《国立中央研究院史》，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1998年，第143页。

[8]《杨钟健回忆录》，地质出版社，1983年，第167页。

[9]《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分析》，载《观察》周刊第5卷第14期，1948年，第3页。

[10]刘潞：《刘大年忆郭沫若》，载《百年潮》第4期，1998年，第61页。

[11]薛攀皋、季楚卿编：《中国科学院史料汇编（1953年）》，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6年，第95页。

[12]王忠俊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5年）》，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5年，第3页。

[13]王忠俊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5年）》，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5年，第41页。

[14]王忠俊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5年）》，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5年，第39页。

[15]王忠俊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5年）》，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5年，第40页。

[16]王忠俊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5年）》，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5年，第47页。

[17]王忠俊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5年）》，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5年，第43页。

[18]王忠俊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5年）》，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5年，第177页。

[19]武衡：《科技战线五十年》，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47页。

[20]王忠俊：《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5年）》，第214页。

[21]樊洪业主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49年）》，第49页。

[22]《一九五六年人民手册》，大公报社，1957年，第572页。

[23]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55页。

[24]布尔迪厄：《自由交流》，三联书店，1996年，第53页。

[25]《竺可桢日记》第3册，第568页。

[26]张稼夫等著：《庚申忆逝》，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1页。

[27]《杨尚昆日记》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99页。

[28]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黄山书社，1992年，第524页。

[29]胡宗刚：《胡先骕没有选上学部委员》（未刊），2004年。

[30]李真真：《中国科学院学部的筹备与建立》，载《自然辨证法通讯》第4期，1992年，第46页。

[31]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415页。

[32]江西庐山植物园编印：《胡先骕 秦仁昌 陈封怀生平简介汇编》，庐山，1994年8月，第12页。

[33]樊洪业主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49年）》，第53页。

[34]樊洪业主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49年）》，第57页。

[35]樊洪业主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49年）》，第59页。

[36]胡宗刚：《不该遗忘的胡先骕》，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