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史料和分类体系
虽然历史和其他方面的典籍收有秦汉时期关于宗教信仰和知识文化发展的各种各样的材料，但对一种教义或一个哲学理论，还没有可供进行全面分析的明确的或系统的阐述。尤其是对许多被普遍接受的和被视为形成一批作者和思想家进行著述的背景的假设，还没有阐述。但是幸运的是，不同信仰的作者所写的和在这四个世纪中的不同时期编纂的一批典籍，仍流传至今。很多这些著作的篇章论述同一个问题和题目。其中凡是持对立观点的作者似乎在奉行相同的假设，这些也许可以视为正常的情况。还有一种宝贵的财富是流传下来的一大批校注，因为对某些观点或实践的反复批判或论证，可以证实它们在当时曾风靡一时；但是必须适当地考虑到促使一个作者写下他思想的信仰和偏见。
秦汉时期缺乏一个譬如像孔子或朱熹，或像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如果我们到其他地方去找的话）那样的一个令人信服的思想哲人或知识力量。但是幸而保存下来的公元之初列入秘府藏书的书目表明，当时存在大量的著作和大批作者，虽然估计只有一小部分（估计不到1/4）的作品流传至今。我们可以参考的当时材料最丰富、涉及面最广的著作也许包括《淮南子》（成于公元前139年）、收进《汉书》的董仲舒（约公元前179—约前104年）的奏议、王充（公元27—约100年）的《论衡》，以及汉代快结束时王符（约公元90—约165年）和荀悦（公元148—200年）等少数人的著作。
出于种种原因，我们务必谨防作出文献在这个时候对中国人民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的假设。在这几个世纪中，中国的文字正被统一和简化而逐渐成为近代以前广泛使用的形式；把秦代的文书与公元2世纪的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出这个过程的发展情况。可是书籍是广大公众不容易阅读到的，也没有广为流通。
用于书写的材料各种各样。贵重的丝帛用来书写特殊的抄本，这从墓葬中发现的实物可以看出。从这些墓葬中，或从文武官员留下的废物坑中，我们找到了越来越多的写在当时标准材料上的文书实物，这就是木简或竹简。一种原始形式的纸已经演化出来，传说是蔡伦在公元105年上报给汉政府的。但是尽管这种原始的纸的时间可能更早，但在公元3世纪或4世纪之前，纸张不可能被普遍使用。
公元开始时秘府所藏之书很可能一般没有流通，我们甚至不能假定对这些书籍很有兴趣的人也能加以使用。之所以能够收藏图书和我们现在能掌握一批文摘，是皇帝下令在全国各地搜集文本的直接结果。这些搜集本不论是否完整，都据以编为钦定本而藏于秘府。有时我们也听到一部作品在一开始就有一部以上的抄本，如《史记》。但是，这里又不能肯定，人们是否可以普遍使用这些作品，或者可以长时期地全文使用。例如，有迹象表明，在公元2、3、4世纪，人们不能直接看到《史记》中有关汉代的部分。
自汉代编纂书目以来，已经知道，文籍仍有所散失，在此背景下，由于考古学家在中国的许多不同地区继续进行成功的墓冢发掘，现在发现迄今未知的少数典籍材料正变得有可能了。近年来，各方面材料——包括文学、哲学和历史方面的作品，诸如医药、天文、占卜等方面的技术手册，行政和法律的文书——的非常珍贵的孤本已经出土。除了给已知的中国书籍总集作了这些补充外，这些墓葬还提供了有些流传至今的书籍的抄本，例如《论语》、《易经》和《道德经》等。这些手抄本证实了公认版本的准确性，其程度使人既惊奇，又欣慰。
现在无法衡量秦汉时期识字人的范围，但可以很保险地假设，它不可能是很广的。一般地说，当时的中国著作的内容像以后那样，谈的是社会上享有特权的人的生活、习俗和享受。例如，对国家宗教仪式中应遵循的正确程序留下了详细的规定，而对民间宗教进行的情况，除了在评注和考订时窥知一二外，其材料却很少。
就我们所知，现在收编而成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的书目，是根据可能是刘向或其子刘歆专门为此目的进行的分类作出的。总的说，书目包括以下几类：（1）经典著作及其注疏，以及与孔子学说有关的书籍和用于启蒙教育的一些手册；（2）诸子的教诲和文章，下面又细分成若干类；（3）诗赋；（4）兵法；（5）涉及宗教、秘术或宇宙论方面的文书，如历书和天文历法、占卜、阴阳五行等方面的著作；（6）医书和黄帝的传说。
不论是好是坏，这项先驱性的工作影响到中国以后所有的目录学工作。它以其体系影响了文献观点，并且它作出的划分被认为在中国的文学和文化发展的一个形成阶段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刘向和刘歆所编的书目，作为遗产，所留下的对中国哲学进行重大划分的分类却往往是错误的。他们的目录学对不同哲学学派所作的区分，一部分是根据司马谈（死于公元前110年）对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这六家的划分，一部分是这种划分的扩大。但是指出以下的事实相当重要，即这种区分在当时绝不是严格的，因为秦汉的思想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专列为某一家，或者把自己专列为某一家，是值得怀疑的。
因此，当被刘向和刘歆归为某一家的一些作者的观点有相当部分互相重叠时，把它们贸然分为譬如儒家、道家或法家的做法决不是正确的。可是，由于后世接受这些划分，对这个阶段的中国思想形成了一种多少错误的看法，即认为当时正在发展各种旗帜鲜明的学派。事实上情况要复杂得多。
对中国思想的许多研究著作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被认为是三大学派的儒家、法家和道家方面。这些名词应该谨慎使用，特别对正在发生重大发展的秦汉时期的四个世纪更是如此。对儒家的总的名称，必须分清至少两种基本的思想类型。第一种是孔子及其嫡传弟子的教诲，这些已经引起了许多赞扬和评论。但是，这些言论系统地阐述于中国第一个帝国成立之前的几个世纪，它们应用于秦汉时期政治和社会的情况，多少不同于应用于帝国之前战国时期的各国。第二，有些汉代思想家发展了一种更综合的哲学体系，它既包括孔子的伦理学，又包括宇宙论的思想，并且给帝权的行使提供了地盘。他们有时便称为“汉儒”。
与此相似的是，必须分清以下两种类型，一是在汉代以前形成的《道德经》和《庄子》这样的玄学著作，一是在汉代以后发展的阐述宇宙间自然秩序的系统学说。“道”这个词系统地阐述了这两方面的思想，但用不同的涵义来阐述；宇宙存在的系统学说包括了科学地解释宇宙的企图以及可以在《道德经》和《庄子》中找到的许多思想。这个情况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的典籍《淮南子》中有详细叙述。但是除了这些差别外，道家这一总的名称也可用来包括与道家思想相对的、应该更恰当地称之为道教的活动。公元2世纪道教正在形成过程中。它包括了许多仪式、典礼和纪律，道士们试图将其信仰与《庄子》等著作表达的思想联系在一起。但是早期的著作和道士们规定的信仰之间，其信念和思想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部分地由于过分僵硬的分类，有人常常假定，儒家和法家对人和政治权威的看法是截然相反的，决不可能调和。在这里也必须更细致地和以比以往更少的僵硬的先入之见对这两“家”进行比较和对比。秦帝国在诸如商鞅、韩非、申不害和李斯等人的纪律原则和现实主义的世界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和进行治理，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以下的情况虽然没有一直强调，但也是正确的，即到了汉代，它采纳了法家大师们所陈述的原则，同时在政府的机构内准备对这些原则进行改造和归纳，并给孔子以尊重。在汉末的几十年中，几个主要的思想家号召恢复通常被认为有法家渊源的原则和国家政策。
出于以上的这些原因，凡是以下出现“儒家”、“道家”或“法家”的地方，在使用它们的时候将考虑到变动的情况和正在演变的生活态度。它们并不指有明确定义的哲学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