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为求新知，忍痛离乡(4)
北京大学校园中民主的一个重要体现在于，红楼里出现了两个讲坛——聚集着众多“海归派”的“群言堂”和聚集着众多老教授的“饱夭堂”。两个讲坛都是供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之所，只不过侧重的话题有所不同：“群言堂”里因具有新思想的人占多数，所以侧重讨论思想解放、时事政治、天下大事等；“饱夭堂”里因具有传统思想的居多，故此侧重讨论国学和传统文学方面的内容。
两个讲坛每周末开设一次，对参加的人不设限制，于是常有一些学生前去旁听，并在听到兴起时参与到讨论中。傅斯年喜学喜辩，虽已崇尚新文化，也并没有完全放弃传统学识，有时会去“群言堂”，有时会去“饱夭堂”，两个讲坛分时间各去一次，让自己穿梭于传统与先进的思想之间，不偏不倚。
这样的讲坛在当时的中国颇为罕见。早些时候，学生和老师的界限是明确的，学生必须听从老师的讲解和传授，不能擅自质疑其意见和理论，更不可直接否定老师，与老师发生争执。而北京大学自从开设了这两个讲坛，学校内便不再有明显的身份之分，学生们应当对老师尊敬，却也可以适当地表达个人观点，不需碍于身份将自己的见解藏于心底。
在两个讲坛中，学生可同教授们一样，畅谈自己对社会、政治、文化、习俗等的看法。傅斯年通过参加讲坛，听到了具有先进思想的人对旧思想的搏击，看到了平日在讲台上温文尔雅的教授们争得面红耳赤的样子，也感受到了文学革命的重要性。
傅斯年喜欢这样的活动，也喜欢这样自由的氛围，于他而言，能尽情将心中的想法释放出来，那是多么畅快淋漓的一件事！他无视其他人的眼光和口吻，大声抨击他眼中那些落后的旧俗，并对他支持的观点赞成、宣扬。每每尽抒己见，他都感到由内而外的舒畅。
校内的论坛让傅斯年第一次亲身感受到民主自由带来的好处。在这样的氛围中，他开始投身于新文化运动。
1918年，傅斯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文学革新申议》的文章，对胡适提出的创造“活的文学，即国语的文学”的号召做出响应。这是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也是他参加新文化运动的开始。之后，他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言合一草议》和《中国学术思想之基本误谬》，这两篇文章让他瞬间成为学生中的风云人物，登顶时代浪尖。
《新青年》是陈独秀于1915年9月创办的一份提倡“民主、科学”的革命杂志，原名《青年》，次年9月更名为《新青年》。陈独秀在创刊时便立旨于“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他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指出，想要实现社会改革，一定要提高新一代青年们的觉悟，更新新一代青年们的观念，让青年们学会用开放的眼光看世界，接受来自外界的自由、进步和科学。
1917年，陈独秀受蔡元培聘请，担任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并将《新青年》杂志社一并带入了北京大学的校园。从此，《新青年》便如一阵春风般，将新文化和新思想吹遍了北京大学校园，吹醒了无数学生半僵之心。
傅斯年也是这些学生中的一员，读过《新青年》之后，内心生出些许对新文化、新思想的渴求，他顿觉自己不应再如此沉浸于干枯单调的古代文学中，应有更远大的目标。
提倡白话文学，实行“文言合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新青年》从第四卷开始刊登由白话文写成的新诗，并采用新的标点符号。虽然许多讨论如何进行文学改革的文章仍是用书面语写成，但也有各种各样的白话文作品先后涌现在刊物上。
在《新青年》中，能够读到许多鼓励白话文改革的文章。为了促进文学改革，《新青年》还在每一期刊物上都刊登了有关西方文学的译文介绍，希望青年们能借此介绍对西方的文学产生一定的认识和了解。在《文学革新申议》中，傅斯年指出，中国已经从闭关锁国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并且引入了欧洲的文化，所以若是欧洲文学作品中存在一些中国文学中不曾具有的优点，中国文学应予以采纳。
对于文学改革，傅斯年的感情一直是强烈的。他不赞同文学死板僵化，一成不变，而应随社会变迁而变迁，并应尊重科学。他在文章中写道：“违反科学之文学，势不能容；利用科学之文学，理必孳育。这些违背科学的死文学，必须铲除；文学革命是天演公理，非人力所能递从者矣！”一字一句犹如心中迸发出的强烈呐喊，可昭其弘扬新文学之心！
志同者思繁。傅斯年与胡适的接触越频繁，其思想与其越同步。胡适曾提出“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四曰不避俗字俗词；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七曰不模仿古人；八曰须言之有物。”傅斯年便指出：“时会所演，从风者多矣。蒙以为此个问题，含有两面。其一，对于过去文学之信仰心，加以破坏。其二，对于未来文学之建设加以精密之研究。”这两点无不与胡适的观点遥相呼应。
傅斯年性情霸气，用词也总是力度十足，他对旧的文学进行批判，也对旧的思想进行批判。他认为，文学和政治、社会、风俗一样，都是人类的精神产物，没有先进的思想，就无法推广新的文学。而作为文学革命的先驱者，若不能带头发表新文学作品，只是一味用老旧的腔调唱新曲，那革命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傅斯年在《文言全一草议》中指出十条建议：
代名词全用白话，用“你、我、他”代替“汝、吾、若”；
介词位词全用白话；
感叹词全用白话；
助词全用白话；
名词和作状语的动词都用白话；
白话中没有能够代替的文言，或换作白话可能产生意思混淆的方言，不能用白话；
改用白话后不足以突出词语力度的，不能用白话；
为了便于理解，如果二字词和一字词都能表达同一意思时，无论哪一种为白话，都留二字词舍一字词；
一些俗语在表达上颇有力度，应该保留；
用白话比较简单而用文言说比较复杂的事情，要用白话表达。
就读北京大学本科的这些年里，傅斯年很少上课，大多数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阅读各种书籍。他学业出众，时常能提出许多教授回答不出的问题，或者在课上指出其他老师的错误，故此许多老师都希望他不去上课，免得被他问倒，丧尽颜面。若做个小结，可说傅斯年的大学生涯的收获，并非是学识得到增加，而是思想得以拓展，眼界得以开阔。
自然，黄侃对他国学方面的浇筑不可忽略，胡适对他新思想的引领不能忽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也对傅斯年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令其紧随时代步伐，一步步走向另一个领域——新文学、新文化的领域。
傅斯年自有思路，其致力于将新文学变成反映现实、揭露社会黑暗、批判人们在黑暗中受到的摧残的工具。
文学革命，是傅斯年一生中接触的第一次革命。这是一场没有硝烟和伤亡的革命，不需要肢体的打斗，却需要精神的抗争。在这场革命中，他接收到的是新思想、新文化的洗礼。
在北京大学的6年学习生涯中，傅斯年的思想发生了巨化。在这之前，他还只是一名继承并发扬传统价值观的少年，对新知新学有一些好奇和向往，而这之后，他已然成为一名崇尚科学、民主和自由的新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