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面间谍”阿贝尔

来自苏联的鲁道夫·阿贝尔是克格勃上校，有“当代王牌间谍”之称。他深通间谍技巧，机智灵活，善于伪装，西方谍报机关称他为“千面人”。他在隐藏自己的间谍身份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一直被作为培养间谍新手的教材。阿贝尔精通6国语言，其中包括德语、波兰语、希伯来语等。他还在摄影、绘画、音乐和文学等领域造诣颇深。1939年，他潜入被德军占领的波兰，佯装成狂热崇拜纳粹主义的德国侨民，成功地加入德军与纳粹党，还进入了德军最高统帅部情报局，后又随德军来到苏联战场。他为苏联的情报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幸运的是，直到二战结束，他的身份也没有暴露。

1941年，阿贝尔所在的德国部队包围了一支苏军部队。苏军拼死抵抗，但寡不敌众，节节败退。突然，战场上出现了奇怪的一幕：苏军集中全部火力，不顾一切地掩护一辆重型坦克突围。德军指挥官施坦因格里茨意识到坦克中肯定有非常重要的人物或文件，立刻选派精兵强将组织突击队，冲上去拦截。然而，在苏军竭力抵抗之下，突击队员一批批倒下了，施坦因格里茨气得大吼大叫。德军很快就击中了坦克。一直在密切关注着战场的阿贝尔看到坦克不动了，马上意识到里面的人可能牺牲了。当时正值德军的一批突击队刚退下来，新的突击队尚未组建之际，阿贝尔立即抱起一捆炸药挺身请战：“我要用生命效忠元首！”德军指挥官对他投以赞许的目光，立即批准。他弯着腰前进，巧妙地利用苏军的射击死角，躲过密如雨点的子弹，靠近坦克后，飞快地钻进坦克里，里面的人果然全都死了，确实有一包高度机密的文件。他立即烧掉密件，扔下炸药，又迅速跳出。坦克在一片火光中被炸毁了。愤怒的苏军疯狂地向阿贝尔扫射。他身负重伤，醒来时，已躺在德军战地医院里。德军司令对他的英勇行为大加赞赏，奖给他一枚“铁十字”勋章，并将他升任为情报官。

德军司令不知道的是，几乎在得到这枚德国勋章的同时，阿贝尔被克里姆林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并颁发勋章。因为阿贝尔充分利用纳粹党成员的身份，窃取了大量核心机密。其中包括极端机密的盖世太保头子希姆莱的代表同美国间谍头子杜勒斯在瑞士的密谈内容。敌对两国同时为同一个人颁发最高奖赏，这在世界间谍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打入敌营

1902年，俄罗斯人鲁道夫·阿贝尔，生于高加索地区。他从小聪明过人，极富语言天赋。他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外科医生，曾经旅居德国和波兰，阿贝尔在三岁时就学会了德语和波兰语。由于其父还经常和一个美国医生往来，于是年幼的阿贝尔又开始学习英语，并在这位美国医生的影响下，考进了一所美国教会办的学校继续学习英语。

除了酷爱学习语言外，阿贝尔还对摄影艺术、绘画、音乐、文学感兴趣，尤其在摄影和绘画方面造诣颇深。长大后的阿贝尔，继承了高加索人那种特有的开朗和谦逊。他成了一个相貌堂堂、风流倜傥、人见人爱的小伙子。

23岁时，阿贝尔回到莫斯科，在一所中学里同时教英语、德语和波兰语。他的德语非常地道，如果他不说自己是苏联人，人们可能还以为他是个德国人。后来，他加入了苏联红军，担任军中的无线电技师。

阿贝尔的非凡才能引起了苏联情报部门的注意。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克格勃前身）对他进行了长期的秘密考察，认为他是个难得的谍报人才，于是要求阿贝尔利用自己的语言特长为祖国服务。1927年5月2日，阿贝尔同意了，他进入情报机关接受训练，以便去国外从事间谍工作。从此，他改名为约翰·利贝尔（以下都称阿贝尔为利贝尔）。

1939年底，德军入侵波兰以后，一个年轻的“德国人”——约翰·利贝尔就从伏尔加地区迁往苏维埃立陶宛共和国首都里加。户口册上写着，他是一个汽车修理工，父母双亡，于是只身一人迁居里加。这样的身世使他更容易得到德国人的认可。

利贝尔到里加后，立即加入了当时的德国少数民族俱乐部。当时盖世太保对每一个新来的德国人都进行审查。他们对利贝尔的印象是“严守纪律、忠贞不二的爱国者”。利贝尔在里加结识了年轻的工程师亨里希·施瓦茨科普夫，两人很快就成了至交。亨里希的父亲鲁道夫·施瓦茨科普夫是某个大学里的一位电子学专家，1940年初被人残忍地杀害了，未能查出凶手和杀人动机。几周以后，亨里希同里加的一大批德国人得到了苏联当局同意迁居德国的签证。他同利贝尔一起乘火车来到德国。

亨里希的叔父维利·施瓦茨科普夫是盖世太保的一个头目。回到德国后，亨里希在叔父的帮助下，在党卫军帝国元首保安队里开始担任情报员，而利贝尔得到亨里希的叔父充当保人后，在军事情报部门的一个单位里当司机。

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之后，利贝尔的间谍生涯发生了转折。他同集结在波兰的德国军队一起，被派往苏联参战。于是出现了前文写过的一幕。利贝尔的冒险行动一箭双雕，既保护了苏联的重要文件，使其免落敌手，同时也增强了盖世太保对他的信任，使他升了官职。

在此期间，莫斯科方面仔细研究了亨里希的情况。1942年秋天，苏联情报部门把有关亨里希父亲被害的一份档案材料交到了利贝尔手里。原来，亨里希的父亲是被他的兄弟维利·施瓦茨科普夫下令杀死的。当时，维利·施瓦茨科普夫作为盖世太保的上校，想发展他兄弟加入纳粹组织，但鲁道夫不肯参加第五纵队，并且拒绝把苏联边境地区的无线电通讯和电子学的某些重要材料交给他，于是惨遭杀害。亨里希对此毫不知情。杀害自己的兄长后，维利又假惺惺地把侄子亨里希接来，介绍他参加了党卫军帝国元首保安队。

亨里希在与利贝尔闲聊时，曾流露出对德国当权者的不满，甚至表示想为苏联工作。利贝尔当然很高兴，立刻给亨里希安排了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代表”的会晤，其实这个代表就是他自己。在约定的地点和时间两人相遇了，亨里希感到非常意外，利贝尔平心静气地说出暗号“莱茵河”，亨里希立刻回答“伏尔加河”。利贝尔微笑着向他表明自己的真实身份，于是两人来到一处僻静的地方，利贝尔拿出那份关于他父亲被害的档案材料给他看。

当亨里希了解真相后，气得暴跳如雷，声称要杀死自己的叔父。利贝尔让他冷静下来，示意他不能蛮干，于是亨里希同意听他指挥。就这样，利贝尔在党卫军帝国元首保安队有了自己的内线。

不久之后，两个好朋友在柏林重逢。他们到亨里希的住处喝酒聊天，彻夜长谈。那天夜里，亨里希大吐真言，一方面是在酒精的刺激下，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利贝尔的信任。他除了透露一些特别重要的情报外，还以轻蔑的态度谈到希特勒的歇斯底里和不光彩的私生活。他对德国政权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利贝尔一边密切地注意着亨里希的变化，一边不时地让自己间谍网里的那些有反希特勒情绪的年轻德国官员多同他接触，以施加影响。

1943年秋天，党卫军头子希姆莱的副手、党卫军准将瓦尔特·施伦堡向军事谍报局要一个军官归他个人支配，条件是年轻、有才干、精通几国语言而又谦逊稳重。当然，最重要的是此人必须是“纯雅利安人、对元首绝对忠诚并且是经过考验的纳粹党员”，不能有任何亲人，并且是一个受过训练的情报人员。

利贝尔完全符合这些条件，因此被选中了。上级告诉他这件事时，利贝尔心里乐开了花，但是他故意显得不太高兴，好像他不愿意离开目前这个地方。上级告诉他，这对于他的前程来说是一件好事，施伦堡准将是第三帝国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海外政治情报处主要负责人，德国的整个情报网都在他手里。

约翰·利贝尔向莫斯科总部报告了自己的新职务后，他只收到一份简短的回电：“注意！约翰·利贝尔，现在你才开始你的第二次生命。”当了施伦堡的副官之后，利贝尔的军衔将连升两级，成为党卫军中校。他知道，这次是去敌人的老巢，他将得到更重要的情报，同时也将面临真正的考验。

在以后的日子里，利贝尔的间谍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制止“旋风”计划

1944年初夏，德国陆军参谋长克莱勃斯将军就联合情报部门制订了一个“旋风”计划，目的是派出人马到苏联纵深后方进行秘密破坏活动。他们先在喀尔巴阡山地区建立了一个据点，集合了一支由30人组成的战斗小组。这个战斗小组正在等着空投下来的德军指挥官施瓦茨堡上尉。

一天，施伦堡给利贝尔打了一个电话，要他当晚到负责国外军事活动的特别作战部报到。该部由马尔策和克莱茨领导。当天夜里，利贝尔就赶到特别作战部。马尔策要他到柏林的前一站——措森火车站去迎接施瓦茨堡上尉。克莱茨告诉他，施瓦茨堡上尉不久将被派到俄国后方去执行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因此要好好接待。

利贝尔开着辆小货车直奔措森车站。他赶到车站时，列车刚刚进站，就遭到盟军飞机的轰炸。利贝尔赶紧奔向4号车厢，见到一个身穿国防军上尉制服的人，手里拿着一只很大的黑皮包，他断定此人就是他要接的施瓦茨堡上尉。利贝尔悄声对他说：“旋风！”那个人一听立刻站起身来，跟着利贝尔下了火车，直奔小货车。

离开轰炸区后，利贝尔把车停下来，想看看坐在车后面的上尉怎么样了。可当他打开小货车后门时，发现上尉已经被弹片打死了！利贝尔立即打电话给马尔策，他并没有说施瓦茨堡上尉已经死了，而是说措森站遭到轰炸，施瓦茨堡不在那里。马尔策等人惊慌失措，因为施瓦茨堡的皮包里有“旋风—南方”行动计划，而他们那里没有人认识施瓦茨堡，也没有他的照片，这给寻找上尉带来很大的困难。

利贝尔打算好好利用这个施瓦茨堡上尉，破坏“旋风—南方”行动计划。他开始紧张地谋划。他开着小货车，来到市郊的一幢房子旁边。房子的主人是米歇尔，他是利贝尔从事情报工作的助手。

利贝尔和米歇尔立刻开始研究黑皮包里的“旋风—南方”计划。原来德军准备让一个破坏小组作为战俘混在苏军战俘队伍中。施瓦茨堡是这个小组的指挥官，但他佯装成押送战俘的苏军军官。皮包里还装有苏军中尉服装和伪造的公务证，上面的名字是维利斯·杜蒂斯，此外，还有其他证件及地图，地图上有破坏小组的行军路线和准备在沿途破坏的铁路、桥梁的标记。

利贝尔灵机一动，决定由米歇尔冒充施瓦茨堡上尉空投到苏联境内，任务是找到这个破坏小组，然后与苏联境内安全部门配合，把这个行动小组一网打尽。

二人磋商之后，把施瓦茨堡的尸体扔到轰炸现场，然后利贝尔匆匆赶回去向克莱茨和马尔策汇报。利贝尔向他们讲述了盟军轰炸的情况后说，他认为，在混乱中，施瓦茨堡上尉没有等接他的人到达就自行到柏林来了，因此建议在市里各餐馆旅店寻找。利贝尔和克莱茨开车在柏林马路上足足转了一个小时，最后在“大熊”歌舞餐馆门口停下。在那里他们找到了由米歇尔扮演的施瓦茨堡上尉。

“施瓦茨堡上尉”和他们接上头之后很高兴，他诉说了措森车站遭轰炸时他逃离的情况。原来他搭上一辆卡车，这辆车是属于“大熊”餐馆的，因此他来到这里。克莱茨告诉他，行动计划有改变，他必须立即离开餐馆，并让他和利贝尔去领装备。克莱茨则打电话给马尔策，约定两小时后在机场见面。在机场上，马尔策上校和克莱茨与“施瓦茨堡”见面，并送这位“旋风—南方”小组指挥官进入机舱，飞机很快在东方消失。

此时，利贝尔的另一个助手卡尔正在给莫斯科发报，报告他们截获的“旋风—南方”行动计划内容，并告诉总部行动将在明天开始。同时，在苏联大后方的喀尔巴阡山麓，德国军事谍报局破坏小组的米科拉·斯克利亚尼也接通了自己的无线电台，站在他身旁的临时负责人克里格尔中尉口授说：“我们准备迎接指挥军官。一切准备就绪。”

在返回的路上，克莱茨说起，现在在喀尔巴阡山的暂时领导“旋风—南方”行动小组的克里格尔中尉认识施瓦茨堡。利贝尔听后，心里一紧，如果克里格尔一看来人不是施瓦茨堡，米歇尔的处境就很危险。利贝尔迅速思考如何补救。

这时，在俄罗斯喀尔巴阡山的一个偏僻的小村里，德国的破坏小组收到柏林发来的无线电信号，得知上尉乘的飞机即将抵达。克里格尔中尉正在农村的一间房子里等候施瓦茨堡的到达。无线电报务员斯克利亚尼钻进通向这个小村庄的一条小路旁的丛林，等待上尉的出现。突然在丛林之间，沿着小路走来一个身穿苏军制服的人，背上背着一只挎包。

那个戴着苏军中尉肩章的军官看见了斯克利亚尼，就停下来。他笑着问道：“小伙子，你是否知道，看林人谢苗·马卡罗维奇住在哪里？”米科拉·斯克利亚尼心中一喜，这是暗号！他立刻回答说：“谢苗·马卡罗维奇去里沃夫了，3天以后才能回来。你好，施瓦茨堡先生，我叫伊万，克里格尔中尉正在等你。”

“你怎么知道我叫什么？”

“中尉说他认识你，你们曾经一起打过仗。”

米歇尔站住了，他仔细地打量着这个化名为“伊万”的小伙子。

“好。我会让中尉感到意外的。”米歇尔微笑着说。

他们来到村庄，一走进屋里就看见克里格尔中尉。克里格尔惊讶得张大嘴巴，因为站在他面前的是冒充施瓦茨堡的陌生人，他迅速操起一支自动步枪，嚷了起来：“这个人不是施瓦茨堡！伊万，你把什么人带来了？”

米歇尔毫无惧色，笑了笑：“我当然不是施瓦茨堡上尉。这是总部的决定。柏林怀疑俄国人把小组成员抓走了，安插了自己的人。如果你把我看成施瓦茨堡，就像你的报务员把我看错那样，那就证明……”

克里格尔犹豫着地放下自动步枪，米歇尔要求把指挥权转交给他。然而，克里格尔仔细察看了米歇尔的有关证件后，还是不愿意相信这个陌生人，他冲着斯克利亚尼说：“伊万，你立即去问问总部。”随后，他转向米歇尔，嚷道：“总部回答之前，你休想活着离开这里……”米歇尔故作镇静，其实他心想如果柏林来电对他不利，他就准备拼死一搏了，但他相信利贝尔肯定会想尽办法挽救他的。这时，在柏林，谍报局值班报务员托斯克正在机器旁值班，利贝尔已经陪着他值了6个小时的班。

托斯克突然听到“旋风”的呼叫，他对利贝尔说：“‘旋风—南方’出现了，你准备记录。”报务员口授说：“‘旋风—南方’请求证实行动有否改变。是否该把指挥权交给新来者？”利贝尔拿起他篡改的电报稿走到隔壁房间，对马尔策上校说：“‘旋风—南方’出现了。”马尔策把电文看了两遍，问道：“这是什么意思？”

利贝尔说话了：“上校先生，事情其实很简单。施瓦茨堡在路上曾跟我说过，他同克里格尔中尉的关系不是很好。因此，克里格尔不愿意把指挥权交给施瓦茨堡。”“噢，原来如此！记下回报：全部权力转小组新指挥官，立即开始行动，并随时报告执行情况。”

半小时后，“旋风”又发来一份电报：“‘旋风’已行动。第一份战报将于清晨发出。”利贝尔把电报交给马尔策，同时说：“看来克里格尔中尉妥协了。”

与此同时，喀尔巴阡山地区内务人民委员部反情报部门负责人麦尔尼钦科少校得到苏军比斯特罗夫将军的一道命令，要他在晚上18点以前消灭“旋风—南方”小组，而把小组指挥官、由米歇尔扮演的杜蒂斯中尉带到他那里。

麦尔尼钦科少校带领部队做好埋伏后，从望远镜里远远看到，在通往前线的一条公路上，有一小队德军俘虏正沿着公路走着。队伍后面走着一位身穿内务人民委员部制服的中尉，他旁边是一名手持自动步枪的排长。在他们后面，有一辆蒙着篷布的大卡车。

麦尔尼钦科看见这支队伍后，示意队伍停下来。他大声嚷道：“队伍指挥官，出列！”中尉跑步过来敬礼：“我是杜蒂斯中尉！”“请出示证件！”“杜蒂斯中尉”从挎包里拿出证件。少校看完证件，把证件还给中尉，接着走向大车。

中尉要排长带队伍先走。此时少校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递给中尉一支香烟。中尉接过了香烟，但是没有点燃，而是放进了口袋。中尉对少校悄悄地说：“西南方向，离村庄5公里。报务员在山洞里。而在村里……少校同志，祝你一路平安！”他没把话讲完，因为他看见克里格尔正向他们走来。

“中尉，也祝你成功！”二人只得挥手告别，双方继续赶路。米歇尔故意一个人走在队伍的末尾，他拿出少校给他的那支香烟，悄悄打开，找到一张字条：计划在4公里处逮捕这批人。米歇尔把纸条放回口袋。

克里格尔在队伍前面急匆匆地走着。从地图上判断，很快就要到隧道了。按计划，他们应当在那里留下第一批破坏小组，把隧道炸毁，使交通起码中断10天时间，然后趁苏联情报部门在这个地区展开调查时，再趁机炸断横跨德聂斯特河的大桥。

与此同时，麦尔尼钦科少校正领着切尔尼科夫少尉和洛巴诺夫军士来到藏着米科拉·斯克利亚尼和无线电台的那个小村庄，他们拨开一个山洞进口附近的矮树丛，看到了米科拉·斯克利亚尼。他举着一支自动步枪，用发抖的声音喊：“是谁？我要开枪了？”

没等他说完，洛巴诺夫军士两手拿着一块篷布从背后向他扑去。这时，少校也跨过矮树丛，一下子把他手中的自动步枪击落。切尔尼科夫冲进山洞，从里面搜出一只背囊，里面有一部无线电台。但是，当麦尔尼钦科少校和他的随行人员走回村里时，却没有找到他们的汽车。在一家农户的门槛边上，他们发现一个人躺在地上，被打死了。

被抓住的德国报务员斯克利亚尼招认说是罗金什托克中尉干的，他奉命留在这里负责联络。这时罗金什托克开着劫来的汽车刚刚追赶上行军路上的破坏小组。他从汽车里跳出来，向米歇尔说：“有人出卖了我们！”破坏分子们听后乱成一团。

米歇尔看见从西边的矮树丛里出现了一排手持自动步枪的苏联士兵，重机枪正对着这批人。于是，米歇尔冲着罗金什托克嚷了一声：“你这个叛徒！”掏出手枪，一枪将他打死，然后转向其他破坏小组的成员：“谁都不许动！别乱！”这一伙装成俘虏的破坏分子真的被俘虏了。

调查“医疗计划”

德国党卫军与盖世太保虽然都为希特勒服务，但是这两个特务机构为了各自的利益存在很多矛盾，它们争权夺利，抢夺地盘，有时为了邀功请赏，还互相打压。利贝尔就充分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展开情报收集工作，为苏联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

有一天，施伦堡别墅的值日官打来电话，叫利贝尔马上去。警卫让他把车一直开到湖边去。他下车后，走在两排高大的栗子树中间的路上，他看见在树林深处有两个人：施伦堡和一个穿着考究制服的客人。那位客人背对着他。施伦堡叫了他一声，挥手示意让他过去。

利贝尔走过去才认出，原来那个客人是希姆莱。他向希姆莱行军礼。施伦堡笑着说：“利贝尔，党卫军全国总司令很想认识你。我们把你叫来，是要给你一项新任务。不过，遗憾的是，你又要去同盖世太保打交道了。”施伦堡接着说：“你必须把盖世太保派往国外的主要人员的名单搞到手……”

希姆莱在一旁补充说：“是指战后从事秘密工作的那些人……”利贝尔又行了一个军礼，表示一定完成任务。看来德国人已经知道无法逃避打败仗的命运，正在为战后的间谍工作做准备。利贝尔告辞时，施伦堡悄声说：“总司令对你的工作表示满意，希望你这一次不要使他失望！”

一天晚上，利贝尔在一家小咖啡馆里偶遇谍报局里的熟人哈克中尉。哈克曾经是东线司令部的报务员，有一次，他所在的地堡被苏军炮弹击中，哈克被炸伤后卡在地堡倒下的几根横梁中间。当时，利贝尔正跟党卫军一批高级军官视察前线。幸亏利贝尔把哈克拖出来了，否则他就会被压死。因此哈克非常感激他，但是哈克不知道，当利贝尔在帮他的时候，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背包中的密码本拿走了。这事过了整整两年时间，那天夜晚他们在咖啡馆巧遇，哈克认出了利贝尔，他非常激动，紧紧拥抱了利贝尔。

哈克现在穿着盖世太保少校的制服。看来他已离开国防军参加了盖世太保，而且混得不错。这对于利贝尔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哈克现在可以报答他救命之恩了。那个夜晚，他们坐了很久，一边喝酒，一边倾心地交谈着。哈克是一个毫无心机的人，他大谈自己在盖世太保里的地位。

哈克现在在柏林的盖世太保总部大楼工作，他住在柏林市郊一幢有花园的房子里。几天以后，利贝尔应哈克邀请到他家去做客。坐在陈设豪华的客厅里，利贝尔可以看出，哈克确实在盖世太保里享有特殊的地位。

利贝尔欣赏着客厅里的昂贵的艺术品。哈克高兴地对他说：“亲爱的利贝尔，所有这一切跟这个房间里的一样东西相比，都算不了什么。”他把利贝尔叫到客厅角落里的一只箱子前。哈克打开箱子，只见里面有一叠放得整整齐齐的档案。

“你看看这是什么，可能对你有用……”哈克平静地说：“在这些档案中，有海德里希的最机密的名单。当他在布拉格被打死以后，这些名单被收存起来并加上了铅封。名单里面有帝国首脑们的档案，从元首起直到缪勒。你知道，海德里希这个人拘泥于细节，办事一丝不苟，他喜欢一切都在手头。”

哈克笑着说：“现在，我是这只箱子的主人。居领导地位的纳粹主义者的一切，从出生到今天，我全知道！”

利贝尔故意开玩笑说：“你是否准备写回忆录？”

哈克郑重其事地说：“我准备明天去见缪勒！缪勒想让我也成为他的医疗计划的一部分，但是我不干！”说完，他从口袋里掏出钥匙，递给利贝尔：“利贝尔，拿着！这只箱子也属于你！这就算是我报答你救命之恩的，我知道这些对你很有用……”

说完他站起身，从卷宗中抽出一本比较大的相册，他打开一页，上面有3张照片。哈克用手把这3张照片的次序打乱，然后示意利贝尔看一看。利贝尔一边盯着照片，一边说：“最后一个和第二个相像，像是双胞胎。但是，第一个……”

“没错，利贝尔，这就是缪勒的‘医疗计划’! ”哈克说着，拍着利贝尔的肩膀。接着，他依次指着照片说：“第一张是盖世太保的一位上校，第二张是达豪集中营里的一个犹太人，第三张还是那位上校，只不过进行了整形手术，使他和那个犹太人看起来就像孪生兄弟！”

哈克又翻了几页，每一页上也都有3张照片，随后他合上相册说：“这里面有700个这样的面貌相同的人。你现在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吗？”利贝尔恍然大悟：“缪勒在准备自己的地下工作人员。”哈克点了点头，继续说：“利贝尔，如果明天晚上我不在家里，你再等一天，那时你就打开箱子！”

利贝尔问：“什么意思？”哈克说：“很简单，缪勒想让我扮演犹太人。如果我回不来了，你就把全部档案交给你的上司施伦堡，他会奖励你的。”利贝尔捏着手中的钥匙，不再多问，把它放进口袋。

缪勒的这个“医疗计划”确实做得天衣无缝。他让那些与被消灭的集中营犹太人长得相像的军官，接受专门的整形手术，做犹太人的替身。他们只挑选已经断定没有任何亲友的那些集中营犯人，作为实施计划的对象，因为他们的亲属都被打死了，战后他们获得自由，再露面就没有人能认出他们了。每一个这样的“替身”，除了各种证件、私人的东西以及生活中的其他各种细节外，还有从集中营里获救或逃跑的“故事”。盖世太保的那些一丝不苟的专家们在这件事情上是不放过任何细节的。显然，缪勒已经预料到这场战争将输掉，他正在着手准备盖世太保的地下活动网。这个活动网由1000名特务组成，他们将被秘密地派往世界各国。

为了使利贝尔更信服，哈克问道：“你认识京特尔少校吗？”

利贝尔点了点头。哈克怪异地笑了笑，接着说：“他死了！”哈克继续说：“上级告诉我们的是，他在柏林受到轰炸后在一次车祸中丧生。我们都去参加了葬礼，并献了花圈，有人致了悼词，他的老婆孩子哭哭啼啼。我很喜欢京特尔这个人，所以晚上我决定到他家里去一趟，把留在我这里的嘉奖证件送给他的家属。”

“我去他住的别墅时，他的家人正在吃晚饭。他们看见我来了都感到惊奇，我同样感到奇怪。因为他们的情绪都很好，难道在京特尔死后不久就该这样开心吗？我把嘉奖证件交给京特尔的老婆，突然我发现烟灰缸里还有一支正在冒烟的雪茄。我知道，在他们全家人中间只有他一人抽雪茄！”哈克笑了一笑：“原来棺材是空的！京特尔就是‘医疗计划’中的一个！”

第二天晚上，利贝尔从自己住处打了两次电话到哈克家里，没有人接电话。难道真的像商定的那样，等到明天？可是，到那时候可能已经晚了。如果缪勒把他干掉了，盖世太保也会找到哈克的住处的。如果今晚去，又可能落入圈套，利贝尔思前想后，最后还是决定立即前往。

他开车到哈克住的那条街，把车停在一棵大树下，观察是否有人跟踪他。然后，走出汽车，慢慢地步行到大门口，看到窗户一片漆黑，花园里寂静无声。哈克果然不在家。利贝尔又回来把车直开到大门口，弄开大门，把车开到直通正门的小道上。当他确信附近没有人时，就打开门，但没有开灯，摸黑走了进去。他拉开窗帘的一角，随时观察外面的情况，然后，他很快跑进客厅，抱起那只箱子，出了正门，把它放进汽车里，赶回家。

回到家，他从箱子里拿出那本大相册，用缩微相机把相册上的照片依次拍下来。然后，他撬开地板，挖了一个洞，把箱子放进去，又遮盖好，直到天亮才忙完。他不可能把这一大箱材料运交给莫斯科总部，但是他可以保存这批材料，等红军一进入柏林就交给红军。那时，这批材料将变得非常珍贵，可用来彻底揭露纳粹分子的罪行。

然而，现在需要做的是尽快把那卷摄有面貌相同的人的缩微胶卷送往莫斯科，以便及时搜寻盖世太保未来的地下特务。然后，再把相册原件交给施伦堡。施伦堡一定会为这份极其珍贵的材料感到高兴的。这样一来，利贝尔自己也会得到施伦堡的更大的信任，为今后的活动提供方便。

第二天，利贝尔开着车，顺便到接头人——报贩那里去，把给莫斯科的缩微胶卷交给他。忽然，利贝尔看到报纸头版登了盖世太保少校哈克的讣告，讣告说，哈克少校“由于车祸受伤突然去世”。照片上有汽车相撞的场面、撞坏的汽车和哈克的尸体。

哈克是真的死了，还是他接受了缪勒的建议，成了“医疗计划”的一员，做了整容手术，作为“犹太人”被派到欧洲某个国家去潜伏？这对于利贝尔来说，也是个不解之迷。

挫败和谈阴谋

德军在斯大林格勒遭到惨败以后，节节败退。希特勒在军事上不再像以前那么嚣张了。纳粹分子越来越认为，这场战争已经没有取胜的希望了。因此，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希姆莱、里宾特洛甫、缪勒和纳粹党的机关首脑鲍曼都在想方设法通过瑞士和瑞典这样的中立国同西方列强的代表进行接触。西方国家的情报机关也积极运转起来了，目的是彼此阻碍，要独自抢先进行谈判。利贝尔探听到这一情况，他觉得这对于苏联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于是，他加紧这方面情报的收集工作。

一天晚上，他刚要离开亨里希的住处，就听见有人在按门铃。进来的是一位德国国防军上校。亨里希介绍说：“这一位是在总司令部工作的上校，克劳斯·冯·施道芬堡伯爵，当年是我父亲的朋友。”亨里希又说：“伯爵在突尼斯前线受了伤，现在是后备军参谋长。”接着亨里希又向他介绍了利贝尔。

利贝尔当然要留下来听他们谈话。他们谈的大部分内容是东线问题。施道芬堡走后，亨里希说：“希姆莱和鲍曼手下的人，以及缪勒的特务都竭力想在瑞士同美国情报机关头子杜勒斯秘密和谈。”利贝尔大吃一惊：“在瑞士？同杜勒斯？”亨里希点了点头。并说：“不只是施道芬堡，许多纳粹分子都开始认识到，希特勒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他正把帝国引向灾难！他们不愿意为他效力了，想要他的命。”

当晚，利贝尔就向莫斯科报告了德国军官在瑞士采取的秘密和谈行动。莫斯科指示利贝尔要随机应变，争取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挫败德国企图和谈的密谋，同时及时把有关情报发回莫斯科总部，以揭穿美国私自与德国秘密和谈的阴谋。

几天之后，施伦堡和利贝尔从专门的备用机场起飞，前往瑞典斯德哥尔摩。施伦堡此行的任务是会见瑞典国王的侄子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通过这位伯爵同西方建立联系。施伦堡不想让缪勒或者鲍曼的代理人觉察，因此让利贝尔秘密地伴随。他们分开居住，利贝尔住旅馆，施伦堡住在德国大使馆。利贝尔要等待施伦堡的电话通知，然后才去“陪伴”。

伯纳多特是瑞典红十字会的名誉会长，这一头衔使得他能够同各国代表进行接触。希姆莱的助手施伦堡就是通过红十字会与他建立了联系。伯纳多特还是属于摩根财团的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瑞典分公司的经理。这样，他同美国政府也有联系，美国政府授权他同希特勒分子进行秘密谈判。

在大使馆里，施伦堡得到消息，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也同瑞典人建立了联系。当天晚上，他的一名使者将携带重要文件乘专机前往柏林。第二天中午，施伦堡跟利贝尔在酒吧碰头。他不容置疑地对利贝尔说：“现在，你听好了。我的手下会送你去机场，你乘坐专机回德国。在这架飞机上，我们的人只有你和驾驶员两人。然而，驾驶员不一定靠得住。如果飞机不在我们的备用机场降落，而是继续飞往柏林的话，你就把携带文件的那名官员干掉，把文件拿到手。那名官员由里宾特洛甫手下的4名穿便服的武装人员陪同。我相信，你能打败他们！如果你还活着，你就跳伞！”

利贝尔问道：“如果驾驶员在备用机场降落？”“那样的话，你就按兵不动，别的人会负责这件事。”施伦堡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项任务需要利贝尔冒着生命危险去执行。施伦堡派人把他送到机场。飞机里只有6名旅客：里宾特洛甫手下的一名官员，他拿着一只公文包，4名穿便服的武装人员，还有利贝尔。利贝尔在施伦堡手下的人给他指定的位置上坐下。在同一行前面的座位上，坐着那名官员。如果使用无声手枪的话，很容易把他解决掉。护送人员坐在另一边，他们能很好地观察到利贝尔的一举一动。

飞机很快就到了德国上空，利贝尔不知道驾驶员是否遵照施伦堡的命令办。他不时偷偷观察那些护送人员的举动。当飞机飞到专用机场上空时，利贝尔握紧无声手枪，如果驾驶员不降落的话他就准备动手了。

正当他紧张地计划着如何采取行动时，飞机开始降落了。飞机刚在跑道上停下，飞机上的人还没站起来，就听到了骇人的排枪声，子弹准确地击中随行人员和官员所坐的地方，五个人立即丧命。利贝尔吓得不敢动弹，他紧张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这是施伦堡精心安排的，显然，狙击手对飞机乘客的位置了如指掌，所以能弹无虚发。利贝尔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手。

几秒钟后，利贝尔回过神来，从那位官员的位置上拿起公文包下了飞机。飞机舷梯两旁，站着两排手持自动步枪的士兵。一个士兵把他带到离飞机不远处的一辆汽车，把他送到希姆莱的防空隐蔽所。一名党卫军军官把他带到一间陈设舒适的大房间。希姆莱和施伦堡正坐在安乐椅里聊天。看到利贝尔进来，施伦堡满脸堆笑，满意地说：“我向党卫军全国司令保证过，你肯定会完成任务的！”利贝尔把从飞机上拿来的公文包递给施伦堡。

利贝尔及时把纳粹德国试图与美国和谈的情况上报了莫斯科。不久，苏军日益逼近柏林，纳粹德国的末日来临了。在攻克柏林的炮火声中，党卫军领袖纷纷撤离，利贝尔神秘地失踪了。他在德国充当苏联主要情报人员这一危险而重要的使命显然结束了。

几天后，一架军用飞机在莫斯科的伏努科沃机场降落，一名旅客走下飞机，他就是阿贝尔。他的妻子和在战争期间一直与他保持无线电联系的莫斯科总部负责人在机场迎接他。

美国之行

二战结束后，虽然纳粹德国已经土崩瓦解，但是，阿贝尔的间谍生涯并没有到此结束。1946年，阿贝尔接受了去美国的新任务。他的掩饰身份是美国公民安德烈·卡约蒂斯，职业是画家和艺术摄影师。

他先在加拿大适应了两年，于1948年11月15日，拿着美国公民安德烈·卡约蒂斯的护照在纽约港登岸。尽管这是他第一次来到美国，但他对纽约非常熟悉，而且英语讲得很好，没有人怀疑他不是美国人。他在百老汇附近的一家便宜旅店里安顿下来。他必须这么做。作为一个刚从被战争破坏的欧洲回来的收入微薄的美国人，他必须生活俭朴并尽快挣些钱。

阿贝尔多才多艺，会吹长笛，会弹吉他，还会跳舞，因此他利用百老汇的便利条件，开始了演艺生涯：在百老汇和布鲁克林当杂耍游艺场的演员。阿贝尔为人诚恳，直率开朗，对人宽厚，他有一种独特的魅力，能够很快就得到别人的信任和喜爱，因此他成了那家小旅馆最受欢迎的客人。

慢慢地，他在这家旅馆里开始同自己情报网里的特务建立了无线电联系，并把情报网逐步扩大到美国各地。不久，他就成了苏联情报机构在北美的主要负责人。

有一天，这位惹人喜爱的“演员”退掉了旅馆里的房间。他说，他不想在百老汇挣这点“辛苦钱”，而想试试摄影行业，因为他爱好摄影，曾经是一名艺术摄影师。就这样，游艺场演员安德烈·卡约蒂斯于1952年搬进了法尔顿街第252号，摇身变为画家和艺术摄影师，改名叫埃米尔·戈德富斯。他在5层楼上布置了一个工作室。马路对面就是美国司法部大楼。他可以从自己的窗口直接观察到进出这幢重要大楼的美国高级官员。

戈德富斯凭借他的独特魅力，很快就在新环境中结交了许多朋友。比如他的邻居柏特·西尔伯曼就很喜欢他。西尔伯曼是一位画家，他们的工作室紧挨着。因此他们交往频繁，互相借用颜料，有时候还请同一个模特儿。戈德富斯虽然也画画，但是他不愿出售自己的作品，主要靠当艺术摄影师来挣钱过日子，他好像从来不关心能不能挣到钱。

戈德富斯偶尔也离开纽约，有时，一离开就是个把月。走前，他总对西尔伯曼说：“我要逃避纽约这个牢笼，到大自然里为自己的作品寻找景色。”其实，他是借机去视察各个情报活动点，并从分布在美国各地的特务那里收集对莫斯科有用的情报。戈德富斯把自己的身份掩饰得很好。直到1957年6月21日那一天，化名为埃米尔·戈德富斯的阿贝尔终于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并逮捕了。

早在1953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就有了线索，起因是一枚5美分的硬币。1953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一个名叫詹姆斯·博扎的男孩，在挨家挨户送报纸。有些人付给他的是5美分硬币。詹姆斯蹦蹦跳跳地走在马路上，不小心让一枚5美分硬币掉下来滚走了，他追上去，一脚踩住。他拿起这枚硬币时，惊讶地发现这枚硬币裂开了，而且像一个小盒子一样可以关上，硬币里面装着一小卷微型胶卷。

詹姆斯把这枚好玩的硬币给他姐姐看了，而他姐姐的未婚夫是警方的一名特工人员。于是这枚硬币就被送到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的情报分析员把那卷微型胶卷冲出来后，发现上面写着一系列数字。事情表明：在布鲁克林某个地方有一个间谍在活动，由于不经心，他把这枚硬币花了，而这枚硬币本来是用来装微型胶卷的。可是联邦调查局无法查到这枚可疑的硬币是谁给詹姆斯·博扎的。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1957年，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苏联情报部门的几个特务。其中有一人名叫雷诺·赫哈伦。美国警察使用威逼利诱的手段把他策反了。这个雷诺就是阿贝尔的助手，他整天花天酒地，胡作非为，阿贝尔曾经警告过他，可是他竟然不以为然！

雷诺交代了一些情况，最重要的是“马克”（阿贝尔的活动代号）这个名字，雷诺说，此人就是他们的总头目。他无法提供更详细的材料，因为马克十分谨慎，不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和地址。雷诺说，只知道他住在布鲁克林。

这样一来，联邦调查局又想到那枚5美分硬币。在布鲁克林，围绕小詹姆斯卖报的地区，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始缩小范围。不久，画家埃米尔·戈德富斯就成了重点嫌疑对象。然而，当FBI去工作室找他的时候，他又外出了。

赫哈伦和他的小组被捕后，阿贝尔感到他自己有可能被出卖，因此他决定暂不回到布鲁克林的工作室。不过，联邦调查局还是在马路上的一家叫“莱塔姆”的小旅馆里找到了他。“莱塔姆”旅馆是一家供收入微薄的职员和领养老金的人住宿的小旅馆，那里可包伙食。警察查阅了许多旅馆的旅客登记簿，也没有放过这一家。

在这家旅馆里，有一个名字引起了联邦探员的怀疑：马丁·科林斯。他出生证号码是31024，而这个号码是属于一个叫伊米莉亚·弗曼的女人的，她已在6个月以前死去。这说明，科林斯拿的是伪造的证件。其实，这个马丁·科林斯就是阿贝尔。他从外地回来后，发现风头没过，不敢回原来的住处，就伪造了一个身份证，在“莱塔姆”旅馆住下，观察情况。

6月21日早晨7点钟，阿贝尔正在纽约“莱塔姆”旅馆里睡觉，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冲进了他的房间。他们出示证件后建议阿贝尔跟他们合作，如果他不同意，就得戴上手铐离开这间房间。阿贝尔说：“我不清楚你们谈的合作是指什么？”就这样，他们谈了30分钟，联邦调查局没能说服阿贝尔。最后，一个人出示了纽约移民局签发的逮捕令，理由是阿贝尔非法居留美国，未向该局登记。

阿贝尔后来回忆说，他在被捕的前一天夜里同总部进行了一次无线电联系，密码本就在旅馆房间里。那里还藏着其他一些东西。要在6名特工人员眼皮底下销毁这一切是很困难的，但是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最低要求”：要不惜任何代价销毁密码和夜里刚收到的那份无线电报。

密码很小，销毁密码并不难。他把密码捏在手里，说要上厕所，在一名特工人员的密切监视下，把密码放到水中冲掉了。那个写有无线电报的字条在桌子上一堆白纸的下面。审问结束后，他们叫他收拾东西。他趁机从那堆纸下面抽出那张字条，然后不动声色地拿它来擦颜料。画板擦干净后，他就顺势把字条捏成一团扔了。遗憾的是，没能销毁其他证件。不过能销毁密码和无线电报，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联邦探员给阿贝尔戴上手铐，带到汽车旁，让他坐在司机后面。他身边坐着移民局的一名特工人员，前面坐着另一个。阿贝尔开始考虑如何销毁一个重要证据，他的领带的别针中还有一小块很薄的相机底片，拍有关于一个重要问题的报告。很快，他就想到了办法。他装成整理领带，把别针拿下来。身边的那个特工人员发现后，立刻从他手中拿走别针，想也没想就把别针打开了。他一打开别针，那一小块底片就无声无息地掉到车厢里了。那个特工看了看别针，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就把它还给了阿贝尔。阿贝尔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所有密件都已经安全处理掉了。

法院为阿贝尔指定的辩护人是丹诺万。丹诺万不仅仅是一位律师而且是一名间谍，从第一次与自己的当事人见面起，他就不错过任何机会，通过提出忠告和建议，不停地提醒阿贝尔，他可以选择同美国政府建立合作。美国人甚至开出了每年付给他11万美元的天价，当时人们的工资不过是每月100多美元。阿贝尔不为所动，冷淡地说：“不！”后来，美国人才知道，苏联人给他的报酬是这个数目的10倍！当时是50年代！

在宣判的前夕，丹诺万给拜尔斯法官写了一封信，指出为了美国的利益应当保留鲁道夫·伊凡诺维奇·阿贝尔的生命。美国有许多公民在国外，在苏联的“相应级别”的美国人很有可能被逮捕，到时候可以拿阿贝尔交换美国人。他写道，关于此事，他同华盛顿的“有关”机关，包括司法部谈过话。法院采纳了他的意见。

于是，阿贝尔开始了铁窗生活。在狱中，阿贝尔情绪冷静，积极锻炼身体，他相信苏联会营救他的。果然，4年零8个月之后，机会来了。

尾声

1961年5月1日，美国报纸的国内版上有一条简短的报道，一架U-2型气象飞机迷失航向，进入苏联上空，被苏联击落，驾驶员鲍尔斯失踪。

这件事正好发生在四大强国政府领导人会晤的前夕。飞机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西方没有人知道，而苏联方面保持缄默。因此还不清楚飞机是迷失方向，还是故意开到苏联上空，是在边界上被击落的，还是在深入苏联领土上空被击落的。艾森豪威尔总统是知道U-2飞机的这些特殊飞行任务的，因此他忧心忡忡。

5月5日，赫鲁晓夫宣布了一条消息，声称U-2飞机是间谍飞机，并谈到了这次飞行的不光彩的下场。这一下，美国上下一片惊慌。但第二天，美国媒体对击落U-2飞机的最初的报道做了补充，《劳动报》上发表了被击落的飞机的照片。最后，莫斯科宣布美国驾驶员鲍尔斯还活着，他已交代了U-2飞机间谍任务的许多情况以及飞机是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被击落的。

华盛顿政府无可狡辩，被迫承认U-2飞机是从事间谍飞行的。最初没有提到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这次间谍飞行，接着发表了由国务卿赫脱签署的一份新闻公报，公报披露了总统批准U-2飞机搜集情报，包括在苏联上空飞行的事实。

这时，华盛顿炸开了锅，争论焦点是是否建议进行交换。联邦调查局仍希望阿贝尔会为美国服务，因此反对交换。中央情报局的人，则想把自己的驾驶员换回来，以便了解1961年5月1日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上空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苏联人到底用什么秘密武器击落当时世界上飞得最快、最高的间谍飞机的。

1962年2月的一天，阿贝尔的辩护律师丹诺万又来了。他告诉阿贝尔，美方代表一直在同苏联大使馆代表进行会谈，现已商定一小时以后进行间谍交换。交换将在波茨坦附近苏占区和美占区会合处进行。跟阿贝尔一起从美国来的那位FBI官员对阿贝尔说：“上校，难道你不担心他们会把你送到西伯利亚去？”阿贝尔笑着说：“为什么？我问心无愧，有什么可担心的？”那位美国官员说：“你再考虑考虑，现在还有机会！”看来联邦调查局实在是太希望和阿贝尔合作了。

汽车在苏占区和美占区交界处停下，那是一座大铁桥的中间，桥头有一块很大的牌子，上面用英文、德文和俄文写着：“你现在进入美占区”。苏方有人走下车，同站在那里的一个人交换了几句话，然后示意，让美方人员过去。阿贝尔认出来了，那人是一位老同事。在另两个人中间站着个头高高的美国飞行员鲍尔斯。

苏联代表大声地用俄语和英语喊着：“交换！”美国代表威尔金森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由约翰·肯尼迪总统签署的文件，很快地宣读，证明阿贝尔已获释。阿贝尔跟威尔金森握握手，然后与丹诺万告别。他从容地走过两个地区交界处的白线。同时，鲍尔斯向美方走来。苏联同志拥抱了阿贝尔，他们一起走向苏联部分，坐进汽车，来到一幢不大的房子面前，他的妻子和女儿正在那里等他。

阿贝尔在美国的14年的情报工作到此结束。回到苏联后，为了表彰阿贝尔的卓越功绩，苏联最高苏维埃授予阿贝尔一枚列宁勋章，并送给他“苏联英雄”的称号。阿贝尔从间谍活动的第一线退下来后，没有消极在家里养老，而是积极从事间谍的培训工作。他总结自己几十年从事间谍工作的技巧和经验，并传授给后人。

1971年，阿贝尔病逝于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