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章
菲尔兹努力发展这个年轻的警察，后来提出每个月给他一小笔硬通货，让这个在通货膨胀年代靠死工资过日子的人能够生活得容易一些。诺维科夫警官成了一个提供消息的线人，级别不高，但偶尔也有用处。这个星期，这位刑侦处的侦探打算做出回报。
“我们有一具尸体。”当他们坐在旋转木马酒吧里，在昏暗的光线下喝着冰镇啤酒时，诺维科夫对菲尔兹说，“我可以肯定，那就是你给的图画里面的人。有几颗钢牙的老头……”
他把从同事沃尔斯基那里听来的情况讲了一遍。
“差不多三个星期了。在这样的天气里，死了那么长时间，面部肯定很吓人，”菲尔兹说，“或许不是同一个人呢。”
“他只在林子里待了一个星期，然后在冰柜里待了九天。应该可以辨认出来。”
“我需要照片，鲍里斯。你能去搞一张吗？”
“我不知道，资料都在沃尔斯基那里。你认识契尔诺夫警官吗？”
“认识的，他来过使馆。我也给了他一张画像。”
“这个我是知道的，”诺维科夫说，“现在我们那里到处都有老头的画像。契尔诺夫也快回来了，现在沃尔斯基肯定已经告诉他了。这样，契尔诺夫就会有尸体面部的照片了。”
“那是给他用的，不会给我们。”
“是有点难度。”
“努力一下，鲍里斯，去试试。你是刑侦处的，对吗？就说你想让黑社会的联系人去看看，什么借口都可以。现在这是谋杀案，是你分内的工作，对吧？侦破谋杀案？”
“应该是的。”诺维科夫承认说。他心里想，这个英国人是否知道，黑帮谋杀案的破案率只有百分之三？
“这事我们会给你奖励的，”菲尔兹说，“在我们的人员遭袭击时，我们是不会抠门的。”
“好吧，”诺维科夫说，“我去想办法搞一张。”
其实他根本不必去想什么办法。神秘人物的档案自然而然地转到了刑侦处凶杀科。两天后，他在一叠照片中，抽出了在明斯克公路边林子里拍摄到的死者面部的一张照片。
美国，兰利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中情局副局长凯里·乔丹的心情特别好。要知道，在一九八六年下半年，他是很难高兴起来的。伊朗的反政府丑闻当时传遍了华盛顿，而乔丹比其他人都更清楚中情局在伊朗的渗入深度。
但他刚刚去了局长威廉·凯西的办公室，受到了最热烈的表扬。老局长之所以会有这种不同寻常的仁慈，是因为杰森·蒙克从雅尔塔带来了苏联最高层的消息。
八十年代早期，苏联制定了一系列高调的反西方政策。这是莫斯科最后的绝望企图，想通过威胁来搞垮北约联盟的意志。当时主政白宫和唐宁街的是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两位西方领导人认为，他们不能被苏联吓倒。
安德罗波夫总书记去世了，契尔年科来了又走了，然后是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但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敌意仍在继续。
一九八五年三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生长在红色的苏联时代，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他与几位前任的区别，在于他讲究实效。他坚持要求了解苏联工业和经济的真实情况和数字，看到结果后，他深受打击。
等到一九八六年夏天，克里姆林宫的核心和国防部显然已经认识到，军工系统和武器采购计划的支出，消耗了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六十，注定难以为继，人民也终于因为穷困而变得不安分了。
那年夏天进行了一次大型调查，以测评苏联这种节奏究竟还能够维持多长时间。调查报告的结论坏得不能再坏了。在工业方面，资本主义的西方在各个层面都超过了苏联这条恐龙。索洛明带到雅尔塔植物园来的微型胶卷，正是那份报告。
报告中写的和索洛明口头确认的都说，如果西方再坚持两年，那么苏联的经济将会崩溃，克里姆林宫将不得不做出让步，拆除一些战争机器。像玩扑克牌游戏一样，索洛明把克里姆林宫的整副牌全都亮给了西方。
消息报告给了白宫，并越过大西洋传到了撒切尔夫人那里。美英两位领导人都正为自己内部的敌意和怀疑所苦恼，听到这个消息后深受鼓舞。中情局局长比尔·凯西受到了白宫的表彰，并把领导的表扬转达给副局长凯里·乔丹。乔丹召来杰森·蒙克一起分享快乐。谈话结束时，乔丹说起了以前提到过的一个话题。
“你的那些档案，我真的有些不太放心，杰森。你不能总把它们留在你的保险箱里。如果你有什么意外，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着手去管理那两个资产——‘来山得’和‘猎户座’。你应该把这些档案与其他的归在一起。”
从奥尔德里奇·埃姆斯第一次背叛至今，已经有一年多了，间谍失踪的灾难也已经过去了六个月的时间。阴谋分子当时在罗马。从技术上来讲，追查内鬼的工作仍在推进，但已经不再紧迫。
“如果没有破损，就不用修理。”蒙克恳求说，“这两个人冒着生命危险。他们了解我，我也了解他们，我们相互信任。还是就这么保持下去吧。”
乔丹早就知道，间谍与管理员之间会形成这种奇特的关系。但这种关系不为情报机构正式赞同，其原因有两个：间谍管理员有可能会被调到另一个岗位，或者，会退休或死亡。个人关系过密有可能意味着，潜伏在苏联心脏的间谍，也许会不同意或不愿意与新的管理员合作。其次，一旦被招募的间谍出了什么事，情报局的管理员有可能情绪低落，从而影响工作。从长远的生涯来看，一个被招募的间谍应该有几个管理员。蒙克与他的两名间谍直接的一对一紧密关系，使乔丹感到担忧。这是……不规范的。
另一方面，从某个角度来说，蒙克自身也是个不守规矩的人。假如乔丹知道——其实他并不知道——蒙克坚持要确保在苏联境内的每个间谍（图尔金已经离开马德里回到莫斯科，在第一总局K局工作，并由此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情报），都能够收到他亲自写的长信，以及日常的任务清单。
乔丹做出了妥协。那些人的详细档案，包括何时何地和如何接受招募，表现如何以及他们的任职变动，即除了姓名和能辨认他们身份的资料以外，都转移到了行动副局长的个人保险箱里。如有任何人想阅读这些档案，他必须去找副局长本人并解释理由。蒙克同意了，于是档案被转移了过去。
有一点让诺维科夫警官说对了，契尔诺夫警官确实再次来到了英国大使馆。他是在第二天的八月五日上午过来的。乔克·麦克唐纳让人把警官引到他的办公室，他自己则扮成使馆的档案科随员。
“闯进你们同事公寓的那个人，我们也许已经找到了。”契尔诺夫说。
“向你表示祝贺，警官。”
“不幸的是，他死了。”
“啊，你有照片吗？”
“有。身体的、面部的，还有……”他拍了拍放在身边的一个帆布包，“我还有他可能穿过的大衣。”
他把一张光面冲印的照片放在了麦克唐纳的办公桌上。照片看上去很可怕，但仔细看，那张脸确实就是肖像画里的那张。
“我把斯通小姐叫过来，让她看看是否能认出这个人。”
西莉亚·斯通由菲尔兹陪着过来了，但菲尔兹留在门口没进来。麦克唐纳告诉她，她要看到的东西不是太美观，但他很想听听她的意见。她看了一眼照片，用手捂上了嘴。契尔诺夫拿出那件破旧的军大衣，把它举了起来。西莉亚绝望地看着麦克唐纳，点了点头。
“是他。他……”
“你看到他跑出你的公寓。嗯，显然窃贼之间发生了争吵。我敢肯定，这种事情全世界都会发生。”
菲尔兹陪同西莉亚·斯通离开了。
麦克唐纳对面露笑容的契尔诺夫说：“警官，我代表英国政府认为，你们干得很好。我们也许永远无从知道这个人的姓名，但这已经不重要了。这个可怜人已经死了。你们一定要写一份成功破案的报告，送交莫斯科民警局的领导。”
契尔诺夫高兴地离开使馆，钻进了汽车。一回到彼得罗夫卡大厦，他就把所有案卷从盗窃科转给了凶杀科。案卷里没有第二个盗贼的资料，但这无关紧要。没有描述，没有死者的证词，要找到他好比大海捞针。
契尔诺夫走后，菲尔兹回到了麦克唐纳的办公室。情报站长正在给自己倒咖啡。
“你怎么看？”他问道。
“我的线人说，那人是被打死的。他在身份不明科有个朋友，这位朋友发现了贴在墙上的画像，并对上了号。尸检报告说，老头的尸体在被发现之前，已经在林子里躺了大约一个星期。”菲尔兹说。
“那是什么时候？”
菲尔兹查了一下笔记，那是他在旋转木马酒吧谈话之后立即记下的。
“七月二十四日。”
“嗯……这么说来，大概是在十七或十八日被杀的，是在他把文件扔进西莉亚·斯通汽车后的第二天，也就是我飞去伦敦的那天。那些家伙没有浪费时间。”
“哪些家伙？”
“哼，估计是恶棍格里辛指挥的那些暴徒。”
“科马罗夫的卫队长？”
“那是其中一种说法，”麦克唐纳说，“你看过他的档案吗？”
“没有。”
“应该看一下，找个时间。他是前克格勃第二总局的审讯官。非常恶心。”
“那个老头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把他活活打死？”菲尔兹问道。麦克唐纳望向窗外，凝视着河流对岸的克里姆林宫。
“很可能就是窃贼本人。”
“一个流浪汉那样的老头，是怎么拿到文件的？”
“我只能假设，他是有幸受雇的一个底层员工。这是一起极其不幸的事件。我认为，你的那位警察朋友应该能够拿到丰厚的奖金。”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一九八七年六月
中情局驻阿根廷首都情报站的一个年轻人，首先发现苏联使馆的瓦列里·尤里耶维奇·克鲁格洛夫身上也许有空子可钻。美国情报站长于是向兰利总部咨询情况。
中情局拉美处已经有了他的资料，是自七十年代中期，克鲁格洛夫第一次在墨西哥城任职时开始的。他们知道，他是苏联的拉美问题专家。在之后的二十年间，他在苏联外交部的工作中，曾三次赴拉美国家任职。由于他很友好、很外向，档案里甚至有他的履历。
瓦列里·克鲁格洛夫出生于一九四四年，是一位外交官的儿子。父亲本人也是拉美专家，在他的影响下，儿子进入了享有盛名的国际关系学院学习西班牙语和英语，那是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六年的事。此后，他在南美洲有过两次任职，年轻时在哥伦比亚，十年后在墨西哥，然后才是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苏联使馆一等秘书。
中情局确信他不是克格勃，只是一名普通的外交官。档案里对他的描述是：一个崇尚自由、可能亲西方的苏联人，不是通常的那种强硬派。一九八七年夏天时之所以关注他，是因为他与阿根廷官员的一次交谈被上报给了美国人。谈话中，克鲁格洛夫透露，他即将返回莫斯科，再也不会出国任职，他的生活质量将会有所下降。
由于他是苏联人，于是这个消息也传达到了苏联东欧处，哈里·冈特建议让一个生面孔去接触他。由于杰森·蒙克会说西班牙语和俄语，他建议派蒙克去。乔丹同意了。
这是一项很简单的任务。克鲁格洛夫只有一个月就要走了。如果引用一句俗语，那就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马岛战争结束五年后，阿根廷已经恢复民主。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一个悠闲的都城，一位美国“商人”在美国使馆的一位小姐陪同下，在招待会上与克鲁格洛夫见面，这并不是难事。蒙克努力使双方谈得很投机，并提议一起吃饭。
这位苏联人是使馆的一等秘书，大使和克格勃给了他相当多的自由。他觉得与外交官圈子以外的商人一起吃个饭很不错，于是欣然接受。饭局上，蒙克借用了他从前的法语老师布拉迪夫人的真实故事。他解释说，他母亲曾是苏联红军的翻译，攻克柏林后，她邂逅了一个年轻的美国军官并爱上了他。他们违反规定，悄悄溜到了西方结婚。蒙克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长大，能说英语和俄语，两种语言都说得很流利。于是他们开始用俄语交谈。克鲁格洛夫松了一口气。他的西班牙语说得很好，但英语很一般。
两个星期后，克鲁格洛夫真正的问题出现了。他已经四十三岁了，离婚后带着两个十几岁的孩子，与父母挤在一套公寓里。如果他有两万美元，那他就能在莫斯科给自己买一套小公寓。作为一名富有的马球玩家，蒙克是来阿根廷检验一些新的小马驹的，他愿意借给新朋友两万美元。
情报站长建议把他们交接现金的过程拍下来，但蒙克不同意。
“敲诈是行不通的。他要么自愿参与，要么就不会参与。”
虽然蒙克是下级，但站长还是同意由他自行做主。蒙克选用的是开明进步的反战主题。他指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美国很受欢迎。克鲁格洛夫当然知道这些，他也感到高兴，因为他是戈尔巴乔夫的铁杆支持派。
蒙克提议说，戈氏真心想拆除战争机器，为苏美两国人民带来和平与信任。麻烦的是，双方都还是有喜好冷战的顽固分子，即使在苏联外交部的高层也有这样的人，他们试图破坏和平的进程。如果克鲁格洛夫能够把苏联外交部发生的事情告诉新朋友，那会有助于和平的到来。到了这个时候，克鲁格洛夫肯定已经知道了对方的身份，但他没有表现出惊奇。
对于已经喜欢上钓鱼的蒙克来说，这就像拖上了一条自愿咬钩的金枪鱼。克鲁格洛夫拿到了美元和通信包。详细的人员、计划和职位等情况，将通过用显影墨水书写的普通信件寄给东柏林的一个活信箱。硬件情报（文件）将被拍摄下来，通过莫斯科市内两个死信箱的其中一个，转交给中情局莫斯科情报站。
分别时，他们按照俄罗斯的方式相互拥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