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男子气概的神话

那是一场典型的发生在雄性灵长类动物之间的冲突：在一家高档意大利餐厅里，一名男性当着他的女朋友，向另一位男性——我——发出挑衅。他读过我探讨人性在自然中地位的著述，这正是绝佳的进攻话题。“你来说一种人和其他动物共通的行为。”他想找个例子开刀。我悠闲地大嚼美味的意大利面，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性行为。”

不难看出，我的回答触及一些本该难以启齿的东西，他迟疑了一下，不过只是很短的时间，随即发起反击。我的对手开始极力捍卫所谓人类特有的“激情”，强调浪漫的爱情只是生物演化到很晚的时候才出现的，比如诗情画意、小夜曲什么的，都是人的专利；同时竭力把我对爱情本源的分析说得一无是处。我在文章中曾指出人类的爱情在本质上同仓鼠和孔雀鱼并无二致（雄性孔雀鱼长了一种变形了的鳍，看起来状如阴茎）。说到这些粗俗不堪的解剖学方面的细节，他露出鄙视的神情。

可怜的家伙。他的女朋友碰巧是我的同事，她兴致勃勃地举出更多动物性行为的例子。结果，我们这场对话让灵长类行为学家乐此不疲，却几乎羞辱了在座其他所有人。当这位女朋友说道“他阴茎勃起就那么一丁点！”旁边桌子的人明显被震了，不知道是因为这句话本身，还是因为她大拇指和食指略微分开的手势。其实她说的只是一只南美小猴子。

争论显然没结果，幸好甜点上来之前，话题已经降温了。这类讨论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我相信我们就是动物的一种，其他人相信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一旦讨论到性，人和其他动物看起来就没什么区别，而若想想飞机、议会、摩天大楼，就另当别论。在文化和技术方面，人类毫无疑问具有最杰出的才能。虽然某些动物也偶尔展示出些许文化痕迹，不过如果你在丛林里看到一只黑猩猩端着相机，我敢打包票这玩意儿不是它自己造的……

然而，当大部分的世界经历了几千年来文化进步的血雨腥风，不是也有些人类群体，一直安身于现代文明的大潮之外么？他们躲在远离尘世的角落，竟也发展出人类物种的一切特征，比如语言、艺术和对火的使用等。我们可以好好研究一下，这些人究竟如何能够不受当今科技的骚扰，悠然过活。他们的生存状态就是西方文化长久以来反复提及的“自然状态”么（即政治领域有时所指的“无政府状态”。——译注）？仔细想想法国大革命、美国立宪和其他向现代民主政治迈进的努力，想想这些历史事件前的那些“自然状态”，便很难理解人类如何能在这样的世界中保持那些原始的生活模式。

其实，非洲西南部的布希曼人（Bushmen）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的老电影《上帝也疯狂》就调侃了这些“丛林居民”的原始生活方式。电影讲的是人类学家伊丽莎白·马歇尔·托马斯十几岁时随父母去卡拉哈里沙漠找布希曼人的故事，她的父母都是人类学家。布希曼人又称桑人（San），他们身材矮小，行动敏捷，在开阔的热带草原开发出了属于自己的生态位。这片地区在一年的一半时间水源稀缺，有限的几个可靠的小水潭就决定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活动区间。布希曼人这样繁衍生息了上千年，因此，马歇尔·托马斯将她写布希曼人的书命名为《古老的方式》（The Old Way）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古老的方式”具体指什么呢？这些人穿的是刚刚能遮住隐私部位的羚羊皮；住的是草搭的窝棚；用带尖儿的木棍儿挖地；而白天就用鸵鸟蛋的蛋壳盛着水到处跑。他们总要不停修葺自己的住所，把几根棍子插在地里，顶端互相编起来，然后把草搭在这个棍子框架上。这种住法让马歇尔·托马斯想起猿，当它们想临时整理个地方过夜，就把几根树枝盘成一坨，弄成了过夜用的床。用这种方法，猿就能远离危机四伏的地面。

大部队迁徙时，布希曼人会排成一纵列前进，打头的男性负责侦查地面，看有没有蛇和其他捕食者新留下的印记。女性和孩子排在队列中相对安全的位置。这种方式很像黑猩猩在危险时刻的表现。当它们穿越人类修筑的土路，也会排成这样的队列，成年雄性打头和断后，雌性和年幼的成员占据中段。阿尔法雄性（一号雄性，即地位最高的雄性）有时还会一直守在路中央，直到所有成员安全通过。

或许人类祖先在食物链上的位置确实高于其他灵长类动物，但绝非位于顶端。他们也要提防身后的敌人。于是我要提到第一条错误的“迷信”，即人类祖先称霸热带大草原。想想也不可能。双足着地的远古猿，站起来只有1.2米。而那时的鬣狗足有狗熊那么大，猫科动物长着尖利的獠牙，个头是今日狮子的两倍，我们的祖先肯定终日生活在恐怖的阴影中。为了不和猛兽狭路相逢，他们只得退而求其次，占据对捕猎者来说不是那么方便的捕猎时间。夜晚的黑暗是捕猎者最好的掩护，到了白天，被猎物离着好几千米远就能发现危险。所以我们的祖先只能在光天化日下作业，就和今日的布希曼人一样，因为夜晚都留给凶残的“专业”捕猎者了。

记得动画片《狮子王》么？正如片子所描述的，狮子是热带稀树草原的王者，这从布希曼人对它们的敬畏也可见一斑。但令人惊奇的是，布希曼人从不用抹了剧毒的箭头对付狮子，因为他们知道这种刺激行为很可能引发一场置自己于死地的搏斗。狮子在多数时候也同这帮人相安无事，但如果哪次狮子兴致大发，布希曼人就只能三十六计走为上。他们对潜在的危险保持高度的警觉，晚上睡觉时留着篝火，这就意味着夜里也不得安生，得起来捣鼓火堆。一旦看到夜行性猛兽在暗夜里放光的双眼，他们就立刻行动起来，从火堆里拔出一根树枝，像火炬一样在头顶挥舞（让自己的体型看起来大一点儿），同时发出稳健的叫声把捕食者驱赶走。布希曼人确实很勇猛，但请求猛兽放了自己这件事，看上去也不是“霸主”该做的吧。

方式虽然古老，不过肯定特别管用，即使在今天，人类还会为了安全的缘故聚在一起。危险来临时，我们就忘了将我们彼此分开的因素了。比如，经历过“911”飞机撞击世贸大厦事件的人们，承受了难以想象的心灵和肉体创伤。9个月之后，一项调查询问人们如何看待当前的种族关系，纽约居民——不管是什么种族，都对种族关系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而就在事发前，他们的答案还经常是负面的。危难之后，同舟共济的感觉油然而生，把整个城市都团结起来了。

此类反应在生物演化的历程中由来已久，其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我们大脑深处最古老的那层，这个部分不仅同哺乳动物，甚至同许多其他门类的动物都是相通的。如果不信，可以看看鲱鱼们见到大鲨鱼和海豚是如何反应的，这些小鱼平时就拉帮结伙地游在一起，遇到危险更是瞬间紧密团成一团，一下变成一个耀眼的“大块头”，进攻的家伙们看不清楚一条条小鱼究竟在哪里，无法下口。成群行动的小鱼之间保持着精确的间距，它们盯紧同自身尺寸相当的同类，不消一秒就可以迅速调整自己的速度和方向，好保持步调一致，又不撞上彼此。如此一来，明明是几千个单独的生命，却表现得如同一个生物体一般。鸟类也使用此法，比如椋鸟看到老鹰来袭便凑作一团。生物学家将此类行为形象地统称为“自私的羊群”，也就是说，这些小动物躲进大部队的掩护，可换来自身的安全。而与自己为伍的倒霉蛋越多，自己被吃掉的概率则越小，这听起来多像两个男人在丛林里遇到熊的那个故事——你未必得跑得过熊，只要腿脚比你同伴麻利点儿就行。

即使是竞争对手，在大敌当前时也会建立统一战线。鸟儿在繁殖季节为了一小块领地拼得你死我活，可到了迁徙的季节就会比翼齐飞。每次清理我的热带水族箱，我都会亲身体验这个道理。许多鱼都很有领地意识，热带淡水的慈鲷鱼便是一例。平时它们总会张着自己的鳍耀武扬威，互相追着到处跑，好守着自己那一方清静领土不受侵犯。每隔几年，我都会为热带水族箱搞个彻底大扫除，扫除期间鱼不能待在里边，我就把它们盛到另外的桶里，几天后再放回到焕然一新的缸里。每次看到它们迅速找到同伴，集结成群，我都叹为观止。昔日打破头的对手如今尽释前嫌，像好伙伴一样并肩游走，共同闯荡新环境，直到对周边再度熟悉，重获自信，再各自占山为王。

安全是社会生活的首要原因。于是就引出了第二条关于人类起源的不切实际的“神话”，即人类社会是一帮有自由意志的人自发创造出来的。人们幻想我们的祖先实际上并不需要他人的存在。他们过着不用行使任何责任的生活。但麻烦随之而来，争强好胜的性格使得纷争不断，为此那时的人们常常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所幸这些人还有点智商，他们决定放弃一些自由，以换取和平的社会生活。这就是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解释社会起源的经典论调，即社会契约论。美国的开国元老们就在这一理论的光辉指导下建立了所谓“自由的土地”。这则神话直到今天还是各大政治科学系和法学院的流行教案，因为在这则动人的故事中，社会是协商和妥协的产物，而不是自然而然就产生了。

可想而知，如果人和人的联系源自平等党派间的协议，那是很有教育意义的。这样，当我们反思对待他人的方式，或者思考应该如何对待他人时，就会有章可循。实际上，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一整套思维，都源自前达尔文时代遗留下来的对人类物种的错误理解。正如其他大多数哺乳动物，每个人的一生都有需要他人和被他人需要的时期，因为我们都有幼小和年老体弱的一天，也要去照顾幼小和年老体弱的人。我们的生存几乎可以说无时无刻不倚仗别人。这个事实才是讨论人类社会的真正前提。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空想人类祖先应该像鸟儿一样自由，什么社会责任也没有。事实并非如此。

人类演化可以上溯到一系列群居哺乳动物，个体间相互依存不可分隔。灵长类行为学家曾对印尼群岛各个岛屿上长尾猕猴的数量进行统计，从计数结果可以明显看出：对安全的需求甚至塑造了社会生活的形式。印尼群岛的某些岛屿上有大型猫科动物（比如老虎和云豹）出没，分布在这些岛屿上的长尾猕猴就集结成大部队；而在没有大型猫科动物的岛上，长尾猕猴就结成较小的群体。被捕食的威胁把大家团结在一起。通常来说，一个物种在某个环境中越脆弱，就越倾向于结成更大的群体。狒狒主要在地面活动，于是比在树上的猴子班组大，因为如果技巧过硬，在树杈间逃命是很方便的。而黑猩猩则因有“巨无霸”的身材而有恃无恐，因此白天通常都单独觅食或小分队觅食。

不过也有些动物当真不具备群体活动的天性。前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特伦特·洛特写了一本回忆录，书名《牧猫》，他借放牧猫咪来比喻达成共识的难度。对政客来说，这肯定特别令人懊恼，不过猫咪觉得这别提多合理了。家猫是单独捕猎者，它们当然没必要关注他人。其他协同猎食的捕食者（如犬科动物），和被捕食者（如角马），都需要彼此协调。它们通常得跟住领头的，并和大部队步调一致。想当年我们的祖先鼓起勇气离开密林，跑到开阔地开拓新的活动天地，就注定了使自己沦为被捕食者。于是他们演化出群体活动的本能，在众多物种中胜出。我们善于保持行为同步，之后演变为因同步而快乐。俩人一起走路，会自动同时迈步。在体育比赛现场，人们整齐地喊口号，所有人一起制造人浪；在演唱会上大家一同挥手；跳健美操时所有人跟着节奏一起跳。如果你还没明白，可以去听讲座，试试在别人不鼓掌的时候鼓掌，或者别人都鼓掌的时候一动不动。我们是群体动物，已经把群体行为实践得登峰造极。政治领导人精通群众心理学，因此人类历史上屡屡出现群众为了效忠领袖做出疯狂举动的事。这些领袖用的什么把戏呢？他们只需要营造大敌当前的氛围，把人民的恐惧给煽动起来，接下来，嘿，就交给人类的群体天性来搞定吧。

这里我们自然而然地引出第三条关于人类的“神话”，许多人相信，人自打出现就乐此不疲地发动战争。20世纪60年代，在那场毁灭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被冠以“杀戮猿”之名，以此同爱好和平的普通猿相对。“好斗”也被归为人性的显著特点。我当然不觉得人类是爱好和平的天使，但我们也该分清嗜杀成性同战争的区别。战争源自多党派之间严格的阶层制度，并不单是由好斗导致的。事实上，许多情况下战争只是奉命行事罢了。拿破仑的士兵在冰天雪地里开进俄国时，心里并非燃烧着侵略的熊熊烈火；美国士兵飞到伊拉克也不是想杀人。战争的命令都是坐在首都办公室里的老头儿下的。行军列队中未必看得到杀气。成千上万的人迈着统一的步伐，随时待命，我眼中只看到群体活动的天性。

人类历史战事不断。太多的死亡，让我们想当然以为这就是本源状态，恨不能说战争就是深深烙印在我们DNA上的。用温斯顿·丘吉尔的话讲：“人类故事就是战争史。除了短暂和偶然的中场休息，世界上从不会有和平；史前也如是，凶残的杀戮主宰世界，永无休止。”但是，丘吉尔口中所说的这个挑战斗殴的自然状态，真的比卢梭所描述的高尚的野蛮人世界更符合事实么？尽管考古学证据为我们揭示了十万年前的谋杀，但我们却未能找到发生在农业革命以前的任何战争的证据（比如埋满了尸骨和武器的坟地）。杰里科墙倒被认为是最早的战争证据之一，它倒塌的故事还借《圣经·旧约》千古流传，实际上恐怕是为了阻挡泥石流而建的。

时光再向前推进，我们的祖先生存在当年那人烟稀少的星球，全球人口只有百万的量级。人口密度恐怕和今天的布希曼人有一拼，人均占地面积差不多有26平方千米。甚至还有些证据显示，在更远古的7万年前，我们的祖先一小撮一小撮地散居，全球人口几千人，差点就绝了迹。那时几乎没有促成持续战争的条件。更重要的是，远古人根本没什么好打的，正如布希曼人一样，顶多就是争一争水和女人。然而，布希曼人却能将珍惜的水源同口渴的外族人分享，还经常把自己的女儿嫁到邻近的部族。后一种做法导致一族的男人经常有外族的亲人，各族便联系在了一起。归根结底大家都知道，谋杀亲属显然不是一种成功的性状。

在马歇尔·托马斯对布希曼人的观察中，她从没见到过战争；而且布希曼人不使用盾，这表明他们很少同陌生人发生争斗。只要有结实的兽皮，盾牌是一种很容易制作的工具，而且在面对弓箭时能给人提供有效的保护。布希曼人不配备盾牌武装，说明他们不怎么担心他族来犯。这并不意味着文字前社会就不存在战争，事实上许多部族确实偶有、甚至常有刀光剑影。我想，不排除远古时代存在纷争，但就像今日靠狩猎和采集过活的人们一样；但事实应该同丘吉尔所说恰恰相反，远古人类应该长期和平共处，部族之间相安无事，残暴的战事只是插曲罢了。

同猿作比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黑猩猩有时也会对邻族开展“突袭”，用残忍的手段毫不留情地夺取敌人性命。此时的猿同我们塑造的人类勇士形象就很接近了。和人类一样，黑猩猩也会因为夺取领土而发动战争。然而从遗传的角度来说，人类同黑猩猩的亲缘关系，与同倭黑猩猩一样远，而后者却从不会做那些残忍的事。倭黑猩猩对邻居有时也不那么友善，但冲突只要开始一小会儿，雌性就会跑到敌方去，和敌人做爱，雌雄通吃。你看，你很难想象做爱和发动战争能同时进行，所以战争场面瞬间就给搅和了，反而变得像野餐郊游似的，不同部族的成年个体互相梳理，小不点儿们闹作一团。迄今为止，致命的进攻在倭黑猩猩之间还是闻所未闻的。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这个物种具有战争的潜能，这个苗头在某些特定环境下就会抬头。小冲突有时会失控爆发，结果引发血光之灾。再加上不管哪儿的年轻男性都喜欢显摆自己骁勇善战，他们会不顾后果地打击外族人，局势就会更加雪上加霜。不过同时，人类这个物种也有其独特之处，即使在同族人散布开很久之后，我们还会同亲人保持某种联系。结果，部族间就会维持一个完整的人际关系网络，这个网络的存在会促进经济交流，与此同时让战争变得非常没有建设性。同外族的联系相当于在不可知的环境中为活命提供了一项保险，如此一来，食物和水短缺的风险，就可以在各个族群间平摊了。

美国人类学家波莉·维斯纳研究了布希曼人的“风险库”，并记录了他们为获得领土之外的资源所进行的精心协商。协商的过程非常小心翼翼，极尽婉转，因为他们知道，人和人之间从来不乏竞争。

20世纪70年代，平均每名布希曼人每年要花3个月的时间离家，游荡在外族。来访者和主人共同举行问候仪式，以此来表达对主人的尊敬，并申请留住。来访的一方先在人家营地外边的树阴里坐上几小时，然后，主人出去同他们问好。接着，来访的人合着韵律向本地人讲述他们族群的情况。主人同他一唱一和，在每句结束后重复最后一个词，并加上“eh he”（唉呵）两字。照常理，主人会抱怨自己食物短缺，但来访者可以自己体会出实际状况有多严峻。如果真的严重，他们就说只想暂住几日；如果主人并没有反复强调粮食匮乏等问题，来访的人就知道他们可以赖一阵子不走了。如此这般地交流一番，客人被迎进帐房，他们此时会呈上精心准备的礼物，方式非常得体，以免引起主人一方的嫉羡。

资源匮乏的族群之间相互依赖，因此我们的祖先恐怕从来不会发动大规模战争，直到他们在一处定居下来，通过发展农业扩充自己的财富。因为这个时候，袭击他人可能为自己带来更多好处。如此看来，战争并不起源于寻衅挑事的冲动，而是对权力和利益的欲望所招致的。这也说明战争都是可以避免的。

西方世界对人类的本原状态进行了过度诠释，人们相信我们的祖先必然凶残暴烈，毫无约束，像常见的动作片里的角色，不受社会责任的束缚，对待敌人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如今的政治思潮仍在鼓吹这些神话，仿佛大男子气概真的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本性。比如，有人说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主宰我们的星球，说人性决定地球上战争不断，还有人说个人自由永远高于集体利益等。

其实所有这些论点都不符合事实，古老的人类彼此信赖，互通有无，竭力压制一切可能引发争执的内忧外患。因为生命如此脆弱，食物和安全才是首要问题。妇女采集果实，挖掘可以吃的根茎，男人们出外狩猎，只有融入一个相对庞大的社会体系，一个个小家庭才得以维系。集体的存在就是为了个人，同时人人为集体。布希曼人花费大量精力和时间维持族群间的礼尚往来，部族的网络遍布方圆数千米，代代传承。他们殚精竭虑地靠协商达成共识，对他们来说，被放逐和受孤立所带来的恐怖远远胜过死亡本身。一位女士的话传神地表达出这个意思：“死亡很可怕，因为死的时候你孤身一人。”

工业革命前的生活一去不返。如今的社会，庞大、复杂，已经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它的整个运作也必然不同于“自然状态”下的远古人社会。然而，尽管我们已经摇身变作“城市栖居动物”，身边飞跑高级轿车，生活充斥电脑高科技，骨子里却还是有着同样心理诉求的动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