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乡村童年(7)
“我要说的，”他继续往下讲，“并不是一块骨头触及一块金属，或者一种文化和另一种文化的重叠，我要说的是土生土长的、好的东西与外国的、坏的东西之间的撞击。我们不能容忍这些不关心我们的文化的外国人抢走我们的国家。我预测，有一天，非洲社会的力量将会战胜入侵者。我们屈服于这些白人假上帝已经太久了。但是，我们将摆脱这些外国杂种。”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在威灵顿博士和其他白人在场的情况下谈这些敏感的问题，这种胆量真是让我们吃惊。同时，他也唤醒和激发了我们，让我们开始改变对威灵顿这样的人的认识。我原来一直认为他们是我们的恩人。
木卡伊然后开始背诵他的著名诗篇。在诗中，他把天上的星星比喻成世界上的各个民族。
这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他在主席台上慢慢地走来走去，用标枪指着天对欧洲人说——法国人、德国人还有英国人——“我给了你们银河这个最大的天体，因为你们是稀奇古怪的人。
你们充满着贪婪和嫉妒，你们贪得无厌。”他把一些星星分给亚洲人、南美洲人和北美洲人。
然后，他讨论非洲，并把非洲大陆分成许多个国家，把特定的天体分给非洲不同的部落。他一直在主席台上手舞足蹈，挥舞着标枪，转换着说话的腔调。然后他忽然安静下来，并压低了说话的声音。
“现在，科萨人你们过来，”他边说边低下身子并单膝跪倒，“因为你们是自豪而强大的人民，所以我给你们一颗最重要、最超凡的星——晨星，它是计算成年男子年岁的星。”当他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他深深地低下头。我们站起来，一边鼓掌一边欢呼，我不想停止鼓掌和欢呼。此时此刻，我感到那么自豪。我并不是作为一个非洲人而自豪，而是作为一个科萨人而自豪。我感觉自己好像是杰出人民的一员。
木卡伊的表演使我激动，同时也使我困惑。他从民族解放和包罗万象的非洲统一这个大题目讲到范围比较小的，即我就是其中一员的科萨民族的问题。当我在希尔德顿的学习生活快要结束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有许多新的、有时相互矛盾的问题。我开始明白，各部落的非洲人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尽管此时伟大的木卡伊在高度赞扬科萨人；我看到了一个非洲人与一个白人站在一起的可能，但我仍然在努力寻找白人带来的好处，而这常常需要屈从。从某种意义上说，木卡伊在焦点问题上的转变就是我自己心情的一面镜子。因为，我自己也处在为自己是一个科萨人而自豪和与其他非洲人血缘关系相近的感受之间前后徘徊。但是，当我年底离开希尔德顿的时候，我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科萨人，其次才是一个非洲人。
7…
直到1960年，位于希尔德顿以东大约20英里的艾丽斯市的福特黑尔大学仍然是南非高学历黑人的唯一聚集中心。福特黑尔不仅是来自南部、中部和西部非洲学者的灯塔，而且对于像我这样的南非黑人青年而言，也是一所与牛津、剑桥、哈佛和耶鲁一样著名的大学。
摄政王急于让我去福特黑尔大学读书，我也很高兴去那里深造。在我去福特黑尔大学之前，摄政王给我买了一套服装，这是我自己拥有的第一套双排扣灰色服装。穿上它让我感觉长大了许多，也成熟了许多。那时我21岁，还无法想象福特黑尔大学的学生有谁能比我穿得时髦。
我感觉自己是世界上的佼佼者。令我高兴的是，摄政王也将会有一位具有大学学位的亲属。佳士提斯仍然在希尔德顿学院攻读初等文凭。他喜欢玩，不怎么喜欢学习，他是一个满不在乎的学生。
福特黑尔大学是1916年由苏格兰传教士在东开普要塞遗址上建立起来的，这里曾经是19世纪最大的要塞。它建造在岩石平台上，丘脉河像护城河一样在它附近流过。福特黑尔位置优越，使英国人能够与英勇的科萨王山迪勒作战。山迪勒是拉哈贝王朝最后一个国王，他在19世纪最后一次要塞战役中被英国人击败。
福特黑尔大学只有150名学生，我当时已经知道，其中有十来个学生来自克拉基伯雷和希尔德顿。我第一次见面的K.D.马叹兹玛就是其中的一个。尽管按照部落血统，他是我的侄子，但是我比他小，也远不如他老练。他个头高大修长，并且特别自信。他是三年级学生，对我关心爱护有加，而我就像尊重佳士提斯那样尊重他。
我们两人都属于卫理公会，我被安排与他住在一起。这个住所叫韦斯雷旅社，是一所漂亮的两层楼房，位于大学附近。在他的引领下，我同他一起去拉夫迪附近的一个教堂做礼拜，并开始跟着他踢足球（他是英式足球高手）。对于他的意见，我都认真听取。摄政王一般不给在学校读书的孩子们寄钱，如果不是马叹兹玛的资助，我衣袋里只会是空无一文。和摄政王一样，他知道我将来要成为萨巴塔国王的参事，因此他建议我学习法律。
福特黑尔大学同克拉基伯雷和希尔德顿一样，也是一所教会学校。我们要接受劝善教育，要服从上帝，要尊敬政府官员，并感谢教会和政府给我们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这些学校，由于政治态度和实践都有殖民主义倾向，因此经常受到批评。即使有这些短处，我也认为它们给我们带来的益处更多一些。当政府不同意或不能开办学校的时候，教会却为我们开办和经营学校。尽管教会学校常常在精神上要求很严格，但是，其学习环境比种族歧视盛行的官办学校要开放得多。
福特黑尔大学既是非洲大陆一些知名的伟大的非洲学者的家园，也是他们的摇篮，Z.K.
马修斯教授就是其中的典型。他是矿工的儿子，深受布克·华盛顿自传《从奴隶到总统》（Upfrom Slavery）的影响。这本书宣扬通过努力和中庸之道获得成功。他教授社会人类学和非洲法律，并公开反对政府的社会政策。
在德育方面，福特黑尔大学深受D.D.T.佳巴福教授的影响。在这所大学于1916年开办时，他是第一位员工。佳巴福教授被伦敦大学授予英文学士学位，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奇迹。佳巴福教授教科萨文，也教拉丁文、历史和人类学。当讲起科萨谱系学的时候，他简直就是一本活的百科全书。他告诉了我一些我从来就不知道的关于我父亲的事情。他也是一位非洲人权代言人，1936年，他成为“全非大会”的第一任主席。该组织一直反对关于终止开普普选权的立法。记得有一次我从福特黑尔乘火车去乌姆塔塔，坐在非洲人专用车厢里。这是唯一一节向黑人卖票的车厢。一个白人检票员过来检票，当发现我是从艾丽斯上的车的时候，他说：“你也是佳巴福教授那个大学的学生吗？”我点头说是。这个检票员立即高兴地给我检了票，并喃喃地说：“佳巴福是个好人。”
在第一年，我学习英文、人类学、政治、土著管理学和罗马－荷兰法。土著管理学是研究有关非洲人法律的一门学科。如果有人想到土著事务部门去工作，他就必须要学习这门学科。尽管马叹兹玛一直在劝我学习法律，但是，我却决心要当一名土著事务部门的翻译或公务员。那时候，当一名公务员对于一个非洲人来说是一件特别荣耀的事，也是一个黑人能够渴望得到的最高职位。在乡下，行政长官办公室里的一名翻译，被认为只比行政长官低一级。
第二年，福特黑尔大学开设了翻译专业，由提亚姆扎西授课。提亚姆扎西是一位从法院退休的著名翻译。我成了这个专业的第一批学生之一。
福特黑尔大学堪称是一个精英荟萃的地方。和许多高等学府一样，它也存在一些共性的问题。例如，高年级的学生往往对低年级的学生傲慢无礼。当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校园的时候，我在中心大院碰到了卡马利尔·法巴萨。他比我大几岁，在克拉基伯雷上学的时候，我一直和他在一起。我热情地向他打招呼，但是，他对我却很冷淡、很傲慢。他有些看不起地对我说，我将住在新生宿舍。然后他告诉我，他尽管是我们宿舍的委员会组成人员，但是，作为一个高年级的学生，他不再与别的同学住一个宿舍。我认为这件事很奇怪，也不民主。但是，这却是必须面对的现实。
一天晚上，我们一伙学生议论起宿舍委员会里没有新生代表的问题。我们决定要摆脱传统做法，选出由两组学生组成的宿舍委员会。我们举行了讨论会，让所有住在那个宿舍里的学生都参加。只用了几周，我们就击败了高年级的学生，选出了我们自己的宿舍委员会。我本人是组织者之一，也被选进了这个新组成的委员会。
但是，高年级的学生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征服的。他们召集开会，会上，一个名叫莱克斯·塔塔尼的学生用一口流利的英语说：“新生的这种行为是无法让人接受的。我们高年级的学生怎么能够被曼德拉这样几乎连英语都讲不好的乡下落后的新生推翻呢！”然后，他模仿我的说话方式，让我听起来带有浓重的嘎莱卡口音，他的同伙对此捧腹大笑。塔塔尼的轻蔑讲话使我们更加坚定了决心。我们新生组成了正式的宿舍委员会，反过来分配高年级的学生去干他们最不愿干的工作。当然，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
大学的学监A.J.库克牧师知道了这场争端，他把我们召到了他的办公室。我们认为理在我们一边，因此不准备屈服。塔塔尼呼吁学监推翻我们的意见，说着说着，他还停下来擦眼抹泪。学监要求我们改变立场，但是我们没有屈服。像多数恃强凌弱的人一样，塔塔尼也有脆弱的一面。我们告诉学监，如果不采纳我们的意见，我们将全体退出宿舍委员会，使宿舍委员会本身失去完整性和权威性。最后，学监决定不再干预这件事。我们坚持自己的坚定立场并取得了胜利。这是我与当局之间展开的第一次交锋，我感受到了公理、正义的力量。但在以后与大学当局的交锋中，我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我在福特黑尔所受的教育是室外、室内相结合的教育。我比在希尔德顿时更热爱体育。
这有两个原因：我的个子更高了，我的体格也更强壮了；但更重要的是，福特黑尔大学比希尔德顿学院小得多，所以我的竞争者很少。我有能力参加足球和越野赛跑。越野赛跑对我的教育很有帮助，在越野赛跑中，训练比固有的能力更重要，我可以通过勤奋和自律弥补自己的天赋不足。我把这种思想运用到我所做的一切事情上。作为一个学生，我发现许多青年人虽然天资聪明，但却没有充分发挥其天赋的自律能力和韧劲。
我还参加了戏剧社，并曾在一个关于亚伯拉罕·林肯的戏剧中参与演出。这个戏剧是我的同学林肯·木肯塔尼改编的。木肯塔尼出生于特兰斯凯地区的一个著名家庭，他是又一个我所仰视的人。“仰视”也是字面意义上的事实，因为他在福特黑尔大学是唯一比我个子高的学生。木肯塔尼扮演他的同名人，而我扮演约翰·威尔克斯·布斯，即林肯的刺客。木肯塔尼对于林肯的塑造是庄严而正统的。他背诵了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讲中最精彩的一段，赢得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欢呼。我扮演的是一个小角色，尽管我是这个戏的寓意的载体，说明冒大险的人常常需要承担大的责任。
我成了学生基督教协会的成员，并负责礼拜天在附近的村子里讲《圣经》。和我共同负责此事的是一位理科学生。我是在足球场上认识他的，他来自特兰斯凯地区的旁多兰，名叫奥利佛·塔博。我从一开始就认为他的才能很高，是一位思路敏捷的雄辩家。他不愿意接受我们许多人自觉自愿接受的陈词滥调。奥利佛住在博达豪尔，这是一个英国教徒开办的旅馆，虽然我在福特黑尔大学与他接触不多，但是可以看出，他将来一定会有大出息。
有时，我们一伙礼拜天步行到艾丽斯城内的某个餐馆去吃饭。餐馆是白人开的，那些年月，一个黑人直接从前门进入餐馆是不可想象的，在里面吃饭的黑人就更少。然而，我们却倾尽所有，围着厨房吃了一圈，想吃什么就要什么。
我在福特黑尔大学不仅学习物理等科学知识，而且还学习交际舞。对着餐厅内的一台音调嘶哑的破留声机，我们花好几个小时练习狐步和华尔兹。我们每人都轮流跳男步和女步。
我们的偶像是维克多·西尔维斯特，他是交际舞世界冠军。我们的教练员是一位同学，名叫司马利·西万德拉，他后来成了交谊舞高手。
在一个邻近的村子里，有一个非洲人舞厅，名叫恩彩拉曼兹。它迎合了当地黑人社会的需求，但对在校学习的学生来说却是个禁地。但是，一天晚上，由于急于找女舞伴练习舞步，我穿上衣服溜出了宿舍，直奔那个舞厅而去。那是一个豪华的地方，我感觉很新奇。我看见对面有一位可爱的女士，于是就请她跳舞。一会儿，她就投入了我的怀抱。我们一起跳得很默契，我能想象我当时的舞姿是多么的神气。几分钟后，我询问起她的名姓。“鲍克韦太太。”
她温柔地说。我几乎要把她丢在现场快速离去。我朝对面望去，发现了劳斯伯瑞·鲍克韦先生。他是当时最受人尊敬的非洲领袖和学者之一。他当时正在那里和他的内弟、我的教授Z.
K.马修斯闲聊。我向鲍克韦太太表示歉意，然后在鲍克韦和马修斯教授的目光下腼腆地把她护送到一边。我真想钻入地下，我违反了许多条校规。但是，在福特黑尔大学负责纪律的马修斯教授从来没有批评过我。他认为，只要你努力学习，就是令人高兴的事，他就能容忍。
自从恩彩拉曼兹那个夜晚之后，我学习更加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