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的地方书写

本书对《史记》篇章连接标记系统进行了全面的描写，从篇章功能的角度，将《史记》篇章连接标记分为“篇章逻辑连接标记”和“篇章功能连接标记”两大类型，注重揭示不同类型的篇章连接标记在篇章信息组织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考察了《史记》篇章连接标记产生、发展的情况及规律。

本书以现代以来的白蛇传改写为研究对象，将其划分为四个时期，分别归结为启蒙、现实化、政治性与多元性四种特征元素，阐明改写的空间，具有首创性。运用互文性理论，将不同时期（从古至今）、不同地域（包括大陆、台港及海外）的白蛇传对照分析，具有宏观、整体研究的学术视野。作者在历史的尘埃中挖掘出大量改写白蛇传的作品，重点论及的作品近60部，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本书研究涉及话本、小说、话剧、戏曲、影视、舞剧等众多

认识屈子《楚辞》，有两个要点必须牢记：一是《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所谓“伯庸”乃是楚武王长子，封于夔子国，夔字的促音（入声）就是“屈”或“甲”。伯庸的长子屈瑕由此得姓氏，成为屈氏家族的始祖。二是屈子《楚辞》通过南北两条途径被完整保存下来，北方的途径是汉高祖九年，迁徙楚国的屈、景、昭三族和齐国田氏充实关中，屈子《楚辞》由屈氏家族作为传家之宝传入关中，为贾谊所及见。南方的途径，

本书在价值论观照下，重新审视了文学翻译及文学翻译批评的性质与特征，深入探讨了文学翻译批评的主体、客体、类型、目的、原则和标准以及评价体系与方法等相关问题，对如何全面系统地评判文学翻译的各类价值作了详细解析。

本书整体探讨新诗发展中的“戏剧化”论说及诗艺效应。在考察跨语际影响和耙梳史料的基础上，从类似“小说诗化”等文类融合层面观照新诗发展中几个集中阶段的“戏剧化”诗学话语和诗人文本策略，厘清新月诗派、九叶诗派和20世纪90年代诗歌“戏剧化”的内涵形态、异域影响和诗学机制等方面的纵向关联或异同，并在保留性地提出“戏剧化”非诗歌本体追求的前提下，层析出“戏剧化主体”“冲突性诗思”“戏剧化场景”三种“化戏剧”

裴多菲·山陀尔（1823—1849）是十九世纪匈牙利著名革命爱国诗人，享誉世界诗坛。本书以全新视角展示诗人短暂的革命人生和在诗歌创作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全书由三部分组成，通过理论分析、阐述和点评，以虚实结合的方式，再现了一位革命爱国主义诗人真实、高大的形象。在思想意义上，裴多菲及其诗歌创作集中体现出高度的民族民主革命精神：在艺术创作上，裴多菲以豪放、清新、明快、细腻的诗风著称，极富艺术感染力，对后

夏目漱石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被称为“国民大作家”。他对东西方的文化均有很高造诣，既是英文学者，又精擅俳句、汉诗和书法。写小说时他擅长运用对句、迭句、幽默的语言和新颖的形式。他对个人心理的描写精确细微，开启了后世私小说的风气之先。其文艺理论见于《草枕》、《文学论》等多部著作中。本书从多个方面、多个角度，集中研究夏目漱石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想。

本书从咏史意识、题材选择、社会风气、创作传统、写作技巧、文体互动等角度对中古咏史诗进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重点分析了中古咏史诗的两大主题——士人主题和女性主题，深入分析了这两大主题形成的时代背景，以及这两类主题在发展中不断拓展流变过程。同时，本书还注意到中古咏史题材的发展与其他题材存在着不同的互动关系，并着重讨论了述德、赠答、怀古、边塞、宫怨等题材和咏史之间的相互影响。

范晔有些才华，因卷入刘宋皇族内讧而被杀。其所处之南朝著史风气兴盛。受家学影响，其《后汉书》重儒术，崇王道，尊仁政，颂忠节，要“正一代之得失”。全书体例及人物，承自《东观汉记》及诸后汉史著。范晔吸收前人成就，化为己用，新设类传，人物类型的丰富性、人物形象的感染力直逼《史记》；采用“牵连法”，使合传更像一个整体；人物传记，虽头绪较繁，但前后关联，杂而不乱。叙述语言简中见密，简中见丽，序、论为其亲笔，倾